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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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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妇与子乱在线观看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张嘴打了个哈欠。原本懒猫似的动作却让林岳吓了一跳,就在狴犴打哈欠的时候,一股怪风扑向林岳,他敏捷地闪过势头,却不没留神脚下突然多出的一些碎石。“啪嗒”,林岳当场滑倒,摔了个人仰马翻。狴犴咧了咧嘴,脸上竟然像似有着笑意,摇头摆尾地钻回S怀里,惬意地打起呼噜来。我注意到,就在狴犴摆动尾巴时,那些碎石已经消失了。众人一阵哄笑,林岳臊红着脸,满脸苦相地看了狴犴一眼,嘴巴张了两下却不敢再贫嘴。“赏罚分明,公正无私,你以后可不要再招惹这个刑法专家咯。”晖儿打趣地对林岳道。“他那张嘴就该好好治治。”S撇嘴道,“这下有了狴犴,看他以后还敢贫。”莫炎没有笑,眼中透着一丝忧虑,他看着S怀中的狴犴点了点头,绕过我们走近老田。“您说的那些我明白。”莫炎说道,“但想知道该做什么。”“这里的藏穴都被破了,龙脉迁回也没作用。”我对老田道,“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迁回龙脉,更想知道接下来您的对策。”“藏穴没被破。”老田摇头道,“经过千百年的变化,这里更加适合龙脉藏穴的条件了。”大小孤山中的环境存在,地炎穴不但被两座孤山的土性封堵,更是多了大片的湖水的压制,这远比当初“土包水”的封堵方法更有效。当初做为“冲煞鱼”的鲭鱼已经在湖内大量繁殖,势头更胜当年,而哀牢山的龙形气脉早就被全数引入了湖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误以为哀牢山的龙形是巨犼,因为它早已没了龙形气脉。龙脉生穴也同样还在那怪石的封堵之下,而且做为景观地点的界鱼怪石常年受到人群气脉的影响,磁场内吸附的能量也已大大增强。这也就是说,莫曹他们只要引回龙脉,照样可以制造出龙脉藏穴的格局,从而获得这条定世三龙中的南龙气脉力量。之前老田在湖底暗下功夫,并在龙脉出现的时候指点了我们,借助无间轮回局的力量,以筑壤一派的移山换将法把龙脉暂时迁移到了别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虽然老田布下了掩气诀防止莫曹找到龙脉,可龙脉不会在别处停留很久,即便他们一时找不到,时限一过龙脉还是会自行返回抚仙湖。老田指着电脑上的地图道:“看来只能用玄武神兽将龙脉留在这里了。”在他手指的地方标注着山峰的标记,边上清晰地写着山峰的名字——“玉龙雪山”。“莫曹想用龙脉藏穴得到南龙气脉,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凶兽饕餮……”二十九、风水奇煞饕餮,是与穷奇并称上古四凶的恶兽,传说轩辕黄帝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便化为饕餮。之前陈子浩用五行幻兽术幻化出的便是它,这家伙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龙脉地气的能量极为强大,但对于上古凶兽的饕餮而言,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而且不管什么都能吃,永远不会感到饱,也不会被撑死。甚至包括这条定世三龙之一的南龙气脉。……“玉龙雪山的名字还真没起错,这不就是条玉龙吗?”S仰望着绵延的山脉惊叹道。“哪儿呢?哪儿呢?你说那玉龙在哪儿呢?”林岳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儿地往山下看,“忽悠我吧,这山里没玉龙啊~~”“切,我是说山势像玉龙,你往山底下看最多找出条土龙。”S撇嘴道,身边的狴犴点点头,严肃地呜呜了两声。“这不因为习惯了吗,我现在呀是满脑子的龙脉啊地气的,一听个‘龙’字利马就往地下张罗。”林岳苦着脸道。S转过脸装作不理他的样子,暗地却和狴犴挤眉弄眼地偷笑着。“嗳,还真是条玉龙嗨~~”林岳短路了似的,大呼小叫起来,“瞧那脑袋,那边那边,那是爪子,还有后面那个弧线看到没……”他那付过于夸张的模样不禁让我们有些愕然,却发现这小子一直拿眼角瞟着S,众人当下心照不宣,强忍着笑走去一边。S察觉到大家的行为,不由有些尴尬,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自顾用电脑绘制起山势图纸来。老田看着他俩不禁笑了笑,转身走到一处眼界开阔的地点,指点着雪山与我和莫炎详谈起格局布置。整座玉龙雪山位于丽江的西北部,自南向北长约35公里,与哈巴雪山对峙,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奔腾其间。这座奇峻的雪山共有十三个山峰,峰顶终年积雪不化,远远看去有如一条矫健的玉龙横卧山巅,有一跃而入金沙江之势,故名“玉龙雪山”。一九九六年,丽江境内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巍峨的玉龙雪山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一峰,所以现在只有十二峰了。将龙脉转到此处,老田是别有一番安排。在云南隐居的日子里,老田不但调查了龙脉事件的始末,同时也了解了云南地域的风水格局。玉龙雪山气势磅礴,在风水地理上属于龙形山势,其自身虽然不具备龙脉格局,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气脉存局,将龙脉引入玉龙雪山可以最大时间的将其停留在此处。更为关键的是,玉龙雪山毗邻南龙脉络极近,如果将龙脉固定在这里也只会稍许改变龙脉地气的走向,对云南乃至整条龙脉走向地域都不会有负面的影响。“雪山十二峰,玉龙十二景,如果不是那场地震,我恐怕还想不出这个法子。”老田望着列列山峰道,“现在只有不到七天的功夫,我们就用风水十二煞在这里摆它个鸿门宴!”……丽江古城,一家旅店内。一名警察敲响了旅店三○六室的房门,应门的是一个老头,看似和蔼的面孔上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子,双眼中透着一丝阴狠。那老头见了门口的警察,假笑着寒暄了两句,将他让进屋内。这是一间单人行政套房,一个满脸亲切的男子正在那里沏茶自饮,客厅里放着两张沙发,但他却没有坐在上面,只是依在墙边席地而坐,悠然自得的姿态显得有些洒脱。“师父,他们是三天前到的,下车后买了些露营设施,直接上了玉龙雪山。”那警察对着饮茶的男子恭敬道,“放出的十只知信鸟一只都没有回来,应该是被他们发觉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男子抿了一口热茶,“老人家倒的确雅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露宿雪山观峰赏景了。”“小莫,你真沉得住气,这么放任下去,龙脉出了问题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老头在一边显得有些着急。“呵呵,心急容易肝火上升。”那男子笑着递过一杯热茶,“品杯普洱茶,静心去火。”“我没你那喝茶的习惯,再过几天只怕连吃饭都不成了。”老头担忧地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个刀砍的动作。“固守龙脉,需要七天的时间,操控神兽要耗去八成的元气。”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第七天的巳时,那老人家的身体就不容乐观了。唉,何必呢。”“以逸待劳?”老头的眼睛一亮,转又疑道,“你确定他们的计划不会改变?”“上晓天机,纵观人世,幽冥尽知。”男子左手的食指向上指了指道。“哦?风爷亲自出马了?”老头惊异道,“这就不会有错了。”“要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你现在应该在和鬼说话。”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厉光,“问问题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这点你该比我清楚。”“呃,那是……那是……”老头额上一阵冷汗,整个身子不由缩入了沙发之中。“韩笑,你今晚上山,远观就可以了,别惊扰了人家。”男子转向那警察道,“有什么事的话,你知道该怎么通知我的。”“是,师父。”警察一躬身,转身就要离开。“女人是种麻烦,尤其不适合你这样的人。”男子看着手中的茶水,自语般地说道。那警察的身子微颤了一下,但却没有停留,开门径直走了出去。……玉龙雪山东面,干海子。晖儿和S摊开了一堆纸张正在计算比划着,笔记本电脑在连续几天的运算操作下已耗尽了电力。“亦凡,‘龙甲生云’和‘金沙壁流’的数据有些问题。”晖儿抬头向我说道,“我和S算了十遍了,时间和量度控制总是有偏差。”“休息下再说吧。”我心疼地看着晖儿,自从上山后,高山反应产生的副作用让她憔悴了许多,加上每天精确计算数据,整个人瘦了一圈。“我没事的。”晖儿的笑容带着抹不去的倦意,“最辛苦的是老田,他的身体真让人担心。”晖儿说的正是我最担心的一点,今天是上山后的第四天,开布十二煞和定龙局之后,老田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佝偻的身躯似乎预示着他体内精力的消逝,夜间时常能听到他低低的咳嗽声。“逮住它……唉,我说你的手脚怎么这么慢,午饭才吃没多久啊~~”林岳在不远处大声咋呼道。“这是狴犴。”莫炎冲林岳冷道,“不是家猫。”让林岳和莫炎无计可施的正是那只狴犴,老田好像是安排了他们什么事情,两人午饭后便一直在和这只狴犴较劲。解除禁锢的狴犴灵巧的有些可怕,集合林岳和莫炎两人的力量也无法触及它,此刻的狴犴正卧在草丛中打着哈欠,那样子似乎在嘲笑他们。S抬头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林岳,起身走向狴犴,后者亲昵地和她磨蹭了会。S附身低语了两句,狴犴望了一眼S,理解似的点了点头,慢步走到了林岳他们的跟前,顺从地伏下身子。“一物降一物。”莫炎嘀咕了道,“公孙降的是两物。”说话间手中灵火迭起,翻手按在了狴犴的身上,林岳一阵白眼乱翻,却也没有多话,双手掬起呈碗状,指缝中不断落下植物的种子,均匀地洒在周围。……“看来狴犴是认定她了。”远处,一块黑色的岩石自语道,“有趣,连师父都要忌讳的东西居然这么听她的话。”岩石悄无声息地沉入了地底,没有发出一丝响动,约摸半支烟的功夫,它又神秘地出现在山脚下。轻轻抖动了几下,岩石逐渐“散”开,一个人影自草丛中慢慢直起身子。“师父对付那只狴犴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甚至差点被它伤到。”那人影自忖道,“有狴犴在身边,也许她可以逃过这一难。”人影忽地摘下了头上的警帽,用力挠了挠头发,脸上不由露出自嘲的笑容。“唉,又在想那个人了。”他戴上警帽,眉头略微颤抖了一下,“绝对不能让师父看出来,否则她就死定了……”人影抬起头,警帽下是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懒懒的双眼眺望着山间那片草甸,嘴角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还是给他们搅搅局吧,知难才能全身而退,就当做回所谓的‘好人’咯。”他的双手快速地叠起一张纸来,“再说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捣乱。”……玉龙雪山东南角,云杉坪。参天的树木,倒挂的枯枝,枝上散挂着奇怪的树胡子,林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长满青苔。似乎千百年来,不太有人来打扰这片林间的草坪,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乐园。传说年轻的男女在这里殉情的话,他们的灵魂会进入玉龙第三国,得到永生的辛福。月光下,一个身影正坐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身旁静静地卧着一只小猫,幽幽的瞳孔中闪着两点火红的光芒。“不知道林岳他们能不能成功,老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那人影正是S,她今晚应该是失眠了。狴犴抬起头,冲她呜呜了两声,似乎在宽慰着满腹担忧的她。“别安慰我了,现在连一点忙都帮不上。”S用力拔起地上的草丢向一边,“我又没他们那种特殊能力,也不懂什么排局布阵。”狴犴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似的低叫,把头埋入S怀里,后者则轻轻地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径自想着心事。突然,静卧的狴犴猛地立了起来,两耳天线般地竖直转动着,眼睛死死盯住树林中的一处,口中不住发出警告似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哪里?”S顺着狴犴注视的方向看去。虽不如白天那么清晰,但凭借着月光依稀还是可以分辨出树林里的景物。距离她十多米处,一个黑色的人影靠在一棵树下,歪斜的身体不住抽动着,隐约间可以听到他正在喘息。呼,一道黄影蹿了过去,狴犴的体形涨大了数倍,宛如一只猛虎般地扑向那黑色人影。人影似乎已无力抵抗,任由狴犴将自己扑倒在地,口中发出一阵低低的咳嗽声。“韩笑?!”紧跟过去的S惊疑地发现那人影竟是之前绑架自己的韩笑。“咳……咳……别惊讶了,我是来砸场的。”韩笑懒懒地笑道,狴犴爪下一紧立刻引起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不过……现在把自己……给砸进来了。”“砸场,哼,就凭你?”S示意狴犴将韩笑放开,他一脸苍白口角挂血,看样子似乎伤得不轻。“谢谢,能给点水喝吗?”韩笑又是一阵咳嗽,脸上的笑容略略有些扭曲。“呶,拿去……”S犹豫了下,将腰间的水壶抛了过去。韩笑接过水壶猛灌了两口,一下喝得太急,被呛得再度咳嗽起来。“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的?!你那混蛋师父在哪里?!你们有什么阴谋?!”S凶狠地盘问道。“我查到你们的订票信息一路跟来的,我师父在丽江古城的一家旅店,我们想抢走龙脉。”韩笑回答的速度竟比S的盘问还要利索。也许是没想到韩笑会回答得如此直接,S一下没了主意,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谢谢你的水。”韩笑将水壶抛还给S,支撑着缓缓站起身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只要我叫一声林岳他们就会过来。”S的话连自己都没有底气,其实她离开宿营的地点已经很远了,即便听到她的叫声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猛虎般的狴犴正警惕地看着韩笑,但却没有再扑上去,只是将身子拦在了两人之间。“从距离上算,他们离这里至少有三多百米,这是一个足够让我玩上三次花样的距离。”韩笑的脸上又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不过,其实我是来传信的,师父让我向大家带个好,顺便请你们注意休息。”“切,假惺惺的。”S撇了撇嘴道。“反正话我带到了,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韩笑满不在乎地笑着,脚下开始向后移动。“站住!”S见韩笑想溜,下意识地叫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笑立刻换上了一付纯真的笑脸,“你该不是想杀了我吧?”“呃……”S被他说得一愣,韩笑只是来传口信而已,这人虽然有些可恶,但也不太讨厌,至少不像他师父那么讨厌。“那我先走了。”韩笑的身影虚无了起来,飘动着消失在夜空之中,“很少有女孩能像你凶得那么好看的,哈哈~~”“死小子,比林岳还贫。”S听着有些火,嘴角却不由掠过一丝笑意。……宿营地,帐篷外的一处空地。老田拨了拨篝火,抬头望了眼天空,查觉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老田,快去休息吧,小心身体。”我不放心老田的身体,从帐篷里溜了出来。“咳嗽声吵醒你了吧?”老田笑着反问道,“人老了,不如以前咯,世界永远只属于年青人啊。”“这个世界固然需要年青人的活力和冲劲,但也少不了老年人的经验和稳重。”我笑着在他身边坐下。“刺月当空,乱营主凶。”老田突地冒了一句,手中的拨火棍指了指天空。我顺着方向望去,夜空中那轮圆月十分明亮,但细看之下却能发现月亮的周围有着一圈淡淡的光晕,这种光晕很像一圈细致的绒毛,参差地“长”在了月亮边上。这种月晕现象在民间被称为“毛月”,从气象上一般被认为是下雨的预兆,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准确的。不过,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又有着别样的解释。古代战争时期,这种刺毛似的月晕被称为“刺月”,主大凶,预示有敌军探营偷袭。老田又咳嗽了起来,自怀中摸出两粒药丸咽下去之后,这才好了一些。“应该是韩笑来过了,那小子很机灵,居然能在困冲煞中逃过一劫。”老田笑了笑,“公孙这姑娘实在是太善良了,好在韩笑对她没有恶意。”圆月的光晕渐渐散去,一点星光跳动着闪过我的眼帘,那是一颗特别的星宿,古时候人们称之为“红鸾”。……莫曹的脸上闪过一片煞气,右掌在胸前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击在左掌掌背,双掌交叠间夹杂着一股怪色火焰,大力拍向韩笑的后背。“哇”,韩笑当即奔出一口鲜血,浑身透出阵阵阴晦的薄雾,两颊间映出一片潮红。“我不算老人,但我的话你还是要听的。”莫曹对端坐在地上的韩笑道,“否则眼前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对不起,师父。”韩笑虚弱地撑起身形,欠身道,“我立功心切,没有听您的吩咐。”“你从小就很有主见,这是你的长处。”莫曹亲切地微笑道,“我告诉过你,长处也就是害死你的短处。”韩笑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

                      营救蒋介石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

                      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

                      少妇与子乱在线观看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呢?“陛下!建宁王李倓的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啊!”“建宁王的事情朕十分清楚!”李适的神色越来越缓和,不过他思考片刻后,仍然不死心,于是开口问李泌:“爱卿能不能告诉朕,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曾经废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呢?”显然,李适进一步变换策略,开始以实例质问李泌。“陛下!这正是我要详细说的。”“哦?愿闻其详!”“从前承乾太子谋反,太宗皇帝都没有擅自废掉他,而是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最终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同时将他和魏王李泰废掉,以绝后患。至于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天下人都知道是冤死的,后来就连玄宗皇帝也追悔莫及,这些都是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的,陛下千万不要效仿。”李泌说完后,他观察了下李适的反应,见李适神色平静后,他接着说道:“陛下从前让太子在大明宫中的蓬莱池与我相见,我观察太子的容貌绝不是残忍奸邪的人,恐怕还过于柔弱仁慈,而且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殿,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未与外界接触,怎么会有异心呢?如果陛下怀疑太子,请召集众臣一起对东宫的侍臣进行审问,如果太子有异心必定会发现证据,到时陛下可以废掉太子,但同时恳请陛下也废掉舒王,立皇太孙为储君,那么百代之后的皇帝依然是陛下的子孙。”李泌说完后,跪在地上将头叩在地上不再抬起。李适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此刻殿内的气氛颇为凝重,但无论是李适还是李泌都知道,今天君臣二人的对话将决定太子李诵的前程。“爱卿先下去吧,朕会慎重考虑的!”李泌走了,李适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李泌的一番话语,让李适从郜国大公主事件中似乎恢复了些理智。他也明白天下没有不信任儿子而信任侄子的道理,只是他的猜忌之心让他瞬间蒙蔽了心智,使他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李泌,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李适内心矛盾而召见李泌,李诵的前程可能就此断送。只是最终在面对国家未来兴衰的问题上,李适克服了自身致命的弱点,让他没有做出轻率的举动。或许这就是处于父爱的一种本能!一天后,李适单独召见李泌,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如果不是爱卿及时进言,朕几乎犯了大错,太子仁孝绝不会有什么异心,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朕都会和你商量。”……贞元三年(787年)八月,李适下令将郜国大长公主的情夫李万杖杀,并将萧升与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流放岭南,两年后风流的郜国大长公主在幽禁中死去,萧妃也随即被杀,因为李泌的据理力争,李诵保住了太子之位。不过,李诵虽然保住了太子之位,但其内深处与父皇李适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韬光养晦的意义所在,于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到李适去世为止,关于李诵的活动,史书记载的很少。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去世后,本来应该顺利即位的太子李诵,其身份是否应该顺利继承皇位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阻力最大的来自于宦官。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适在会宁殿弥留之际,诸王全都侍奉在病榻前,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这也是李适临死前最为伤心的一件事。很多人认为当时李诵身染中风可能行动不便,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李诵还能抱病出九仙门召集众大臣议事,可见在父皇傍晚病危时,李诵完全可以去做生死诀别,但直到李适去世,也没见到李诵的面。在我看来,李诵身体的病不是大问题,心理上与父皇的隔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李适去世的当天,宦官们紧急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等人到宫内的金銮殿起草遗诏。我们知道遗诏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在朝官们的眼中,太子李诵当然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就在那一天的起草遗诏过程中,宦官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也再次体现了李诵的地位并不稳固的现状。暗流涌动“内宫之中正在商议立为皇帝,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当郑絪和卫次公准备在遗诏上写下李诵继承皇位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忽然想起,郑絪和卫次公顺势望去,说话的人是个宦官。宦官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朝官全都为之震惊,因为在这些饱受圣贤礼法教育的朝官们看来,已经做了26年储君的太子李诵,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现在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从前,所以当宦官说完后,虽然朝官们内心十分不悦,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且很多人在揣测宦官所说话语的用意,是否宦官和舒王已经勾结在一起?还是因为太子李诵病重,先皇去世前改变了初衷?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一种势力:宦官。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第二种势力:后宫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第三种实力:诸王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结局来看,前边我们说过韦贤妃在李诵即位后进入陵园被幽禁。而事实上舒王李谊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宪宗李纯即位后,也就是李诵做皇帝仅仅十个月后李谊忽然死去。史料没有记载其具体的死因,但李纯对于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叔叔该如何对待,颇为耐人寻味。所以,透过他们的结局来看,李诵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三个派别当时有联合之意,所以即位后展开报复行动。虽然他很快病逝,儿子李纯继续完成老爹未完成的遗志,不过宦官派别是个例外,因为在李纯的即位过程中,俱文珍宦官具有拥立之功,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说到。在我看来,李诵的即位虽然合乎礼法,但当时特殊的朝廷局势,使得李诵的即位之路事实上并不平坦,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变数,表面看一片坦途,实则是暗流涌动,甚至是充满杀机。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三个派别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李诵即位,或许是因为李适去世的过于突然,以至于三个派别没有来得及制订出可行的计划,而当时朝廷又必须有新君即位;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乃至于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样宦官在起草遗诏时的那声高喊,至少透露出了他们底气并不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日,由卫次公等人起草的遗诏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向百官宣布。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的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赞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对于李诵而言,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中风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实在是百感交集,26年的储君生涯弹指一挥间,此刻终于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李诵当时在宝座上用力向所有朝臣点点头,眼睛早已经湿润。李诵成功即位,让所有朝臣为之欢呼雀跃。在李诵短暂的十个月皇帝日子里,这位已经病重的皇帝并不是瞩目的焦点,真正在李诵即位后,走向前台的是李诵即位前的东宫太子集团的诸多人。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在走向前台后,俨然成朝廷的主流派,并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史称“永贞革新”。在短短三个月内,这个集团在李诵的支持下,对贞元时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虽然永贞革新短暂且很快夭亡,但它却在那个特殊的形势下,左右了大唐帝国的政局。纵观当时东宫集团的所有人,李诵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真正让这个集团做大做强,并成为永贞革新真正具体实施者的,当属“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王叔文。永贞革新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于下围棋,但这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围棋大师,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最初李适任命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到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当时李诵对王叔文这个侍臣并不重视。但王叔文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利用陪李诵的机会,经常对李诵谈论民间的疾苦,使身居在深宫的李诵逐渐了解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情况。久而久之李诵对这个棋友有些刮目相看,于是逐渐让王叔文参与谋划东宫的具体事务,并让他的书法老师王伾协助王叔文。对于李诵提供的这个良好平台,王叔文可谓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在王叔文看来,太子李诵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能够把握机会,未来在李诵登上皇位后,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辅弼之臣,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团队。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王叔文开始了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组建团队之梦居然瞬间实现,在这其中一个叫韦执谊的人起了关键作用。韦执谊,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自小聪明活泼,才华出众,十七岁进士及第,而后参加制科测试名列前茅,授为左拾遗官职。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经常与皇帝见面,所以是官员最好的晋身之阶。韦执谊在二十岁那年便因为在左拾遗的官职上干得出色,被李适授为翰林学士。在一次宴会上,太子李诵向父皇李适进献了一幅佛像。李适当即让韦执谊为之画像写赞诗,然后又让太子李诵赐给韦执谊绢帛以作酬劳。宴会结束后韦执谊前往东宫向太子李诵致谢,就在这次致谢的过程中,李诵将王叔文引荐给了韦执谊。韦执谊的东宫之行,成为王叔文与他结交的开始。王叔文对这个十分具有才气的翰林学士十分敬重,两个人一来二去结成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了诸多名士,让王叔文的团队迅速壮大。在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的诸多名士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柳宗元年少时史书评价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贝珠。”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后来与韦执谊交好,被引荐成为东宫集团成员,随后柳宗元为王叔文引荐了自己的挚友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德,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州县官员,也是一个世代的官宦家庭。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调任中央进入宰相班子,刘禹锡也随之来到长安,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由于他和柳宗元同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又因为年龄相仿,所以在刘禹锡来到长安后,很快和柳宗元结成了挚友。柳宗元成为东宫集团后成员后,将刘禹锡也引荐给王叔文,一经对话王叔文就称赞这个年轻的后生具有宰相之器。此外,除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外,当时王叔文和韦执谊还积极网罗天下名士,例如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在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积极拉拢下,都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成员。李诵成功即位后,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东宫太子集团开始走向前台。而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六日李诵下达贬黜李实的诏书,则揭开了东宫集团成员永贞革新的序幕。李实时任京兆尹,本是李唐皇族子孙,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京兆尹后,为了得到皇帝李适的恩宠,李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百姓怨声载道。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向李适报告说庄稼生长一切良好。依据他的汇报,李适下令照常收取关中百姓租税,搞得百姓们只得拆卖房屋凑足税金上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当时李适已经下令免去关中百姓拖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税。但李实为了追求政绩,下令照常收租,如果不能及时上交则要实行笞仗刑罚,就连京兆府下属的官吏未能交租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少妇与子乱在线观看,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c_o_m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江苏
                      吴甡1南直隶
                      黄景昉2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河南
                      陈演四川
                      蒋德璟3福建
                      李建泰山西
                      方岳贡4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河南
                      邱瑜6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奇书网www.qisuwang.com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福建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浙江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河南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仈_○_電_耔_書_ω_ω_ω_.t_Χ_T_八_0._C_ǒ_M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少妇与子乱在线观看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

                      营救蒋介石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

                      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c_o_m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江苏
                      吴甡1南直隶
                      黄景昉2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河南
                      陈演四川
                      蒋德璟3福建
                      李建泰山西
                      方岳贡4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河南
                      邱瑜6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奇书网www.qisuwang.com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福建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浙江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河南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仈_○_電_耔_書_ω_ω_ω_.t_Χ_T_八_0._C_ǒ_M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少妇与子乱在线观看万历四十五年还用物资赈济努尔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仅仅到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这些人绝不是用仁义就能感化的。四,谋款斩帅。指的是袁崇焕跟后金暗中议和,斩杀毛文龙。(按:这条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崇焕并未跟后金暗中议和,杀毛文龙也并非跟后金议和的成果。这一条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多言。总之,这条的确可以看作袁崇焕的罪行。)五,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按:这条不能坐实,事实证明袁崇焕为了阻截后金军,的确尽力了,绝非“纵敌”,但敌人的确长驱了。)六,顿兵不战。这是指袁崇焕在蓟州让后金军不战而越过。(按:这一条不能坐实,并不是袁崇焕不战,而是后金军绕着走,根本就没碰上。)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按:这是说袁崇焕将进京勤王的各路援兵遣散,纯属污蔑。)八,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喇嘛的身份是僧侣,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双方,在当时经常充当非官方的使节,这是指袁崇焕坚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潜藏能通融后金的使节,妄图将其带入北京以促成议和之局。说的是袁崇焕欺瞒朝廷,背地里力图议和。(按:这一条并不完全对,不能坐实。)综上,袁崇焕的八条罪名,成立的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看来崇祯杀袁崇焕要比袁崇焕杀毛文龙靠谱得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名,没有一条能坐实。那么这三条大罪至于判死刑吗?其实单凭擅杀毛文龙这一条就够判死刑的了,但就当时情势而论,正是用人之际,而袁崇焕通过两次宁远之战,也可见他的确有守城的才能,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可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却下令在西市处死袁崇焕,刽子手将袁崇焕的肉一寸一寸割下,共割了一千五百刀,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因为都认为是袁崇焕把皇太极招来,使北京城遭遇兵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的从刽子手那儿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的肠胃就烧酒喝,还有的没抢到肉的就用斧子剁碎他的骨头。(张岱《石匮书后集》)当晚,月光照在西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地上一片片暗色,一些野狗在此闻闻嗅嗅,有一只狗正在舔木桩上已经干涸的黑褐色血迹,那是袁崇焕的血。袁崇焕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赀”。袁崇焕家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焕的妻子,在当天晚上都遭到了明军士兵的强暴。第二天,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全数卖给了妓院,男人则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充军。袁崇焕的弟弟和妻子则被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岭,给不识字的野蛮人当干粗活的奴隶。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敌朝——清朝皇帝乾隆平反。《清高宗实录》第一一七零卷,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关于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前面写毛文龙时已详述。乾隆为了无限拔高袁崇焕,便伪造了许多“历史资料”,如《明史》中的一些资料等,而当今许多歌颂袁崇焕的学者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明史》,再加上对其他一些东西断章取义,而本书中袁崇焕、毛文龙这部分的资料来源为温体仁《明熹宗实录》、佚名《崇祯实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朱溶《表忠录》、汪辑《崇祯长编》,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袁崇焕同时代人,或袁崇焕刚死时明末的原始资料。如今袁崇焕的所谓“文韬武略”和“战功”,主要是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乾隆平反后逐渐“出现”的,谁真谁假,到底应该采信哪种,不言自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杀害忠良而自取灭亡,这样汉人自然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这就是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却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我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大量史料还原袁崇焕真相后,我既反对歌颂他,也反对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网上有一副写袁崇焕的对联:上联:糜烂一炮,龟守两天,修三城堵四门不动如山,大放言平辽五年,索饷则累死六部,赴援则遣散七军,终落得传首九边,原本十分现眼。下联:顿兵十日,逼款九重,丢八魂七魄转进如风,私斩帅欺瞒六宫,纵敌便过城五里,市米便资盗四方,谁教汝议和三心两面,当真一点不冤。这副对联写得就有些过分了,真实的袁崇焕绝非“十分现眼”,他的死也并不是“当真一点不冤”。袁崇焕的一生无非就是辽东的军事,咱们就通过袁崇焕守辽东的军事战略来对袁崇焕盖棺定论吧,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他的战略是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凌海市东南)各城,形成能互相支持的纵深防御,控制辽西走廊。那么他这套战略对吗?现在部分明清史家信誓旦旦地说袁崇焕修的这道防线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都没能突破,关键是用得着突破吗?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金军分别于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等于袁崇焕的战略部署完全白瞎了。袁崇焕之于锦州,使我不禁想起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锦州问题上,袁崇焕和蒋介石很像。袁崇焕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在松山之战一败涂地,而蒋介石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使其失败。蒋介石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对于锦州,袁崇焕应该是放弃锦州,这样可以等敌人来犯宁远时,我军绕到锦州去切断敌人后路(事实上孙承宗就是这么构想的)。可袁崇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战略完全错误,军事战术嘛,很不错,前文两次宁远之战已说,在此不再多言。政治上嘛,居然把毛文龙都杀了,而且己巳之变的作为也充分证明他没有政治头脑。袁崇焕自己都在奏折里承认,他在跟皇太极的谋略较量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在蒙古闹饥荒时卖给蒙古人粮食,想让蒙古人跟自己一拨,结果蒙古在之前就倒向后金了;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的力量,皇太极就去打朝鲜,把朝鲜办了;他布置了关宁锦防线,看似天衣无缝,可皇太极绕着走,使他的防线全白设了。等于说,明朝有没有袁崇焕,都会灭亡,或者说正因为袁崇焕的存在,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导致后金失去了东江这个牵制,于是多次大举入侵。假如没有袁崇焕,毛文龙就不会死,后金后方就会有所顾忌,而按照毛文龙的套路,后金早晚会崩溃。此外,正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带着海军和红夷大炮投奔了清廷,最终使得明朝有的清朝全有了,战争中明朝完全不占优势。由此,绝不是因为崇祯杀了袁崇焕才导致明朝灭亡的,而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当然,再补充一句,袁崇焕绝不是汉奸,那些所谓的暗中议和的书信,也不过跟毛文龙当初和后金“议和”的意思一样。最后再说两个问题:袁崇焕的长相和历史人物对袁崇焕的评价。袁崇焕同时代的人都记载说袁崇焕很丑,袁崇焕的朋友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袁崇焕的朋友都这样说,说明袁崇焕的确长得不好看。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袁崇焕却化身美男子,现在网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很多人都对这画像膜拜。找到像素比较大的画像,可以看清上面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崇焕相貌,当是乾隆给袁崇焕平反后,命人所作,意在美化袁崇焕。毕竟长得不帅是不适合做偶像的。袁崇焕其人,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张岱《石匮书后集》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小猴子),而性极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魔也。五年灭寇(五年复辽),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实际是一百四十年),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比秦桧?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此外许多对袁崇焕的恶评,前面写毛文龙时列了许多,不再赘言。当时人大力歌颂袁崇焕的少之又少,程更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漩声记》中说: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百里而逃?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使敌望风而逃者,舍崇焕其谁与归?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爱钱,而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惜死,而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不避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推心置腹也。程更生如此歌颂袁崇焕,因为他是袁崇焕的部下,跟袁崇焕一起参与了北京保卫战,程更生对袁崇焕过誉了,但是他能够在袁崇焕墙倒众人推时不落井下石,也算难能可贵。由于朝鲜人恨毛文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所以朝鲜人对袁崇焕评价很高,李晚秀《哀袁都督》写道: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熊廷弼)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自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到清末,为了弘扬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袁崇焕被层层拔高,成了与岳飞、于谦齐名的民族英雄。《康有为全集》第十本的最后一篇《袁督师遗集序》,是康有为对袁崇焕的评价: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这段话写的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杜邮亭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刎,西汉韩信在未央宫被囚后最终被杀,北齐名将斛律光被北周以反间计杀害,岳飞被宋高宗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都是中国古代最让人痛心的武将被杀的故事,但康有为认为这四个人虽然重要,但他们的死都比不上袁崇焕之死对于国家社稷存亡的关系之大。康有为还认为袁崇焕文笔极佳:“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袁崇焕的文笔是否非常好呢?我们看几首他的诗词就知道了:《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偕弟煜夜坐等有作》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入狱》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黄河》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康有为以圣人自居,能被他佩服的人不多,他能如此歌颂袁崇焕的文笔,也足见袁崇焕的确文笔极佳。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自然也歌颂袁崇焕,梁启超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广东)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现在广东的袁崇焕祠堂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一看这副对联就知道是根据《明史》来对袁崇焕做出的评价,这幅对联的作者叫张伯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有一首诗讽刺他:“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张沧海就是张伯祯。所谓“乱替人家认祖宗”指的就是张伯祯通过篡改袁氏家谱,把袁世凯写成了袁崇焕的后代。1915年2月21日,北京《亚细亚日报》的《京尘见闻录》就登载了张伯祯的成果,“迄今大总统遭际时会,肇造民国,功德茂焉。顷其宗人重修族谱。其始祖原籍广东东莞县,且有祖山,葬于宝安县属,其地名擎天一柱。缘七世祖崇煜公,于明末清初流寓河南,遂占籍为项城人,宗派遂分。渊源所自,实始东莞。闻已遣长老赴粤调抄族谱,以明宗系之所由来云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是袁崇焕后裔,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是其七世祖,袁崇焕遇害后迁至河南,几百年后河南项城出了个袁世凯。张伯桢又用“左安法隐”的笔名,发表了《袁崇焕轶闻记》,说袁崇焕死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意思是现在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的是清朝,他日灭亡清朝的人一定姓袁,果不其然,袁世凯灭亡清朝。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袁崇焕死时清朝还叫后金,袁崇焕死了六年后才改名叫清朝。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袁崇焕作为袁世凯祖上的名人,自然也要追封皇帝,张伯祯为袁崇焕想好了“肇祖原皇帝”的庙号。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祭文落款署“十九世孙某”。等于说袁世凯自称袁崇焕的十九世孙,可见袁世凯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可能是袁崇焕的几代孙,前面《亚细亚日报》还说是七世孙呢,现在又十九世孙,袁崇焕1584年出生,袁世凯1859年出生,当中隔了二百七十五年,十九代意味着十四年一代,虽说古人结婚早,可连续十九代每代都十四岁当父亲,的确有些早了。当然,这一切很快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而化为泡影,袁崇焕的庙号也没用上。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袁崇焕的名声并没因为袁世凯而遭殃,歌颂他的人依旧很多,直至今日。比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好像一柄锋利绝伦、精利无俦的宝剑,只要出剑匣就会发出弯道光芒,屠龙杀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

                      而言,这些协议我可以签,也完全可以不签,我一向不主张彻底粉碎渥西尼:如果教皇去世,我在罗马城里必须要有些朋友。当帕格洛·渥西尼来见我的时候,他的抱怨之一就是拉米洛·德·罗尔卡的行径,我答应他我会让他满意的,在这件事上我言出必行。维泰洛佐则是另一码子事。他就是一条毒蛇,他尽了一切努力破坏我和渥西尼之间达成协议。”“也许您说得更直接一些会更好。”“完全可以。我希望你能写上一封信,给你的主子,告诉他们法国国王很有可能命令他们恢复向我提供保护费。如你所知,这些保护费是他们毫无道理,毫无理由地停止了的。一旦法国国王下了命令,他们是会照办的。依我看来,自觉自愿地去做某件事比被强迫去做要好得多。”马基雅维里停顿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带来危险。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用一种尽可能讨好的口吻说道:“阁下用兵和交友都显出过人的智慧,但在保护费这件事上,阁下不能够和那些穷得只有自己和几个喽啰可以出卖的雇佣军首领相提并论。阁下是意大利的实力派人物之一,我们和您结成联盟,才符合您的身份,而不是将您像雇佣军一样对待。”“我会把这笔保护费看成是一种荣誉。”公爵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我说,书记官大人,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安排。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因为友谊和你们的城邦结成一体。你的主子拒绝我的请求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藐视。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可以为佛罗伦萨效力的能力不逊于任何人。”“我要斗胆指出,如果阁下掌握了佛罗伦萨四分之三的部队,那么对我的政府而言,她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这么说你是怀疑我的诚意啰?”“完全不是。”马基雅维里回答时竭力装出一副热诚的样子。“但是我的长官们处事都很谨慎小心,他们不会采取一步他们可能会后悔的行动。他们是想和所有的人保持和平。”“书记官大人,你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唯一能够确保和平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毫不怀疑我的政府会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是说通过雇佣其他的军事首领来为他们效力?”公爵尖锐地问道。这正是马基雅维里在寻找的一个机会。他了解瓦伦丁诺公爵易于在瞬间发怒,一旦发泄完怒气之后会不屑地打发走发怒的对象。马基雅维里想尽快离开此地,顾不上会不会惹公爵发怒了。“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确实是他们的意图。”让他惊奇的是,公爵大笑了起来。他从椅子上起身,背对着火炉,带着十足的愉快心情回答马基雅维里。“难道在当前这种风云变幻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可以保持中立?当然他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当两个相邻的国家开战的时候,其中那个和你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会认为你有义务出手相助,而一旦你未能履行你的义务,他会对你不满。另外那个国家会因为你的胆怯和缺乏勇气而鄙视你。这样一来,对于其中一方而言,你是一个没有用的朋友,对于另外一方,你是一个无足畏惧的敌人。“保持中立是一种这样的情况:中立的一方可以帮助一方,也可以帮助另一方。但是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他不得不加入混战,而在此之前,如果他早早决定加盟一方的话,他会显得十分果断,而且有尊严。请相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方而加盟,永远会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因为到最后总有一方会得胜,而得胜的一方会对你造成威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来救你呢?你会举不出任何理由来让别人援助你,而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向你施以援手。获胜的一方对一个无法信任的朋友不会觉得有任何用处。被打败的一方也无力向你施援手。而且即使他可以的话,他也不会救你。因为在此之前,如果你发兵驰援就能救了他,但是你却按兵不动,看着他被人家打败。”马基雅维里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听公爵讲有关中立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希望,到此为止,公爵已经讲完了他要讲的话。但是他意犹未尽。“不管战争的风险是什么,保持中立的风险更大。中立将你变成了一个仇恨和唾弃的对象,早晚那个觉得可以动手将你收拾的人会对你下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帮助其中一方赢得了战争,尽管战胜的这一方会力量强大,使你有所畏惧,但是你是同盟国,所以胜利的一方欠你人情,你也使得这个战胜国不得不与你保持友好的关系。”“难道说,阁下凭着自己的经验,会认为,人们对于往昔所受到的恩惠是如此感激涕零,以至于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力量加害于恩主的时候,他们会由于感恩而心慈手软?”“胜利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一个战胜者可以背弃自己的朋友。最好还是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支持的那一方失败了呢?”“这样一来你对于你的盟友来说就更为重要了。他会尽全力来协助你。一旦时来运转,你们就可以同享富贵了。所以,无论你如何看,中立是愚蠢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如果你能够将我在此分享的一点治国之道传达给你的主人,将会是一件明智之举。”说完这些话,公爵重新坐回椅子中,一边伸出手来烤火。马基雅维里,鞠了一躬,正准备退出,公爵又开口向阿加皮托·德·阿马利亚说道:“你有没有告诉书记官大人,他的朋友波那罗蒂在佛罗伦萨被耽搁了,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里?”阿加皮托摇了摇头。“我不了解此人,阁下。”马基雅维里回答道。“没关系。就是那个雕刻家。”公爵看着他,眼中带着笑意。马基雅维里猛然间猜到了这个人可能是谁。他曾经写信向比亚乔要钱,比亚乔在回信中告诉他,钱会由一个叫米开朗琪罗的人带来。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公爵的这句话意味着他的物品被搜查过了,而且明显是在塞拉菲娜的帮助下。他庆幸自己已经将重要的文件存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在他的住所他只放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其中包括比亚乔的来信。“佛罗伦萨有许许多多的雕石匠,阁下,”他冷静地回答道,“我不可能认识他们所有的人。”这个米开朗琪罗是个有本事的人。他用大理石雕了一个丘比特,埋在地下,不久之后石像被挖出来后,被认为是件古董,圣·乔治奥主教买下了它,但是当他发现这是一件赝品时,就把它还给了卖主。最后它到了我的手里,我把它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曼图亚侯爵夫人。”“阁下准备向他订做一件雕刻品,以便和莱昂纳多[1]为米兰公爵所制的那件媲美吗?”这句巧妙的回答颤抖着穿过空气,公爵身边的秘书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一齐看着公爵,看他会如何应付。那件弗兰切斯卡·斯福查骑着马的雕像,被许多人认为是莱昂纳多的代表作。当特雷福尔齐奥元帅攻入米兰城时,这件雕像被毁于兵灾。弗兰切斯卡的儿子,罗德维科·伊尔·摩罗,那个为雕像开光的人,一个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的僭主,被赶出了城邦,如今是罗克斯城堡中的一名囚犯。马基雅维里这句话是明白无误地向公爵指出,他的处境是多么地危险,而且,一旦他的好运抛弃了他,他会摔得多么地惨。公爵大笑起来。“不是那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让这位米开朗琪罗先生去做。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实在是太差了,我预备让他来绘制一套新的筑城计划。既然你提到了莱昂纳多,我想让你来看一下他为我绘制的肖像。”他向一位秘书做了一个手势,秘书随即离开了房间,很快就拿了一叠文件进来交给了公爵。公爵于是一张一张地拿给马基雅维里看。“要不是你告诉我这是你的肖像,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画的是你。”“可怜的莱昂纳多,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天赋来把一幅肖像画得像本人。但是作为绘画,我认为它们还是有价值的。”“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以他的才能,让他浪费时间来画画和制作雕像还是太可惜了。”“我敢向你讲,他一旦为我服务,将不会再从事画画和雕刻这类的事。我曾经派他去庞比诺排干一些沼泽地,后来他还去了切斯纳和切塞纳提科开凿过运河和建设过一个海港。”他把肖像画还给了秘书,用一种优雅的方式把马基雅维里打发走。马基雅维里不无醋意地注意到,公爵优雅的风度,一点也不比法国国王差。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他走出了公爵的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马基雅维里使尽了办法企图赢得这位首席秘书的信任,他和科隆纳的一个显贵的罗马贵族家庭有亲戚关系,这个家族是渥西尼家族的对头,所以马基雅维里估计阿加皮托有可能倾向于佛罗伦萨政府,因为渥西尼也是佛罗伦萨人的敌人,他不时地捅一点消息给马基雅维里,后者就根据其可能性的大小判断其真伪。当下他们正在穿过用来举行各种仪式的礼堂。阿加皮托突然拉起马基雅维里的手,说道:“请到我的房间来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时间不早了,我又生了病。我明天再来吧。”“随你的便,我想给你看公爵和叛乱首领之间的协议。”马基雅维里心里一震。他知道文件已经送抵了伊莫拉,他正想尽方法企图一睹为快。执政团迫切需要了解条约的内容,为此他们还写信来催促马基雅维里,斥责他不够尽责。马基雅维里只好徒劳地向执政团申辩说,他已经尽了全力,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尽数汇报给了执政团。不过他没有告诉执政团方面,在公爵的宫廷里,秘密保守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公爵会如何行事,直到他采取了行动人们才恍然大悟。正在此时钟又敲响了:他已经让奥莱莉娅等了足足两个钟头了,煎鱼肯定是彻底毁了,那只肥肥的阉鸡估计也在炉子里被烤成了焦炭。他此时饥肠辘辘,因为自从中午之前吃过东西以来,他还没有用过食物。有人曾经说过,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食物的渴望是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人们屈服于这两种本能,又有谁可以加以责备呢?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佛罗伦萨的安全在危险之中,它的自由在危机之中。“那好吧。”他恼火地想着,估计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如此之多的个人利益。阿加皮托带着他走了一截楼梯,开了一扇门,把他带进了一间小房间。房间里,靠着一侧墙壁放了一张床。房间里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点着,光线很暗。阿加皮托从油灯上点燃了一支用动物脂肪做成的蜡烛,并请马基雅维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旁边的一张书桌子上杂乱地摊着一些文件。他靠在椅子上面,舒服地跷起了二郎腿。他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时间对他完全无关紧要。“之前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一份协议的抄件是有原因的,我待会儿就会告诉你这个原因。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也没有抄送费雷拉公爵或任何人的代理人。公爵和帕格洛·渥西尼起草了一件他们之间同意的文件,帕格洛就拿着这份文件去见军事首领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他可以代表公爵和他们也签署一份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得到公爵的授权。但是他刚开始做这件事,公爵重新又审阅了一下文件,发现文件中缺少了一条照顾法国的条款。”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其不耐烦的心情听着对方这番话,他想要的是看到协议,如果可能的话,拿到手,然后离开。但是当下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陈述。“最后那项条款终于拟妥,公爵命令我去追赶帕格洛大人,并让我告诉他,除非他接受这项追加条款,公爵将不会签署文件。我追上了他,他很干脆地拒绝了,但是谈了一会儿以后,他同意将该项追加条款和其他人分享一下。但是他觉得大家不可能接受这个条款。然后我就离开了他。”“追加条款的内容是什么?”当阿加皮托回答的时候,他的嗓音中带着笑声。“如果它被接受了的话,那就开启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溜出这个协议,换句话说,我们将可以不受协议约束;如果协议不被接受的话,那就会打开另外一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我们可以昂首阔步地前进。”“看上去公爵对于惩罚那些曾经威胁他的城邦的人比对和平更有兴趣。”“你不要糊涂,公爵从来不会让他个人的愿望干扰他的利益。”“你答应过要给我看协议。”“这就是。”马基雅维里迫不急待地开始读文件。根据文件的条款,公爵与这些叛乱的首领同意从今往后和平共处,结成联盟。他们将保留各自对他们部队的指挥权,并听命于公爵,并为此从公爵那里领取和以往一样的报酬。并且,作为信用的保证,他们每个人将派遣一个儿子去公爵那里做人质。而且,他们规定,每次和公爵一起安营扎寨的时候,只可以有一位将领随同驻扎,并且时间之长短由公爵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同意将厄比诺和卡麦里诺还给公爵,作为交换条件,公爵将保护他们的领地不受侵犯,但这并不包括来自教皇或法国国王的进攻。而前些时间法国国王进攻了他们。这就是瓦伦丁诺公爵所坚持的追加条款。而这一追加条款,正如阿加皮托所说的那样,让整个协议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一点即使一个孩子都不会看不出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联合锡耶纳的佩特鲁齐正在和教皇签署另外一项协议。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又将文件读了一遍。“这些人怎么能指望公爵会原谅他们对他造成的伤害?”马基雅维里读完之后不禁浩叹。“而公爵又如何能忘记这些人将他推入的那些危险境地?”“这叫欲擒故纵。”阿加皮托引用了一句成语,脸上泛着笑意。“你可以让我把这份文件带走,以便我誊抄一份吗?”“我不可以让这份文件脱离我的监管。”“我保证明天就把它送回。”“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随时都可能会调阅这份文件。”“公爵一直在向我保证,他对佛罗伦萨诚挚的友谊。让我的政府了解这份协议的内容,这一点十分重要。请相信我,你可以为他们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国政府均不会忘记。”“我从事国务活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会有什么真心诚意的感恩。”马基雅维里继续敦促他提供方便,最后阿加皮托答应道:“你明白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我钦佩你的才智,正如我仰慕你的品格。我就破个例,我可以允许你在这里誊抄一份文件。”马基雅维里吸了一口凉气。这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才可以完成,而时间正在飞快的流逝之中。古往今来还有另外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被置于这样一个窘境吗?眼下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能听凭当下环境的摆布了。阿加皮托让出了他在桌边的位置,给了马基雅维里一张纸和一支崭新的羽毛笔。他在床上躺下,看着马基雅维里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抄录着文件。当他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他听到更夫吆喝报时的喊声。紧接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时正值午夜时分。阿加皮托和他一起下了楼,当他们抵达宫殿正中央庭院里的时候,阿加皮托叫来了两个卫兵,让他们擎着火把,送马基雅维里回他的住所。这个时间天上正下着冷雨,漆黑的夜十分寒冷。当他们到达之后,马基雅维里付了一点小费给两位士兵,将他们打发走,然后打开了门。他一直等到再也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以后,又转身出门,将门锁上,又悄悄地溜了出来。他穿过胡同,按照原先商量好的方式轻轻地叩门。然而无人回应,他又敲了一遍,先敲两下,停顿一下,敲一下,再一停顿,然后又敲两下。他等待着。一股阴冷的风从巷子深处吹来,一阵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尽管他裹得挺严实,用一条围巾包住了脸,以免夜里的晦气被吸到肺里,但是他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是不是那几个女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皮埃罗应该在吧?他告诉皮埃罗一直等到他来为止,而直到目前皮埃罗还没有让他失望过。皮埃罗一定已经向他们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迟到的原因。而且再说,对于那两个女人而言,尽管她们与马基雅维里动机不一样,但是她们也应该明白是万万不可以失去这次机会的。这次约会对她们的重要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马基雅维里的热切程度。从宫里回来的路上,在经过巴托罗缪家豪宅的时候,他注意到房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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