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FHLOkaZ5b'><legend id='FHLOkaZ5b'></legend></em><th id='FHLOkaZ5b'></th> <font id='FHLOkaZ5b'></font>

				

			

    • 
      			
      			
      
      				
        
        						
          <optgroup id='FHLOkaZ5b'><blockquote id='FHLOkaZ5b'><code id='FHLOkaZ5b'></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FHLOkaZ5b'></span><span id='FHLOkaZ5b'></span> <code id='FHLOkaZ5b'></code>
            
            					
                
                  • 
                    					
                    • <kbd id='FHLOkaZ5b'><ol id='FHLOkaZ5b'></ol><button id='FHLOkaZ5b'></button><legend id='FHLOkaZ5b'></legend></kbd>
                      
                      			
                      			
                    • <sub id='FHLOkaZ5b'><dl id='FHLOkaZ5b'><u id='FHLOkaZ5b'></u></dl><strong id='FHLOkaZ5b'></strong></sub>

                      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57

                      字号

                      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月眼来窥视这个风水全局。”长舒一口气,我喃喃自语道。“亦凡,你在说什么?”听到我的自语声,晖儿在一旁转过身来,“风水全局?难道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简要浅显地将我与了然之间的对话转述了一遍,晖儿的眉头也不禁锁了起来:“照这么说来,城市之中应该还有更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既然月眼可以看到全局,那你可以找出方法来试一下。”“月眼之术,虽然我知道月眼的原理方法,但实行起来难如登天啊。”眼前闪动着书稿中的内容,那成片的文字纠集成了一个偌大的“难”字。月眼之术,即是于月圆之日的正时,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正五行位上,以面南背北的方向去观测北斗七星的排布,综合五处北斗星辰位绘出天罡五行图,依据五行图的指向找出地面的“月眼”,而后在“月眼”位置上建起一座三十丈的堪舆台观测五方,结合五方的角度不同分别风水格局,最终确定全局风水。“以农历计算,每月的十五、十六两天都是月圆之日。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天罡五行图,但要在‘月眼’上建起三十丈的堪舆台那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说明月眼之术的原理后,我郁郁地说道,“历史上只有汉代的东方朔和唐代的袁天罡做到过,可那是集结了汉唐盛世的力量才办到的。”“我找一下相关的天文资料,看看能不能结合天文数据用程序推算。”晖儿思考着答道,“如果天文数据的误差在万分之一的话,我就可以准确地查明‘月眼’的位置,提前思考堪舆台的替代方案。”看着晖儿全力地查询着数据,心中不由一阵暖意,虽然她没有明白,风水格局的变化玄妙不是单靠过往天文数据可以正确推测的,但那种理解和支持却是我此时最为需要的。走到阳台上,我点起一支烟,茫然地望着星点闪耀的夜空,试图从深邃的黑色中寻求那遥不可及的答案。一个橄榄型的发光体在天空中缓缓进入了眼帘,极目望去,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艇,艇身上赫然标注着“祥麟集团”。那是我执行下的创意,对祥麟集团的一个品牌深入。当然,也只有祥麟集团才有如此大的手笔可以吸纳执行,毕竟那飞艇的费用不是一般的贵。当飞艇自楼宇上空掠过时,我的脑中忽地闪现了一个念头。对,飞艇,罗志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飞艇只要不干扰正常空中航线,其余的我都可以解决。”罗志云颔首应道。“那就有劳罗总了。”借着罗志云之前的邀请,在祥麟集团本部和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末尾我提出了想在飞艇上观测的要求。“换作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的要求荒诞之极。”深吸一口烟,罗志云不无感叹地说道,“但那件事之后,我在能力范围内可以答应你任何的要求,哪怕听起来有多么的古怪离奇。”“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想象来理解的。”故弄玄虚中我的话语竟也带着几分感慨,“罗总可以理解,又肯伸手相帮,实在是感激不尽。”“呵呵,这不算什么。”罗志云大笑着挥了挥手,继而又低声说道,“自从那件事解决之后,我家里不但安宁平静,最近在生意上也是强势上扬。上周我被公司任命为集团总经理,我女儿也考进了重点大学,就连我那个无所事事的老婆居然也中了彩票大奖,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啊。”“命数运势自有天理,并不是我一个凡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罗志云似乎夸大了我的作用,他全家的运势其实只是得益于别墅的财星格局。“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罗志云会心地笑道,“那就按今天谈好的办吧。”……当日晚上,我便找来了林岳和S,聚在家中再次开起了小会。“什么?!还有个大个儿的没解决?!”在解释说明了全局情况之后,林岳大呼小叫地惊道,“我说老凡,这东西有完没完?折腾下去没个底,我可不是九条命的猫啊!”“就你命值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索性了结个干净。”S横着丹凤眼瞪向林岳,“留在最后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货色,不灭了它,大家一起完蛋。”“我可是十代单传,家里还靠指望……”这家伙总喜欢拿这个借口出来,真不知道这位高等教育下的现代医生是怎么个思想逻辑。“十代单传?你再啰唆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单个传不下去?!”S不耐烦地呲牙道。面对着“凶相毕露”的S,林岳只能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一脸委屈地坐在S的身边,有趣的是,他的双手竟已不自觉地放在了双腿之间。观星绘图方面由林岳、S和我负责,十五那天我和S一组,十六那天就由林岳和S一组,因为那时我必须留在飞艇上等待月眼的位置数据,而晖儿则负责接收五处观测点传回的数据,并排列组合出天罡五行图。我详细地向林岳和S解释了北斗星辰位的观测方法,并现场考证演示了一番,在确信两人完全理解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了起来。十五这天不巧是个阴天,我和S今天必须完成三个正五行位的星象观测。车子停下后,S跳出车外,拿出望远镜对着天空观察了一会,一脸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云,在地面上几乎无法辨识出天空中的星辰位置。“按星空分布图来看,北斗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天空的这个位置。”S指着笔记本的屏幕说道,“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今天还要观测三个点,这怎么来得及啊。”抬头望了望北天空的位置,云层并不十分厚密,但却足以阻挡住视线。难道就要功败垂成?一股夜风吹来,空中的云层似乎有些飘动,一抹月光透了下来,S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地呼呼喘着气。“你干嘛呢?”回头望见S正鼓着腮帮子大口的呼吸着,我不禁好奇倒。“鼓风,让风把云吹散掉,北斗星就出来了。”S眨眼道,“既然起风了,就意念想着风能吹走云,心诚则灵么,反正也没别的办法。”“鼓风?呵呵,你还真能想。”如果被林岳看到S此刻的样子,估计那小子会呆看上半天,平日豪爽英气的女孩也有着可爱动人的一面。不过,幸好我不是林岳,而且也没有呆掉,一片银光闪动,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螺旋桨。“王亦凡,你……你神了啊~~”S望着在我面前凭空聚成的螺旋桨,满脸的惊讶状。“呵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鼓风的活就由我来做吧。”话语间,螺旋桨飞入了半空,在意念的催动下飞速转动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流在空中骤然而起,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力量不足啊,能再加大力度吗?”S看着若隐若现的北斗星说道。催动如此巨大的金属螺旋桨升入高空并飞速转动,远比我想象要困难许多,在极限之下也只能达到现在的效果。思索片刻,空中的螺旋桨微颤了一下,在意识的控制中桨片上多出了七道长风印!“长风绵绵,云动九天。”在低吟声中,一股强大的旋动气流蓬然而生,霎时间空中的云层破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北斗星清晰地在眼前闪耀着。S用数码相机将星辰位图拍摄下来,立即输入了电脑进行处理。稍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发给了留守家中的晖儿。如法炮制之下,我和S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三个观测点的星辰图。在路上,S特意查询了明日的气象预报,很幸运,是晴天。十六日的夜晚,天空中万里无云,在罗志云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飞艇。自空中鸟瞰整座城市,万千灯火的照耀显出一片繁荣,宁静祥和的感觉不由让我沉醉于夜景之中。信号声传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文件,一幅圆形的星空分布图呈现在了屏幕之上。我事先绘制了一张天罡五行图的图模,星空分布图的透明图层下衬着全市地图,而晖儿则已根据五处位置的标注将北斗星辰图一一对应地排列在了上面。全图的圆形框体上,按照十二地支分别标注了刻度,卯位定东方,在旋转了整个图层后一个精确的天罡五行月眼推算图阵便跃然眼前了。迅速地找出五个北斗星辰图的聚汇点,分别应对向十二地支的标尺,每个聚汇点与相关的地支点连线,交错纵横地在全图上遍布开来,当再次串连起连线交点的时候,一个汇总标点出现在了地图上。我立即将图形传回晖儿,不一会便收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那便是“月眼”的位置。飞艇依照着坐标的位置缓缓推进着,在估算的时间前到达了“月眼”,渐渐地降到了堪舆台所需的高度。这是城市靠近东南的位置,自所在的高度望去,各处地势尽收眼底。东面是城市靠江的一侧,蜿蜒而下的江水在内凹的江岸边凸现一道支流直入城市中心。“水龙探穴,生木聚旺”这本是个聚财生旺的水龙探穴局。但从现在的角度望去,注入的支流盘缠蛇形,在与江流交界处仿佛一个张开巨口的凶蛇。水龙探穴局里竟暗藏着盘蛇斗龙局,虽然盘蛇势弱,却根基甚稳,堪堪抵住了水龙的咽喉。南面是城市的开阔处,一路向外延伸,城市的边缘处如鸟翼般地分展突起延展开来。“青鸟展翼,催火脉兴”这应该是个人脉鼎盛的青鸟展翼局。不过,在青鸟的翅翼位置遍布着成片的多层建筑,参差杈丫地好似一片密集的荆棘。青鸟展翼局隐含着刺荆困凤局,纵然青鸟振翅千里,怎奈荆棘刺扰,竟是无法展翼挥动。西面便是山脉连绵的重工业区了,雄起的主峰一侧陡然直下,另一侧则桓展平伏围绕着城市的边缘。“猛虎伏户,守金固镇”把守着一脉重地的猛虎伏户局可御敌固本。可是当日塌陷的冶金仓库却不偏不倚地在山脉腹地形成了一个“V”形的豁口,宛如两支锋利的牛角。猛虎伏户局便毁在了这金牛伤虎局下,猛虎虽勇腹部却是最弱,两支牛角死死地顶入了腹部,早是败局已定。北面遍布公寓楼宇属于城市的住宅区,近郊农地边小山浑然圆起,山边盘延着一条河流。“玄武息卧,纳水安邦”城市水脉自此回入中心,玄武息卧局以龟阻水,以蛇引流,真正一个节流固阵的好局。只是在河流与小山之间铺就的近郊公路生生将龟蛇分开,而小山的周围遍布的谷仓则有如一群仓鼠将其团团围住。玄武本为龟蛇之相,龟蛇分隔,群鼠攻击着只能防守的龟,而可攻击的蛇却无法守望相助,龟蛇分破局尽数冲杀了原本的优势。望向城市中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市美术馆。当日在地下被困苦战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在那里遭遇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但其间的风水局势却是五方中最好的。中部的地势平坦而缓和,几条主干道汇聚集中在其间形成了一个收拢双手的巨人形态。“盘古聚神,万世不息”传世兴旺的盘古聚神局布在了城市的中心。然而正是市美术馆那尖突的造型恰恰刺穿了巨人的咽喉部位,配合着中央绿地那隆起的造型,酷似一只自土下拱起的野猪正用獠牙狠狠地咬住了巨人的喉咙,这鬼使神差的封豨噬神局破除了如此奇妙的风水格局。“东方水蛇弱势且形如尾,南方鸟翼掠荆风从虎,西方凶牛势强爪角锐,北方群鼠怒激毛如猬,中地封豨卧噬彘身固。”我按照书稿风水格局篇的推算将眼前的局相罗列了出来,这便是城市大局风水的初描。这五项格局似乎拼凑起了一个奇异的整体,似曾相识却又有些不真,蛇、虎、牛、鼠、猪这五种动物的形态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到此月眼之术已经完成,飞艇即刻回航将我送回了地面。既然一时间无法看破整个格局的玄妙之处,倒不如回到家里和晖儿他们一同猜解。在听完了我的介绍讲解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俯身细看着天罡五行图,地支标位与北斗星辰图的交集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自交集形成的线状图形看去倒像是什么有意识的形状。“对了,我想起来了,这线状图像我的生日星座——人马座。”S突然兴奋地叫道。“嗯,人马座,我们城市下面卧着一只半人马的怪物。”林岳咂了咂嘴,怪声说道,“如果我们城市的名字叫雅典,那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你找抽啊?!别在那里说怪话,有本事你找出答案来。”S愤愤道。“亦凡,之前的北斗星辰图是按什么方向观测的?”晖儿看着图轻轻地问道。“面南背北观测的,怎么了?”难道晖儿觉得应该是看图的方位?“我在想,观测是以南方为标尺,那这幅图是否也应以南为标尺呢?”晖儿轻轻地转动着图片道。以南为首?那么……我望着调整过的图形,对照了一下刚才的风水格局初描语句。假设南方是一个头部,就变成了虎头,“水蛇势弱形似尾”……“彘身”……“毛如猬”……“凶牛势强爪角锐”。虎头蛇尾,野猪的身体,刺猬似的毛发,牛腿而利爪……这东西简直是天下最恶心的怪物了!一个形象在我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是它!怎么会是它?!所谓的大局竟然会是这只上古怪物!十六、溯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而神话传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璀璨明珠。在这些奇异而神妙的传说中,大多都已被人们所熟知,甚至考证和发掘。但也有许多的传说至今仍无法证实,除去一些臆断和推测的外更多的是无稽之谈。上古传说便是一个典型的特例,传说中出现的人物及鸟兽诡异而奇特,在这其中尤以上古四凶最是显著,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颇为关注。根据我的描述,S在纸上快速地绘制起来,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幅颇具神韵的素描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只虎头猪身牛腿蛇尾的怪物,健壮的四肢上长着锐利的长爪,一对肉翅附合在身体的两侧。在灯光下看去几欲脱纸而出,扑噬众人。现在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郁闷,因为眼前那张图所画出的正是上古四凶中最为神秘的一员——凶兽穷奇!“这东西好奇怪,怎么长得虎头蛇尾的?”S端详着自己的作品,不由哂然失笑,“难道这句成语是描述它的吗?”“近代解释‘虎头蛇尾’一词的出处是元·康进之《李逵负棘》第二折:‘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林岳似乎查觉了什么,满脸严肃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但在古籍上还有另外一说:‘食人自首而始,所食嗟嗟,食之不尽。’说的就是这个家伙吃人的习惯,所以用它的形态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有始无终。”“切,切,牵强附会。”S不信地摇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你知道它是什么?”“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穷奇!”林岳的眉毛又成了四条,对于S的质疑他不以为忤,只是略有所思地望向我,“老凡,从大局看出的东西就是这只穷奇?”“是的,虽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事实。”我叹了一声,如果S和晖儿也知道其中的典故,恐怕就不会那么泰然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形形色色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四只上古的怪物被并称为‘上古四凶’。”对着迷惑的S和晖儿,我缓缓解释道,“这上古四凶分别是:饕餮、梼杌、穷奇、浑沌,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恶势力的霸者。”“那林岳为什么说穷奇是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呢?”晖儿直入主题地问道。“还有,上古四凶是不是一起出现的?会不会有其他三凶在附近呢?”S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他三只也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抹脖子算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废话?”林岳满是不快地说道,S并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识趣地闭上了嘴。“上古四凶只是古人对它们的集合称呼,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四凶并不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间没有联袂出现的。但穷奇比较特别,它是只集神、兽、人于一身的怪物。”我继续解释着,“《淮南子·地形训》中称之为北方天神,似老虎且骑着青龙;《山海经·西次四经》说它长得象牛,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却说它长得像虎,且有翅膀;《神异经》中描述它能听懂人说话,遇到争吵就吃掉有理的一方,经常咬掉忠诚之人的鼻子,却送给凶人礼物以资鼓励;而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可以这么说,穷奇是凶兽,但同时也兼有神格,更具有人的智慧。”林岳接着说道,“要对付这么个家伙,能不棘手吗?”屋内一片寂静,四人都沉浸在苦思之中。晖儿

                      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做个好人吧。只消看着我好了。我已经十七天没合眼了。”“去床上行吗?”“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吧。没人看着,我就不想睡。”“在地上?”可是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像个孩子。吉姬站起身,四下张望着厨房,慢慢地吞咽着蛋糕。至少此时此刻这儿没有死人。灵柩车的响声变低了,然后便滑走了。这座贪官豪宅的每一英寸道出的都是恐惧而不是成就。房子的外形活生生像个弹头,曲线在北端聚成一点,那里原先安排的是客厅和餐室。那个贪官大概相信他的追踪者会从北边来,因为一层客厅和餐室的所有窗户都排列得很紧凑,如同瞭望孔。南端的两个房间带有他的设计痕迹:一个超大的厨房和一间供他做富人游戏的房间。从两间屋子都看不到什么室外的景色,但宅邸的两个进口有一个开在厨房。一条游廊从北端绕过弹头的尖端,沿着外墙一直延伸,经主要入口,直抵弹头平直的底部——南端的开放部分。除去几间卧室之外,人们在宅子里看不到日出,也没有观赏日落的最佳点。因此,光线总是会误导人。那人准是预计在他的堡垒里会有很多聚众狂欢的时间:八间卧室,两大间浴室,一间和整个底层面积相同的地下贮藏室。他想让他的客人们尽情享乐,连住多日也不想离开。他在款待客人方面下的功夫和他本人一样既无才智又无情趣——主要靠饮食、纵欲和玩闹。经过两年遮遮掩掩的修建,在他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的警官逮捕之前,总算召集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在出席他这次空前绝后的聚会的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后来参与逮捕他的行动的执法官。当这座豪宅以出售的方式捐赠给教会时,四位任教习的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一丝不苟地取消了反映他兴致的明显装置,却无法掩盖他的恐惧心理。那封闭式的易守难攻的“后部”,那突出的用来瞭望的“尖端”,那由什么妖魔雕像(那个妖魔造型被修女们当即搬走了)残存的爪子护卫的入口门洞。一扇快要散架的厨房门是留下的唯一容易坏损的遗存。吉姬把有限的食物尽量填满肚子之后,便在宅邸中溜达,此时,那醉酒的女人仍然躺在地板上沉睡。吉姬立刻看出了那些改动:餐室变成了教室;客厅变成了祈祷室;游戏室变成了办公室——还有台球和球棍,但没有了球台。随后她发现了修女们尚未完成的变更痕迹。从过道天花板垂下的枝状大烛台都是裸女造型,缠在藤上的发卷原本是贴到脸上的,已经被除去了。前厅里一层层的绘画中剥落出给可爱小婴儿喂奶的画面。乳头状的门把手。堆在壁橱里的印刷画中,穿着旧时衣服的流浪汉们半裸着,一边喝酒,一边互相逗闹。地下室楼梯下有几尊裸体雕像,其中的一两尊是维纳斯。她甚至还找到了从水池和龙头上拆下来的黄铜制男性生殖器造型,这些东西被扔到了一个盛木屑的箱子里。看来,修女们尽管对那些金属件的露骨很反感,但对其材料还是珍惜的。吉姬摆弄着那些物件,按照设计,转动睾丸便会从阴茎中流出水来。她吸了最后一口大麻烟卷,便把烟头放在游戏室里一个雪花石膏制的阴道里。她想象着,男人们大概挺高兴在这种样式的烟灰缸里掸雪茄,或许把雪茄放在上面,不用看也知道,那燃着的烟头产生的烟灰会慢慢形成一个精巧的形状。她避开那些卧室,因为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死人的,但是当她使用其中一个卫生间时,却看到如厕的行为总会在某一面镜子中映现出来。这些牢固地嵌进墙砖的镜子,大多已被涂上了油漆。低下头去验看撑着浴缸的美人鱼形的支脚,她注意到由地砖围着的一块厚木板上装着把手。她能够伸手够到并且抬起那把手,却推不动厚木板。她突然又感到饥饿难忍,便返回厨房吃东西,并且照那女人要求的去做:做个好人,看着她睡觉——因为那女人如同一个古代因药力产生幻觉的人那样生怕独自醒来。她吃完了通心粉、一些火腿和另一块蛋糕,这时地板上睡着的那女人动了动,坐起了身子。她用双手捧着脸待了一会儿,然后才揉起眼睛来。“感觉好些了吗?”吉姬问她。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了墨镜,戴上。“没有。不过总算歇了一会儿。”“唉,那就是好些了。”那女人站起来。“我想是吧。谢谢你——谢谢你待在这儿。”“没什么。宿醉是挺难受的。我叫吉姬。谁死了?”“一个爱的人。”那女人说,“我有两个,她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噢,对不起,”吉姬说,“他把她运到哪儿去?就是灵柩车里的那个人。”“远着哪。到一个为她命名的湖那儿去。棒极了。是她要这样的。”“这儿还住着谁?这么些吃的东西不是你做的吧,嗯?”那女人在一个深平底锅中放上水,摇摇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吉姬吉姬吉姬吉姬吉姬。这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妈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她吗?她给我起了她自己的名字。”(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那是……”“格蕾丝。”“格蕾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吗?”没有。根本没有。若是曾经有一天早晨,仁慈和好运逃之夭夭,优雅(格蕾丝原文为Grace,意为“优雅”。)本身可能还得保持。然而优雅又从何而来,来得有多快呢?在察觉到和随之跟过去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空间,优雅到底能不能够溜过去呢?是那个把胸部像浅盘里两个烤蛋糕一样献上的沮丧女人,把那男孩眼中的兴奋劲全部吸引过去了。吉姬看着他想尽量不去凝视,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他说他名叫K.D.,说话时一个劲儿欣赏她的脸蛋和胸口衣服的开口处。对方这种劲头是她所期待的,此时在心中浮现并激起快乐——通常都是如此。但她想起一小时之前醒来时看到的那幅画,当即就了无情绪了。吉姬不愿睡在刚刚死过人的二楼,便在由游戏室改装成的办公室里挑了一张皮沙发。由于没有窗户,又指望不上不再有的电灯光,这间屋子倒有利于长时间地沉睡。她一上午都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午后,可屋里仍然昏暗,比她入睡时也亮不了多少。在她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蚀刻版画,前一天她在宅子里四处巡视时竟然没有看到。此刻,借着从过道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那幅画隐隐约约地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满脸颓丧的表情,一双眼睛透出乞求的神色,伸出的双臂捧着一只浅盘,那是她奉给一位爵爷的贡品。吉姬踮着脚尖走过去,凑近细看那个面孔上似乎写着“我放弃了”的女人是何许人。在镀金画框的一个小嵌板上镌着“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字样。吉姬笑了——铜制的男性生殖器在箱子里,奶头样的布丁却暴露在盘子里——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因此,当她前一天在镇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把汽车停在厨房门附近并按响喇叭时,她对他的兴趣已经到了厌烦的边缘了。她站在门洞里,边吃涂了果酱的面包,边听他说话,并看着他眼中的斗争。他的笑容很可爱,嗓音也很动人。“我在这一带开着车子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儿。我想你或许还没走。”“谁告诉你的?”“一个朋友。呃,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指的是那个开灵柩车的人?”“噢,唔。说你改了主意,不去火车站了。”“这地方消息传得倒挺快的,尽管别的事都慢慢腾腾。”“我们可以随便走走。想乘车兜兜风吗?你想多快就能多快。”吉姬舔掉拇指和食指上的果酱。她向左边的菜圃看过去,觉得瞅见了远处有金属闪烁,或许是一面镜子的反光,又像是州警的墨镜。“给我一分钟,”她说,“我要换件衣服。”在游戏室里,她穿上了一条黄色的裙子,上身是一件深红色的衬衣。然后她查了一下她的占星表,把她的东西(和几件纪念品)塞进背包,上车后把包扔到后座上。“嗨,”K.D.说,“我们只是兜一小圈。”“好吧,”她答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他们在蓝天下行驶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吉姬乘火车或长途汽车时并没有好好观赏过风景。在她看来,外面没什么风景可言。不过坐在英帕拉车里高速行驶,更像是乘DC-10飞机巡航,除去天空再无其他——不可忽视的、专门定制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天空。也说不上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呼吸,而且所有的眼神都意味深长。“这裙子是我见过最短的。”他又绽出了那可爱的笑容。“迷你的,”吉姬说,“在现实世界里,叫作迷你裙。”“穿这种裙子,是不是招人盯着你?”“盯着。开着车追好几英里。造成撞车事故。说话犯傻。”“你一定喜欢这样。想想也是,穿这种短裙的目的就是如此嘛。”“你介绍你的衣服,我会介绍我的。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那条裤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听着,你要是想抬杠,就把我拉回去。”“不。不,我不想抬杠,我只想……兜风。”“是吗?开多快?”“告诉过你了,尽我所能。”“开多久?”“你想多久就多久。”“多远?”“一路。”米基说,沙漠中那对情侣挺狂热。他说,你从任何角度看去,他们都背衬着天,动啊,动啊。吉姬想,骗子,不是这片天。这里的天比什么都大,包括一个用托盘盛着她乳房的妇女。玛维斯把车驶进靠近厨房的车道时,刹车踩得太猛,她的包从座位上滑落到了仪表盘下面。坐在园中红椅上的人是全裸的。她看不到那人被帽子遮住的脸,不过知道没戴墨镜。她离开刚刚一个月,后面的三个星期都等不及要回来了。她自忖,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母亲。是康妮。在刹车的吱吱声中,阳光中的人动也不动。只是在她关上凯迪拉克的车门时,那人才坐直身子,把帽子向后一推。玛维斯叫着“康妮!康妮?”,匆匆跑向园子边缘。“你到底是谁?康妮在哪儿?”那赤裸的女孩打了个哈欠,捋了下刘海。“玛维斯?”她问。玛维斯知道人家认识她,至少还跟她说了话,心里松了口气,便压低声音说:“你这副模样在这外面干吗?康妮到哪儿去了?”“什么模样?她在屋里。”“你没穿衣服!”“是啊。那又怎样?你想抽烟吗?”“她们知道吗?”玛维斯的目光瞥向房子。“女士,”吉姬说,“你是在看以前从没见过或你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你是个穿衣癖或什么?”“你来啦。”康妮朝玛维斯大张着手臂走下台阶,“我想念你。”她们拥抱着,玛维斯听到了那女人抵着自己胸口的心跳。“她是谁,康妮?她的衣服呢?”“噢,那是小格蕾丝。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的。”“去世了?什么时候?”“到今天已经七天了。七天。”“可我带来了东西。全都在车里呢。”“没用了。反正对她是没用了。我的心都碎了,如今你回来了,我有些想做饭了。”“你们一直没吃东西?”玛维斯向吉姬冷冷地扫了一眼。“吃过一点。葬礼食品。不过现在我要做些新鲜饭菜了。”“东西有的是,”吉姬说,“我们简直碰都没碰——”“你把衣服穿上!”“你亲亲我的屁股!”“去穿吧,格蕾丝,”康妮说,“去,像个好姑娘的样子。你穿上衣服,我们照样喜欢你。”“她听说过日光浴吗?”“现在快去。”吉姬走时,轮换着两颊让玛维斯亲吻,十分夸张。“她是从什么石头底下爬出来的?”玛维斯问道。“嘘,”康妮说,“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她的。”玛维斯心想,没门儿。根本没门儿。母亲走了,但康妮还好。我在这儿快三年了,这栋房子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不是她。她们除去没有互相打耳光,什么都做了,最后连耳光也打了。而推迟这一不可避免事情发生的是被遗弃的爱,以及一个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的少女敲纱门。“你们得帮帮我,”她说,“非帮不可。我被人强奸了,何况现在都快到八月份了。”只有一部分话是真的。西尼卡有什么东西在玻璃窗上抓抚。又是一声。多薇转过身来俯卧着,每次听到那声响都不肯向窗外看。那不是他。他从不在夜间回来。她故意让脑子去想日常琐事。明天做什么晚饭呢?摘园子里的豌豆没什么意思。用罐头装的就可以了。斯图亚特的嘴里没有一颗味蕾能够分辨出差别来。他的腮帮子里填了二十年的“蓝孩”,先是让他的口味狭窄到只喜欢吃辛辣的,后来干脆一味只吃胡椒了。他们结婚时,多薇就确信自己的烹调手艺满足不了丈夫,人们都知道他比他的双胞胎兄弟迪克挑剔多了。哥俩打仗回来之后,就想吃南方的家乡饭,三年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夸大了猪油使饼干变得比雪还白的可能性和玉米粥中酸涩的奶酪所起的作用。他们退伍回家之后,迪克嘬着猪骨髓,或嘎吱嘎吱地咬碎鸡骨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可是斯图亚特却记得一切都不一样。难道丁香料不该浸到肉里面,而不只是蘸在外面吗?至于炸鸡块——不该放点儿维达利亚或西班牙洋葱吗?出嫁那天,多薇面朝花卉图案墙纸、背对窗户站着,这样她姐姐索恩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多薇提着她衬裙的褶边,索恩则拽着缝口。衣裙轻微摆动,使得她的腿后直发痒,但她坚持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无论在黑文还是全世界都没有长筒丝袜,但结婚时光着腿显然是对上帝和仪式的大不敬。“我估计他在餐桌边不会满意的。”多薇对她姐姐说。“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他总是夸奖我的烹饪手艺,但随后就建议下次该怎么改进。”“别动,多薇。”“迪克不这么对你吧,嗯?”“不这样。他的挑剔在别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担心。只要他在床上满意,饭菜就算不了什么了。”接着她们哈哈大笑起来,索恩不得不把缝口重新弄一遍。如今,一九四九年时隐现的难处已经被烟草解决了。她用的是园中新鲜的豌豆还是罐头装的豌豆已经没有关系了。女修道院的胡椒辣得像地狱之火,成了她做菜不可缺少的调料。种植豌豆的麻烦也就不存在了。在罐头装的豌豆中加一茶匙白糖和一块黄油就挺不错的,因为他在菜上撒的紫黑色胡椒把清淡的口味一扫而光了。晚熟的南瓜就是一例。这些天的夜里,每当多薇·摩根想到她丈夫,想起的几乎总是和他失去的东西相关。他的口味是她惦记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与他(以及所有鲁比人)的看法相反,斯图亚特获得的越多,损失的也就越明显。斯图亚特于一九五八年以最高价出售牛群,而在全州教堂文书的竞选中失败,原因是他公开蔑视在俄克拉荷马城中药房里静坐示威的学生。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充满憎恨的信给那些组织学生的妇女。他的立场并未使她吃惊,因为早在十年前他就叫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此前曾任总检察长。)为“具有煽动性的黑人”,为的是后者在诺曼处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种族隔离投诉一事。一九六二年,牧场上钻天然气井达一万英尺,他的腰包由此填满,他们的土地却缩小成一个玩具牧场,而他也损失了作为美景的树木。他过早地谢顶,味蕾也不那么灵敏了。小损失终于造成大难:一九六四年他四十岁的时候,仙女的诅咒成真,夫妻俩获知他们都不会有孩子了。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在马斯科吉的房地产交易中“发财”了,多薇也不必奇怪他现在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损失,因为他已经在有关大炉灶灶口上所写词句的争斗上输给了米斯纳牧师一场。多薇心想,一场争论部分由一些小人物的谈论推动:每家屋门后面调皮或惹麻烦的年轻人。阿涅特从学校回家后不肯下床。哈珀·朱里家的男孩米努斯自越南回来后每个周末都喝得醉醺醺。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不见踪影。杰夫的妻子斯维蒂为没人开的玩笑笑了又笑。K.D.和住在女修道院的那姑娘一起厮混。更不消说其余一些人的顶嘴、板脸和公然挑衅了——他们想把大炉灶命名为“如此这般的地方”,并已经确定上面原先的词句是什么,惹得斯图亚特和迪克勃然大怒。多薇曾经和她姐姐(也是妯娌)谈过这事,也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安娜·弗拉德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关键词 >> 日产无码久久久久久精品

                      评论(320)

                      相关推荐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