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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黄爱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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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黄爱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伙子们则塑造新的店主形象,并给其面具涂上新漆。妇女们做玩具娃娃,孩子们则绘制彩色的圣诞晚餐,主要是甜食——糕、饼、糖果条、水果——的图片,因为烤火鸡对小小的手指来说画着太难了。小家伙们把铃铛和松树涂成银色之后,帕特丽莎本人就要在图画顶上的环里穿线了。东方之星是归哈珀负责的。他每年都要检查和修正,确保星星的角都是尖尖的,而且要在深色幕布做成的天空中亮得恰到好处。帕特丽莎设想着老内森·杜波列斯会再次发表开场白。他是个和蔼亲切的人,可是讲话往往不得要领。教堂的节目要更正式些——布道,合唱和儿童唱诗,以及为那些没有结巴、没有哭泣、没有僵住地背诗的孩子发奖——但以耶稣诞生为主题的学校演出是全镇都要投入的,是早在教堂建成之前就有的保留节目。与近年来不同,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温暖而多风。天空如同歌舞女郎般色彩缤纷:从单调的灰白色晨光变成绚丽的晚霞。空气中有一股矿石气味,是从天地初创时爆发的火山和不停地经受风吹而迅速冷却的熔岩上飘荡而来的。风吹刷着冰冷的石头,然后又刻蚀着,最后将其粉碎成猎犬钟爱的石块。同样的风曾吹起沙伊安和阿拉巴霍部落印第安人的绺绺头发,也把束束长毛从美洲野牛的肩上拂开,告诉每头牛另一个同类就在近旁。帕特丽莎注意到那种矿石气味整整一天了,这时她给纸花分完类,装饰好,便抬头观看歌舞女郎般的天空反复变化。后来变化停止了,只有晚霞后丁香花形的淡紫色余晖。她父亲早就上床了,他在晚餐桌上大谈了一通他计划中的加油站,最后说累了。鹰牌石油公司鼓励了他——和大型石油公司谈话是没用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提供贷款表现出兴趣,条件是他要说服别人把地卖给他。这样问题就在于选址了。在安娜店铺的对面吗?地点很好,可是圣救世主教堂也许不这么想。那就再往北?挨着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那里会有很多顾客——人们不用再为了加油跑上九十英里或者在住处存上几箱汽油。道路呢?从鲁比铺的街道向南北两边延伸与县级公路相接的两条土路,这方面是可以做些文章。不过,争取当地居民同意申请修路时可能会有问题——老年人会大动干戈的。他们喜欢远离县级公路,只让迷路的人和有见识的人接近。“不过,好好想想吧,帕特丽莎,要好好想想。我能修汽车、发动机,出售轮胎、电池、风扇皮带,还可以卖苏打汽水。安娜不经营的东西。没理由惹她生气的。”帕特丽莎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的点子一向都不错。他当兽医的经历(是非法的——他没有执照——可又有谁知道或者愿意跑上一百英里路程去帮威斯顿·普尔猛拽卡在母马腹中的驹子呢?),他的屠宰生意(带给他一套屠宰的本领——剥皮、宰割、剔骨并冷藏),当然还有急救和殡葬活动。因为他曾想过当一名医生,而且学习过,他从事的多数行当都与在病者或死者身上开刀有关。开加油站的主意还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开刀无涉的提议(尽管他在谈到拆卸引擎时眼睛确实闪着光)。她本希望他是个医生,上过医学院。机遇在于她母亲要活到今天。也许不成。也许狄利亚去世时他会外出到麦哈里去而不是进殡葬学校。帕特爬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决定将晚上余下的时间用到她的历史项目上,或者确切地说,曾经是个历史项目,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初这项目是赠给鲁比居民的一份礼物——家谱汇集,十五个家族的家谱。像是倒置的树,树干伸向半空,树枝向四下蔓延。当这些家谱树完成之后,她开始给支系加上附录,注明谁与谁的关系种种,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属什么教派。她还从她学生们的自传作文中搜集一些更细微的线索。(“托马斯·布莱克霍斯之妻密西·瑞沃斯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她的姓名似乎暗示了……”)再无其他了。家长们抱怨孩子们像长舌妇似的,净跟人泄露些可以视为隐私甚至秘密的情况。后来,她的大部分笔记来自和人们的谈话,以及查看《圣经》和阅读教堂记事。当她要求看看信件和婚书时,事情就有点失控了。妇女们眯起眼睛,还笑着提出给她再加些咖啡。看不见的门纷纷关闭,谈话转到了天气上。但她并不想也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家谱还需要在细处作些订正——生死、婚嫁——但她对附录的兴趣随着笔记的进展而增强了,随之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客观评述。这个项目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懂。已经写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带句点的小写m,即婚配,成了一个玩笑,一个变幻,一次违法,让她沮丧得直咬拇指指甲。那些像她母亲一样有名无姓的女人是什么人呢?塞列斯特,奥利夫,索柔,伊芙琳,潘西。那些姓氏很普通的女人呢?布朗,史密斯,瑞沃斯,斯通,琼斯。一些妇女的身份依托于她们所嫁的男人——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多薇曾让她把摩根家的《圣经》拿去了几个星期,但她在翻阅了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二十分钟之后,便认定了需要进一步发展新支系,以精确记录这十五家鲁比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先祖来自黑文,再上溯则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本来是闲暇时间的自愿行为,变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对邻家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时,就会贯穿着一种极坏的感觉,就像花粉沾在皮肤上。在布道坛上、学校教室里和典礼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镇子故事的官方版,具有强烈的公共生命力。要添加脚注、指出漏洞和疑问,都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不懈的思考,往往与口头流传的历史彼此相左。帕特本想在文献中找到可能的证据来与故事相互印证,或者在证据不足之处加上她个人的诠释——她认为虽然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有洞察力,因为只有她才具备所需要的情感距离。只有她才能揣摩出,为什么从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中通过伊坦·布莱克霍斯的名字会拉出一条线,在摩根家书中隐藏在撒迦利亚名字旁边的浓墨点又是什么含义。她父亲跟她讲过一些事情,但又拒绝讲另一些事情。像凯特和安娜这样的女性朋友倒是畅所欲言,不过年长些的妇女,像多薇、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却讲得极少,隐藏得极多。“噢,我想他们兄弟之间有某种不合。”这是索恩在提到她叔祖的名字被勾掉时所说的全部内容。此外再无一言。共有九个完整的大家族经历了最初的行程,他们都是从俄克拉荷马的菲尔立被驱逐和抛弃,出走之后在黑文创建镇子的。他们的姓氏都有传奇色彩:布莱克霍斯、摩根、普尔、弗利特伍德、比彻姆、卡托、弗拉德和两家杜波列斯。连同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总共是七十九或八十一个人(取决于那两个偷得的孩子算不算在内)。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其他家庭的零散人员: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四个堂表兄弟姐妹;一串姑姑姨妈和姑奶奶姨姥姥,照看着她们死去的兄弟姐妹、侄甥女、侄子外甥的孩子。这些零散人员又共有五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在帕特学生们的作文中,在野餐、教堂正餐时的闲聊和往事回忆中,在妇女干杂活和准备做头发时的谈话中,浮现了出来。老奶奶坐在地板上让孙女搔着头皮的时候,喜欢出声地回忆往事。每逢这种时刻,一段段故事就会源源道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他们童年时代盘旋着的缺憾和他们成人后的阴影。奇闻轶事标出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的空间。趣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一枚戒指,一块怀表,他们睡觉时曾攥在手里——还有对穿戴的描述:原本属于哥哥的太大的鞋子,姨奶奶的围巾,妹妹的缎檐女帽。他们谈论那些孤儿,有男有女,年龄在十二到十六岁之间。孩子们看到了这支跋涉的队伍,就要求参加进来。有两个蹒跚行走的孩子,他们干脆收养了,因为孩子被发现时的那种状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又多了八个人,所以总共大约有一百五十八个人走完那段路程。他们走到菲尔立的郊外时,商妥由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列克特及其两个兄弟普莱阿和谢波德宣布他们的到来,而其他人则和撒迦利亚一起等着,因为当时老爷爷已经瘸得不让人扶着就不能在生人面前挺直站着,而生人的尊重是他的要求,生人的怜悯会让他瘫垮。他的一只脚被射穿了——是谁和为什么开的枪,没人知晓或承认,因为故事的要点似乎是当子弹射到他的脚时,他既没叫出声也没有瘸着走开。正是那脚伤,迫使他留在后面,而由他的朋友和三个儿子替他去搭话。不过,事后证明,那倒是个福分,因为他没有目睹真正的回绝,也没听到和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不相像的人们口口相传的不可信的言辞。后来,人就不再是九家,而是更多了。他们成了由遭遇过的种种艰难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伙步行者。他们对白人的恐惧虽然强烈,却是抽象的。他们牢记下对那些百般侮辱他们的人的清晰仇恨,那种侮辱难以形诸言语:先是驱逐他们,然后又在驱逐的过程中只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差的食物。人们想知道的有关黑文或鲁比居民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于许许多多遭到冷落的事例的细节中。然而,那些细节中的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帕特走到窗前,抬起了窗子。她母亲的墓就在院子边上。风刮得飕飕的,似是要从黑暗的天穹上吹下亮晶晶的星星。百合花丛在屋宅旁窸窣作响。矿石的残味被空气中晚饭的气味盖住了。帕特关上窗户,回到桌边,为她的记录准备另一个条目。四月份结婚的阿涅特和K.D.期待着第二年三月能够有个小孩。或者是娄恩·杜波列斯这么说的,她是应该知道的。娄恩是偷来的婴儿之一。当年费尔里·杜波列斯发现她像块石头似的安静地坐在一间茅屋门外。这个穿得脏兮兮的默不作声的孩子坐着的景象,本可以作为他们沿途所见的又一个孤独的画面而保留,只是那地方的与世隔绝令人难忘。费尔里当年十五岁,有些死心眼。她和密西·瑞沃斯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屋里是死去的母亲,看不见一块面包。密西叹息了一声就吐了口唾沫。费尔里说了句“遭天谴的。原谅我,主”,并把婴儿抱了起来。当她们告诉别人见到的情景时,七个男人便去取铁锨了: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及其两个儿子托马斯和彼得、列克特·摩根、阿奇尔·弗拉德、布鲁德·普尔和内森·杜波列斯的父亲贾弗纳尔。他们挖坟的时候,费尔里给那婴儿喂水泡的糕。普蕾斯·康普顿把她的衬裙扯开,裹起婴儿。福尔顿·贝斯特做了个结实的十字架。撒迦利亚由他的两个儿子谢波德和普莱阿一左一右搀扶着,让那只伤脚靠脚跟撑着,做了一次殡葬祷告。他女儿拉芙英、埃拉和塞拉妮为坟墓采集了一些粉色的欧蓍花。人们认真讨论了该如何安排那孩子——把她安置在哪里——因为男人们似乎坚决不肯在他们自己吃不饱的孩子中间再加上一个饿得要死的婴儿。费尔里与他们力争才把他们说服,而后又为起名字的事与比蒂·卡托争论起来,她再次获胜,命名婴儿为娄恩(原文为Lone,意为“孤独”。),因为他们发现她时她无依无靠。而娄恩至今依旧孑然一身,因为她从未结婚。当把她带大并教会她如何做接生婆的费尔里去世时,娄恩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她,给大家接生,只有眼下阿涅特坚持要到丹比的医院去临产。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娄恩(她仍然相信,正经女人都是在家中生产的,只有酒馆的女人才在医院生产),但她知道,弗利特伍德家的人依旧认定她对斯维蒂和杰夫的孩子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自从弗利特伍德家最后一个残疾婴儿出生以来,她已经为顺利分娩的母亲们接生了三十二个健康的婴儿。因此,除去阿涅特的预产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之外,她别的话一句也不说了。帕特翻阅着摩根家的资料,找到其支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内容:科菲·史密斯〔又名K.D.(如肯塔基·德比)〕娶阿涅特·弗利特伍德为妻她又一次猜想,鲁比·摩根嫁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呢?据说,是她哥哥们的一个战友。可是他是哪里人?他的名字“科菲”和撒迦利亚为竞选副州长而改名之前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他的姓又是随处可见再普通不过的了。他死在欧洲战场,所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连他妻子都对他了解不多。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儿子丝毫不像列兵史密斯。K.D.是布莱克霍斯和摩根血统的一个翻版。在K.D.和阿涅特的条目下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但帕特认为他们可能不需要更多的空白了。如果他们期待的孩子活了下来,肯定是个独生子。阿涅特的母亲只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父亲,他的孩子都有缺陷。何况,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他们不像——撒迦利亚·摩根(又名老爷爷,即科菲)娶明迪·弗拉德(注:安娜·弗拉德的姑奶奶)为妻他们生了十四个孩子,九个长大成人。帕特的手指划过他们的姓名:普莱阿·摩根、列克特·摩根、谢波德·摩根、埃拉·摩根、拉芙英·摩根、塞拉妮·摩根、伽瓦纳·摩根、奎恩·摩根和斯考特·摩根。沿着用Skip黑色墨水画出的页边向上看去,她早期的一条注释写道:“经过七次生育,他们终于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有掌管一切意义的响亮名字,我敢说他们叫她奎恩妮。”(奎恩一名原文为Queen,有“女王”之意。奎恩妮由奎恩转变而来。)从撒迦利亚的名字下引出并用箭头指出的另一条评论一直延续到那页纸的背面:“他给自己重新起了名。科菲是他的乳名——大概是柯菲的误写。而由于路易斯安那没有一家姓摩根的人或姓摩根的黑文人曾经为白人工作过,他为自己选择的姓大概和他的名字一样,源自他喜欢的某种东西或某处地方。撒迦利亚一名源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吗?或者是有过幻象的撒迦利亚?就是那个看到过写满一卷书的诅咒和坐在篮子里的女人的人,那个看到过约书亚的脏衣变成华服的人,那个看到过不听话的后果的人?对不发慈悲或不懂同情的人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到所有的民族中,而让乐土无人居住。这一切都极其符合撒迦利亚·摩根:诅咒,被塞进篮子盖上铅盖、藏到房子里的妇女,尤其是分散。分散可能使他备感恐惧。一群人、一个部族或者几个家庭形成的联合体的四分五裂,或者在科菲的实例中,早在居于邦克山之前就相互依存或近为邻居的几家人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分裂。他不难想象他熟悉的人们一旦分裂、被抛到异国他乡的不同地方,彼此如同陌客的可怕后果。他一定是深怕认不出标志着这家人特征的下巴轮廓,那家人特有的眼神或步态。他唯恐在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中看不出自己的影子,唯恐不知道他的祖辈葬于何地或者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联系。这就是科菲为自己选了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原因。如果他曾听过某个了不起的教士讲过约书亚加冕的故事,这就是对他最具吸引力之处。他不会给自己起当了国王的约书亚的名字,但在上帝和天使们对那个见证者讲了一些合乎常理的事情之后,科菲明白了一些道理。”当帕特询问斯图亚特他祖父从哪儿得到的姓氏,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觉得本来该是摩伊涅,不是摩根。或者是莱莫恩什么的,不过,“一些乡亲叫他黑科菲。我们叫他老爷爷,管我爹叫老爹”,说到这儿算完了。有点像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爷爷也不是爹爹,不管加不加什么老字。因为摩根家族衰微了。撒迦利亚(老爷爷)的一个儿子,列克特,和他妻子贝克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四个成活了:埃尔德、双胞胎迪肯和斯图亚特,还有K.D.的母亲鲁比。埃尔德身后留给他妻子苏珊娜(史密斯)·摩根六个孩子——全都搬出黑文到北方的州去了。撒迦利亚不会满意这种做法的。搬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分裂”。他的想法没错。十分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家族的人丁就不再兴旺了,尽管生育补助金成倍地增长。钱越多,孩子反倒越少;孩子越少,能分配到的钱就越多。假设你以此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一级黄爱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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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也在这时出现,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一户农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儿,姓岳。第一章天命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尽管变化,中国人却总在说,不管外界如何,我们都能坚守自我。自我是什么?他们至少具体化出三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听着真提气,也很全面,只是似乎忘了说最重要的,坚持这三点之后,还能怎样活?或者说,还能不能活!这个问题在和平年代里提出来,比如公元2010年的今天,似乎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说,就是这点事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溃,一个民族的沦丧,有人相信吗?貌似危言耸听,那么开始回忆,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开始。正月十二日那天,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新皇帝赵佶登基。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各方面都太优秀了。首先,他有个好妈妈,赵佶的生母陈氏,开封人,史册记载她聪颖端庄,艳若桃李,以御侍身份生下了赵佶。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她出身很低,不会被高滔滔、向氏等贵族出身的后宫主宰猜忌。另一方面,和哲宗皇帝的生母朱太妃也会自然地亲近。朱太妃也是开封人,同样出身很低,阶级、同乡的双重关系让她们走得很近,连带着各自的儿子也处得亲密。哲宗在没有亲政,被高滔滔压制时,就经常约赵佶到寝宫里玩。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赵佶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十二三岁的哲宗款待弟弟,只能拿出一些寻常果饼,装在陶制的器皿里,一点都看不出皇帝的身份。两个小兄弟躲在帷幕后默默地吃着,很幸福,很辛酸……陈氏的好不止这些。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有着异常刚烈的一面。宋神宗年纪轻轻病死,死时只有三十七岁,陈氏当时更加年轻,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却突然间凋谢了。陈氏搬进神宗陵殿的侧殿,终日里默默出神一动不动,很快形销骨立,容颜惨淡。宫里送来饭菜、汤药,陈氏挥手让人拿走,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没多久,陈氏就死了。她是真心地爱着神宗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封建年代里,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她的死,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一方面给儿子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爱屋及乌,对陈氏的敬,加重了整个后宫对赵佶的爱。就连高滔滔、向氏这样出身豪门士族,习惯了天家父子无亲情的人也对赵佶很照顾,更不用说朱太妃、宋哲宗母子俩了。赵佶在一片爱护中长大,哲宗即位后封为宁郡王,四年后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加封为端王,再两年后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爵位之重,晋升之快,在诸位皇弟中首屈一指。他自己也很争气,宋朝发展到这时,已是八世祖了,他的皇兄皇弟们早已经是标准的太子党,每天里声色犬马烟柳雾花。他不同,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但同样的玩,他却玩出了品味。赵佶喜欢的是笔砚、丹青、琴瑟、图史、射御。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其他几乎无所不精,这让开封城的士大夫集团的眼前一亮再亮不停地亮,空前发现,十一皇子是完美的化身!想想看,赵佶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里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致来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赵佶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这些还不是全部,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动春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流辉溢彩的焦点。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何况他还特别友善。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这二位是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做宣传;皇宫内部朱太妃、向太后两派系对他共同喜爱,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何况,这人在暗地里还另有一张面孔。这张面孔藏得很深,除了对宋史有兴趣,细心钻研过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赵佶只是个含着金匙出生的顶级花花公子,突然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劳什子皇帝。那些不了解他另一副面孔的人通常还会叹息一声,以他的才能,要是能终生醉心于书画之间,中国就会又多出一位了不起的丹青名家啊。让他当皇帝,真是既害苦了宋朝,也害苦了他本人。这是假的!赵佶确实有书画的才能,但他更有一颗膨胀的权力之心。首先,他的艺术细胞的构成就有问题。艺术,是心灵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欲望,才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淡泊,在无尽天地之中只选取空山灵谷幽兰雾凇入画,越是淡雅越是入味;有的人雄烈,画奔马雄狮猛虎苍鹰,遒劲威凌肆意纵横,越是粗豪越是神骏。体现在赵佶,是极致的细腻,入微的贵气。有这两点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自命清高,尤其当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在赵佶的端王府里,出过两件怪事。某一天,两只白鹤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且鸣且舞。自古鹤鸣于堂,是千年难得的祥瑞,尤其是发生在京都重地里。一时间,全城轰动,很多知名的大臣都蜂拥而来。当然,为的不是看什么鹤,而是来拍端王的马屁。您祥瑞,您发财,您升官!当时,全王府的人都飘飘欲仙,只有管家杨震吓得满身冷汗。发财、升官……都是亲王了,再升是什么,难道是皇帝?!他立即站出来往外赶人,一边赶一边说:“这是鹳不是鹤,是鹳不是鹤!”仙鹤和人好不容易都赶走了,没过几天,怪事又出现了。在赵佶的卧室外边,突然间长出了一丛灵芝。这下子简直是加倍的祥瑞。鹤是从天而降的,有可能是飞累了下来歇一会儿,属于流动祥瑞。可是灵芝草从地里钻出来,准确无比地在赵佶窗外安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专属于赵佶的祥瑞,顶级祥瑞。一时间,全府的人都跑到赵佶面前贺喜讨赏,同时喜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城各地,大有超过上次的趋势。关键时刻,一只手伸了过来,瞬间将喜讯停播。管家杨震,他把灵芝草像狗尾巴草一样拔了下来,扔到一边,说这是食用菌,根本不是灵芝!人群沮丧地散开,杨震松了口气,可是转过头来,发现赵佶的目光有点凝固,像是若有所思。自命不凡的人,怎么禁得住接二连三的灵异事件。这两件事之后,赵佶某天突然写了张纸条,悄悄叫来了一个心腹家丁,对他说:“这上面是我的生辰八字,你拿到大相国寺去,每一个卦摊都算一次,看看什么结果。”家丁去了,一个个摊位依次算去,钱花了不少,什么也没算出来,都是些常见的神棍型套话。直到最后,在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破衣烂衫,快饿死的算命先生。这位先生看了一眼纸条,再看一眼家丁,突然间显得很郁闷,把纸条扔了回来,说:“老兄,我混得很惨了,你怎么还拿我开涮呢?”家丁不解,问他啥意思。先生冷笑,“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根本不是你的!”该家丁大惊失色,跑回王府,报告给赵佶。赵佶深思了很久,要家丁第二天再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算命先生,看他有什么话。第二天,算命先生说:“回去告诉亲王殿下,您是天子命格,日后要善待百姓。”很套话是吗?很平常很虚构是吗?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在历史上有名有姓有地位。他的话应验之后,赵佶让他平步青云,官居节度使,成了一位达官显贵。他叫陈彦。一连串的心理暗示之后,赵佶开始了主动出击。他是聪明的,一方面继续和哲宗、朱太妃一系搞好关系,一方面刻意地讨好向太后的身边人,以亲王的身份向一个个太监宫女示好,这是多么巨大的诚意。很快,向太后就被一片片的歌功颂德声包围,所有人都说赵佶的好话。想想她一个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正在失意落败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献孝顺,能不被顺利撂倒吗?之后,才有了向太后为他争皇位的事情,要不然,九五神器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落到赵佶的头上。在那一天里,赵佶的人奔忙在王府和皇宫之间,把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报告给他。向太后提名后,章惇反对,赵佶的反应非常强烈,他时而仰天长啸,时而伏案沉思,得与失之间,天子与藩王之间,天差地远!他要这皇位,他要掌握天地万民生死的至高权柄。第二章宋朝的兰花终于当上了皇帝,赵佶变得更冷静。他不仅要爬上这个位置,更要在这位置上坐得舒服。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显示,他真是太聪明太理智了。第一步,尊敬领导。身为皇帝,他的父亲、哥哥两代人都和后宫刀兵相见,水火不相容。折腾的结果,抛开国家受损,两位皇帝本身也七上八下,活得难受死得憋屈。轮到赵佶了,他能怎么办呢?他选择感恩,以十九岁完全成年的年龄,请向太后垂帘听政。怎样,当年高滔滔弄得鸡飞狗跳、“以母改子”才搞到的权力,他拱手让了出去。第二步,重组内阁。一朝天子一朝臣,赵佶得有自己的班底。可是时代太敏感了,他选择新党还是旧党呢?选新党,让坐在帘子后面的向太后怎么想,她是新党的死对头;选旧党,旧党是哲宗的阶下囚,刚刚接替了皇兄的位置,就想破坏传统?两边都不讨好,但一定要两边都讨到好,这个结得怎么解开呢?赵佶有办法。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个人事任免,是把韩忠彦从大名府调进京,升为吏部尚书;调真定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对立。韩忠彦是已故旧党领袖韩琦的儿子,李、黄两人是哲宗朝新党的风云人物,同时提拔起来,露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从此,新旧两党平衡,在赵佶的领导下不再敌对。这只是第一层潜台词,如果没有下文的话,是非常粗陋的和稀泥手法,在顶级官场搞这个,太俗,也根本没法取悦向太后。可是第二层表现出来时,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没多久,韩忠彦的位置直线上升,成了新一届首相,李、黄两人原地踏步,离宰执位置遥不可及,成了庞大的中层干部集团里的一员。这说明了什么,赵佶从最开始时就选择了向太后,以她的喜好为标准,决定权力层分配。同时,此举还让人挑不出他背叛皇兄的短。第三步,让全体旧党人叫好,赵佶把哲宗后期贬出朝廷的旧党新生派力量都召了回来。龚央、陈瓘、邹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等从各处贬地赶到京城,全成了言官。这些名字很陌生,之前一来没空提他们,二来也是没法提他们。虽然在宋史里,这些人非常有地位,被旧党人捧得比天还高。比如陈瓘,就是在章惇入朝当首相的途中,上船讲课的那位隐居大名士。后来他不隐居了,重进官场,隐而优则仕,一步跨进了开封城,变成了太学博士,这个官可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宋朝的皇家大学教授。可这么个职位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无非是出出题,监监考什么的,和国家大事不挨边嘛,让我写他什么!再比如邹浩,他是神宗朝的进士,开始时的工作是扬州颖昌府教授,相当于地方教育办成员。哲宗时调进京城当上了言官,第一时间就弹劾章惇,是个铁杆的旧党斗士。可惜没用,哲宗时的扒皮章权势举世无敌,这就遗憾了,邹浩没能成为期盼中的英雄。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废孟皇后事件。孟氏被废之后,邹浩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他不顾一切地上书,要哲宗收回命令,重立孟氏,杀掉一切站在孟氏对立面的敌人。如果不这么做,哲宗会遗臭万年,宋朝将国将不国,人民将内心失衡……这都哪儿跟哪儿,一个娘家是平民的女人啥时候重要到这地步了?哲宗一怒之下,把邹浩踢出京城到南方反省去了。这就更了不得了,邹浩离京时简直成了悲情英烈的万世楷模,成了世界上唯一有良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当天的场面,被定格成旧党人心中的图腾,经久不息地传唱。对此,实在是想让人问一句——至于吗?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会当他们是盘菜。没错,现在赵佶起用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紧跟着第四条命令发布,全体言官、全体官员、全体国民注意了,无论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弹劾谁都行。说得对有奖,说错了没事,朕决不食言。看着很老套是吧,无非是下旨求言,前几代宋朝皇帝哪个都做过。可是这一次不同,前面的都只是形象工程,这一次赵佶把它变成了一把刀,塞进了陈瓘、邹浩等人的手里,让他们尽情地去砍。砍倒赵佶的敌人,砍到向太后微笑满意为止。陈瓘、邹浩他们兴奋得浑身发抖,这竟然是真的?整个哲宗朝里旧党被那两个人折腾得七零八落,现在可以报仇了?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贬到了海南。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这就是。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一下,让好评达到高潮。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六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熬到哲宗死,为了立赵佶,她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博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这要早做打算才行。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向氏。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一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皇后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她的精神和身体连续绷紧了六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日后,面对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帖、彻底愉快的。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至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四十年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

                        需要的是用浇水管强大的水流冲走所有粪便,然后由一队管道工人修好供水装置,接着就是水,大量的水,把一切应当从下水道流走的东西冲进下水道里,再然后就是眼睛,请给我们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只能拉着我们走的手,一个能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这不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的,不是那个谈论世界各地名人画作的人说的,而是医生的妻子用别的词说的,夜已经深了,她躺在丈夫身边,用一条毯子蒙住两个人的头,一定要想法改变这可怕的状况,我无法忍受下去了,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你变成奴隶,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必须听所有人使唤,什么都干,他们会让你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给他们擦鼻涕擦眼泪,你正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喊你,你动作慢了他们还会骂你;你,你怎能让我继续看着这些惨状,眼前永远是这些惨状,而又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呢;你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做了什么呢,我整天最关心的是不被别人发现我看得见;有些人会因为你能看见而恨你,不要以为失明症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也没有使我们变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你只要看看分配食物时出现的情况就能明白;正因为如此,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主动为这里所有人分食物,分得平均,这样就不会有人抗议,不会再有那些让我发疯的争吵,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失明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情况不同;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人,是盲人,普普通通的盲人,既不能高谈阔论又不能怜悯他人的盲人,盲人们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我相信,但不需要,我已经失明了;请原谅,亲爱的,要是你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都在张望人们的眼睛深处,那也许是人体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可是如果连眼睛也失去了;明天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得见;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明天就告诉他们,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没有终于也进入那个世界。她没有失明。早晨她照样很早就醒了,眼睛和从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宿舍里的盲人们还在睡觉。她想了想应当怎样告诉他们,是不是把他们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这桩新鲜事,也许最好悄悄地做,不事张扬,例如,仿佛对此事不大在意似的说,你们想想,有谁想得到在这么多失明的人当中我一直看得见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许这样更合适,佯装确实曾经失明,现在突然恢复了视力,这种方法甚至能给他们一线希望;既然她又看得见了,他们会交头接耳地说,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再看得见;不过,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他们对她说,既然这样,您出去吧,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回答说,我不能走,不能离开我丈夫,由于军队不准任何失明者离开隔离检疫地点,他们除了让我留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几个失明者在床上动了动,像每天早晨一样,释放出整整一夜在肠胃里积累的气体,不过屋里的空气并不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作呕,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不仅从厕所飘来的阵阵臭气让人恶心,而且还有二百多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既不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洗澡,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也算不上稀罕事。而且既然许多淋浴喷头已经堵塞或已从管道上松动,既然下水道溢出的脏水流出了浴室,浸泡着地板,渗入外边石板路的缝隙,那么,被人们丢在一边的肥皂漂白剂和洗涤剂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想自找麻烦,这不是疯了吗,医生的妻子产生了怀疑,可以肯定,即使他们不要求我伺候他们,我自己也忍不住去洗,去擦,那么,我的力气能支撑多长时间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到了把语言化为行动的时候,原来那么坚定的勇气开始消退,面对刺激鼻孔和眼睛的恶劣现实她开始崩溃。我是个胆小鬼,她气急败坏地嘟囔着,这样还不如失明呢,免得整天幻想当什么传教士。三个盲人起了床,其中一个是药店伙计,他们要到天井站好,准备取他们宿舍应得的食物。既然他们看不见,就不能说亲眼看着分,这个盒里多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恰恰相反,看到他们数错了不得不从头开始数,让人顿时觉得可怜,有的人生性多疑,想知道别人拿走的准确数目,这往往导致争吵,偶尔还推推搡搡,甚至打瞎眼女人的耳光,仿佛不得不这样。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准备接他们那份食物,他们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当方便的分配方式,先把食物放到宿舍最里边,就是医生和医生的妻子还有戴墨镜的姑娘和喊妈妈的小男孩的床所在的地方,然后人们分组去取,每次两个人,从离门最近的床开始,右边一号和左边一号,右边二号和左边二号,这样按次序陆续去取,既不会惹起争吵又不会互相磕绊,当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等待换来的是安宁。最里边的,也就是那些离食物最近,伸手就能摸到的人,最后才能吃上,当然斜眼小男孩例外,他总是在戴墨镜的姑娘拿到她那份食物以前就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于是戴墨镜的姑娘那一份当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小男孩的胃里,天天如此。今天盲人们全都把头转向宿舍门那边,等着伙伴们回来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上去犹豫不定,却清晰可辨,但人们突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更像是有人轻轻跑过来,既然这些人看不见,怎么能有这等壮举呢。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口,人们顾不上问别的事,你们怎么这样跑着回来了呢,外边出了什么事;三个人同时想进来报告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不让我们拿食物,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接着说,他们不让拿;谁不让,是士兵们吗,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不,是盲人们;什么盲人,我们这里都是盲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药店伙计说,但是我想是那些一起来的人,就是最后来的那批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怎能不让你们取食物呢,医生问,以前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他们说老规矩不算数了,从今天开始,谁想吃饭必须付钱。宿舍里发出一片抗议声,不能这样;抢我们的食物;一伙强盗;可耻,盲人欺侮盲人,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遇见这种事;向中士控告他们。有个人更坚决,建议大家一起去要回属于他们的食物。不容易,药店伙计说,他们人很多,我觉得是一大群,最可怕的是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武器,怎么会呢;至少他们拿着棍子,我这只胳膊挨了一下子,现在还疼呢,三个人当中的另一个说;我们去试试和平解决问题,医生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和那帮人谈谈,这里边大概有什么误会;好吧,医生先生,我和你一起去,药店伙计说,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否说服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一趟,不能这样就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医生的妻子说。这一小伙人走出了宿舍,那个说胳膊疼的人不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留下来向其他人讲述刚才的冒险经历,食物离这里只有两步远,有一道人墙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他说。几个人紧紧相随,像个小分队,在其他宿舍的盲人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马上就明白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外交谈判,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天井中间,一伙盲人把食物团团围住,手中的棍棒和床上的铁条像刺刀或者长矛一样指向外面,正与四周焦急万分的盲人们对垒,那些人试图以笨拙的动作竭力潜入防卫圈之内,有些指望在人墙上找到一处对方不小心留下的缺口,举起的胳膊挨了打,另一些往里边爬,碰到敌人的腿上,不是背上被扎就是遭脚踢。人们常说瞎打,此时正是这样的场面。其中不乏有人愤怒地抗议,疯狂地吼叫,我们要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求吃饭的权利;一群恶棍;这算怎么回事呀,明目张胆地抢劫;这不可能,一个人说,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由于心不在焉,叫警察来,警察;也许他们中间有警察,人们知道,失明症不分行业和职业,不过,失明的警察是无法执行任务的,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两个警察,他们都死了,掩埋他们还费了不少力气呢。一位失明的女人竟然荒唐地指望当局来恢复精神病院失去的安宁,主持正义,她尽其所能朝正门那边走去,向空中大声喊叫,来帮帮我们吧,他们想抢我们的食物。士兵们假装没有听见,中士从前来巡视的一位上尉那里得到的命令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如果他们自相残杀,那更好不过了,留在这里的人会更少。失明的女人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一样扯着嗓子喊叫,几乎也疯了,纯粹是急疯的。她终于发现这样呼唤毫无用处,就停住嘴,抽泣着转身往里边走,不料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脑袋冷不防挨了一棍,倒在地上。医生的妻子想跑过去把她扶起来,但场面混乱不堪,根本迈不开步子。来要食物的盲人们已经开始仓皇撤退,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你踩了我,我绊了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接着又摔倒,有的筋疲力尽,甚至不再挣扎,干脆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疼得蜷缩着身子,脸贴着石板地面。医生的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她看见盲人匪徒中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举到空中。子弹打在屋顶上,一大块灰泥掉下来,砸在毫无防备的人们的头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拿枪的盲人大声喊,都给我老实点,不许说话,如果有人胆敢大声说话,我就立刻朝他开枪,想倒霉就尽管来,以后不要埋怨。盲人们都一动不动。拿手枪的人接着说,照我说的办,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物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我们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问;我已经说过,不要任何人说话,拿手枪的人把武器在眼前晃了晃,吼道;总得有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该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取食物,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还是一个一个地去;这个女人在耍花招,那伙人当中的一个说,干脆给她一枪,少一张吃饭的嘴,要是我看得见,子弹早打进她的肚子里去了。然后拿枪的人又对大家说,立刻回到你们的宿舍里去,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我们把食物拿到里边去以后再告诉你们怎样做;那么,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又说,一杯牛奶咖啡加一包饼干要多少钱;这鬼女人想挨揍了吧,那个声音又说;让我来管她,另外那个人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每个宿舍任命两个负责人,负责收钱,收一切值钱的东西,不论什么,凡是值钱的都要收,钱,首饰,戒指,手镯,耳环,手表,你们有的都要收来,然后送到左边第三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如果你们想听朋友的劝告我就告诉你们,欺骗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把一部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是个最坏不过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交来的东西不够,很简单,你们吃不上饭,那就去嚼你们的钱,啃你们的钻石吧。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一个盲人问,我们怎样付钱,是一次付清,还是每次根据吃多少现付呢;看来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拿手枪的盲人笑着说,先支付,后吃饭,至于其他的,根据吃多少付,这要求非常复杂的会计手续,最好把一切全都送来,我们看它值多少食物,但是,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要企图藏任何东西,因为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不让你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们要记住,你们交出一切以后,我们要检查一次,看看在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哪怕是一枚硬币,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快走。他举起胳膊,又开了一枪。又掉下一块灰泥。你,拿手枪的人说,我忘不了你的声音;我也忘不了你这张脸,医生的妻子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瞎眼女人话里的荒唐之处,她说不会忘记本应看不见的那张脸。盲人们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去找各自宿舍的门,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宿舍里的人已经开始向难友们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我们也可以武装起来,药店伙计说;不错,从树上折几根棍子,如果我们的胳膊够得着的高度还有一些树枝的话,还有,从床上卸下几根铁棍,虽然我们没有力气,举不动,而他们至少有一支枪;我不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给那些盲婊子养的,一个人说;我也不交,另一个附和;这件事,要么我们全都给,要么谁也不给,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医生的妻子说,另外,这里面的规矩必定会和外面强行让我们遵守的规矩一样,谁不愿意交就不要交,这是他的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吃饭,绝不能靠别人吃;我们都交吧,把一切都交出去,医生说;要是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交呢,药店伙计问;这样的话,好,他就吃别人给的吧,有人说得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了一会儿,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那么,我们指定谁当负责人呢;我选医生先生,戴墨镜的姑娘说。无须举行表决,全宿舍的人都同意了。必须有两个人,医生提醒说,还有人愿意当吗,他问;要是没有人报名,我来当,第一个失明者说;很好,那我们就开始收集吧,需要一个口袋,提包,小箱子,任何这类可以用的东西都行;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医生的妻子说,之后马上就开始腾手提包,里边装着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小物件,当时把它们装进手提包的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会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瓶子盒子和软管当中有一把长长的剪刀,刀尖很锋利。她不记得曾经把它放进包里,不过它确实在。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来。盲人们正在等着,丈夫走到第一个失明的人床边,正和他谈话,戴墨镜的姑娘对斜眼小男孩说食物很快就会来,她已经把地上一块带血迹的纱布推到床头柜后面,仿佛还有些许无用的羞涩,想让床头柜挡住人们失明的眼睛的目光。医生的妻子望着那把剪刀,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望着它,这样,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望着,她想不出任何理由,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望着摊开的手掌托着的这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两片镀镍刀片都闪闪发光,刀尖很锋利。你把提包腾出来了吗,丈夫从那边问;已经收拾好了,她回答说,一面把拿着空提包的胳膊伸出去,一面用另一只胳膊把剪刀藏到背后;出了什么事吗,医生问;没有,妻子回答说,当然,她也可以回答说,没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大概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来到这边,用犹豫的双手接过提包,接着说,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开始收了。医生的妻子摘下手表,又摘下丈夫的手表,取下耳环,还有镶红宝石的小戒指,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结婚戒指没费什么劲就摘下来了,我们的手指都变细了,她想,一件件放进手提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钱,一些面值不等的钞票,一些硬币,都拿出来了,她说;你有把握吗,医生问,再好好找一找;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些。戴墨镜的姑娘已经把她的财产收集在一起,大同小异,多了一副手镯,少了一只结婚戒指。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转过身去,戴墨镜的姑娘伏下身子对斜眼小男孩说,当我是你妈妈吧,我为我们交出这些东西,这时医生的妻子后退几步,退到最里面的墙边,和别的墙上一样,那里钉着一排大钉子,大概是当年的疯子们挂他们什么宝贝东西用的。她选了够得着的最高处的那个钉子,把剪刀挂在上面,然后回到床上坐下来。她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慢慢朝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时停下来收取两边每个人交来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嘟嘟嚷嚷地抗议,说遭到无耻的抢劫,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实话,另一些人则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一级黄爱这是条铁律,在女真开国的前十四年里,后金初立的前八年里,没有人能打破。公元1115年三月,北方战报传来,二十七万辽军崩溃,不仅丢失阵地,带着的耕牛等农具都被抢得一干二净,能逃回来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他们见识到了女真人的战斗力。面对二十七万大军,只有一万人的女真军根本没什么逗引埋伏之类的虚招子,就是冲上去,以右翼冲击辽军左翼,左翼被击退;中军助战,辽军整体被击退!一万人追着二十七万人打,这是什么样的场景。二十七万人还没跑掉,等到夜幕降临后,形成的局面居然是——辽兵被围……二十七万人被一万人围住了,并且整整一夜没能突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女真人发起攻击,他们趁乱才跑出来了一部分。跑出来的全是骑兵,具体数字不详,只是史书里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词语说,步兵全灭。那就是说,至少七万兵力死在了这一战里。在国家级的会战里,死这么多的人也许不算什么,很正常,但是二十七比一的人数比,仅仅一天一夜的战斗时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代表了什么呢?女真人无法扼制了,辽国错过了他们最脆弱的萌芽期,在出河店之役后,哪怕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新兴小国的正确办法,也变得无济于事。毕竟,战争上实力决定一切。可是怎样检验实力呢,仅仅凭借两场胜利,就想证明金军全面超越辽军,变成东亚最大吗?这个想法太超前,辽国人不承认,连女真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不然,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了。事情很好玩,二十七万人崩溃之后,耶律又给完颜写了封信,信里的态度比前面一封要差了些,这次没有许诺,连称呼都没有,直接要求阿骨打投降。完颜很郁闷,这是为什么呢,前几天那一架到底是不是我赢了呢?一怒之下,完颜回了封信,内容几乎和耶律的来信一样,改变的只是落款。也就是说,完颜也没提耶律的称呼,并且要求耶律投降。没得商量了,耶律决定玩个最大的。在这一年的八月份,他集结起了全国当时能抽调的全部精兵,共计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对外宣称七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女真。他的动作没有完颜快,辽军八月集结,由于过分庞大,一个多月之后才起程。这时完颜已经来到松花江畔,隔着滔滔江水凝望黄龙府了。这时女真军是发愁的,由于刚刚组建,并且是第一次进入辽境攻击,他们没有水军,甚至可以说,连能游泳的人都很少。这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大大地限制了女真人的扩张。这时,九月份的松花江就挡住了他们的脚步。怎么过去呢,只见全军发愁,阿骨打来到了江边。他派了一个人骑上一匹赭白马跃入了水中,然后他举起了马鞭,“看我马鞭所指方向前进!”这是一句近乎神迹一样的话,宽阔的松花江面上,他随手指向前方,要他的勇士向那个方向前进。是的,女真人的确勇悍,宁可淹死也不拒绝命令。但问题是,一万双目光的注视下,那匹赭白马越走越远,直抵江心,江水居然一直只淹没到它的腹部!女真兵团沿着这条神迹一样的水道踏上了对岸,更惊人的事发生在最后一名骑兵上岸后。有人再去重走那条水道,却发现江水漫无边际,水深已经不可测量……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不说它本身有多神奇,光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让阿骨打受用无穷。每一个女真战士都坚信,完颜阿骨打是神授的,他的一切都超乎凡尘之上,从出河店的大风,到这时江水变浅,他简直随身带着神仙。黄龙府被一股狂热激情征服,女真战士攻下它时既短暂又快乐,之后休整了好多天,耶律延禧才带着倾国之兵杀到附近。七十万辽军,这个数字重新唤起了女真人刚刚忘记的恐惧,完颜阿骨打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他长叹一声,知道要打赢这一仗,甚至想开战的话,又得用上些别的招数了。他召集全军集合,自己带着把刀走上了高台。面对台下的两万人,对,是两万,打下黄龙府之后,他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看着台下的两万人,抽出了刀,之后掉转刀锋,划向了自己的脸。鲜血流下时,阿骨打仰天痛哭。这一幕出现后,在场的每一个女真人都相信,完颜阿骨打是真的在伤心,在痛苦,达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了。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叫“嫠面”。只有当遇到大忧、大丧、大不如意,沮丧到极点时,才会这样做。痛哭中的阿骨打对台下说:“当初带你们起兵,是因为契丹人太残忍了,女真人活不下去。现在辽国皇帝亲征,兵力达到了七十万,怎么办?除非人人死战,否则不能打败他们。为你们着想,不如杀我一族,去投降辽人,那样还能活命。”这一刻,天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恐慌了、害怕了,反正纵观历史长河,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少个艰难无比的任务都是这样完成的,近的比如三国时刘备怎样摔儿子得到赵云的忠心,远的比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立。赌城的那位建设提议者只是个中等水平的小人物,向当地大佬说起时,很自然地被鄙视了。这时,他把手伸进了怀里。所有人都警觉,他要拔枪!而他也真拔出来了,下一瞬间却是把枪递给了大佬,“……要不你杀了我吧。”大佬不要,他硬塞。双方在推枪的过程里,同意了在沙漠中挖出这座赌徒的圣地。这类事太多了,问题不是这种事的性质怎样,而是完颜阿骨打怎么会运用。他只是个域外的野人,生存在只认刀枪鲜血的蛮荒种族里,居然敢在两万人的舞台上演这种戏!他成功了,台下的人都跪下来向他发誓,和辽国人死战到底,绝不投降。OK,全军开拔。两万女真人和七十万辽国人在达驼门、达斡邻泺一带相遇。面对空前强敌,女真人不一样了,他们没再像从前那样骑马抡刀去砍人,这回不主攻了,大家蹲下来挖沟垒墙,先想好怎样防守。哪怕在《金史》里,都承认这时的女真人相当的憋屈胆怯,两万人抱成一团躲在深沟高垒里边忍着,想着怎样多挺一段时间,消耗一下辽军的锐气。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些散兵游勇,游弋在主阵地之外,试探对方的粮道,或者捉几条舌头。一个空前巨大的惊喜,就在这时击中了全部女真人。捉回来了一个辽国的运粮官,从他的嘴里,女真人得到了一个消息。这时别说绝大部分才钻出深山处于没脑子阶段的女真人,连完颜阿骨打本人都不敢相信了。据这个舌头说,辽国发生内乱了,副都统章奴带着大批人马临阵脱逃,火速杀回辽国都城玩叛乱了。这消息是可能的吗?阿骨打的脑子急速运转,好事坏事想了个遍。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说可能,章奴看准了耶律延禧起倾国之兵来打仗,京城空虚,带兵回去就成功。而两万女真人足以把耶律延禧拴在前线,有之前二十七万人马一天一夜崩溃的败绩,他绝不敢临战抽兵平乱。算来算去,阿骨打不敢乱动,毕竟兵危战凶,万一是陷阱,他这两万人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坑……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又一个消息传来。耶律延禧亲自带兵回京城平叛,已经走了两天了。完颜阿骨打再不迟疑,他命令进攻,直接攻击辽军的中军,皇帝本来应该在的地方。——耶律延禧在,就擒贼擒王;不在,中军没有主事人,最强点已经是最弱点。接下来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前一战的翻版。金军右翼攻击,辽军退却,金军左翼进攻,辽军全体溃败,连之前的一日一夜都没能坚持,七十万或者四十五万大军不说有人能稳住阵脚,连稍微抵挡一下金军,延缓追击都做不到。辽国人一路败退,在长达一百多里的路上,丢下了无数的尸体、车辇、兵械、印符、牛马、宝物,本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注定了被全歼的,只是有一个聪明的辽国人站了出来,他叫萧特末。此人突发奇想,点燃了一大片战备物资,用大火隔断了不依不饶的追兵。这一战让辽国人欲哭无泪,连同章奴都郁闷得要死。谁能料到耶律延禧会这么搞呢,放着面前的死敌不管,居然带兵杀回来平叛……我们是民族内部斗争好吧,为什么要便宜外族人呢?!这不奇怪,如果不颠三倒四、丢西瓜捡芝麻,他还是耶律延禧吗?辽国还会到这一步吗?这一战过后,辽国的军力甚至是财力都跌下了深渊,不要说再集结兵力进攻,连守卫庞大帝国的各处疆域的正常兵力都捉襟见肘。北疆门户大开,金军随心所欲,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有半点阻碍。下面是一系列的数字,在了解它们之前,先回顾一下辽国的五大重镇。它们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西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这是辽国的五大直辖市,相当于宋朝的四京,在帝国中占有重要意义。好,数字开始。公元1116年,金军攻破辽东京道诸州。这相当于国土的五分之一没了。对此耶律延禧没有反应,一来是战力空虚,想反应也没辙;二来,他打累了。上次御驾亲征,就算没和女真人死磕,至少也火速回京平叛一次。这也是劳动好吧。于是,他到辽阔的国土的另一端,找野生动物们开运动会去了。继续打猎。公元1117年,金军攻占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这又是一个五分之一被威胁了,对此,耶律延禧终于有动作了。他把从东京,也就是辽西府那边逃过来的难民召集起来,选拔壮丁,组成了一支两万八千人的队伍。在他想来,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心里一定充满了怨恨,冤有头债有主,都是金军惹的祸,就让他们两方面去拼命吧。这支军队被命名为“怨军”,首领是渤海人郭药师。怨军立即开赴前线,紧跟着被金军击败,上京区域内的显、乾、懿、豪、徽、成、川、惠等七州全部丢失。截止到这里,辽国的五分之二领土注定要沦陷了。绝望笼罩着辽国人,连同这个时代最大的败家子二世祖耶律延禧先生都萌生出了困兽的感觉——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就在这时,从金国传来了一个让人昏迷的消息。完颜阿骨打派人送来封信,说他想来想去,还是对辽国有特殊的感情,而且打生打死也没法磨灭。所以,请给我个辽国的官职吧。……倒塌。全辽国的人都变得心情复杂。这意味着什么呢,阿骨打是个好同志,他回心转意终于决定不造反了,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上战场,大家又会过上从前的好日子了呢?美妙的幻想里,耶律延禧派出了使者,和女真人谈起了官衔的问题,其他的辽国军民也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不再整天想着拼命。一股消失了百年之久,刚刚有望凝聚的斗志就此减弱消亡了。这就是女真人,每每读史读到这一页时,都让我心灵震撼,事实证明,这个民族绝不是仅仅有着勇猛强悍之类的性格,他们是精明的,甚至是狡诈的。在这种虚幻的和平假象里,耶律延禧又到森林里打猎去了,就连辽国里最精英的一群人也认为这种局面很好,因为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辽国可以用来恢复元气。但掉链子的是,转过年来的公元1118年,辽国全境发生大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还恢复什么元气啊,和金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就发生在这一年,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这场大饥荒。公元1118年是属于宋朝的,四月初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联合女真人图谋辽国,在辽人的背后插了一把刀。前面说过,童贯在公元1111年出使辽国,在卢沟桥遇到了马植;四年之后,到公元1115年时,马植才与宋朝高层接触,讲出辽国必亡,可以联合女真的话;要再过三年,宋朝才派出了使者,渡海与金国接触。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了,足以说明宋朝的谨慎。说到底,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是聪明绝顶的,如上举国伐谋之事,怎么会草率呢?像一般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仿佛马植在卢沟桥给童贯灌了一碗迷汤,童贯就当真了;马植到开封城给赵佶再灌一碗,宋朝就和辽国开战了,哪有那么简单。宋朝足足观察了近七年,而且还在一个偶然事件里得到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作出了决定,派出使者。第十三章海上之盟第一手资料来源于一场海上风暴。准确地说,是一场渤海湾里产生的风暴,把一群辽国去高丽国做生意的商人吹到了宋朝的边境海岸线上。这些人有两百多个,领头的是辽籍汉人高药师、曹孝才、郎荣和尚,他们到了宋境之后在登州附近上岸,对当地的官员交代身份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辽国在这三年节节败退,丧师失土,已经失去了自保之力。这条消息是爆炸性的,举世无敌、东亚最大的辽国惨到这步了?宋朝人集体怀疑自己的耳朵,震惊之后,地方官把这批人上缴东京,由皇帝去决断。赵佶召开御前会议,问这事怎么办。在这件事上,朝臣们迅速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蔡京、童贯,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拿辽国开刀,以战功赚取更多的利益,是他们的长久方针,绝不会动摇。他们公开的理由是,联金破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是历代宋主的宿愿,是汉人种族安全系数的保证。打这一仗,看眼前很凶险,为以后是长治久安。只要打赢了,不管是面对辽或者金,还是别的什么异族,汉人都重新拥有了长城防线。另一方面的人成分很复杂,有游离在蔡、童集团之外(早就没有明确敌对者了)的朝臣,有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有外国皇帝,还有宋朝的平民百姓。这位百姓很牛,名叫安尧臣。他是个地道的草民,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能穿透蔡京、童贯、梁师成把持了十几年,层层设卡的官府黑幕,把自己写的文字让赵佶看到了。这封奏疏长达数千字,安尧臣把赵佶登基以来的各种失误数了个遍,把蔡京、童贯他们的问题一一列举,最后重点分析了燕云问题。他的看法是,这是蔡京等人的政治手段,不是为国而是私欲,会把国家带到火坑里。对此,蔡京很愤怒,赵佶却不在意,还给了安尧臣一个官职。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是现枢密院长官邓洵武。前面提过,他是邓绾的儿子,是力保蔡京上位、把蔡京从外地救回京城的有功之臣。他反对的不是联金抗辽的正确性,而是操作的可能性。他分析,国朝初年,以宋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将才,百战百胜,却在燕云城下惨败,现在会有把握吗?外国皇帝是高丽国王,他是当时东亚最标准的受气包,对于身边每一个新老势力的交替更新都有最权威的解读,谁有多硬谁多软,谁有多凶谁危险,他都门儿清。原因是,无论是谁兴起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欺负他。他托正给他看病的宋朝医生给赵佶带了个话,说金国人比辽国人凶太多了,兄弟已经预感到这是最凶狠的一伙人,千万别招惹。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忽略不计,千篇一律的重视盟约,重复起来头疼。综合两种看法,赵佶开始了回忆。他静静地思考自己登基之后的经历,复河湟征西夏,公元1115年还在南方平叛。那次叛乱在整个北宋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狄青搞定侬智高,名为“卜漏之战”。宋朝调三万西北军南下,扫平两州、八县共三十余座城池,拓地千里。回忆种种,心想事成,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现在祖宗盼望了百年之久的天赐良机出现,辽国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再不趁火打劫还等什么?宋朝派出了第一拨使者,由登州地方官王师中派七名军官,带着高药师等人坐上船,沿着宋朝建国初年,女真人向赵匡胤献马的海路,向金国境内前进。他们的公开理由是去买马。这些人渡过渤海上岸后,发现了很多的女真人巡逻兵。他们的反应是,马上坐船回国。这群野人太可怕了,根本没法接触。回国之后,他们报告说上岸就被金国巡逻兵抓住了,遭到了非人待遇,对方根本就不想结盟,所以只好回来。……赵佶或许是个空前奢侈的公子哥,或许是个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或许是个不知所谓的领导者,但是他非常聪明,聪明到自始至终牢牢地把帝国抓在自己的手里,从没有谁敢骗他、能骗他,连蔡京都做不到。蔡京都被罢免了三次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同上书,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同上。?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同上。?《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论语·述而》。?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同上书,第68页。?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李成栋的部队很快就充当了清军进攻扬州的先锋,并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嘉定大屠杀,镇压了那里的勤王武装。据说刘良佐有10万或者更多的部队,在1645年占领整个江南过程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正是他们在以后摧毁了江阴城。刘良佐后为汉镶黄旗成员,由于他的贡献而加入贵族行列;后来他与谭泰一道为满人去征服中国南部,并因而荣任御林军官。这些高官显职以及他在1661年担任江南巡抚证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他的巨大信任,以及对他在征服战争中的汗马功劳的赞赏。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4—5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8页。在得知童氏在世的消息后,刘良佐派妻子去接她。这位妇人告诉刘太太,她今年36岁;她19年前做了宫女,生了一个叫金哥的男孩,现住在一个叫宁家庄的地方。刘夫人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并劝她丈夫相信童氏不是一个骗子。从这以后,童氏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在她所经过的城市中,官员们皆以皇室礼遇之。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在他继承父王王位之前,他曾娶了一个姓黄的女子,她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其次妃李氏,据说死在洛阳。童氏说,她妈妈曾卖过一些女人用的小物件给前福王即弘光皇帝父亲的宫女。她妈妈曾带她进宫,因而与福王年轻的嗣子发生了关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她自己没有抚养过这个儿子,但是她希望维护继黄妃和李妃之后做他合法妻子的权利。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7—168页;刘约瑟:《史可法》,第106页。?弘光称她为“妖妇”。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同上;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妃子。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11页。不过有些材料说,她最后又说她的丈夫是周王世子。她误以为就要登基的是周世子。斯特鲁弗:《南明》,第24—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1、710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又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4—225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一些传闻说,她是绝食而死的。她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2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4页。?见《明史》,第3069页。一些人因为被怀疑与童氏有关,在史可法军营中被抓了起来;但是对她的严刑审讯并没有导致太多的冤狱。?来自贵州的越其杰在因为贪污而被流放之前,曾是同知。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97页;又见《明史》,第3069页。?孔希贵、高第、王之纲都是那时投降多铎的河南地方军官的最著名事例。孔希贵曾被派往归德与金高的起义军作战。高第作了清的将军,曾受命镇压河南大顺军余部。曾在史可法手下效力的王之纲,当清军南进时正守卫着开封。他慑于敌威逃至江宁,又投降了多铎,负责平定徐州。参见《贰臣传》第六卷,第10—11、12—13页;第十卷,第25—26页。这个时期投降的河南官僚名单,见《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70页。至于陈潜夫,当南京陷落时逃走了,并跑到了绍兴投奔了鲁王,任太仆寺少卿和监军。他招募了300名战士,进入清军后方。1646年他和他的小部队被包围消灭了。他自杀而亡,时年37岁。《明史》,第311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应为85页——译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15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根据一种传闻,为了其安全,吴三桂曾把太子安排在高梦箕的父亲高起潜家。高起潜知道,南明朝廷会加害太子,准备谋杀他。他的儿子高梦箕为此很害怕,把皇子带到苏杭地区。但是,太子还是被一些人认了出来,高梦箕因而觉得最好还是把太子在世的情况上奏,以保全自己生命。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另一种说法是,高梦箕的仆人木虎在阴历腊月(1644年12月29日至1645年1月27日)从北向南的路上认出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到了高梦箕家。高梦箕曾把他悄悄送到杭州的侄子那里,但他的侄子管不住太子的傲慢、胡闹与皇族派头,高梦箕很吃惊,于是把他带到长江岸边的金华的一个隐身处。但那里的外人又很快就知道了太子的住处,因而众人喧哗不断。高梦箕除了上报年轻太子的下落外已别无选择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当他听到这个自称皇太子的人的消息时,弘光深为感动。他谈到前皇帝为社稷而死时,哽咽不止。后来他说,如果这个太子能对所有南明官僚证明他是真的,那么就迎其入宫,并把他当作弘光自己的太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刘约瑟:《史可法传》,第123页。这个故事是由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后来告诉他的看守者、禁卫军官杨时甫的。不过根据其他传闻,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告诉他的审讯者,他曾被李自成在离京后带到潼关。兵乱之中,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让明太子从他手里溜掉了;随后太子被发现并被带到了吴三桂的兵营。吴三桂收留了他一段时间,但很快他担心收容明皇太子一事如被多铎发现便会引起误解。于是太子被送到一个佛寺去了,想必他又是从那里南去杭州。陆圻:《纤言》,第34—35页。徐鼒的《小腆纪传》认为,吴三桂曾要求多铎是否把太子送回北京,多铎不同意,而是命令吴三桂向西追击李自成。因此吴三桂把慈烺交给一个太监照顾,但是太子却设法跑了出去,躲入一个寺庙。见刘约瑟:《史可法》,第131页。?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4页。?同上书,第155页。是阮大铖建议马士英这样做的。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5页;顾芩:《金陵野钞》,第44—46页。太子的师傅刘正宗和李景濂问他曾在宫中何处读书,结果他误把端敬殿当成了文华殿。又问他是先阅读还是先听讲,他误答为先阅读。接下来又问他阅读后抄写哪篇文章,他说是《孝经》,而没有答《诗经》。又让他试着写些东西,他只写了10个大字,但没有写其他小楷。最后,他记不起来阅读和讲授后他们有多少次在一起搞清疑难,也记不起来上过多少门功课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3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0—11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4—129页。?这个布告见《东华录》,但是日期几乎早了两个月:顺治元年12月15日(1645年1月12日)。引自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3页。?孟森认为,这可能是满族方面的一点差错,那个证据实际上来自崇祯的另一个妃子任氏。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5页。?据张岱说,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虏,北京失陷时他跑掉了。后来他又被大顺军抓住,但是他的真正身份没有被认出来。他被迫为他们的战马打草,做了两个月的阶下囚,后来趁卫兵警惕放松,逃到了周奎家。张岱:《石匮藏书》,第45—46页。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他身着紫衣跟随马后。当左懋第初次北使时,他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6页。?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辗转来到南京的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太子,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们在这个特殊事件面前遇到了难题。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满人在故意制造假象。刘约瑟认为,清朝的最大担心是老百姓仍然相信大明光复的可能。他们知道太子已经逃往了南方,除了那些真的相信这种光复可能的人,还有更多人抱有这种希望。因此,满人故意制造了一起假案,提到了公主的眼泪,但接下来又说这个人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这样就可使自己从老百姓对他们杀戮储君的谴责中解脱出来,而同时又足以使人相信,那个冒充者其实就是太子,而他现在已经死在了北京。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在一封与他侄子的来往信件中,高梦箕提到已把太子送到了福建。于是弘光皇帝怀疑存在着一个想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另一个皇权的阴谋;并且因为高梦箕是史可法的一个代理人(为他的军工厂采买硝石),史可法似乎也与之有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9页。?同样,据左懋第的情报,一个皇室成员告诉他,太子有一些胎记,而且小腿上有一个黑痣。但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这些足以表明身份的标记。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21页。?他声称的叔父高阳王昺,是在1567—1572年期间在位的穆宗的女婿。?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435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2—133页。?魏斐德:《清人征服江南时期中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12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页。正史的编辑者并不承认他的可信性,见《明史》,第4112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5页。关于南方太子为什么是假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5页。我接受孟森的权威观点,他认为北方的冒充者是真正的明太子,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0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7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0页,引自克劳福德:《阮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
                        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

                        (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一级黄爱

                        指引(借着催眠),或许我能运用我的权威抵消部分错误信念。我曾经对好几个分身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看样子他们必须亲耳听到才算数。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在今天的治疗结束前跟西娅说几句话。“卡尔,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所以请你好好听我说。”我的声音平稳、坚定,不带一丝训斥,充满关怀与热诚,但我绝不容许反驳、狡辩。“举行仪式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无法伤害我,也不能再伤害你了。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他们都去世了。”卡尔看起来相当震惊,态度稍微软化。“我必须尽可能了解你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再防着我,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不会有人因此受伤的。你明白吗?”我直视他的双眼。我心里明白,10岁的他还不够坚强,无法直接反抗我。卡尔点点头,半信半疑。“假如你还有疑问,可以跟霍尔顿说,但是你和我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跟你聊天很愉快。现在可以请你先离开,让我跟西娅说话吗?”“好。”我能感觉到卡尔已经开始服从我了。对我来说,控制他和他的暴力念头是很重要的。我坚强、父亲般的举止能让他更有安全感,更像个10岁小男孩。僵硬、不轻易妥协的卡尔突然变成瘦小、温柔的女孩儿。“我做错事了吗?”西娅抬头望着我,立刻又移开视线。“克莱尔要我找你来,看看你好不好。”现在我的语气温和慈祥,像妈妈一样。“我跟宝宝在一起。”“卡伦博吗?”“对。如果我回到里头去,都会把宝宝带在身边。”“这样很好。”我开始烦恼该如何融合那名婴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诞生的吗?”“我6岁,上一年级。我必须做好所有的事,因为卡伦生病了。我必须代替她上学。卡伦躲在里面快要一年了。老师很喜欢我,但其他小朋友常常取笑我;他们叫我‘科学怪人’”——我看着她,一脸“为什么呢”的表情——“因为我额头上有疤。”“你出生时就有了吗?”“卡伦死掉时出现的——嗯,她只死了几分钟啦,然后他们又把她救回来了。在儿童纪念医院。卡伦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出来接受检验和治疗。我出生的时候,连卡伦在内我们一共有5个人:凯瑟琳、霍尔顿、卡伦博、我。我们有肿瘤,动……动脉瘤(她结结巴巴吐出这个词),然后是我去开刀,做放射治疗和吃药。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我的诞生,卡伦才活下来。”“我明白了。谢谢你。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西娅。”我请她回去,要求卡伦回到她的安全小窝;我要她记得催眠时的每一件事,再带她回到办公室。卡伦离开了。我想,今天的经历让我们俩都有些震惊,心烦意乱。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8章桑迪与迈尔斯“卡伦没办法睡觉,”安说。现在是晚上11点,安来电时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我几乎每晚都会接到卡伦打来的电话,但这次比平常稍晚。“一个人睡了,就换另一个人起来活动;卡伦快要受不了了,她撑不下去了!”我也是,我心想。“谢谢你,安,我会想办法帮她。还有别的事吗?”我真的好累。“你等一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了,换成喉音比较重、充满挑衅的声音。“你会跟他们说,对不对?”“卡尔?”“对。假如你告诉他们,我们会被杀掉。”“卡尔,今年是哪一年?”“1965。”“卡尔,现在是1996年9月。大家都死了,我上哪儿去告诉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别人。”“1996年?你确定吗?”“去看看报纸,或者问问霍尔顿,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以前就跟卡尔说过了,但我怀疑卡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接受。我请卡尔回去休息。“好吧,”他说。既然他们能应需求自动现身,我干脆以催眠治疗的方式与卡伦对话,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顾虑,是否有人想跟我说话。另一个声音出现。“我又跟凯瑟琳和安在一起了。”“哈罗!迈尔斯,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好不好啊?”“不怎么好。桑迪一直制造问题。凯瑟琳说下一个应该让桑迪跟卡伦融合。”“我知道了,如果这对你们有帮助的话,”我说。我很惊讶他们竟然为桑迪做了决定,但我决定照他们的意见进行。现在是11点40分,我不睡不行了。我请迈尔斯回去,请卡伦出来,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都好好睡觉。当我唤醒她,她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在跟我通电话。我请她去休息,试着睡一会儿。※※※※隔天晚上,卡伦再度于深夜打电话来。11点30分。“卡伦想进城去看《奥普拉》,”卡尔的声音,“但我阻止她了。万一我们被盯上怎么办?他们会杀我们灭口。”“这些人再也伤害不了你了。”我试着以最具说服力的口吻告诉他,“你跟霍尔顿谈过了吗?”“谈过了,现在是1996年没错。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都骗我。”卡尔说得又快又急,“我听说桑迪要被融合了。会痛吗?”“不会痛,卡尔。你要不要来看桑迪融合的过程?你办得到吗?”“应该可以吧。”“好。到时候你就知道啰。”电话那一端暂时安静下来。然后是不一样的声音。“贝尔医生,我是安。”安的声音清晰,如丝般轻柔。“我担心,万一桑迪融合了,她好吃的习惯会跑到卡伦身上。”“桑迪的习惯确实会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说,“就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不过,融合以后,桑迪的习惯会被削弱、稀释,再也不会像她独立出现时那样完整表现了。”“噢,我懂了,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谢谢你。”入睡之际,这些对话仍在我脑中盘旋。时间已过了午夜。※※※※卡伦给我几张我以前没看过的相片。第一张是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灰褐色、单调死板的小型砖造建筑;她说她在这儿的地下室遭到虐待。接下来是她老家的照片,院子,还有通往她卧房的塑料折叠拉门(她不小心从拉门缝隙窥见双亲的性派对);最后几张是她父亲、母亲、祖父和叔叔的照片。我仔细端详这几张小小黑白快照,试图窥看这些人的灵魂。不行,我办不到。照片中,卡伦的母亲神情愉悦,打扮得漂漂亮亮,迫不及待想拍照;她父亲魁梧强壮,但眼神微微流露傲慢与自大。卡伦的祖父——我以前也看过他的相片——苍白,看不见一丝风趣幽默的秃头男人。卡伦的叔叔没看镜头。听卡伦说了那么多,我某种程度以为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在老相片中的模样会更……更邪恶、更丑陋;很难想象,这些变态又残忍的人,外表竟如此普通平凡。她母亲是照片中唯一还活着的人。我跟卡伦说,我很高兴她带这些相片给我看,让我更能想象,理解她与我分享的故事。今天是预定融合桑迪的日子。我知道其他人似乎也有紧急事件要处理,因此等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询问是否有人想出来说话。“贝尔医生,我是西娅。”“你有心事,西娅?”“我不想要桑迪消失!”“怎么了?哪儿不对劲吗?”“其他人都不照顾宝宝,这让我很难过。我不想要她走。”“我明白这会让你难过好一阵子,可是现在融合桑迪对大家都好。可能的话,你和宝宝很快也会融合,这样你就不会孤单,再也不会孤立无援了。”“好吧。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这样……只是……好吧……谢谢你。”“西娅,我保证会很快再跟你说说话。现在可以请你先回去吗?”卡伦没了表情。一会儿之后,她的眼神变得狡诈诡谲。“我听到其他人说话……”“卡尔?”“对……我了解更多事情了。今天我不会阻止桑迪融合,但是她病了;我觉得她很紧张。”“谢谢。你还想到哪些事?”“自从我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以后,”他说,“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我一直在寻找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街上,或者不管我们在哪里,但其实他们早就不在了。以前,我只会在殡仪馆、教堂地下室或卡伦被伤害时出现,我以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房间。”“你长大了好多,好惊人呀,卡尔,”我说。他吸收现实的速度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需要解答,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的表情再度变成一片空白。“昨天晚上我很不舒服,因为卡伦她妈在我家,”桑迪说。我认得她无助、绝望的态度,还有她瘫倒在椅子上的姿态。“你为什么不舒服?”“她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不知感激,说我不会做家务,逼我全部重做一遍。”“你一直独自承担这些痛苦,我很了解,不过,等你融入卡伦,你就再也不需要一个人承受了。”桑迪点点头,她怎么可能不同意?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我该告诉她什么?”桑迪不自在地扭动,很难为情。她试着稳住自己,开始叙述她的故事。“我在卡伦11或12岁时诞生,我出生是为了接替克莱尔的角色。我不喜欢争执,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必须倾听来自所有人——尤其是母亲、父亲和乔希——的苛责和辱骂,但是在别人面前,我会假装一切没事,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常感到沮丧,吃东西可以让我心情变好。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只要换我出来,我就一定得吃。请你告诉卡伦,我很抱歉……”桑迪没再说话,深深陷进椅子里,似乎暗示她已经说完了。“桑迪,可以麻烦你在卡伦房门外等一等吗?”她点头,消失了。我唤卡伦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她照办了。接下来,我请桑迪进来加入我们。“她好胖、好胖,”卡伦说。我转述桑迪方才告诉我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然后我请卡伦描述桑迪的状况。“她说,她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不方便,还有食物的事。她还说,她很抱歉她今天带我妈来我们家,但她希望我妈可以见桑迪最后一眼。”卡伦停下来,专注于与桑迪的内在交流活动。“桑迪准备好了,”她说,“她说,希望她的记忆能帮助我扭转劣势,克服困难。”“你们俩会并肩奋斗的,”我说。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我觉得我该说句话,继续进行下去。“你们准备好合二为一了吗?”“我正握着她的手,”卡伦说,接着她突然皱眉,有点畏缩。“她太快了!”卡伦说,“她比我还急!她想赶快结束!”她没再说话,涨红了脸,仿佛正在承受庞大的重量。“她进来了。”我等待片刻,让卡伦有时间经历一切必需的过程。我不想假装我完全了解——比方说,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将彼此的记忆区隔开来,但融合过程却如此突然且迅速;还有融合结束后,她为什么对声音和光线这么敏感?无论如何,我们的努力最后仍然有了成果。我想,既然每个人格都是瞬间诞生的,他们理应也能瞬间融合。“感觉怎么样?”我问。“很吵。”卡伦蜷缩起来,似乎不太舒服。“胀胀的,头更痛了,恶心想吐。”“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不懂她为什么每个人都帮,每件事都做。她的记忆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她颤抖地说,“我不喜欢她想看见我妈的感觉。不喜欢她想去墓园的感觉。”卡伦瘫在椅子上。“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好。她比我更不喜欢自己。”希望这次融合不会害卡伦过度沮丧,对她造成危险。她正在承受大量的羞辱和痛苦。“我的眼睛好痛!虽然我闭着眼睛,但还是觉得好亮!”“每次融合以后,你的感官都会暂时变得非常敏感。”我提醒她这只是暂时现象。“汽车的声音好吵!”该让她脱离催眠了。我想说几句比较正面的话,让她好过一点。“我想,这次融合对你们俩都有帮助。桑迪得到你的判断力,而你会得到她的热情和乐于助人的个性。”我告诉卡伦她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1996年9月16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桑迪融合1996年9月12日,桑迪融入我。你介绍她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很讨厌这个人。我还没准备好,她就急忙冲进来,甚至还能改变我的主意、我的想法。我们融合后,我变得很敏感、很哀伤。我讨厌她唯唯诺诺、不知道怎么应付别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她怎么可以纵容每一个人占她便宜?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好像瞬间多了一百磅体重。接下来那几天,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面对我妈、我丈夫、我的朋友汉娜和罗斯时,我再也无法转换身份了。我很生气。因为我不想应付他们。我觉得我好像受到某种处罚;汉娜一直打电话来说我变了——她认为这是坏事。汉娜永远都在占我便宜。罗斯常常偷我家的东西。我试着理解桑迪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然而一想到我做的事、我的反应,我完全看不到她的重要性。我想,等我接收到更多记忆与感受,情况一定会改观。但现在,我只觉得糟透了。我了解,对卡伦来说,与桑迪融合并不容易。桑迪的问题几乎无从补救,基本上就是大量的痛苦、羞辱和绝望。决定融合顺序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因此我想让卡伦和她的内在自己决定。他们应该会做出比我更明智的选择;况且,若主导权在他们手上,他们也会更主动、更愿意面对接下来的各种状况。数天后,卡伦复诊。她看起来疲倦又沮丧,弯腰驼背、垂头丧气的。她慢慢走向椅子,沉重地坐下来。“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到这儿来,”她说,“我的四肢严重不协调,开车很紧张。”她顿时红了眼眶。我等待。“桑迪以前一定常常说谎,好博取同情或讨人喜欢。她经常撒谎,文过饰非。她装病博取我妈同情,难怪我妈会用那种态度对她。”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再次等待。“有些食物我并不喜欢,但我还是吃下去。我必须停止吃,告诉自己‘我不喜欢’,我有办法不吃这些东西。”她摇摇头。“乔希一天到晚数落我。我不曾听过他这样骂我。我一定是在他开骂时立刻躲起来,换桑迪出来代替我。”过去卡伦很少提起这些,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没有人出来帮我,”她继续说道,“没有人在乎。”卡伦把头埋进手掌中,泪水缓缓流下脸庞。“与桑迪融合并不轻松,”我说,“因为她承受太多痛苦了。或许,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讨论讨论,找出对你最好,最能够帮助你的方法。”卡伦明白这是进行催眠治疗的暗示。她点头,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卡伦越来越没用了,”迈尔斯说得很不客气。“因为她受桑迪影响?”我问。我喜欢迈尔斯,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勇气。“我想是吧。她需要帮助。”“你想帮她吗?”他吃惊地望着我,眉宇之间展露着骄傲。他想了想。“我想,如果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卡伦,她应该会比较好吧。”于是我们开始讨论他融入卡伦之后可能造成的改变,还有他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分给卡伦,让她更有骨气,更坚毅。讨论结束后,迈尔斯回去了。“虽然看起来有点混乱,不过目前进行得还不错,”霍尔顿说。“我有点担心桑迪的自杀念头。现在我再也看不见桑迪了,那些完成融合的人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像影子吗?”“对,围绕在卡伦身边的影子。”他停顿一两秒。“我想,融合迈尔斯这个主意挺好的。这样我可以好好照顾其他孩子。”“好,我们下一次就来处理他。”※※※※时间是下午1点,卡伦跟我约的是2点。电话响了,卡伦打来的,声音很小,似乎在发抖。她说她人在天文馆,望着底下的湖水。她想跳下去。她遗失了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幸好我此刻没有别的病人。她说她很努力不要遗失时间,她怕自己会做出恐怖的举动。卡伦已明显失控,我必须赶快找个能帮助她控制自己的人。通过电话,我迅速进行催眠,要求跟霍尔顿说话——显然他并未监控卡伦的状况。我请他赶快接手,带卡伦前来就诊。他向我保证他会的。因为这个电话,卡伦终于得以准时赴约。待卡伦再次进入催眠状态,卡尔立刻跳出来。“我不会让你融合迈尔斯的!”卡尔咆哮,恐惧远多于愤怒。我抬起头,问他原因。“因为我、迈尔斯、爱丽丝——我们必须跟恶魔合作!恶魔在我体内是很强壮的!”我想我必须先治疗卡尔,才可能顺利融合迈尔斯。“你见过这个恶魔吗?”我问。“没有,可是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你如何得知恶魔的消息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实,要是有蔬菜,用水煮一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至于吃肉,同样也遇到问题,除了过去常吃的兔子和母鸡,逮到狗和猫也能下肚,不过,经验是生活的导师,此话不假,就连这些过去家养的动物现在也学会了提防人们的抚摸,成群结伙地觅食,成群结伙地防备被猎取;感谢上帝,它们还长着眼睛,所以现在更善于躲避,如果有必要还善于进攻。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都使人们得出结论,人类最好的食物是罐头,这不仅因为大都是熟食,打开之后立即就吃,而且由于携带方便,食用也方便。当然,无论是洋铁皮罐头,玻璃瓶罐头或者其他包装的罐头,上面都标明有效期,过了这个日期不宜食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危险,不过人们的智慧无穷,一句无可辩驳的谚语很快流传开来,它与另一句早已不用的谚语类似。老谚语说,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则说,眼不见,胃麻木,照样享受,因此,胃里才装进了那么多肮脏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在这伙人前头,她正在计算他们现有的食物,最多够吃一顿,还不把狗包括在内,但是,狗自有办法,它不是灵巧地掐住母鸡的脖子,咬断它的喉咙,结果了它的性命吗。如果她记得不错,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人曾闯进他们的家,家里贮藏着数量不少的罐头,就他们夫妇二人而言是足够了,但现在是七个人,即便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也支撑不了多久。明天,或者这几天之内,她必须再去一趟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是独自一个人去还是请丈夫陪她一起去,要么请第一个失明者一起去,他年轻,动作敏捷,选择的标准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而且行动迅速,还要考虑到撤退时的困难。街上,垃圾似乎比昨天增加了一倍,原来的人粪被大雨浇成了糊状,和他们一样在街上走动的男男女女刚刚拉的屎有的黏稠,有的清稀,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像浓浓的烟雾,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穿行。一个绿树环绕的广场中间有座塑像,一群狗正在贪婪地吞噬一个男人的尸体。此人大概死去时间不长,四肢还未僵硬,这从狗用牙齿撕扯骨头上的肉时尸体的四肢还在随之晃动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一只乌鸦在旁边蹦来跳去,寻找机会钻进去分享这美味佳肴。医生的妻子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阵恶心从五脏六腑涌上喉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难以忍住呕吐,仿佛自己尚活着的躯体也在被另一些饿狗摇晃撕扯,这群疯狂的饿狗,现在轮到我了,她难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在这里。丈夫问,你不舒服吗;绳圈里的其他人也一阵惊慌,往一起挤了挤;怎么回事;吃得不合适吗;莫非吃了坏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感到什么。他们情况还好,只能听见动物的骚动,忽然传来一阵乌鸦异样的呱呱声,原来是一条狗在混乱之中不经意咬到了乌鸦的翅膀,只是轻轻一咬,并非蓄意作恶。医生的妻子说,我实在忍不住,请原谅,是几条狗在吃另一条狗;它们在吃我们那条狗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怎么会呢,我们的狗还活着,它正在那些狗周围转圈,但没有靠近它们;吃了那只母鸡以后,它大概不会很饿,第一个失明者说;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医生问;已经好些了,我们走吧;那,我们的狗呢,斜眼小男孩又问道;那条狗不是我们的,只是一直跟着我们,也许它会留在这里,它本来就跟这些狗在一起嘛,现在又遇到它的老朋友们了;我想拉屎;在这里拉屎吗;我憋不住了,肚子疼,小男孩急不可耐地说。他就地方便了,也只能在这里方便,医生的妻子又呕吐了一次,但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他们穿过宽阔的广场,来到树荫下,医生的妻子朝后看了看。那里的狗又多了一些,已经开始争夺尸体上的残肉。舔泪水的狗正朝这边走来,鼻子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循着气味的踪迹,这是习惯使然,因为这一次只要抬头望一望就能看见它要找的那个女人。他们接着前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家已经被甩在后面,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大马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豪华的高楼。这里的汽车都昂贵宽敞舒适,所以才有许多盲人来这里,在汽车里睡觉,看来一辆巨大的老式汽车真的变成了常住的居所,可能因为回到一辆汽车里比回到一所房子里更加容易,住在车里的人大概像住在检疫所里的人找自己的床位一样,从街角开始摸索着数汽车,第二十七辆,右侧,好,我到家了。老式汽车停在一座银行大楼前面,是送银行董事长来参加每周例行的董事会全体会议的,这是宣布白色眼疾流行以来的第一次全会,汽车还没有来得及开进地下停车场,它本应在那里等到会议结束。董事长按习惯从正门走进大楼的时候,司机失明了,还大喊了一声,我们说的是司机大喊了一声,但是他,我们说的是董事长,他没有听见。不过,会议并没有像其名称那样成为全体会议,近几天来已经有几位董事先后失明。董事长也未能宣布会议开始,其议题之一正是讨论一旦董事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全部失明时应采取何种对策,董事长甚至没有能走进会议室,因为电梯本应把他送到十五楼,但升到九楼和十楼之间时断了电,电梯再也不动了。常言道祸不单行,就在此刻负责维修内部电力系统的电工们失明了,因此,早该更换的老式非自动发电机也没有启动,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电梯停在了九层和十层之间。董事长亲眼看着送他上楼的电梯工失明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本人也丧失了视力。由于没有恢复供电,由于这一天银行职员中失明者人数倍增,最可能的是他们俩死在了电梯里边,尸骨到现在还在那里,无须说,由于封闭在一个钢铁坟墓之中,有幸未遭饿狗吞噬。既然没有证人,即使有他们也显然不曾被叫到这些小汽车跟前来为我们讲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会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若是如此,就可以回答说,所有的故事都像《创世记》一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没有任何人目睹了一切,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曾经问过,银行里出了什么事呢,虽然她在其中一个银行有些存款,但对银行的事并不是很关心,之所以发问仅仅出于好奇,仅仅因为想到了银行,仅此而已,她也不指望人们回答,比如像这样的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倒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在沿着大马路前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据我在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得知,一开始便一片混乱,人们害怕失明以后一无所有,纷纷跑到银行取钱,认为应当早为未来打算,这无可厚非,如果某人知道不能再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在衣食无忧的时期因眼光长远而积攒下的钱财,假设人们确实都有此远虑,一点一滴节约,有了点积蓄,那么突然间都去取款的结果是一些大银行在二十四小时内倒闭,于是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人们镇静,呼吁公民表现出爱国精神,政府的声明最后庄严宣布,它将为当前面临的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但这番话未能缓解危机,这不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明,还由于仍看得见的人一心想挽救自己宝贵的金钱,其必然结果是所有银行,不论是已经破产还是尚未破产,全都关门停业,请求警方保护,但这也毫无用处,聚集在各家银行门前大喊大叫的人群当中也有些便衣警察,他们同样要求取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了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中几个甚至通知警察局说他们已经失明,退出现役,另外一些还身着制服的现役警察举起武器瞄准了发泄不满的群众,但突然间看不清准星,眼前一片白色,这些人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不仅失去了一切希望,还被指控与当局狼狈为奸,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所有银行都遭到已经失明或尚未失明但同样疯狂的人群袭击,人们不像平常那样走到柜台前,心平气和地递上支票,对银行职员说,我想把钱取出来,而是不顾一切地见钱就抢,当天的现金,放在抽屉里的钱,由于粗心没有关上的保险柜,老一辈祖母们装零钱的那种古老的小口袋,通通被洗劫,当时的情景实难想象,无论是带天井的豪华总行还是街区的小储蓄所,无一例外地目睹了这些确实让人胆战心惊的场面,不能忘记那些自动取款机上出现的小小插曲,机器被砸开之后,最后一张钞票也被抢走,有的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板上还莫名其妙地显示出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本银行,如果说这些机器背叛了其主人不够确切,至少应当说它们愚蠢透顶。总之,整个银行系统像纸牌搭成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坍塌了,这倒不是因为拥有金钱不再受到重视,有钱的人不肯放弃财富这一点就是证明,他们说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同样,在各银行地下室里住下的盲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他们在等待着里边的大保险柜那笨重的镀镍钢门奇迹般地敞开,因为与巨额的财富仅这一门之隔,他们盘踞在地下室,只有寻找食物和水或者满足肉体其他需要的时候才肯出去,并且很快返回,回来时使用口令和手作暗号,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入营垒,当然,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但这无关紧要,这种失明症患者眼中一切都是白色。戴黑眼罩的老人讲述银行和金融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时,他们慢慢穿过这座城市,偶尔停下来,让斜眼小男孩减轻一下肠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老人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语中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例如,在地下室生活的盲人们的故事他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既没有掌握通行的口令也不会用手指打暗号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来到医生和他妻子居住的街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与其他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一片狼藉,一群群盲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里,他们头一次遇到大老鼠,此前不曾遇到纯属偶然,大老鼠有两只,在街上游荡的猫也不敢与它们较量,因为它们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可以肯定比猫更凶狠。舔泪水的狗看看猫,又看看老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成为属于人类的动物了。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医生的妻子没有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忧伤,她本来会想,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时节多么幸福,而令她吃惊的是心头涌上一阵绝望,原来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她的街道,应当干净整洁,邻居们眼睛失明,但相互之间的理解还在。我太傻了,她大声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丈夫问;没有什么,是我在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力气已经耗尽,他们上楼梯时走得很慢,在每层平台上都停一停,他们的家在五楼,医生的妻子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尽力往上爬,舔泪水的狗时而跑到前头,时而回到后面,仿佛生来具有牧羊犬的天赋,得到命令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有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说话声,涌出阵阵让人作呕的气味,对这种气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两次遇到有盲人站在门槛上用空漠漠的眼睛向外张望,来的是谁呀,他们问;医生的妻子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是这栋楼里的人;我们原来住在这里,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邻居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出熟人的表情,但没有再问一声是医生先生的太太吧,也许回到屋里以后会说,五楼的人回来了。爬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还没有踏上平台,医生的妻子就大声说,门关着。看得出,有企图撞开门留下的痕迹,但门很结实,顶住了。医生把手伸进新外衣里边的口袋,掏出钥匙,但拿在手中,等待着什么,妻子轻轻扶着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孔。15家里的尘土利用主人不在的时候轻轻落下来,模糊了家具的表面,顺便说一句,这是它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些日子的唯一机会,没有掸子或者吸尘器骚扰,没有孩子们奔跑,在空气中搅起涡流。除此之外,家里还算干净,如果说有些不整齐之处,也是由于匆匆忙忙出门,在意料之中。尽管如此,那一天,等着卫生部和医院的人来叫他们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表现出了智者们的远见卓识,这些人在生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免死后给别人留下整理乱摊子的繁重负担,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床收拾好,把洗手间的东西放整齐,虽然算不上无可挑剔,但当时她双手颤抖,眼泪汪汪,如果人们还要求她做得更好,那就近乎残酷了。因此,这七个跋涉者好像来到了天堂,这种感觉极为强烈,我们称之为石破天惊,也不会对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构成亵渎,他们在门口停下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家庭气味惊呆了,其实不过是关门闭户的屋子里的气味,若是在往常,我们会跑过去把所有窗户全打开,说一声,通通风,但今天还是关得严严实实为好,不让腐臭钻进来。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们会把一切弄脏,她说得对,如果他们穿着那些沾满泥巴和粪便的鞋进去,顷刻间天堂就会变成第二个地狱,据权威人士说,在地狱里,罪恶的灵魂最难以忍受的不是烧得通红的钳子,滚烫的油锅和其他火烧油烫的工具,而是腐臭瘟疫等令人作呕的气味。自古以来,家庭主妇们习惯这样说,进来吧,进来吧,没关系,弄脏了擦干净就是了,但这位主妇和她的客人们一样,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只要弄脏便会更脏,所以请人们把鞋子脱在楼道里,当然,他们的脚也不太干净,不过与鞋子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戴墨镜的姑娘家的毛巾和床单起了一些作用,把大部分脏东西擦掉了。于是他们光着脚走进屋里,医生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所有的鞋全都塞到里面,打算洗一洗,她不知道怎样洗,什么时候洗,后来她把塑料袋拿到阳台上,外面的空气不会因此而更加污浊。天开始暗下来,乌云密布,但愿能下一场雨,她想。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转身看着伙伴们,他们正一声不响地站在客厅里,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找地方坐下,只有医生随手在家具上摸索,留下一些手印,这算是开始了第一次清扫,一些尘土已经沾在了他的指尖上。医生的妻子说,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待下去,衣服和鞋子一样脏;脱衣服,第一个失明者问,在这里脱,当面脱,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每个人单独领到家里的一个地方,医生的妻子以讥讽的口气说,那样就不会难为情了;我就在这里脱,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回答说,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我,即使不这样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看到过我比赤身裸体更难堪的样子,不过我丈夫太健忘了;我不明白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有什么意思,第一个失明者嘟嘟嚷嚷地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曾有我们的遭遇,就不会这样想了,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开始给斜眼小男孩脱衣服。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从腰部以上已经脱光,现在正解裤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扶着你,把裤子脱下来。这两个人蹦蹦跳跳,既可笑又可怜,简直让人想落泪。医生打了个趔趄,两个人一起摔倒了,幸好他们没有在意,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副模样,身上一块一块的各种污垢,阴部成了糊状,白色阴毛,黑色阴毛,让人顿生怜爱之心,一个是长者,另一个从事备受崇敬的职业,但两个人的尊严和体面都已丧失殆尽。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他们扶起来,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谁也没有再感到难为情。家里有蜡烛吗,她问自己,这时想起家里有两件照明用的古董,一个是带三个喷嘴的老式油灯,另一个是老式煤油灯,就是上面带玻璃灯罩的那种,今天用油灯,家里有橄榄油,灯芯可以临时做,明天到附近的杂货店去找找有没有煤油,找煤油比找食品罐头容易得多。更何况我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找,她想,此时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开玩笑。戴墨镜的姑娘正在脱衣服,动作很慢,使人觉得她一直在脱,但身上总是留着一件遮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此刻哪来的羞怯,但是,如果医生的妻子离得更近一

                      一级黄爱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乐羊的隐忍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西门豹治邺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

                      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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