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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无码电影免费提供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甚至连动作都未曾改变,只是那些劈下的树枝却已折断,散落在地上。“呀?这帮东西不是僵尸吗?”林岳纳闷道,手下不停,一脚跺在了地上。一片葛藤缠绕而上,自怪人的脚下盘行起来,不一会便将七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林岳一咧嘴,刚想说些什么,却听得那灰衣汉子大喝一声,七个怪人身形陡然拔起,四肢猛挣,噼啪数下断裂的葛藤四处飞去。怪人身后,灰衣汉子手舞足蹈地在那里不住舞动着,举手抬足间韵律十足,而他每个动作后那些怪人便有了相应的反应,难道说这些怪人是被他操控着的?狴犴在S怀里翻了个身,懒懒地抬了下眼皮,极为不满地看了看发出喧闹声的人们,猫脸舒服地埋进了她的臂弯,不一会便打起了呼噜。看来S要指望狴犴出马是不太可能了,这只小东西似乎完全不关心眼前的战局,反而有些厌烦正在进行的打斗。“这家伙是人形师?”S惊问了一句,右手自腰带上取下尺弩,打开机簧保险,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怪人。“你是日本漫画中毒太深了吧?”林岳撇了撇嘴,双手垫掌,俯身在地面上敲击了数下,“就算真是玩木偶的那也叫方相师。”“管他什么师呢~~”S单手举起尺弩刚要发作,地上突然钻出一排矮小的植物来。那些植物在我们身周长成了一圈,很快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只是那些花朵的样子有些奇特,十字形的花瓣几乎拉成了平面,尖锐硬直的边缘像是四把锋利的尖刀。“啊嚏~~”林岳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无数十字花猛地暴射开去,“笃笃……”飞旋着的花朵像十字镖似的钉满了那些怪人的全身。“切,还说我亲日中毒呢。”S反唇相讥道,“你这花不也是仿照了日本忍者的十字镖吗?”“呀?这帮子僵尸是木头疙瘩不成?”林岳烦躁道,“靠,少胡扯了,日本鬼子是仿照十字飞花造的忍者镖。”“哈哈,还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兜底是一伙嫩仔。”灰衣汉子狂笑起来,双手猛一舞动,“你爷老子让你们长下眼,么子叫国术精萃!”啪啪几声脆响,七个怪人的身上落下一些竹制的节扣来,僵直木纳的动作瞬时变得灵巧无比,也正是这个动作变化间,怪人头上的斗笠纷纷震飞,现出一张张狰狞可怖的面容。……“言家兄弟的造诣参差不齐,也只有言三和言五还算得上高手。”陈子浩毕恭毕敬地站在茶桌旁轻声道,“如果招呼这些跑龙套的去办事,恐怕会坏了大局啊。”莫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手下不停地炮制着香茶,斟了一杯稳稳地敬给对座的高大男子。“言家兄弟算跑龙套的话,三爷您就只能装些酒水饭食了。”高大男子悠然地嗅了嗅手中的茶。“呃,风爷说笑了……”陈子浩的眼睛不住瞟向莫曹,脸上却满是诚惶诚恐的表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爷也许是劳于大局,没有注意到细节罢了。”莫曹对高大男子恭敬道,“风爷,不如让三爷前往湘西督战,一则自己人办事放心,二则也给三爷一个表率的机会。”“对,对,小莫说的正是属下所想。”陈子浩不住点头道,“属下请命,前往湘西督战。”“督战?三爷,莫曹是敬你年事已高,才有督战之说。”高大男子放下手中茶杯叹道,“您老就不必对号入座了,今晚启程,给言家兄弟做下参谋,配合行事吧。”一旁的金毛猴子正端着莫曹递来的一杯香茶,听到这话不由咧嘴,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三下两下蹿上陈子浩的肩膀,滚热的茶水全部倾倒在了他的头顶,烫得陈子浩一阵哆嗦。“佛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对三爷我不敢如此苛责要求,只希望这一盏清茶能让您头脑清醒。”高大男子缓缓道。金毛猴子闻言不住点头,竟兴奋地爬上了陈子浩的头顶,唧喳着在他那日渐稀疏的脑袋上蹦跳起来,脸上竟似人一般地露出得意的笑容来。陈子浩点头称是,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下,如果这时能从下方看去,便能查觉,他的眼中隐隐闪动着无比怨毒的目光。……斗笠下竟是七张一模一样的铁青面孔,干瘪死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长长的獠牙横伸出嘴唇,白多黑少的眼珠透出凶恶的目光。原本贴在额头的朱砂黄符纸早已不知去向,口角张合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不管是谁,初一见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惊吓,这些怪人根本就是传说中湘西赶尸匠手下的僵尸造型,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四肢僵硬,除去了那些竹制的节扣后,动作已和人类一样敏捷灵活。灰衣汉子双手猛张,腾身向后一跃,落地间脚下稳稳地踏动着规则的步伐,石板路的泥缝间露出了几个不浅的脚印,他的脚步规律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七具僵尸陡然腾起,身形斜仰,两只手爪交叠着抱在胸前,双脚直直蹬向圈内众人。“蓬蓬……”连响,悄然冒出的七个金属圆盾挡住了僵尸的进攻,在圆盾外掀的力道下,七具僵尸借力倒翻了出去。灰衣汉子眉毛一挑,双手在胸前错动数下,空中倒翻而出的僵尸猛地折转身形,交叠的双爪平伸过顶,像端着两把五股尖叉般直射圆盾。噗地一下,僵尸那寸许长的黑色指甲竟穿透了坚固的圆盾,盾牌上顿时出现了十个凹洞。僵尸借力扣住,双臂一较劲,呛啷数声,金属圆盾像纸片似的被撕作数片。原本按兵不动只是不想多生是非,但从对手的强劲程度和攻击意图来看,这灰衣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如此,也不必再有所隐忍,况且这人奇诡的赶尸数术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招漂亮!”我由衷地赞了一声,双手拢在胸前,反掌挥出。十来道链锯缠上了僵尸,我猛一旋身,链锯交错拉动起来,刺啦声不断,链锯不住绞动着僵尸的身躯,即便是千年不坏的尸身,在这些特制的链锯下也会变作碎块。漫天飞舞起无数的衣衫碎片,七具僵尸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的衣衫已完全被链锯撕裂,裸露出大腹便便的奇怪躯体,那肤色和体格完全不像普通的尸体。我一愣神,尚未来得及反应,七双手爪已牢牢地抓住了链锯的连接处。“呔!”灰衣汉子大喝一声,脚下一扫,急急走出四步,手中舞出一道直曲相交的轨迹。七具僵尸随即齐声呼喝,身子猛然后退,双爪交叉一紧将链锯拉向胸前,粗壮的手臂狠狠挥动开去,一片壮观的“金属雨”凭空而起,链锯竟在它们那恐怖的力量下断作了无数链环飞入空中。笃笃,一排弩箭射在了僵尸的大肚上,发出一阵脆响,晖儿手中的尺弩一次射空。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惶然大悟的表情,脚下轻挪靠近了我的身边。“亦凡,这是辰州尸俑,古代木甲偶人的一种,不是僵尸。”晖儿低声在我耳边道,“铁木秘制,无坚不摧,可操控,可自行。”脑中一亮,难怪我和林岳的攻击会如此失败,原来吃亏在了这里。晖儿一定是在姜老的机关术笔记中看到过这种东西,但却不敢确定,直到它们露出原形并用尺弩试探后才下了定论。“铁木秘制,无坚不摧?”林岳竖着耳朵听到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片坏笑,“天下还有比我更熟悉木材的人吗?”说着双手在地下一撑,头下脚上地倒立起来,手臂一压一弹中地面被他压下了一个不大的浅坑。灰衣汉子见状倒是一愣,手中一扯,脚下倒退三步,左脚踩点两下,右脚接上又是两下。那步法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是《闻风拾水录》上提及的罡斗步法,天罡七印阵运作时我也曾运用过这种步法,只是和这汉子相比之下完全是幼童学步了。那边林岳双臂一撑,翻身跃起,双脚狠狠踏在了浅坑中,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一片隐隐的绿色自地面蔓延开来,在七具辰州尸俑的脚下凝成了一片浓厚的绿色。“嗬~~噗~~”林岳恶作剧似地大吐了一口浓痰,那灰衣汉子不知虚实,手下又是一扯,七具辰州尸俑双爪直直击入地下,猛地一掀,碎裂的青石板夹杂着泥土蓬然翻起,竟是想要彻底截断林岳的攻势。碎石烂泥间一股酸臭黏稠的绿色东西沾了辰州尸俑一身,一阵奇怪的味道传来,辰州尸俑的动作忽地缓慢了下来,凡是沾染了这东西的部位竟像被酸液腐蚀一般凹陷了下去,不住冒出丝丝白烟,还夹杂着有些酸臭焦烂的味道。“哈哈,铁木再牛也受不了腐草,你丫就等着收拾破烂回家吧~~”林岳拍手大笑道。灰衣汉子脸色一变,眼中凶光闪现,脚下一阵变动,快速踏出一套罡斗步法。我看了一凛,那是罡斗步法中的三凶步法,即杀破狼三凶星汇聚为前步,余下四星顿步,隐含辅助的阵法或招式一定是凶险之极!“小心,那里面应该是尸毒!”晖儿见状失声叫道,辰州尸俑被腐蚀穿透的身体里正流出一种腐臭不已的黑黄色液体。灰衣汉子三凶步法中双掌猛合,狂吼一声,七具辰州尸俑咧开獠牙暴伸的大嘴,一股夹杂着腐臭的黑黄液体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林岳和我均是一惊,疏于防范之下没料到这灰衣汉子竟还留有如此险恶的一招,林岳的破坏性攻击反而成了诱发这个杀招的导火索。黑黄色液体密集地从各个角度扑来,一时间已无法聚集金属或植物屏障来抵御,情急之间我已准备用金属将众人完全包裹起来,虽然可能误伤大家,但总比死在尸毒侵蚀下要好。聚力发动间,却被一只手掌按在了肩头,方才集中的精力一下消逝。耿婆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笑眯眯地冲摇了摇头。面前忽地一亮,一股淡色的火焰无声地横空穿过,辰州尸俑像雪人般地熔解殆尽,黑黄色的液体在火焰中完全消失。那火焰撞在身上只是微微的一暖,却是毫无伤害,一种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只看外表,不重内涵。”一个人影自火焰中缓步走来,口中冷冷道,“以后别说你俩认识我。”十九、煞虎临门“臭……”林岳欢快的叫了一个字,却硬生生地将剩下的三个字吞回了肚内,因为莫炎那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要么现在消失。”莫炎转脸对着灰衣汉子沉声道,“要么,永远消失!”那汉子看了看莫炎,眼光扫了众人一遍,一咬牙,闪身几个起落消失在一片树林中。“哎~~不是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林岳拧着脸道,“这不是纵虎归山吗?”“杀一只惹四只。”莫炎面无表情道,“另外四个更难对付。”“呵呵,难怪老婆子看那身法有些眼熟,原来是辰州言家。”耿婆笑道,“你说的这五兄弟,应该是正宗直系的言家五虎吧?”莫炎眼睛一闪,用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问着什么,我这才想起他还不认识耿婆,于是便简要地为两人做了个介绍。听完介绍,一贯冷若冰霜的莫炎有些动容,腮骨鼓动了两下,对着耿婆躬身便是一拜。“哎,小子,这就不必了。”耿婆抬手一点,右手二指按在了莫炎的肩侧,他那一拜竟是无法继续。“耿老……”莫炎的语声中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倒是耿婆却显得十分释然。“小子,田然的死和你没关系。”耿婆拍了拍莫炎的胳膊,叹道,“况且,下手的也绝不是你那个混账大哥。”我低声将老田身上中的“八门转魄凶格”向莫炎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耿婆话中的意思,从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宽慰了不少。虽然他对莫曹的憎恨之心并没有怎么消减,但听到老田不是死于莫曹的诡计后,却也暗舒了一口气,我隐隐觉得他对自己的大哥并没有完全绝情,或许莫曹也是。……夜间,旅店中。“辰州的言家五虎怎么会找上我们?”晖儿沉吟道,“从那个人的行为来看,他是故意惹事的,而且带来的七个辰州尸俑也是事先暗藏了尸毒。”“对了,嫂子,那辰州尸俑是怎么回事?”林岳好奇道,“湘西赶尸匠倒是常听到,但这尸俑还从没听说过。”“我也是从姜老的笔记上看到的。”晖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仔细向我们解释起辰州尸俑的来历。说道辰州尸俑,就不得不提起木甲术,与之前那个墨家败类用来制约我的“傀人甲”同出一门,所不同的是,辰州尸俑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偃师木甲术”。在古老的历史文献《列子》中,便有一段详细记载,说的是周穆王前去昆仑山狩猎,回程途中在巴蜀一带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匠人偃师。当时在偃师身边站着一位全身木纹的奇异人物,周穆王一时好奇便上前询问。偃师微微一笑,从容回答:“这不是真人,是我制造的木甲艺伶。”周穆王不禁有些吃惊,于是便仔细查看,发现这个木甲人的确栩栩如生。无论是他的一进一退、一抬首、一低头,仿佛都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周穆王要他唱歌,完全可以合律,要他跳舞,也是千变万化。惊叹之下,周穆王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侍妾们也来观看他的表演。可就在表演将结束之时,这个木甲艺伶竟眨巴眼睛,勾引周穆王的美丽爱妾。周穆王当下大怒,斥责偃师道:“我还以为当真是什么木甲人!原来只是找个真人贴上木皮,想当作奇技,欺骗我这个天子?”偃师为了释疑,便当场拆解那一个木甲人让周穆王瞧仔细。周穆王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木头、皮甲、胶漆等材料制作出来的,不论是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等,全是人工。偃师重新把这些零件拼了起来,那个木甲人真的又再度能栩栩如生动起来!周穆王这时才不禁佩服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一个水准,实在不可思议!”然而,偃师的这一脉“木甲术”,后来竟自人间失传了。到了六百年后的战国时代,当代的“工匠之神”公输般,曾发明了会走会动、以线枢控制的“机关人”,和各式各样具高度杀伤力之机关战具,而墨家之祖墨子也发明了能飞行三日的机关飞鸢、以及能自由移动的机关屋。当时二人都自认自己的技艺,已达到天地间从未有过之最高水平。然而墨家的大弟子禽滑厘把他所听到的偃师技艺之巧,告诉了这两位老先生,二人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谈论有关“机关术”技艺的事。而辰州言家则正是偃师木甲术的一脉旁系传人,辰州尸俑便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之所以说是旁系传人,是因为言家先祖曾师承公输般,不但学习了公输般的机关术,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偃师木甲术的秘诀。公输般在听了禽滑厘的描述后,对偃师的技艺甚为敬仰,后半生便苦心找寻失传的偃师木甲术,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限将至之时让他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公输般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太久了,他便叫来门下最得意的三位弟子,将这些资料分给这三人。当时还没有用到纸张,这些资料都是记录在一些竹简上,三名弟子各拿到了五根竹片,公输般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便限这三名弟子一天内参透。这三名弟子在公输般的床前跪了一夜,仔细参详着竹片上的资料,终于在鸡鸣时分将这些竹片尽数投入了火盆中焚为了灰烬。两名年长的弟子一无所获,羞愧地掩面而去,唯独最小的弟子向公输般道明了自己的见地,公输般听后大叹:“周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吾至死方得其解,惭愧惭愧。”说罢溘然长逝。其实就“木甲术”和“机关术”的原理而言,两者既有相同却又截然不同。“木甲术”以磁为动力,以磁榫来控制,追求的是能灵活轻巧,栩栩如生。而“机关术”则以畜为动力,以枢来控制,用作为战争军事工具,追求刚硬肃杀。这两者在气质与理念上,可以说一开始便迥然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名见解独到的弟子便是言家先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刻苦,钻研出了一套融会两门奇术特长的技法,但由于只看过五根竹片的资料,所以在他的技法中,只融入了极少部分的偃师木甲术。可就是这点点资料也已足够让他的技法精绝世间了。辰州尸俑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种大腹便便的木偶身材较为魁梧,腹内中空,可装入不少物品。而且通过木甲术和机关术的不同原理构造,它被设计成即可人为操控又可自行走动的特殊木偶。这种木偶在平时可作为商旅短途运输之用,若遇到抢匪,也可操控与之搏斗。在战乱时期,它则被作为军用物资的短途运输工具,同时也可抵御敌军的偷袭。由此,言家配合了奇门遁甲的阵形步法,独创出了一套操控技法。不知从哪一代起,言家做起了赶尸的行当,这木偶便被稍加改制成了运送尸身的工具。赶尸的收入比较丰厚,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中文字幕无码电影免费提供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①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②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出自北部中国的文宫集团最为庞大,占总人数近1/3;其次是东北的军官,他们约占20%,如下面按大区所作的统计所表明的一样。表A-2大区出身统计:
                      地区文官武官共计
                      满洲里2626
                      中国北部411556
                      中国西北部31518
                      长江上游33
                      长江中游527
                      长江下游11112
                      东南沿海11
                      岭南11
                      云贵11
                      总计6560125
                      尽管“贰臣”中文臣稍多于武职,最终从清廷统治中获地位最为显赫的却是武职,这从他们之中最后成为各部尚书或侍郎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在60名武职降臣中,有23名成为尚书,23名成为各部侍郎。在65名文职降臣中(包括56名进士),只有3名成为尚书。拥有各部尚书或侍郎之称,并不意味这些人实际上在那个部里供职过。如下表几个著名的汉旗人(他们并非都列入了《贰臣传》)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通常一个人在中央政府拥有了某部门的官职,与他在该部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表A-3部分汉旗人的事迹和官职: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三七卷,第10页。③同上。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二六五卷,第8页。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七九卷,第122页。③同上书,第二四九卷,第11—12页。④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8页。⑤同上书。第二四三卷.第7—10页。⑥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11页。⑦《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6—47页。⑧《国朝耆献类征》第二七二卷,第4页。⑨《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3—44页。⑩《清虫稿》第二四○卷,第17、20—21页。侍郎之职(通常是刑部)照例是由在外作战的将领担任。尚书之职,常常给予主要满洲首领,而1644年与多尔衮入关的汉“旧人”中被任为此官的却屈指可数(孟乔芳,1645年为兵部尚书,是一个例外。正如康熙所言,这是北方平定初年清廷最重要的担任了指挥官的汉人)。另一方面,后来投降的汉人,如下表所示,积官至尚书之职的人数颇为可观。表A-4
                      降附时间任尚书职人数
                      1644年前2

                      件事上,她只会让他高兴。在我们考虑所有的事情时,我们都要想到最终的目标。而在这里,最终的目标是在天堂中再加上一个座位,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提莫提欧神甫看着马基雅维里,没有做出回答。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神甫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神甫将视线移开,眼光落在了桌上的那包金币上。“我现在确信,执政团派你出使晋见公爵,真是没有选错人。大人。”他最后回答道。“我也许要谴责你的意图,但却不能不佩服你的老练。”“你过奖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你应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神甫大人,相信第一感觉是对的。不过我要失陪一下,我要去院子里方便一下。你们这里的葡萄酒看来有些利尿的功效,我琢磨着。”当马基雅维里回来后,神甫还是端坐在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桌上的那袋金币已经不见了。“卡特琳娜女士星期五会带她的女儿来做忏悔。”神甫说道,一边看着他自己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手。“当奥莱莉娅女士在忏悔室里时,你会有机会向卡特琳娜女士说话。”[1]Vitale一词含有活力,生命力的意思。第十九章不久一个令人高兴的机会出现,让马基雅维里能够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般说来,除非有必要,他并不早起。和提莫提欧神甫谈过话的第二天早晨,他翻身下床然后开始穿衣服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走进厨房,用了塞拉菲娜给他预备的简单的早餐,然后就走进了院子,从井里打了一些水上来。哆嗦着把手和脸洗了一下。然后他上楼去取一些他所需要的文件。他打开窗户,准备看一下天气,忽然看到尼娜,那个女仆,带了一张椅子和一只搁脚板凳上了巴托罗缪家的屋顶。这些天以来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间歇还会有阵雨。但是这天早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他猜想尼娜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上了屋顶,身上裹了一件绗缝被,手里拿着一顶硕大的草帽。马基雅维里猜对了,奥莱莉娅是要趁着天好,晒干她刚刚洗好的头发。她坐在椅子上,女仆将她的长发穿过这顶只有硕大边檐,但是没有顶的帽子,将草帽安放在奥莱莉娅的头上,然后将头发散在草帽的边檐上,这样阳光就可以晒到这些头发上面了,而刚刚染上的金色也就更加明艳。马基雅维里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将文件的阅读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候。他取了自己的鲁特琴,上楼走进了塞拉菲娜房子二层楼俯临庭院的走廊。当他走上去的时候,女仆已经忙活自己的事去了,奥莱莉娅一个人在屋顶上。草帽巨大的边檐挡住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完全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另一方面,奥莱莉娅也确实专注于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好好地晾晒一下,也没顾得上想其他的事。但是当她听到他开始歌唱的时候,吃惊之下,她抬起帽檐,视线穿过两座紧挨着的房子之间那十分有限的空间,向马基雅维里这里望来。还没等马基雅维里和她目光对接,她立刻就低下了头。马基雅维里好像是在自娱自乐一样地唱着一首爱情歌曲。按照当时的风尚,歌曲的主题是丘比特和他的爱情之箭,他那些被所爱的女郎的眼神所带来的残酷的伤口;以及那些他如果可以不去想念心上人时他内心的快乐。马基雅维里把奥莱莉娅搞得进退两难。因为害羞她也许希望能够赶快离开,但是她又确实需要太阳光把她头发新染的色染牢固。马基雅维里觉得,一个女人是不会为了美德而牺牲自己的容貌的,如果在这之前奥莱莉娅还不敢太肯定马基雅维里对她的感觉的话,现在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觉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所以他想再努把力,使奥莱莉娅能够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他曾经谱写过一首献给一位叫费尼切的女人的小夜曲,开头是这样的:“你好,姑娘,你超凡脱俗。”然后歌词开始叙述她是一个如何如何罕见的美人,有着万般可爱的美丽灵魂,在这里,把歌词中的“哦,只有费尼切”改成“哦,只有奥莱莉娅”非常容易,而且一点也不破坏韵律。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他用一种叙唱调的方式念出这些词句,调子里不乏某种柔美的意味。奥莱莉娅静静地坐着,她的脸隐藏在草帽底下,但是马基雅维里有一种感觉,觉得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这正是他所要的。不过他刚刚唱完两段,奥莱莉娅摇了一下她随身带来的小铃铛,叫来了她的女仆。尼娜上来后,奥莱莉娅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来。尼娜随后搬起奥莱莉娅坐过的椅子,挪到了屋顶的另外一个地方。奥莱莉娅走了过去,坐了下来。两女人开始说起话来。马基雅维里猜想奥莱莉娅是想把尼娜留在身边,直到走开为止。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他那锁着文件的箱子中取出文件,不一会他就全神贯注地撰写起给执政团的报告了。到目前为止结果还不错。第二十章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星期五那天,他一直等到晚祷结束,会众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才进入那座神圣的殿堂。他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提莫提欧神甫正进入忏悔间。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随着神甫走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小礼拜堂中间。马基雅维里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看到他时并没有显出惊讶的神色,马基雅维里心想,估计神甫已经向她打过招呼,她早就在等着他了。然而马基雅维里觉得没有兜圈子的必要——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女儿,请她在她女儿面前为他转达爱意,为他穿针引线。卡特琳娜对马基雅维里的这番表白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有些被逗乐的感觉。她告诉他,他并不是第一个打她女儿主意的人,但是先前的那些人都没能成功。“我一直非常严格地把她带大,尼科洛大人。从我把她以处子之身送到巴托罗缪大人的婚床上的那个晚上开始,她就一直是一个忠实和尽责的妻子。”“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她之所以如此,也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卡特琳娜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带有些淫荡意味的笑声。“尼科洛大人,你阅历丰富,应该明白一个妻子如果想欺骗她的丈夫的话,他是没办法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的。”“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你是对的,卡特琳娜女士。而且,听你的口气,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人。”她将她的头侧了过来,认真地看着马基雅维里。“尼科洛大人,我这辈子经受了太多的不幸。我历尽惊涛骇浪,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可以休息,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我很能理解这些。但是你有把握说你的锚很稳固,系船的桩子足够结实吗?”卡特琳娜没有回答。马基雅维里从她的沉默中感到,她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如果奥莱莉娅女士不能很快地为巴托罗缪生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继承人的话,他会考虑收养康司坦扎女士的两个儿子。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吗?”卡特琳娜又一次沉默着没有回答。“你久经世故,太太,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你和你女儿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两行眼泪从卡特琳娜的脸上流下。马基雅维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手背。“绝望的处境需要绝望的解决办法。”她意气消沉地耸了一下肩膀。“虽说我能够帮助奥莱莉娅克服恐惧,但是这种机会并不会有。”“你的女儿讨厌我吗?”“你能引她发笑,”卡特琳娜笑着说,“一句玩笑话也能获取女人的欢心,其效果不亚于一副英俊的面孔。”“太太,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毫无危险地实施我们的愿望,我能够指望你的帮助吗?”“不光是要克服我女儿的恐惧,而且还要帮助她克服她的顾忌。”“这些靠你的常识所不能够驱散的顾忌,让我们留给我们杰出的提莫提欧神甫去处理好了。他可不喜欢多明我会的修士。”卡特琳娜又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你是一个吸引人的男人,尼科洛大人。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姿色,而你也看得上的话,我不会拒绝你的。”“老母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着。但是他还是按住了她的手,响亮地回答道,“如果我不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的女儿,我一定恭敬不如从命。”“奥莱莉娅来了。”“我要告辞了。”溜出了教堂之后,马基雅维里进了一间银匠铺子。在那里他买了一条银项链,因为他也没有买金项链的钱,但是这条银项链做工很精美。第二天早晨他让皮埃罗去买了一篮子饱满的无花果。卡特琳娜曾经告诉过他,说她是如何地喜欢无花果。马基雅维里将银项链放在篮子的底部,告诉皮埃罗将篮子给卡特琳娜送去。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对卡特琳娜说,这些无花果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并且要补充说明,在无花果下面是一件马基雅维里要恳请卡特琳娜收下的东西,这件物品代表着他对她的敬意。他觉得他和卡特琳娜之间有着充分的相互理解,但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会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够确认这种相互理解。第二十一章几天以后巴托罗缪提议他们再举行一次宴会,因为上一次的夜宴既有歌唱,又有欢笑,大伙都挺尽兴,巴托罗缪觉得应该再来一次。于是他们就开了第二次宴会。宴会的展开一如上一次,有着愉快的交谈和优美的音乐。奥莱莉娅本来就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这次更是沉默。但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当他与其他人轻快地交谈时,奥莱莉娅带着一种鉴定般的目光看着他。他很肯定她和她的母亲已经就他本人和他所表达的欲望做过讨论,这些探询的目光表明她正在琢磨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情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吸引女人,不是因为他的出众的外表,而是因为他令人愉快的谈吐,他的机智和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他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知道,女人们并不欣赏讽刺和挖苦,他们欣赏的是一些小小的玩笑和有趣的故事。在这两个方面他哪个都不缺。他的俏皮话所惹来的笑声使他倍感兴奋,他不禁得意地想,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逗人开心。不过他还是很小心地显示出,他不仅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人们容易信任和喜爱的人。时不时地,他在奥莱莉娅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笑盈盈的温柔的意思,他觉得那似乎在暗示说,她对他也有些意思。不过,这是不是他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像呢?对于这种目光的意思,曾几何时也在其他女人那里见过。女人们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一定要以情感为先导,不知疲倦地将仁慈的上帝为了补偿驱逐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而赐予人类的快乐搞得十分复杂。不过有的时候这种缺点也会带来些好处。他脑海里闪过了玛丽埃塔。她奉父母之命和他结了婚,现在她是如此地溺爱他,以至于她都舍不得让他离开。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他对她也有着真正的感情,但是她也无法指望她能够将他拴在她的围裙的带子上。马基雅维里的外交事务一度变得十分繁忙,以至于有好几天时间他不得不将他的全部时间用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通过皮埃罗,他向奥莱莉娅送了一长颈瓶的玫瑰油,这是他从一位刚从中东回到本地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价格之高,他简直有些吃不消。奥莱莉娅没有拒绝,他觉得是个好兆头。他称赞了皮埃罗,夸奖他有谋略,有技巧,将礼物送了过去,但是没有招惹到任何人的注意。他给了皮埃罗一块银币,以便他可以去追求尼娜。“你和她处得怎么样了,我的孩子?”他问道。“我不认为她讨厌我,”皮埃罗说道。“她一直很恐惧他们家的一个仆人。他是她的情人。”“我很怀疑这一点:但是不要泄气。如果她还是要你的话,她还是能找到办法来安排事情的。”接下来是一个下雨的下午。巴托罗缪派人来找马基雅维里,请他去巴托罗缪家里下棋。马基雅维里觉得手头上的事可以暂时放一下,就过去了。巴托罗缪在自己的书房里见了他。房间里虽说没有壁炉,但是有着一盆火,房间里也不冷。“我们在这里下棋,比旁边有几个说话的女人更方便一些。”巴托罗缪说道。马基雅维里抱着能够见到奥莱莉娅的想法去了巴托罗缪的家,听了这话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还是十分礼貌地回答说:“女人总是要说话的,而象棋是一种需要全神贯注的活动。”他们开始下棋。也许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注意力分散了,巴托罗缪欣喜地发现,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马基雅维里。他叫仆人拿酒来。当酒端上来以后,马基雅维里已经将棋盘重新摆好,准备开始新的一局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开口说:“亲爱的尼科洛,我叫你来不光是为了和你下棋消遣。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愿意效劳。”“你听说过圣·维塔里这个人吗?”一丝轻微的满意之色滑过马基雅维里的嘴边。提莫提欧神甫没有辜负他的委托。“非常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你是在说拉维纳的那座教堂吗?这位圣徒的遗骨埋在那里。佛罗伦萨的每一个人不久以前都在谈论着他。”“关于哪个方面?”“人类的愚蠢有时简直没个尽头。就拿我们佛罗伦萨人来说吧,他们一向以自己活跃的才智而自豪,但有时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看到巴托罗缪的脸上露出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于是他心想,我要好好地吊一吊他的胃口。“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如此荒谬,我都不好意思讲。在我们神圣的教会确定的范围内,我的那些共和国的公民伙伴们,有着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对于那些他们看不到,闻不着,摸不到的事物一般不会相信。”“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好的生意人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但是时不时他们会受到那些最疯狂的迷信的蛊惑,实在是令人惊讶!实话告诉你,我实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将那些佛罗伦萨人置于可笑境地的故事。”“我自己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了,如果我听不到这个故事,我会坐立不安。听你讲故事总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在这样一个毫无意趣的日子,开怀大笑一下也是好的。”“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是一个有钱的佛罗伦萨的公民。他春秋正盛,在市里有一处不错的房产,另外他也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太太。他本来应该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没有子嗣,这对他来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不和,所以他一想到这个人和他那一窝嚎哭着的小家伙将来有一天会继承他的遗产,他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带他的妻子去洗温泉浴,去许多神圣的地方朝圣,他咨询过许多医生,还走访了一些号称拥有使妇女怀孕的秘方的老妇人,结果没有一件事有效果。”巴托罗缪喘着粗气,注意地听着,心急火燎般地,好像他的性命全在这上面。“后来他碰到一个曾经去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僧侣,那个人告诉他,在他回来的路上,在拉维纳做了停留,那里有座叫圣·维塔里的教堂,这个教堂供奉的圣徒有着让不育男人重新获得生育能力的神奇功力。朱利亚诺听说此事后心动了,虽然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相信,他还是坚持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圣地。你可以想像一下,当他终于出发时,周围的人是怎么笑话他的。讽刺他的小文章被人写了出来,传来传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人们必须避开他,以免当着他的面大笑出来。然而,当他回来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的太太生了一个九磅重的儿子。结果是朱利亚诺笑到了最后。佛罗伦萨的人都大惑不解,而那些虔诚的人则大声疾呼,这是个神迹。”巴托罗缪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水。“这如果不是奇迹那又能是什么呢?”“我的朋友,让我们关起门来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孽,我们已经配不上神迹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件事还是对我震动挺大。我想我只能重复一下你的评论,如果这不是神迹,又能是什么呢?我已经给你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该由你来提出你的看法了。”巴托罗缪举起酒杯,一口气喝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的,打个电话就完了。在天津后来就有电话了……反正《那桐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吃张治”注276,这没人能懂。其实张治是个厨子(众笑)。今儿晚上把张治请来做饭,这就叫吃张治。请厨子来家给他们做。厨子是各家都去做。后来我们家的厨子就是张治的侄子。注277定:就是说他不是你们家固定的厨子,你们家要做饭的时候就把他从外边请来做?奎:对。原来张治那会儿是这样,后来他侄子不是了,就是跟我们这儿做饭了。那样的厨子很多,都不是北京的,是天津的了。定:《那桐日记》还有一说,说今天送谁谁一桌席,或者谁谁送来一桌席,注278这个您知道吧?怎么个送法啊?奎:这送一桌席啊,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有几种做法。在天津就有一次,是那家(那桐家)他们做好了,铁扒牛肉,大铁扒,装在一个圆笼里头,提搂着,上我们这儿来。这种送也有。或者是花钱请张治,上你们家做去。不过那时候一般送席不是这样,是送席票。大红纸儿,写着席一桌,什么什么席一桌,多少多少钱。子:这省事这个。奎:你拿着这席票去,庆丰楼的票,你到庆丰楼去吃,贵宾楼的票,你到贵宾楼去吃。定:就跟咱们现在送餐劵似的。奎:对对。一般是那样,送实物的就比较少了。这送席票太普通了,生日啦,娶媳妇聘姑娘啦,什么都可以送席票。大宅门谁家里都存一大摞。定:(笑)也就你们家存一大摞,人老百姓家肯定不会存一大摞。奎:这网(指关系网)不是还有嘛,互相传。都不太贵,好像一般都是四块钱一张,那会儿四块钱哪儿值钱了。定:这四块钱一张是什么概念呢?奎:四块大洋。子:四块大洋能买多少东西呢?奎:这我不知道,不管。不过那席票也是越来越不值钱。开始的时候吃得好。子:开始吃鱼翅,后来就变成胖头鱼了。定:你们家跟京剧界的关系也挺密切的?注279奎:很密切,没跟您说么,梅兰芳他爸爸他们都来。梅巧玲那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都来。注280我这儿还有梅巧玲的照片呢,明老太爷(明善)不是内务府大臣么,就管他们。他们都得进宫里唱戏呀,这种关系。后来就散了,没那么多的关系了,就是有几个人,贯大元注281这个,来还给磕头,念旧,保持旧的一套。后来其他的人来,富连成的,张君秋啊,马连良啊,就不是那个关系了。那是因为我六叔在银行,一块儿吃饭啦,跟我们就不照从前似的了。定:你们家有戏台吗?奎:没有,就为了宫廷排演搭临时的,拿木板搭一个小戏台,那不是演戏,是唱八角鼓注282的。八角鼓班啊,也不是一个人唱这八角鼓,包括很多,唱一段八角鼓,唱一段大鼓,说一段相声,曲艺嘛,什么都有……定:您家信佛吗?奎:信佛不是我们这支儿,是我三祖父那支儿,天天念经有佛堂,我三祖父跟喇嘛来往多,上雍和宫,雍和宫喇嘛也来。我祖父也见他们。他不是照三祖父那么信,可是对佛也敬。我也受一点影响,崇拜喇嘛,藏传佛教。到我这儿我到雍和宫去也还是很恭敬的。这也是几年前了,现在也去不了了。从小我们供的就是三座佛。定:三世佛?奎:不是。三座大佛,怎么讲我说不上来了。是从我祖父那儿下来的。不是像咱们庙里供的药师佛什么,是一个红脸的,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定:度母啊?子:对对,白度母,什么度母。奎:“文化大革命”时候毁了。

                      7.关于索家的传说

                      定(问子):你们家这么多逸闻你都听说过吗?子:我20岁就参加工作了,一直在轮子行,就是民间运输业,这帮人的嘴啊,是不饶人。我一进厂,胡同口这三轮车社的工人就开始说起来了,说这可了不得这个,他们家怎么着怎么着,是地下金砖三尺,玉瓦溜溜溜溜,是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再加上我一填简历,我奶奶是爱新觉罗,好家伙我是没好日子过呀,“文化大革命”你猜我干吗去了?让我管给车加油,拿根管儿,得先搁嘴里吸一下啊,开始吸的时候一喝喝一嘴,一打嗝三天都是那汽油味儿!定:反正你们家故事挺多的,不是说宫里最高级的翡翠最后都流落到你们家吗?注283奎:说我们家有玉玺吧?玉扳指儿?玉镯子?我没见过。定:对(众笑)。说是从宫里赏的还是拿的就不知道了。奎:那就不知道了。我跟您说啊,这分两部分,我祖父确实有一部分,可是我祖父跟古玩商一点联系都没有。跟古玩商有联系的,是我五爷爷那边,我五爷爷会倒腾古玩。定(问子):您现在也玩玉器?子:我喜欢看,我没有啊。说我们家的玉器多,说价值连城连宫里都没有。问题是我没看见过啊。谁知道分家分到哪儿去了。定:你们可留神点儿,别哪天来个打劫的。子:早劫完了!奎:全抄完了……说到我这辈吧,我如果有存的东西啊,恨不能就赶快把它卖了,它在咱们这儿也不会生利也不会生财,它长价,长什么价我也不懂,您没上我那屋,我那屋破着呢,墙皮都掉了,我说拾掇也没用啊,我不是住得挺好的吗。它不妨碍我吃,不妨碍我喝,没必要。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定:你们家是阔过,好东西见得多了,所有的富贵就看得都淡了。奎:我们由大房子搬到小房来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定:不用扫地了。奎:对(众笑)。子:这跟人生的实践还真有关系,你处在这种环境你就这么看问题,你处在那种环境你就那么看问题。角度不一样还真的不一样。定:这都是大家子弟才有的……子:豁达。我们认为最没用的事是老头最关心的事儿(众笑)。我们认为好东西他都无所谓。现在最惦记的是孙子,这是一心病。奎:就这事跟我有关,别的都跟我无关,一蹬腿儿就完了。子:这可是心里话。定:其实真是,您父亲的想法就对,过眼烟云。奎:不过这些话啊,有人不懂,听不懂。定:这我能理解。奎:所以我今天才跟您说。
                      附录一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节选)注284[访谈者按]奎垣先生提到,他父亲存耆在解放后为北京市政协、区政协等处写了大量材料,但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是硕果仅存的几篇之一,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如今热衷于追究光绪死亡原因的人不少,此文也经常被人转抄采用。而我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在这里的原因,倒不是对光绪之死有多少兴趣,而是可以从中透露增崇家与内务府诸大臣如奎俊、景丰、继禄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中的情况。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注285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迟疑异常的神色。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叔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府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注286吗?”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注287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注288我的姑丈、内务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注289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注290医士“终日不得闲”。注291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生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颜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回事?偶尔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注292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注293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一进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注294熬白菜”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注295,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词,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祛祛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下略)
                      附录二“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中文字幕无码电影免费提供!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现在卫国已经不是问题了,晋文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迅速挥师南下,进攻曹国,包围了曹国的国都陶丘。这时候他指挥的部队不仅仅是晋国三军,还有加入到晋军中的齐、秦两国部队。晋军集中力量进攻陶丘的城门,曹国人拼死抵抗,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晋军死伤累累,在陶丘城下留下大量尸体,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孙子兵法》曾这样描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fén)轀(wēn),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将孙子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最上乘的用兵之法,以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取胜;其次以打败敌人的军队取胜;攻城是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攻城,光准备器械就得三个月;如果一时攻不下,就得在城外修筑土丘围城,又得三个月;如果还攻不下,攻方将领难免心浮气躁,驱使士兵像蚂蚁一样进攻,搞人海战术,死伤更加惨重,有可能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而敌城仍然屹立不拔——这就是攻城的灾难。这段论述,生动地反映了攻城的艰辛,也体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思想。回想起来,齐桓公和管仲纵横中原三十年,虽然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但总是尽量避免战争的发生,更多采用外交和谋略来解决问题,与孙子的思想不谋而合。而现在,晋文公刚出江湖,就在陶丘城下陷入攻城的困境,勇气虽然可嘉,谋、交略嫌不足。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晋文公之所以强攻陶丘,与其救援宋国的战略目标有关。宋国在楚军的进攻之下,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不尽快解决曹国而对宋国直接施以援手,那么当晋军与楚军主力相遇的时候,曹军势必成为晋军的后顾之忧。因此,救宋必先破曹,攻城虽是下策,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晋文公本来以为,以晋国三军的实力,加上齐、秦二国之助,攻下陶丘只是小菜一碟。没想到,这碟小菜却是如此难啃。曹国人不但打退了晋军的进攻,还采取心理战术来削弱晋军的斗志——将晋军留下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这一招非常狠毒,晋军士兵看到如此场景,又愤恨又惊惧,箭不敢射,石头不敢扔,梯子也不敢搭,生怕破坏了同袍的尸体,攻城一时陷于停顿。有人给晋文公献了一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谋:将晋军部队迁到陶丘郊外的曹国公墓去驻扎,并且宣称,要挖曹国人的祖坟作为报复。祖坟被挖,那是天都要塌下来的大事。而挖人家祖坟,也是缺德得不能再缺德的事,如果不是有曹国人挂尸在先,晋国人也不敢这么做——人嘛,毕竟还是有底线的。曹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恐惧,而且愧疚万分。他们立刻派人与晋国人谈判,要求晋军赶快撤出公墓,别再骚扰他们祖先的神灵。晋文公很爽快,说行啊,只要你们将晋军的尸体都收拾好,装在棺材中送还给我们,我们就马上撤出公墓,这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大家都别再耍小聪明出毛招了。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曹国人当然答应。几天之后,他们将晋军的尸体收敛妥当,用牛车拉着几百具棺木,打开城门送往晋军大营。队伍刚出来三分之一,听得城外一通鼓响,无数晋兵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曹国人情知上当,想关门,门却被牛车堵了个严实。手忙脚乱的工夫,晋国人已经控制了城门,陶丘城陷落了。曹共公当年好奇心作怪,偷看晋文公洗澡,现在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文公当众数落他的罪状,总共有三条:第一,不用僖负羁这样的贤臣;第二,小小曹国,居然有“乘轩者”(大夫)三百人,政府官员严重超编;第三,不尊重贵人,偷看人家洗澡。根据《左传》的记载,僖负羁当年背着曹共公给重耳送饭,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他老婆劝说的结果。就算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送过一顿饭,就被称为贤臣,也实在是太带有主观色彩了。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现在正是时候。为了表达对僖负羁的敬意,他还特地给部队下了一条命令,不许任何人闯进僖负羁的宅子,违者斩首。晋国军中,有两个人情绪不佳,那就是魏犨(chōu)和颠颉。这两个人都曾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然而回国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一年前晋文公作三军,起用了郤谷、郤溱、先轸、栾枝等新人,魏犨仅仅担任戎车护卫,颠颉更是榜上无名,使得他俩愈发忿忿不平。现在打下曹国,僖负羁仅仅因为一饭之恩,就受到晋文公如此厚报,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人的不满。为什么外人一顿饭,胜过咱们那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呢?魏犨和颠颉想不通,凑到一起喝闷酒。酒入愁肠,化作满腔怨言。喝着喝着,魏犨有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凑到颠颉的耳边一说,颠颉立马表示赞同。当天夜里月黑风高,两人各自带着亲兵,抱着柴禾来到僖负羁家附近,将柴禾团团围住他家院子堆放好,把前后几扇门都用链条锁上。魏犨一声令下,亲兵们点燃柴禾,又将数十个火把扔进院子。霎时间四处火起,院里的人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乱成一团。魏犨喝得有十二分醉了,听到里面哭爹喊娘,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举着一把长刀又蹦又跳,吆喝着亲兵:“把守好各个门口,不许放一个人出来!”不料乐极生悲,突然间一段烧得滚烫的院墙轰然断裂将他压倒。颠颉吓得立马酒醒了,连忙扒开砖头,将魏犨扛在肩上,带着亲兵逃离作案现场。回到家找来军医一看,魏犨整个胸部被烧伤,伤势之重,至少要卧床半个月才能恢复。而僖负羁一家数十口,全部葬身火海。晋文公带着群臣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一堆灰烬。军法官四处调查,没费多少力气,就查出案件的凶手是魏犨和颠颉。魏犨身长八尺,力能搏虎,是晋国军中数一数二的勇士,熊熊火光中,有谁会认不出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将魏家的亲兵抓来两个一拷问,便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弄个明明白白。晋文公大为光火。烧死僖负羁一家本来就是严重的罪行,公然违抗他的命令更不能容忍。他决定将这两个罪犯斩首示众,以肃军纪。颠颉本事平平,杀了就杀了。但魏犨是员猛将,本事非同小可,杀了未免可惜。争霸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晋文公考虑再三,派赵衰到魏犨住处探望病情。他的想法很简单,魏犨如果伤势太重,也就没有了价值,留着也是个废物,不如杀掉。魏犨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赵衰此来的目的。他命人给自己包扎好伤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见到赵衰一揖到地,行了个大礼。“老魏啊,你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赵衰说着,故作亲昵,在魏犨胸前用力捶了两下。魏犨疼得撕心裂肺,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还笑容可掬地说:“应该的,应该的,您是领导嘛!”“哎呀,什么领导不领导!咱们可都是主公身边的老人了,一起吃苦流亡,情同手足,你这样称呼多生分!”说到这里,赵衰侧过头瞟了魏犨一眼,只见这家伙仍然一脸天真的憨笑,便将话锋一转,突然问道,“最近身体还好吧?”“好,好得很!不信你看。”魏犨说着,跑到院子里,一口气做了三百个俯卧撑,接着又做了三百个跳跃。“够了,够了。”赵衰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还是那个急性子脾气,有甚于当年啊!”赵衰刚刚离开,魏犨便瘫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胸口,满地打滚。疼归疼,命是保住了,仅仅被撤去了戎车护卫之职,由舟之侨取而代之。颠颉则没有这么好命,被拉出去砍了头。处理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宋国的使者门尹般也来到了陶丘,他给晋文公带来一个信息:“如果再不加紧派兵救援,宋国就要被楚国消灭了。”门尹般绝非夸大其辞。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宋国以区区一国之力,抵抗楚国及其仆从国的进攻已经三个多月,商丘城岌岌可危。即便门尹般不来报告,晋文公猜也猜得到宋国的形势危急。晋军伐卫侵曹,目的就是牵制楚国,救援宋国。现在卫、曹两国均已告解决,楚成王仍然不为之所动,死死咬住宋国不放,显然,晋国的牵制战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要救援宋国,只能继续挥师南下,与楚国大军面对面地决战。但这样一来,晋军劳师袭远,而楚军以逸待劳,战争的主动权就握在了楚国人手里。另一方面,晋国的盟友秦国和齐国对于是否主动寻衅楚军也持不同意见,如果晋军一定要南下,秦军和齐军很有可能停留在曹国,作壁上观。仅以晋国三军奔袭楚军,胜算微乎其微。但如果坐视不救,宋国必定会背弃晋国,转而投向楚国的怀抱,这对晋文公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打击。他只能想办法继续牵制并调动楚军,迫使其离开宋国,主动来找晋军决战。新任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套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宋国人以重金寻求齐、秦二国的帮助,请齐、秦二国向楚国呼吁停战;另一方面,在齐、秦二国呼吁停战的同时,晋国将曹共公囚禁起来,并把卫、曹二国的土地赠送给宋国。楚成王得知此事,定然恼怒,不同意齐、秦二国的停战呼吁。而齐、秦二国接受了宋国的重金贿赂,又恼怒于楚国人的蛮不讲理,必定会全力以赴,与楚国人一战。(反之,如果楚成王同意停战,则正中晋文公下怀,以和平方式解决宋国问题,功劳还是他的。)先轸的方案,好比将一个烫手的山芋强行塞到楚成王手里,他接或是不接,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晋文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先轸的计谋高超,楚成王的警惕性更高。齐、秦两国使者一进楚军大营,他便嗅到了可疑的味道。不久又听到晋国瓜分卫、曹两国的土地转手送给宋国的消息,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这是晋文公给他布下的一个圈套。以楚成王的脾性,自然不会答应齐、秦两国提出的停战呼吁,让晋文公坐收渔翁之利。但是拒绝的话,齐、秦两国就被彻底推向晋国那一方,成为楚国的敌人了。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在兵力上已经超过了楚军,而且很有可能导致鲁、郑、陈、蔡等同盟见风使舵,倒戈一击。楚成王思前想后,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撤军回国。作为一个牌桌上的老手,他清楚地知道,当对家将所有好牌都抓在手里,而且上下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对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不玩了。楚国人办事历来雷厉风行。当天晚上,楚成王带着自己的卫队开始从宋国撤离,退回到楚国境内的申县建立指挥部,在那里继续指挥全局。同时命令镇守谷城的申叔侯撤军,命令围攻商丘的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将部队迅速撤回楚国。楚成王深知成得臣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还派人专门给他带去一封信,信上说:“晋侯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什么样的苦都吃过,最终还是得到了晋国,这是因为老天眷顾他,而且帮助他排除了障碍。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废。兵书上说,敌我旗鼓相当则避而不战;又说,要知难而退;还提到,不要和有仁德的人作战。现今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你一定遵照命令,稳妥安排退军事宜,不得有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拿得起、放得下才是真英雄。但成得臣看到这封信,第一反应不是服从,而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有人在楚王面前说我的闲话。自子文让贤以来,成得臣就担任了楚国的令尹。令尹乃是楚国的首席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出征宋国本来也就是他分内之事。然而楚成王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让成得臣担纲,而是请已经退居二线的子文出马,明显是不放心将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交给成得臣指挥。虽然子文用消极怠工的办法逼迫楚成王起用成得臣,而且成得臣一出马就赢得了大众的满堂喝彩,但在成得臣心里,已经埋下了自卑的阴影。他迫切需要通过这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并不比子文差。但是没想到,这仗一打就是三个月,商丘城近在眼前,却总是屹立不倒。恰在这时候,他又收到了退兵回国的命令。对于成得臣来说,这道命令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他绝望地认为,自己这次无功而返,必定使楚成王更加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也会使国内产生一种“子玉不如子文”的舆论。不是曾经有个小孩说过“给子玉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的话吗?连小孩子都敢这样大放厥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他成得臣的笑话。怕是有人嫉妒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令尹,担心他攻下商丘城,立下盖世奇功,因而向楚王进了馋言,命令他赶快从宋国撤军。这个念头在成得臣脑子里一闪过,立刻变成了铁定的事实。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彻底打败晋国军队,让你们这些闲人看看我的厉害!成得臣派人到申县给楚成王送去一封信,请求与晋军一战。信中写道:“并非我想立功,而是希望通过这次战争堵住某些人的嘴。”“混蛋!”楚成王气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多年的执政经验使得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当着使者的面发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得臣,居然将战争当成了赌气的工具,他难道不知道,战争不是游戏,战争是会死人的,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吗?楚成王很后悔没有坚持己见,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远征军的主力还在宋国,如果此时撤换成得臣,恐怕引起军心混乱,被晋国人趁火打劫。更可怕的是,成得臣很有可能拥兵为乱,反过来进攻楚国,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既然成得臣要战,那就让他战吧,给他一个教训也好。楚成王这样想着,最终答应了成得臣的请求,但是只派了“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前去增援成得臣。简单说明一下,在春秋年间,各国都蓄养着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称为“私卒”或“族兵”,一般由国君或卿大夫的亲族组成,相当于后世的“亲兵”。私卒的规模不大,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是各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根据楚国的传统,楚王本人拥有的私卒,共计兵车三十乘,分为东西两广,每广十五乘;楚国大子(太子)的私卒称为东宫之卒,规模必定小于楚王的两广;而所谓若敖之六卒,则是成得臣的宗族亲兵六百人。这样看来,楚成王派去增援成得臣的部队,就是楚王的卫队兵车十五乘,大子的私卒估计也不超过兵车十五乘,还有成得臣的族兵六百人。作为精锐部队,这批援助不算大,也不算小。加上原来在宋国的楚军远征军主力部队,应当可以和晋、齐、秦三国联军势均力敌。成得臣并非有勇无谋之辈。得到楚成王的增援部队之后,他没有马上挥兵北上,而是派了一名叫宛春的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对晋文公说:“您不是想救宋国吗?我来和您做一笔交易,请您恢复卫侯和曹伯的国君地位,我愿意放弃围攻宋国。”言下之意,只要晋国放过卫、曹两国,楚国就放过宋国。这等于是将晋国踢给楚国的球又踢回去了。晋文公开了一个会来讨论成得臣的要求。狐偃拍案而起:“这个子玉(成得臣字子玉)也太无礼了!他是臣,您是君,他凭什么跟您来做交易?而且您救宋国,只是一件功劳;他救卫、曹两国,是两件功劳。这个人不懂礼节,又贪功好利,咱们得好好教训一下他!”先轸站起来拍拍狐偃的肩膀,慢悠悠地说:“我反倒觉得,不妨答应他。子玉一句话,三个国家得到安宁;我们一句话,三个国家陷于灭亡,无论如何是我们理亏。不答应他的话,就等于放弃了宋国,我们本来就是来救宋国的,到头来却放弃了宋国,诸侯会怎么看?楚国人的这个建议,对宋、卫、曹三国都是恩惠,我们不答应,必定会引起这三个国家的怨恨,对我们大大不利。”狐偃双手一摊,愤愤地问:“难道咱们就这样受他摆布,往他画好的圈里跳?”“当然不是。”先轸笑着说,“何必便宜了子玉小子,我们私下和卫、曹两国交易,答应卫侯、曹伯复国,离间他们与楚国的关系。然后将宛春拘禁起来,激怒楚国人,引诱他们前来作战!”皮球踢来踢去,还是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中文字幕无码电影免费提供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的林岳,等不及让他开口说话,我一把把他拉进了卧室。“老凡,别看了,我知道嫂子肯定会这样的。”林岳看到面色苍白的晖儿后,一脸凝重地说道,“我这么急着赶来也就是为了这事,现在也只有你能救嫂子了。”我还来不及发问,又是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林岳撇下楞在那里的我,敏捷地蹿了出去,不一会S便出现在卧室的门口。“晖儿怎么样了?”S一阵风地来到床前,看了看昏睡中的晖儿,“这里交给我,你俩赶快去想办法。”“是我打电话叫S过来照看嫂子的。”林岳把我拉出卧室说道,“嫂子的病和那几个死亡的病人是同一种病,因为他们全都是在同一个别墅园区的人。”我心中一惊,林岳此刻的话等同于给晖儿判了一个死缓。“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差点就做了盗墓贼。所有的病人都来自那个别墅园区,从尸体上来看,死亡的原因是肌体供血不足,最诡异的是……”林岳的语声嘎然而止,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身后的吧台,嗓音变得阴沉起来,“我在每个死者残存的血液里都发现了彼岸花的花粉。”“彼岸花?!”我忽然想起晖儿公司门前那大片血红的彼岸花,“晖儿的公司门前就种着大片的彼岸花,难道这种花会有问题?”“对,就是这种白色的彼岸花,我取对的花粉样本和死者血液中的完全吻合。”林岳显然是一夜没合眼,但是他的话却丝毫没有令我有如何的感动,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一种电击般的感觉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疯狂地抓起吧台上的彼岸花丢在了地上,狠狠地将这些妖艳的花朵尽数跺烂。“发生什么事……”S闻声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脚下的残花不由失声道,“啊,这么洁白无暇的蔓珠莎华,你简直是暴殄天物。”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下,我一语不发地从书房里拿出《闻风拾水录》,翻到一页,恨声读道:“彼岸血莲,火荣水枯,滋人血而养,故其色如血,生于幽冥,其形如彼岸之花,丛生者如疫祸人。”“老凡,你早就看到这……”林岳拍了下我的肩膀,硬生生地咽下了下半句话。“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你们看到的都是白色的彼岸花,而我却是看到红色的彼岸血莲!”我一把甩开林岳的手臂,狂躁地叫道,“那些彼岸花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其他花草,是‘虚’花!”“啪”,一阵热辣的感觉自脸颊传来,S挥手间在我脸上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是男人你就别在这里鬼哭狼嚎的,赶紧想办法救你老婆!晖儿有个三长两短,小心我叫你陪葬!”望着S微微闪动泪光的眼睛,我的心情忽地平静了下来,抚了抚发烫的脸颊沉声道:“我绝不会让晖儿有事!”“火荣水枯”,从字面上很容易就能看出彼岸血莲是火性的诡异植物,照之前对付应蚺的经验,只要能找出一种受控的水性“虚”就能够解决。经过一阵分析翻查,在《闻风拾水录》记载的众多资料中,我和林岳选中了其中最适合的夫诸。“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林岳念经似地复述着书上的语句,“这太简单了,牵只夫诸去别墅区,直接啃光那片彼岸血莲。”“简单?!”我愣了一下,“难不成你那里也存着夫诸的捕捉方法?”“呃……”林岳像被骨头噎住了似的,“我哪有啊?这又不是中药!”“那就别跟我急着打岔!”我一脸的阴沉,幽幽地说道,“就算上野生动物园,两只角的白鹿都找不到几只,更不要说四只角的夫诸了。”“那嫂子不就……”说了一半,林岳下意识地闭上了嘴。“看来只能赌一赌了。”不管怎样,我必须救晖儿,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天罡七印,只有用书上记载的天罡七印印法来想法克制彼岸血莲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唉~~”林岳挠了挠头发,一脸无奈地说道,“反正我这回是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咯。”“那些病人发病以后坚持了多长时间才死亡的?”我盯着林岳问道。“多的一周,少的三到四天。”林岳像似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准备天罡七印需要多久?”“只要一天时间。”我坚定地说道,“我也只会用一天的时间去准备。”六、黄泉车子飞一般地在车流中穿行着,由于车身的颠簸,尾箱内传来一阵轻微的碰撞声。“老凡,你开慢点行不?我可是十代单传啊。”林岳抓着胸口的安全带叫道。“怕撞死你就下车,我没时间和你啰唆。”我铁青着脸说道。“得,得,那你就为尾箱里那些漆的安全着想一下。”林岳死性不改地贫道,“我死了不值钱,但要是漆洒了,那可就毁大咯。”我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稍许放慢了车子的行进速度。“赤漆为火,橙漆为电,黄漆为土,绿漆为木,青漆为风,蓝漆为水,紫漆为金。”按照《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料绘出的七色篆印,可以起到类似道家符咒的作用。天罡七印的运用大致是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用适当的篆印可以克制对应的“虚”,同时也可以辅助相关的篆印。虽然我对天罡七印的变幻运用还没有尽数吃透,但目前的状况下也唯有放手一搏才能挽救晖儿的性命了。“林岳……”车子缓缓地停在了晖儿公司的门前,“要是失败了,你不用管我,自己先跑,记得把我和晖儿的骨灰放在一起。”林岳吃惊地望着我,随即笑了笑,锤了我一拳:“终于轮到我骂你一句乌鸦嘴了!真要失败的话,我能跑得了吗?赶快开工吧!”我也锤了林岳一拳,鼻子不由得有些微微发酸,正想说些什么,却发现林岳的身体僵在半开的车门外。“我靠!谁这么快的手脚?!这里的彼岸花全被铲掉了!”我闻声下车,楼前的土地显然被人粗暴地翻整过,满地的黄土零散不堪,但那一片妖冶的彼岸血莲依旧舒展着条状的花瓣在风中婀娜地摇曳着,比之前看到时候更为茂盛。“真能铲掉就不是彼岸血莲了。”打开车尾箱,我拎出一箱色漆,“哐”地丢在了地上,“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些虚花统统送下黄泉!”别墅内,七张雪白的A4复印纸一字排开地铺在了地上。在电筒微弱的照明下,我挑出一块事先在刻字社定制的镂空塑板盖在纸上,用蘸着蓝漆的刷子仔细地涂抹着。不久,七张蓝色的“弱水印”便呈现在了面前。“到房子北面的位置,把弱水印按天罡北斗的形状布好,接下来就该看造化了。”我低声对林岳道,“一会帮我看着点,别让人中途打断我。”“这会一定没人来烦你,那晚我来采样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保安夜里都不敢出来的,估计给吓怕了。”林岳大大咧咧地说着用手拉了拉毛衣领子,“这房子装了暖气片还是怎么着,热的我不行。”“是彼岸血莲在作怪,看来我们要抓紧了。”同样的燥热也袭击着我,窗外的花朵渐渐泛出一片血红的光芒。屋子北侧,我麻利地排列好弱水印的方位,割破左右手的中指,将血滴在首尾两张印纸上。接着用牙齿咬破舌尖,“啐”地将一口血痰吐在了正中的印纸上。一股幽蓝的光影自印阵中升起,慢慢地扩散开来,瞬间便包围了屋外的整片空地。彼岸血莲在光影下无风自动了起来,血红的光芒忽强忽弱地频频闪动着,耳边传来阵阵水火交融时的“嗤嗤”声。我脱下外套,穿着单薄的衣衫,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场景。身旁的林岳则早已脱得只剩一件衬衫,狭长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细缝,目不转睛地盯着现形了的彼岸血莲。夜间的低温中我俩丝毫没有任何的寒冷,身体仿佛浸入了火海中,口舌焦躁间似乎连体内的血液都已经开始接近沸腾。“呼”地一声,印阵里的蓝色印纸纷纷飞起,转眼间化作片片焦灰漫空落下。一时间眼前的血色光芒猛然盛起,骤升的高温几乎令我俩窒息。“不行!”林岳一把拉着我逃进了别墅,我疯狂地冲到水斗前,一脚踢飞了曲形水喉,一阵冰凉的水珠暂时让我俩喘过了气来。“老凡,弱水印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林岳满脸通红地喘道。“不知道……”燥热中大脑愈加混乱。刚上阵便一败涂地,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而言,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办法?!窗外的光芒更显强烈,一片血色冲天而起,整个别墅仿佛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恍惚间我甚至看到了我俩被焚为飞灰的幻象。“哗”,一片冰冷从天而降,林岳喘息着将脸盆丢在了地下,浑身湿漉得像刚从水中捞起似的。“老凡,你就打算坐以待毙了?”林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满脑的空洞和茫然。“记得你曾经说过,这天罡七印应该是彼此呼应的。”林岳喘了口气艰难地说道,“既然遵循五行风雷相生相克的原理,你能不能找出辅助弱水印的法子来啊?!”辅助弱水印?!金生水!脑中灵光一闪,我踉跄着撑起身子,走向放着色漆白纸的地方。在林岳的帮助下,我重新刷制了七张蓝色的弱水印,同时也刷制了七张紫色的锐金印!在屋子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排好弱水、锐金二印后,我依法再次启动了印阵。倏然间,只见一片淡金的光辉闪动着冲进了弱水印阵,数倍于先前的幽蓝光影暴涨起数十米之高,耳畔竟响起了汩汩的水动声。又是一阵响动,血色光芒陡然暗淡了下来,外围的部分彼岸血莲开始渐渐地枯萎消失,身上那燥热不堪的感觉也渐渐地退却了下去。“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想不到用锐金印来辅助弱水印的印阵之势!”我汗颜地对林岳说道。林岳满不在乎地笑了笑,刚想答话,忽然脚下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两人险些摔倒。眼前那片彼岸血莲慢慢分开,下面的地面竟生生地裂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裂缝!“我靠,玩什么花样呢?!”林岳好不容易站稳身子,望着裂缝不禁瞠目结舌道。裂缝间斜斜地延伸出一条小径,惨白的月光映在遍布的彼岸血莲上,更衬出了一抹血一般的腥红。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置身茫茫血海,不知何时何地的万千记忆尽数自血海中浮出,潮水般地袭来,脚下不由自主地走向那有如恶魔巨嘴般入口。彼岸血莲渐渐地铺就了一条血色红毯,慢慢延伸向裂缝中那血海的深处,在那尽头隐约有着一座古朴的石桥,我依稀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上向我挥手。晖儿!那温柔而熟悉的微笑正是我的晖儿,我成功了!我一个箭步正要向前冲去,却被林岳自背后死死地抱住。“老凡,你疯啦?!”林岳怒吼着将我摔倒在地,“嫂子在家和S在一起,平白无故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他妈想下去找死啊?!”我一下惊醒了过来,在虚兽虚花不现形的情况下林岳是看不到的,现在连林岳都能看到,也就是彼岸血莲已经现形全力反击了,而刚才我看到的情景就是彼岸血莲对我造成的幻象。“你看到的是不是嫂子在和你招手?”林岳寒寒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点纳闷,难道林岳也看到了晖儿?“得了吧,我又没暗恋嫂子。”林岳呲牙笑道,“我看到的是S在桥上冲我微笑着招手,可惜啊,这彼岸血莲根本不能理解,S那丫头能给个好脸色我就烧高香了,笑得那么甜蜜温柔的,那不是幻象难道还会是现实啊?!”“哦,那你是承认你暗恋S咯?”我打趣着林岳,心中却一阵担忧,现在的印阵能够抵御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吗?思量间,身边的燥热感又加剧了起来,我抬头竟发现弱水印那幽蓝的光影已不如先前那样高涨,看来在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下印阵的印阵的力量正在渐渐地耗尽!金生水,火克金,难道是彼岸血莲的火性无形中克制消耗了锐金印的力量?大脑下意识地飞速运转起来,土生金,再加上“浩土印”的印阵应该足以对付彼岸血莲的诡异力量了。正在我打算冲向别墅门口的时候,背后忽然被人拉了一下。“我是去拿新的印阵,不是去送死。”林岳这小子估计是犯糊涂了,“你别拉着我,耽误不得。”“老凡,我没拉你,是它拉的。”林岳用一种活见大头鬼的声音答道。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头一人多高的白鹿。它嘴上正衔着我背后的衣衫轻轻地拉动着,一身雪白的皮毛闪烁着柔和的白光,好漂亮的一头白鹿。在月光下,我清晰地看到在它的头顶上枝丫错综地长着高耸的鹿角,但与别的鹿类不同,那角竟是四只!“夫诸!”我和林岳异口同声地叫道,夫诸似乎听懂了我们在叫它,放开口中的衣衫,晃动了一下脑袋,昂首发出一声悠悠的鹿鸣。“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让我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大救星现在居然奇迹般地站在了面前,这简直就是一个扭转性的变化。夫诸用温和的眼睛看了看我,向前走了两步,冲我和林岳轻轻地摆了摆头,似乎示意我俩让开一些,我识趣地拉了一把林岳,两人退在了夫诸的身后。“呦~~”夫诸再次昂首,口中发出的鹿鸣比刚才强了数十倍,震得我两耳鸣响连连。随着夫诸的叫声,一片蓝白相交的光影自地面蓬然而起,直冲半空。彼岸血莲被这片光影困在中央,强盛的血色光芒猛地闪动数下,慢慢无力地暗了下去。但不多时,脚下便传来一阵更为剧烈的震动,那裂缝嘎嘎地裂开了两米之多,一片血光自裂缝中射出,狂怒地在蓝白光影中穿刺着,似乎要夺路而出。夫诸再次长鸣一声,身上柔和的白光顿时变得刺目无比,蓝白光影波动着扩张开去,隐约间传来阵阵波涛的隆隆声。只见它抬起右蹄,在地上跺了跺,轰然一声巨震,漫天的蓝白光影全数落下,满地的彼岸血莲在这巨震中瞬时飞上了半空。夫诸欣然地甩动了一下头部,张口作势,空中的彼岸血莲在蓝白光影的夹杂下化作点点红光全部吸入了它的口中。目睹如此震撼的场景,我惊骇不已,脚下不由自主地走了上前。原本遍布彼岸血莲的地面此刻只剩下了遍地的黄土,就连方才的那个巨大裂缝也早已不知去向,四周静静的,仿佛这一切只是我的一个梦境。夫诸满意地左右跳动了两下,转身走到我的跟前,亲昵地用嘴在我的肩上摩挲了几下,温和的眼睛竟调皮地冲我眨眨。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它的脊背,柔软的皮毛感觉真实的自手中传来,看来它此刻是现形的,不然林岳也不可能看到。“牛逼……牛逼……”林岳兴奋地连家乡方言的粗口都用上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超级高压水枪,干脆给我牵回去养起来算了,以后绝对不怕火灾啥的。”夫诸听着摆了摆头,调转身,冲着林岳直接尥了一蹶子,吓得他连蹿带跳地躲开老远。“呵呵,它可是听得懂人话的,你这家伙别狗嘴里不吐象牙。”我拍了拍夫诸的背脊,对着林岳笑骂道,“夫诸在虚兽中列神品,就等于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让你一个黄毛小子拉回去当骡子当马的养着,它不踢你才怪。”夫诸抬头望着我,眼中竟似充满笑意,随即又转头冲着林岳低沉地短鸣了两声。那小子条件反射地逃到了我的身后,捂住嘴巴,伸头望着它不敢出声。我摇摇头,刚想宽慰林岳两句,一阵夜风徐徐吹来,有东西正在背后窥视着我们!古怪的感觉在脑中闪过,眼前呈现出一个淡淡的灰色身影,刹那间便倏然消失。“小心身后。”我小声地向林岳示警道,“有东西在监视着我们,但不知道是人还是虚兽。”“唔……”林岳会意的回了我一个鼻音,毫无预兆地猛然转身,我借着林岳的动作从他肩上望去,只见到几幢别墅间晃动的树影,却丝毫觉察不到刚才的那种气息。腾地身后有了一阵微微空气波动,我返身一看,原本好端端站在那里的夫诸此刻早已不知去向,四周变得死一般地寂静,一切回归了原样。“还是先离开这里为妙。”我拉了拉林岳,进别墅收拾了一下,便发动车子径直离开了别墅园区。“放心,晖儿的烧退了。”手机里传来S疲倦但不失兴奋的声音,“你们两个家伙还算靠得住,那边都摆平了吧?”“连根拔起。”大战后的疲倦让我觉得连说话都累,“我们马上回来,见面再说。”回到家里,S被我俩的狼狈样吓了一跳,但又马上恢复了常态,像幼儿园阿姨般地命令我们换下湿漉脏乱的衣服,逐一洗了个热水澡,看到林岳穿着我小一号的衣服时,免不了对他又是一番嘲笑。林岳无奈地冲我耸了耸肩,指了指自己的双眼,我知道他是想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膑没有再推辞,但是提出一个要求:“齐、魏之间必有一战。在那一战发生之前,请允许下臣仍旧秘密居住在田忌府中,不公开露面。而且,下臣在齐国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为了庞涓。”孙膑说着,轻轻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他在大梁的痛苦岁月。围魏救赵上一章写到,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54年)冬天,赵国进攻卫国,攻占富丘及漆地。卫国向魏国求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伐赵救卫,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据《战国策》记载,大夫季梁本来外出办事,听到魏惠王要讨伐赵国,半路上又折了回来,顾不上整理衣服上的褶皱,拍掉头上的灰尘,就跑到宫里去见魏惠王,劈头盖脸地问道:“听说您已经下令庞涓讨伐赵国,有那么回事吗?”魏惠王说:“是,怎么啦?”“为,为什么?”“赵国无故侵略卫国,寡人重振先君的霸业,出面主持公道,有何不妥?寡人还想问你呢,派你去出使楚国,怎么现在就回来了?”魏惠王不满地看着季梁。“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正驾着车往北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我就奇怪了,楚国在南边,你往北走怎么可能到得了楚国呢?可他说没关系,他的马好。我说,马是好马,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他不差钱。我说那还是不行,两码事。他又说,他的车夫技术很好。我便不再说话了。您想想看,他把方向搞错了,马又好,钱又多,车夫技术也好,这不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嘛!您现在要重振先君的霸业,想取信于天下诸侯,却又仗着兵精粮足去攻打赵国,这和想去楚国却拼命往北走有什么区别?”成语“南辕北辙”,即出于此。可惜的是,季梁苦口婆心,却阻挡不住魏惠王炫耀武力的雄心壮志。即便是后来秦国乘虚而入,攻占了魏国的少梁,也没有动摇魏国攻占邯郸的决心,反倒是促使庞涓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53年春天,赵成侯的使者来到了临淄,请求齐威王派兵救援赵国。齐威王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相国邹忌反对救赵,他认为魏军势大,庞涓又善于用兵,齐军未可与之争锋。大夫段干朋等人则主张救赵,主要理由是魏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再攻克邯郸,将赵国置于控制之下,甚至吞灭赵国,将对齐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到了第二天,邹忌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段干朋的意见。个中原因,是邹忌的一位门客公孙阅当天晚上对他说了一番话。公孙阅说:“此番伐魏,田忌必定为将。如果战争获胜,则您也有功。如果战争失败,田忌不是战死就是逃亡,命运全掌握在您手上。这样的事情,您又何乐而不为呢?”邹忌不是圣人——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圣人,公孙阅的话很轻易便打动了他。是啊,何不让田忌这个傻瓜去冲锋陷阵呢?输赢只是国家的输赢,对他邹忌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田忌很快被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数和庞涓带领的军队一样,也是八万人。就当时而言,这已经是齐军可以出动的极限了。孙膑则以军师的身份,坐在轮椅上随军出征,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军师的形象。很多人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着羽扇坐着小车的形象感到疑惑,会提出“他又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坐轮椅”之类的问题,答案已经写在这里——五百年前,军师的祖师爷孙膑就是这么出场的。田忌领受了命令之后,便立即整顿军马,准备开赴邯郸城下与庞涓决战。孙膑却给了田忌一个否定的意见。“恕我直言,魏国武卒横行天下数十年,所向披靡,胜多败少。如若正面交锋,八万齐军绝对不是八万魏军的对手。”“可是救兵如救火,咱们如果不去邯郸城下,还能去哪?”田忌对此表示不解,“而且,庞涓将军师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不想早点将他的头砍下来,快意恩仇吗?”孙膑摇摇头:“个人恩怨总是要解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找庞涓算账,而是如何打败魏军。我实话跟您说,庞涓虽然阴险,却不失为一代名将。我军如果不远千里赶去救火,他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击败我军不过是举手之劳。”“就算是军师也斗不过他吗?”“胜败条件一目了然,就算是家师鬼谷子到场也无济于事。”“那我们该怎么办?邯郸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我们再按兵不动的话,邯郸必破无疑。主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田忌想到邹忌对自己的态度,不觉眉头紧皱。“当然不是按兵不动。”孙膑说,“我们是来解围的,不是来打架的。解围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会身陷其中,反受其乱。我的建议是,避实就虚,不要去邯郸,改为直接进攻大梁。”“大梁?”田忌眼前一亮。“没错。庞涓围攻邯郸,带走了魏国的精锐,连秦军进攻河西都不回防,可见其志在必得。但是如果我们进攻大梁的话,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赶回来救援。这样一来,邯郸的压力就小了。而我们以逸待劳,在魏国与庞涓决战,主动权操纵在我们手里,获胜绝非难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在一本名为《三十六计》的小册子中,“围魏救赵”被列为第二计,其原文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攻打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散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待其士气低落再动手。应该说,这既是孙武用兵的原则,也是孙膑兵法的精髓。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从齐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孙膑就开始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迷惑庞涓。先是向南进攻魏国战略要地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平陵虽然城池不大,然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历代魏君都十分重视经营平陵,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留有重兵防守。从齐国出兵进攻平陵,途中还要经过宋、卫两国之间的市丘,辎重队伍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从表面上看,齐军一出国便进攻平陵,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就给庞涓造成了一种“齐军无人”的假象。部队接近平陵的时候,孙膑又命令主力停下,千里迢迢从临淄和高唐调来地方部队担任主攻。结果可想而知,齐军被打得铩羽而归。消息传到邯郸城下,庞涓不禁冷笑一声,认定齐军主将田忌不过是个草包。但是几天之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齐军战车部队绕过平陵,轻装疾进,直接突入大梁城郊,烧掠了十几个村庄,而且放出风说,齐军主力部队即将到来,准备血洗大梁,一泄当年禀丘战败(公元前405年)之恨。大梁城内人心惶惶。魏惠王沉不住气了,派人给庞涓送去一封密信,令他火速回师救援大梁,稳定局势。庞涓收到密令,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信息作了一番分析,得出一个孙膑极想要他得出的判断:齐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无非是想趁火打劫,从魏国捞到一点好处罢了。那样的话,邯郸之围可以不解,只需他带领少量部队火速返回国内,便可一举击败齐军。他不知道,齐军所有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的昔日同窗孙膑正端坐在中军大帐中悄悄操纵着一切。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连齐军中也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知道。庞涓决心快刀斩乱麻,命令魏军主力继续围攻邯郸,自己则带领两万部队偷偷离开了邯郸城下,日夜兼程赶回魏国。《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二条记载:“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简而言之,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急行军必定导致士兵大量掉队。急行一百里,掉队百分之九十;急行五十里,掉队一半;急行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因此,急行军乃是兵家大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可轻易使用。但是庞涓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他只想快点赶回国内击溃齐军,好让魏惠王放心。当他带着一万余名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八万名吃饱喝足、气定神闲的齐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军被击溃,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他被押解到齐国的中军大帐。在那里,他见到了田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庞涓先是惊愕,接着大笑起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他用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说,“从这场战斗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你在背后操纵这一切。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段将我从邯郸城下骗到这里来?只有你,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让我上当。我真后悔,当初在大梁为什么没有杀掉你,为什么要留你一条性命?杀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了……不,你其实并不比我强,对吗?如果你比我强,又何必费尽心思将我骗到这里来,又何必躲躲藏藏不敢现身,何不在邯郸城下与我光明正大地决一死战?你还是怕我,怕我在战场上打败你。你害怕人家会说,鬼谷子最得意的弟子是庞涓,孙膑只是个废物,是个懦夫!”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孙膑只是怜悯地看着庞涓,静静地等他把话说完。他不想对庞涓的话进行任何反驳。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头使他明白人间的险恶,也明白人类的各种雕虫小技。庞涓歇斯底里也罢,装腔作势也罢,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知道,自己只要轻轻一挥手,刀斧手便会将庞涓拖出去,转身拿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甚至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庞涓的双脚砍下来,再在庞涓脸上烙上一个硕大的印记。那样的话,他与庞涓又有什么区别?他命人将庞涓押下去,暂且关押起来。田忌忍不住问孙膑:“您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孙膑说:“邯郸局势未明,留着他还有用处。”果然,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邯郸陷落了!原来就在桂陵之战的同时,围攻邯郸的魏军发动一次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城门。赵成侯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突围而出,逃往代地避难。魏军战斗力之强,委实不是吹的。此后,韩国出于害怕齐国势力西扩,也加入了魏国的阵营。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可见孙膑也不是百战百胜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公元前351年,楚宣王派大将景舍调停各国争端。齐、魏、赵等国在漳水之滨缔结了和平条约,史称“漳水之盟”。作为交换条件,齐国将庞涓送回了魏国,魏国则将邯郸交还了赵国。楚国从中渔利,获得魏国在睢水流域的大片土地。对此,《吕氏春秋》评价道:(庞涓)围攻邯郸三年,士民疲惫,国家空虚,舆论批评,诸侯耻笑,魏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魏文侯建立的百年霸业,根基已经松动。第六章商鞅之死漳水之盟暂时解决了赵、魏、齐等国之间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对于魏国来说,战争尚未结束。公元前351年,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河西,攻克上郡的战略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公元前350年,魏军在大将龙贾的带领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定阳(亦在今陕西省延安境内)展开大战。几个回合下来,秦国人发现,虽然魏军在桂陵之战中遭到失败,实力却损失不大,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魏将龙贾也不是等闲之辈,曾经主持修建大梁以西的长城,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挥洒自如,多次打得秦军丢盔弃甲。双方打了一年之后,秦国主动提出和谈。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举行会盟,缔结了和平条约。魏惠王终于跌跌撞撞地稳住了局势。公元前348年,刚刚即位一年多的赵肃侯来到阴晋与魏惠王相会,赵、魏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后数年,中原基本无战事,魏国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原本就富庶的三河地区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到了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感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忍不住蠢蠢欲动,准备以朝觐周天子为名,召集鲁、宋、卫、邹等“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重图霸业。就在魏惠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盟的时候,秦孝公突然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大梁。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魏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现任秦国大良造卫鞅。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卫鞅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魏惠王的部署。按照魏惠王的本意,召集诸侯会盟,一是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以西谋秦”,想发动大家都来与秦国为敌,共同挥兵西进,抢占秦国的土地,将秦国打回“老、少、边、穷”的原形,甚至从地图上抹去。卫鞅一来,便对魏惠王说:“寡君听说您要举行诸侯会盟,共同朝觐周天子,特派下臣前来表示祝贺。寡君特别交代下臣问一下,秦国虽然偏小,但也是周朝的诸侯,这种尊崇王室的大好事,为什么不知会他也来参加?”话说得委婉,实际上是在告诉魏惠王,你心里打什么主意,秦孝公全知道。魏惠王也是江湖老手了,马上说:“寡人不只是没邀请秦国,也没有邀请齐、楚、赵、燕、韩等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魏国是个小国,势单力薄,虽然有尊王之心,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对大国发号施令。寡人这样回答,不知道秦伯是否满意?”周朝的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三晋虽然是后起之秀,却都被封为侯爵。而秦国虽然早就立国,却一直是伯爵,是以魏惠王称秦孝公为秦伯。卫鞅说:“您谦虚了。魏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带甲三十六万,北克邯郸,西围定阳,分明是天下第一强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卫鞅这样说,魏惠王不觉微微一笑,面露得意之色。“但是,令下臣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以魏国之强而召集诸侯会盟,为什么只请宋、卫、鲁、邹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诚然便于驱使,却不足以支撑您的王图霸业。”卫鞅说到“王图霸业”四个字,偷偷地看了魏惠王一眼,只见他两眼放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显然已经被打动了。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向北争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死心塌地跟从你;向西争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也会听从您的指挥。您以伐齐、楚之心来顺应天下之志,则王图霸业已现。您大可以穿上王服,登上王位,以王者之尊率领天下诸侯图谋齐、楚。”“王者之尊?”魏惠王打了一个激灵。谁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虽然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群雄并起,早就没有人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但是诸侯再大,也只是诸侯,最多到周天子那里讨个方伯(霸主)的称号,用以号令天下,还没有人敢将这个“王”字加在自己身上。当然,楚国是个例外,它一开始就自认是化外之国,还在山旮旯里茹毛饮血的时候就自封为王,中原各国打心眼里是看不起的,也是不承认的。现在卫鞅提出魏惠王也可以称王,魏惠王激动之余,不禁又打了一个问号:这样做,行得通吗?卫鞅看出了魏惠王心里的犹豫,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下臣出访之前,寡君明确表示,您若称王,秦国愿意拥戴。寡君虽然不能亲自赴会,但是一定会派公子代表他参加,以示尊重。”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际,孙权曾经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劝他称帝。曹操大笑,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魏惠王却没有曹操的智慧,他完全被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乐滋滋地接受了卫鞅的建议。他就没想想,秦孝公能对他安什么好心吗?不久之后,由魏国召集的诸侯大会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召开。宋、鲁、卫、邹等国诸侯参加了会盟。秦孝公没有食言,派公子少官前来祝贺。就在这次的会盟上,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牌,从七星之旖”,也就是扩建宫室,制作王服,竖立天子的仪仗,过足了当天子的瘾。同时他也犯下了即位以来第三个大错。第一个大错:不听公叔痤的建议,既不重用卫鞅,又没有杀掉卫鞅,以至于其为秦国所用,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第二个大错:误以为孙膑里通齐国,判处其刖刑,结果孙膑果真为齐国所用,在桂陵大败庞涓。这第三个大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中了卫鞅的嫁祸之计,妄自尊大,自立为王,成为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中文字幕无码电影免费提供父亲回家。凯瑟琳侍候用餐,清洗餐具。晚上6:00:凯瑟琳退场,霍尔顿现身读报、看新闻、更新信息。晚上6:55:霍尔顿完成更新,退场,桑迪现身。晚上7:00:桑迪与父亲一同看电视,忍受父亲一再转台。晚上8:00:父亲睡在客厅地板上。桑迪退场,卡伦现身,出门拜访邻居(亨利和艾迪),在前廊聊天。晚上8:15:卡伦退场,卡伦1现身,洗澡。迈尔斯曾短暂出现,用拖把卡住门,父亲无法任意开门。晚上9:30:卡伦1退场,卡伦入睡。卡伦给我的日记不只这些,但格式内容原则上都差不多。每天参与的人格约有6至10人。※※※※“卡伦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帮助她的内在人格了,”霍尔顿说,“她想留一个下来,以防万一……”“万一她想再次逃避、想躲起来?”我替他把话说完。“对,”霍尔顿继续,“卡伦3只有‘自怜’的态度。她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也是我们之中意志最消沉的一个。卡伦2越来越常跳出来,让大家多少开心一点。我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现在还剩詹森、卡伦2和3——噢,当然还有我——等待融合。”※※※※“你考虑过融合的事吗?”我问卡伦2。“嗯,其实我想得挺多的。我不太想加入这个无精打采的团体。我不想分担他们的痛苦……也不想失去我的人生乐趣。”“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乐趣呀,你应该是为了某个目的才存在的吧?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你的事、你的角色?你是何时诞生的?”“我1969年诞生。那时我们念高中,一天到晚跟男生约会;没错,这就是我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很正常。我通常跟年纪比较大的人约会;等我回到里面,换卡伦3出来,这段关系大概就结束了。她呆板、性冷淡;而我呢,嗯,当然比她有经验啰。”※※※※“卡伦的丈夫真的很恶劣。”在催眠状态下,年轻的卡伦3如此说道。“昨天,卡伦2骂他,然后就进来换我出去。结果我出来的时候,他一拳打在我脸上。”“一定很恐怖。”“恐怖,没错;稀奇吗?不稀奇。”我可以感觉到,卡伦3让我的心情变差了;好像她身上会发出某种致死射线,能把好心情消灭。她第一次来找我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眼前这位卡伦3是分裂的儿童时期的卡伦,仍需与整体融合。“我找不到人说话,”她说。“以前我会跟凯瑟琳还有安聊天,但她们都不在了。我很气卡伦2。她吼我,叫我不要出来‘碍事’。可是乔希对她发脾气的时候,她就躲进来,我必须出去承受。我觉得我好像被钉在一面镜子上,镜子里的我伤心又丑陋。”“你听起来好像很不快乐。我只能想到一个办法:你必须让其他人分担你的烦恼,然后融合。”“可是我不想害大家跟我一样惨兮兮的。我的责任就是当受气筒。”“我了解,可是我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受的气原本就是属于大家的。”“哦,好吧,如果你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下一次就来进行你的融合吧。”※※※※“对啊,有时候我希望我的分身能回来,”卡伦沮丧地说。“他们总是在一旁支持我。我觉得我失去他们,忘记他们已经在我身上了。我想知道每一件事的每个部分,我知道答案就在我的脑袋里,可是我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根本没办法想起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照顾弟弟们好几年,但我不记得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我没做过饭,没洗过碗,没洗过衣服,没擦过灰尘——全都是凯瑟琳做的。现在我得自己做。其实做事的感觉并不差,但我以前为何不做呢?我觉得好失落、好空虚。自从朱莉安融合后,我再也想不起他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了。当然也有好玩的时候啦。比方说,我正在吃芦笋,这时我女儿会说:‘妈妈,你不是讨厌芦笋吗?’然后我会随便搪塞一句‘我忘了’或是‘我今天不觉得它难吃’之类的话,因为我不再讨厌芦笋了。”※※※※“真吓人,卡伦开始自己思考了,”霍尔顿说。“她渐渐了解每个人存在的目的。现在,已经融合的人格全部混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谁该负责哪一部分。我很难过卡伦得自己承担丈夫的羞辱;我甚至还动了想杀他的念头,真不像我。卡伦搞不懂她怎么有办法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谢谢霍尔顿的信息,换其他人出来。“如果你打算融合卡伦3,肯定一头陷进大灾难之中!”卡伦2说。“卡伦会变得很沮丧!万一她又想自杀怎么办?那我得常常出来找点乐子。”她对我眨眨眼。“卡伦3即将融入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个体,”我说,“也许会有一阵子不太好过,但我想最后不会有事的。”“等我融合好了,我希望能支配卡伦久一点。”※※※※卡伦3与其他人格融入的那个“卡伦”不太一样,这一点仍令我百思不解。也许我不该想得太具体。卡伦3——卡伦的童年部分——在内在系统中也有属于她的角色:接收并承受沮丧。这个人格需要释放,与整体融合。我试图想象卡伦脑中的情景,仿佛这些分裂人格被一个个倒进大桶子里,让过去从卡伦的意识分裂出来的信息片段或精神结构,确实回到未分离或重组的状态。当然,卡伦3可能压抑了不少情绪,需要缓解——她必须敞开心扉,让其他人一起承担。※※※※“以前,我不怎么介意遗失时间,”卡伦说,“但现在我觉得很不正常。昨天,我失去了一整天,前天则有半天不见了。我有好多事要做,万一失掉时间,我会赶不上进度。”“你准备好跟小时候的卡伦3融合吗?”我问。“大概吧。她是我沮丧的部分,对吧?”卡伦不是在提问。她早已知道答案,她只是希望我能分担她的疑虑。“你可能会有点沮丧,”我说,“但我认为最后应该也会跟前几次融合一样,感觉会慢慢变淡,成为你内在的一小部分。”“可惜我们不能让这部分继续独立留存。”“如果让卡伦3继续留着,我担心你没办法处理或缓解她的情绪。沮丧很可能突然发作,直接影响你。让她与你融合,我们才有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治疗和协助。”卡伦似乎挺满意我的解释。“现在,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吧,”我说。我开始催眠她,着手融合卡伦3。“我担心我会把沮丧传染给大家,”卡伦3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压抑自己?”我问。“对,”她说,“所有痛苦的情绪和自卑都是我在承担。我也得承受她丈夫的羞辱。卡伦只负责忍受他说的话,但感觉全部由我接收。”“你是如何诞生的?”我问。“卡伦出生后没多久,凯瑟琳、霍尔顿和卡伦博就成形了。然后卡伦1出来扮演小女孩,卡伦2生来就不受负面影响。我生于卡伦两三岁的时候。我在里头待了很久,但莎拉诞生后,我又出来了。理论上,我们3个‘卡伦’几乎同时诞生,只是作用不同,所以我们拥有相同的名字。”“卡伦难过的时候,我会承受她的悲伤。父亲骂她娼妓,我会带走这种话给她的感觉。父亲也常羞辱她。比方说,卡伦13岁时,父亲带她去买长睡袍;他跟店员说她是他妹妹。我也替她承受羞辱感。”卡伦细数她的任务,语气疲倦又绝望。“卡伦几乎不会哭,我替她哭。有时候,卡伦一见到你就哭起来,那是因为我出来了。希望我没把你搞糊涂了。”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曾搞清楚过,我心想。“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好了。”“请你先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就请你进来。”卡伦和我展开熟悉的融合步骤。我先解释卡伦3的角色,以及她如何诞生。卡伦让卡伦3进来。卡伦说,卡伦3在发抖,泪眼婆娑;她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她能听见她的想法。她们彼此向对方保证,请对方安心。卡伦3并未移动,因此卡伦走向她。“她站在我旁边,快速移入我的身体。”卡伦停止描述,我看着卡伦努力进行。“我可以感觉到她。好亮,好刺耳……她完全融入。我看不见她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我说,“你会接收到一大堆她的记忆,不过我相信你已经有能力处理了。”我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你想起什么了?”我问。“我看见一名年轻黑人。我在车上。我听见父亲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1997年7月21日与卡伦3融合7月17日,礼拜四,卡伦3与我融合。直至与卡伦3融合前,我仍有疑虑。对于这部分的我,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大多时候都处于沮丧、难过的状态,所以我担心这次融合会伤害我。我从她那获得的第一份记忆是父亲开车经过林肯中学。他直接开进敞开的铁栅门、越过学校操场,朝一群正在打棒球的黑人青少年直直冲过去,想撞倒他们。父亲亮出他从伯特那儿偷来的警徽,威胁孩子们离开这里别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在汽车后座。他们落荒而逃,他哈哈大笑,然后转过来对我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这句话伤我伤得很重,因为他常喊我黑鬼,要不就说我的嘴唇像黑鬼,说我有黑鬼的鼻子。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了解卡伦3这个人。她30岁,在我出生后(大约2岁时)跟着诞生。她是开始接受你治疗的人。她常有自杀的念头,头痛的问题很严重。换她出来时,她几乎都在睡觉。我想,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卡伦3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渐渐想起她为我的付出之后,我慢慢觉得有她在身边,我真是太幸运了。过去这几天,我才知道几乎都是她在承受我丈夫的言语羞辱。我知道他会给我乱取绰号,取笑我,但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他这么过分,才开始体会被羞辱的感觉。我不确定该怎么对待我丈夫。有时候,我知道他的怒气是针对我而起的。但是,他怎么可能在完全不了解我为何改变——当然是因为融合——的状况下,容忍我的改变?我不可能为了他而继续留在过去的状态,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他喜欢哪一个我。说真的,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与之生活17年的陌生人。每当我看着他,我能立刻感受到他对我的憎恶。现在卡伦3融合了,我开始感觉到对这个人的愤怒。我恨他如此残酷地对待我。我发现我很希望他走,更悲哀的是,我甚至希望他死掉。卡伦3认为她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她想死。现在我感觉这次融合大概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想短时间内我没办法接受另一个人。接下来这个月,我必须适应我的改变。对我来说,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个崭新的经验,我希望能多花点时间好好享受、欣赏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忘记大家。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5章卡伦2与詹森“怎么了?”我问道。卡伦摇头,仿佛想借着摇头避开问题。“我只是绝望。这么多年来,我不断被批评,被苛责,我无能为力。我只能靠时间慢慢沉淀,成为卡伦的一部分。一下子承受那么大的羞辱,感觉糟透了。”进入催眠状态后,詹森说他不敢把作品带过来,他不知道为什么。经我一步步诱导,他终于承认:其实他很清楚,把作品带来后他就要被融合了。我试着安抚他,表示我们会把看画和融合的时间分开,但我们俩都知道这是小小的谎言。我想,如果让他知道我能了解他的想法,也许他会感觉好些。“卡伦2说,不管我愿不愿意,下次都要换我融合,”詹森说。他有一种其他孩子欠缺的、温柔体贴的气质。“她想当老大来指挥我。我出来画画,但她把我推回去,她好看电视。”我说我会跟卡伦2聊一聊,设法确保他会得到应得的时间。“我听见那小兔崽子说的话了!”哈,卡伦2,我想。“听起来,你好像让他不太好过哦?”我耐心与她周旋,试着隐藏我的不耐烦。“他动作好慢!”她说,完全没注意我的态度和语气。“他一直在搞那些无聊的图画,没完没了的!”“希望你这礼拜能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他的画。他必须画完才能接受融合。”“噢……嗯,好吧。我自己也没在外面待很久啊……我很守本分,没去打扰卡伦3融合哦!但是要我管住舌头实在够难的。我好讨厌卡伦她妈,好想叫她闭嘴。霍尔顿总是得设法按捺住我的脾气。”“她不也是你的母亲吗?”我问。“我从来不把卡伦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爸妈。我挑了某些人的优点和特质,在我心中打造我自己的理想父母。”“你从哪儿挑人呢?”“电视节目啊,电影啊,诸如此类。我的父母很正常,不会虐待我,但他们也不是真的。我们这儿的其他人大多把霍尔顿和凯瑟琳当爸妈。桑迪假装自己是被领养的,而她慈爱的亲生父母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你出来之后都怎么打发时间?”我问。“我喜欢与人相处。我喜欢跟莎拉在一起,帮助她建立自信。我不想失去行事的能力。我希望大家当初融入的对象是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你融入他们,他们融入你,你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呀。在我看来,谁也没占到便宜。”卡伦2深思良久。我趁其不备,直接切中要害。我想她可能以为,作为各独立人格的接受者,自然拥有相当程度的支配与自治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次卡伦都被迫改变,她根本无力控制。“假如我融合了,我怕我只会占整体极小的部分。”“没那么小吧!”我大笑。“也许没那么小,也许正好相反。”她笑了。“我非常强壮,意志坚强,假如我不愿意,即使是霍尔顿也没办法逼我回去。”说不定我能借着这个机会更了解“转换”的感觉。“你从‘外面’回到‘里面’时有什么感觉?”“当在外的人格开始退回内在,”卡伦2好像在解释给小孩子听,“声音好像被包住,视线也变得模糊;然后就被吸回去了。假如我没事干,或者并非在专心做事,霍尔顿就会把我拉回去;一回到里面,我的力量就变弱了,没办法挤开霍尔顿,取代他的位置。凯瑟琳偶尔也能把我弄进来,不过她会耍花招设计我,骗我说里头有人需要我。”“你好自信,”我恭维她,“你一定能带给她很多好处,让她受用不尽。”“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两个人,卡伦和我!”她开朗而热切,仿佛突然想到自己有钱买新衣服似的。“你可以先继续融合詹森和霍尔顿。我喜欢独立存在,我想当一个完整的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曾有过不好的经历。假如我融合了,我就会变成被虐待过的人。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你想你要多久才能准备好?”我听出她的恳求,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对卡伦来说,融合我才是最好的选择。”她的热情突然消失了。“但我认识的人、我的朋友怎么办?我常常在卡伦睡着后,溜出去跟他们碰面。”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望着她。“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她垂头丧气。“你想在什么时候进行?”我继续施压。“公元2000年?”她振奋了些,“我一定得说个详细日期吗?”“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讨论,”我说。“现在请你先回去,我好带卡伦回办公室。”“我一定要回去吗?我想继续待在外面做几件事。”※※※※过了一个星期,1997年9月9日,卡伦2在催眠后第一个现身,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从“推销家用塑料制品的聚会”上带了几幅画回来,全家到处挂;她还告诉我她给莎拉买了鞋,也描述她跟朋友出去玩的琐事。她滔滔不绝说着一堆不相关的事,直到我打断她的话。“你考虑过融合了吗?”我问。卡伦2突然停住,活泼开朗的情绪瞬间化为担忧与严肃。“嗯,考虑过了。我并非百分之百赞成这个主意,”她瞪了我一眼,“但我知道这样能帮助卡伦。最近我读了一些有关虐童的信息,让自己更加熟悉也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处境。”“如果卡伦能把世界想得更美好,更安心过日子,那就太棒了,”我说,试图巩固她必定能对卡伦有所贡献的想法。“对你来说,我渐渐变成一个麻烦人物了吧?”她说。“你担心我会接管卡伦的内在系统,控制她。但现在,我却担心我会完完全全消失,不见了。”“你希望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下礼拜应该可以。”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神情有些凄凉。“我很享受每一次出来的机会,但我想也许我能用另一种方式享受它。我一直在观察卡伦,我看见她过去的每一部分仍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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