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mTem29O54'><legend id='mTem29O54'></legend></em><th id='mTem29O54'></th> <font id='mTem29O54'></font>

				

			

    • 
      			
      			
      
      				
        
        						
          <optgroup id='mTem29O54'><blockquote id='mTem29O54'><code id='mTem29O54'></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mTem29O54'></span><span id='mTem29O54'></span> <code id='mTem29O54'></code>
            
            					
                
                  • 
                    					
                    • <kbd id='mTem29O54'><ol id='mTem29O54'></ol><button id='mTem29O54'></button><legend id='mTem29O54'></legend></kbd>
                      
                      			
                      			
                    • <sub id='mTem29O54'><dl id='mTem29O54'><u id='mTem29O54'></u></dl><strong id='mTem29O54'></strong></sub>

                      国产在线成人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8:18

                      字号

                      国产在线成人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国产在线成人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号称呼,少有真名: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神一元(也叫神一魁)、老回回(马光玉)、不沾泥(张存孟)、红军友、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闯塌天(刘国能)、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人、乡里人、活地草、革里狼、左金王、曹操(罗汝才)、关索、混天星、过天星(张天琳)、独行狼、蝎子块、一字王、射塌天、混十万、可天飞、混天飞、点灯子、王老虎、金翅鹏、一条龙、满天星、混天猴、上天龙、马老虎、独头虎、上天猴、黑煞神、飞山虎、一只虎、撞天王、翻山鹞、整齐王、紫微星、托天王、十反王、小秦王、混世王、上天王、一连莺、一盏灯、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通天柱、爬天王、抓地虎、滚地龙、滚地狼、紫金梁(王自用)。看着这些名字,想必您已经眼花缭乱了,这些人当中真正需要您记住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他跟李自成同年出生,1606年的一天,他父亲所在的村子一个叫罗自颖的人做梦,梦见帝君说:“把天煞星带上来!”小鬼押着一个又高又瘦,脸色微黄的厉鬼前来,帝君说:“我命你投胎到张禄家中,不得有误!”厉鬼应声,忽然不见。罗自颖醒了,他去村子里打听,果然有一个叫张禄的人生了个儿子,十二年后罗自颖见到了张禄的儿子,这个人与罗自颖在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他又高又瘦,面微黄,外号黄虎,他就是张献忠。张献忠小时候也念私塾,他天生力大,经常欺负同学,没一个人不恨他,罗自颖想打死他,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准备第二天打死他时,头天晚上肯定做梦,梦见有人说:“张献忠是来应劫数的,切莫为难他。”罗自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事出自许啸天《明代宫闱史》。这种故事其实无非是后来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后好事文人编出来的,不足为信。张献忠年轻时说:“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于是他参军了,他刚当兵就犯了死罪,在行刑前将领陈洪范看张献忠相貌威武,于是放了他,但张献忠知道,自己在军队混不下去了,就在此时,1628年陕西大旱,发生大饥荒,民变四起,张献忠也加入其中。崇祯皇帝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由于刚刚经历前面我们讲过的己巳之变,各路精兵都在北京一带,杨鹤便主张对农民军以招抚为主,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崇祯也深知农民正因为没饭吃才造反,于是同意了杨鹤的意见。神一元、点灯子、满天星等人全都接受了招抚,当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自然是坚定的“革命派”,依旧与明军作战。不过神一元等接受招安者也都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而崇祯只拨款十万两白银赈济,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根除问题。在此情况下,朝内“主战派”压倒了杨鹤这样的主和派,指责杨鹤花钱却干不成事,崇祯于是将杨鹤罢官,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文韬武略,他一上来就剿灭了几股拒绝招安的农民军,而后神一元等人降而复叛,洪承畴正愁不能解决这些人,于是借机来个一勺烩,将神一元所部攻灭,神一元、可天飞等人被杀。洪承畴本着“你不投降我灭了你,你投降我杀了你”的原则,将陕西农民起义军基本剿灭,农民军于是逃到山西。崇祯四年(1631年)不沾泥向洪承畴投降,其部下因为洪承畴杀降,大多不愿投降洪承畴,于是跟着李自成走了,李自成率所部投奔了高迎祥的农民军。1632年,李自成率军在晋南一带活动,1633年李自成等各部进至河北磁州一带,崇祯调左良玉和曹文诏两面夹击农民军,左良玉仗打得一般,真正厉害的是曹文诏。此时任山西总兵的曹文诏本来是熊廷弼的部下,熊廷弼死后成为孙承宗的部下,己巳之变时他参与收复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皇太极走后他就被调来镇压农民军,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千关宁铁骑。除一千关宁铁骑外,崇祯调拨给他的只有两千人,曹文诏就拿这三千人与山西的二十多万农民军交战。曹文诏率三千人与上天龙的一万多人开打,上天龙被斩杀,一万多人全灭。而后曹文诏率军三千与混世王两万人交战,混世王被斩杀,两万人崩溃。接下来曹文诏面对的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紫金梁等各部,他们在一起有七万人,曹文诏十五天内七战七胜,斩杀六万人,紫金梁战死,其残部万人尽归李自成,至此李自成已有两万多兵力。之所以曹文诏如此能打,其实无须多交代,因为有关宁铁骑!在明军围剿下,李自成等各路农民军转移到河南怀庆、济源、涉县、林县等地,明军左良玉等各部将其包围,此时农民军东西北三面是明朝大军,南面是黄河天险,于是高迎祥、张献忠、闯塌天、李自成、罗汝才、薛仁贵(外号)、刘备(外号)、鞋底光、满天飞、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等各部都投降了。曹文诏当然力主要把这些农民军全部干掉,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率军南侵,于是曹文诏被调到大同去抵挡皇太极了,这下农民军起死回生了。农民军投降后,明军自然不知道他们是诈降,不少士兵还与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卖与对方。李自成等各部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往年河南境内的黄河是不会冻冰的,而这年冬天一反常态,河面冰坚如石,农民军纵马狂奔,整部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一下子出现在中原大地。这种天气原因导致其中一方喜从天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发生。1276年,忽必烈派大军攻陷临安,灭亡南宋时,宋恭帝带着文武大臣出降。宋恭帝与元军约定的受降日期为钱塘江大潮涨潮的日子,想借大潮将元军卷走,与元军同归于尽,不成想连续三天大潮不至。1646年清军大将博洛率军从杭州向南明鲁王朱以海的部队进攻,来到钱塘江边,清军无船,可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这年却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中许多地方都干了,于是清军骑兵直接冲过钱塘江。再比如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淮河时也没有船,但赶上淮河旱灾,而且大军所过之处正好是当年淮河水最浅处,于是大军徒步渡过淮河。总之,天气的确数次改写了历史,但许多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李自成等各部在黄河北岸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大军合围后很容易将其全歼,只要农民军被歼灭,东北女真不可能灭掉大明的。总之,明朝就这样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第一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李自成各部死里逃生,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作战经验,中原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以河南为中心,向东杀进安徽,向南杀进湖广,向西杀进四川。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战争。河南跟陕西一样有灾情,当地饥民大量投奔了农民军,农民军实力更加壮大。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为改变各省明军互相观望的态势,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负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明军对农民军的围剿。陈奇瑜一上任,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立即就有了起色,李自成被迫转移到汉中,陈奇瑜在汉中车厢峡包围李自成,赶上连下四十天大雨。车厢峡四面是悬崖峭壁,号称猿鹿无径,人根本无法攀登,明军从山上砸下巨石,投掷火把,李自成所部死伤惨重。而连续四十天的大雨则使得李自成部队的弓箭因湿透而松散,刀枪生锈,战马因为没有草料而死亡过半。李自成不得已乞降,陈奇瑜居然同意了,四年前神一元降而复叛,一年前在河南黄河北岸农民军降而复叛的教训仿佛就在昨日,而陈奇瑜居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真的以为李自成是真心投降。陈奇瑜派人来接收整编李自成的队伍,每100名农民军陈奇瑜就派出一人来登记,李自成这些“投降”的部队走到宝鸡县时突然翻脸,将这些监降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捆绑,一百个杀一个还不容易?势不可当的李自成率军再次杀回河南。此时河南的各路农民军已有二十万人,声势浩大,“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连营数十里”(乾隆年间修《嵩县志》)。只要李自成被歼灭,张献忠难成大事,而后金在东北孤掌难鸣,那么大明是不可能灭亡的,由于陈奇瑜的手软,大明错过了第二次免于灭亡的机会。得知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消息,崇祯大怒,将陈奇瑜撤职,任命洪承畴当五省总督。大家都知道洪承畴能打,于是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这十三家农民军在荥阳开会,讨论农民军如何与洪承畴作战的问题,史称“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明军作战,把农民军的主力放在明军兵力薄弱的东面,也就是安徽。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李自成、张献忠进攻安徽,张献忠攻安徽白水,刚打下来,还没来得及抢劫,就有人来报说李自成率军赶到,张献忠说:“咱拼死把城攻下,他是来赶现成的吗?”随后他下令关闭城门,在城内将所有年轻女人奸淫,李自成兵临城下后见城门紧闭,大叫开门,张献忠的部下在城上喊道:“张将军有令,城内正在厮杀取乐,不准任何人马进城,必须把城中人杀尽才能开门。”李自成大怒,要攻城,被谋士牛金星阻止,这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第一道裂痕。但张献忠此时其实对李自成还是不愿翻脸的,张献忠曾对汪兆龄说:“李自成英雄也,不好酒色,粗茶淡饭,能和部下同甘苦。咱老子喜欢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还喜欢玩娘们,所以人家骂老子酗酒耽色。很多地方老子比不上李自成,只怕他真当了皇帝,咱老子还在穷忙呢!”正月十五,张献忠选定这个大家都在闹元宵的日子,派兵化装后打着进香的旗号大摇大摆就进入了凤阳城,而后一声号炮,火光冲天,凤阳被攻陷。张献忠进入凤阳后一把火将朱元璋祖坟烧毁,又一把火烧了三十万棵树。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长得俊俏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饮,张献忠就让这些小宦官为他吹吹打打,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献忠索要。张献忠不给,李自成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献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官们鸡奸后送给李自成。李自成看见小宦官们个个捂着屁股,很是不爽,而后问乐器在哪儿,宦官们说张献忠给砸了。李自成大怒,拔剑把十二个小宦官全捅死了。从此李自成跟张献忠彻底撕破脸。就因为十二个小太监和乐器就跟除自己外实力最强的农民军撕破脸,我们可以据此说李自成对音乐热爱?当然不是,由此事足见李自成难成大事,他可能一时成为弄潮儿,但终究只是历史过客。凤阳祖陵被毁,崇祯震怒,令洪承畴与农民军决战,但农民军却兵分三路,李自成率军离开安徽,一路向西,杀进陕西,转入甘肃,明军大将曹文诏战死,而后李自成回师率军攻破咸阳,进逼西安。张献忠率军攻入湖北,其他各路部队渡过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崇祯此时意识到,大军进入河南,农民军就进入陕西,大军进入陕西,农民军则进入河南湖北,总之是抓不到农民军主力,于是改变战略,采用划分战区重点围剿的方针。崇祯任命卢象升为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负责中原战事,任命洪承畴负责陕西、甘肃战事,此外还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围剿起义军。这样布置果然见了成效。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三人各有千秋,洪承畴文韬武略,擅长以谋略取胜,卢象升和孙传庭则分别苦练精兵,卢象升打造的部队叫天雄军,天雄军士兵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所以战斗精神极强,一旦遇上敌人,就紧紧咬住打到底。孙传庭打造的部队叫秦兵,专门募集出生于秦岭的人当兵,或许是受了秦岭的气候影响,秦兵骨子里就秉承着一种彪悍的个性,正如秦兵的山歌所唱:“山歌子来把山头,阎王见我也发愁。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兵与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并称为大明末年最能打的三支劲旅。崇祯九年(1636年)陕西巡抚孙传庭将高迎祥困在秦岭一带,秦岭通向关中平原只有三条道: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六百多里,出口就是西安;中间的骆谷通道,全长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五百多里,出口即陕西郿县。昔日诸葛亮每次北进中原都是纠结在这三条道上,高迎祥选择走子午谷,这条道虽然最长也最艰险,但是只要杀出,就可直扑西安。孙传庭早有预料,他在子午谷的出口处黑水峪设伏,高迎祥一出子午谷就遭到了孙传庭秦兵的伏击,闯王高迎祥被俘,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农民军蝎子块率所部投降,孙传庭杀蝎子块全部降者,其余各部农民军推举李自成为闯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使李自成的农民军所过之处备受拥护,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打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旗号,就这样,他越做越大。卢象升也屡战屡胜,“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一次作战中卢象升额头被射中一箭,卢象升拔出箭镞接着打,砍杀敌军数人。于是农民军中盛传卢象升“遇即死,不可犯”,碰见卢象升就得死,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农民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假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三人一起,农民军被扑灭只是时间问题,然而1636年皇太极率军大举南侵,自喜峰口入关,连克昌平、宝坻等十六座城池,于是崇祯急调卢象升率天雄军驰援,这样的话,中原地区起义军的压力减轻,农民军复振。1637年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字文弱)上奏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看起来十面网密不透风,而实际上织网需要人,需要大量能打仗的士兵,这就需要钱。崇祯丝毫不考虑这些,病急乱投医的他就觉得能说会道的杨嗣昌有旷世之才,于是启用他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到任后,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熊文灿在福建任上,用大量金银财宝招抚了郑成功他爸,也就是大海盗郑芝龙,关于郑芝龙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熊文灿。崇祯曾派太监去考察熊文灿,熊文灿设宴招待,席间太监说到中原“流贼”祸乱,熊文灿酒壮怂人胆,借着酒劲说道:“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带兵剿贼,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太监一听话已至此,便露出了真面目,“我来此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吾觉熊公有旷世之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一句话,让熊文灿酒醒了大半,然而为时已晚,皇帝的钦差太监足以代表皇帝,经太监奏报,崇祯任命熊文灿总理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与熊文灿部下左良玉在南阳激战时,被左良玉一箭射中眉心,张献忠拔出箭镞,脸上鲜血如注,他忍着剧痛拈弓搭箭,要射死左良玉,结果左良玉先下手为强,又一箭射中张献忠的手指。十指连心,张献忠疼得不行,左良玉纵马前来一刀砍中张献忠的脸,此时张献忠部下孙可望救驾,才杀退左良玉,不然天杀星张献忠此时就能毙命了。(《流寇长编》第十卷,戴笠著。此戴笠乃清初人,非军统之戴老板。)张献忠死里逃生,逃往麻城,而左良玉的不断进攻最终打残了张献忠的部队。此

                      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同上书,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同上。?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同上。?《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论语·述而》。?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同上书,第68页。?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李成栋的部队很快就充当了清军进攻扬州的先锋,并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嘉定大屠杀,镇压了那里的勤王武装。据说刘良佐有10万或者更多的部队,在1645年占领整个江南过程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正是他们在以后摧毁了江阴城。刘良佐后为汉镶黄旗成员,由于他的贡献而加入贵族行列;后来他与谭泰一道为满人去征服中国南部,并因而荣任御林军官。这些高官显职以及他在1661年担任江南巡抚证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他的巨大信任,以及对他在征服战争中的汗马功劳的赞赏。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4—5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8页。在得知童氏在世的消息后,刘良佐派妻子去接她。这位妇人告诉刘太太,她今年36岁;她19年前做了宫女,生了一个叫金哥的男孩,现住在一个叫宁家庄的地方。刘夫人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并劝她丈夫相信童氏不是一个骗子。从这以后,童氏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在她所经过的城市中,官员们皆以皇室礼遇之。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在他继承父王王位之前,他曾娶了一个姓黄的女子,她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其次妃李氏,据说死在洛阳。童氏说,她妈妈曾卖过一些女人用的小物件给前福王即弘光皇帝父亲的宫女。她妈妈曾带她进宫,因而与福王年轻的嗣子发生了关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她自己没有抚养过这个儿子,但是她希望维护继黄妃和李妃之后做他合法妻子的权利。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7—168页;刘约瑟:《史可法》,第106页。?弘光称她为“妖妇”。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同上;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妃子。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11页。不过有些材料说,她最后又说她的丈夫是周王世子。她误以为就要登基的是周世子。斯特鲁弗:《南明》,第24—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1、710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又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4—225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一些传闻说,她是绝食而死的。她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2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4页。?见《明史》,第3069页。一些人因为被怀疑与童氏有关,在史可法军营中被抓了起来;但是对她的严刑审讯并没有导致太多的冤狱。?来自贵州的越其杰在因为贪污而被流放之前,曾是同知。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97页;又见《明史》,第3069页。?孔希贵、高第、王之纲都是那时投降多铎的河南地方军官的最著名事例。孔希贵曾被派往归德与金高的起义军作战。高第作了清的将军,曾受命镇压河南大顺军余部。曾在史可法手下效力的王之纲,当清军南进时正守卫着开封。他慑于敌威逃至江宁,又投降了多铎,负责平定徐州。参见《贰臣传》第六卷,第10—11、12—13页;第十卷,第25—26页。这个时期投降的河南官僚名单,见《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70页。至于陈潜夫,当南京陷落时逃走了,并跑到了绍兴投奔了鲁王,任太仆寺少卿和监军。他招募了300名战士,进入清军后方。1646年他和他的小部队被包围消灭了。他自杀而亡,时年37岁。《明史》,第311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应为85页——译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15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根据一种传闻,为了其安全,吴三桂曾把太子安排在高梦箕的父亲高起潜家。高起潜知道,南明朝廷会加害太子,准备谋杀他。他的儿子高梦箕为此很害怕,把皇子带到苏杭地区。但是,太子还是被一些人认了出来,高梦箕因而觉得最好还是把太子在世的情况上奏,以保全自己生命。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另一种说法是,高梦箕的仆人木虎在阴历腊月(1644年12月29日至1645年1月27日)从北向南的路上认出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到了高梦箕家。高梦箕曾把他悄悄送到杭州的侄子那里,但他的侄子管不住太子的傲慢、胡闹与皇族派头,高梦箕很吃惊,于是把他带到长江岸边的金华的一个隐身处。但那里的外人又很快就知道了太子的住处,因而众人喧哗不断。高梦箕除了上报年轻太子的下落外已别无选择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当他听到这个自称皇太子的人的消息时,弘光深为感动。他谈到前皇帝为社稷而死时,哽咽不止。后来他说,如果这个太子能对所有南明官僚证明他是真的,那么就迎其入宫,并把他当作弘光自己的太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刘约瑟:《史可法传》,第123页。这个故事是由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后来告诉他的看守者、禁卫军官杨时甫的。不过根据其他传闻,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告诉他的审讯者,他曾被李自成在离京后带到潼关。兵乱之中,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让明太子从他手里溜掉了;随后太子被发现并被带到了吴三桂的兵营。吴三桂收留了他一段时间,但很快他担心收容明皇太子一事如被多铎发现便会引起误解。于是太子被送到一个佛寺去了,想必他又是从那里南去杭州。陆圻:《纤言》,第34—35页。徐鼒的《小腆纪传》认为,吴三桂曾要求多铎是否把太子送回北京,多铎不同意,而是命令吴三桂向西追击李自成。因此吴三桂把慈烺交给一个太监照顾,但是太子却设法跑了出去,躲入一个寺庙。见刘约瑟:《史可法》,第131页。?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4页。?同上书,第155页。是阮大铖建议马士英这样做的。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5页;顾芩:《金陵野钞》,第44—46页。太子的师傅刘正宗和李景濂问他曾在宫中何处读书,结果他误把端敬殿当成了文华殿。又问他是先阅读还是先听讲,他误答为先阅读。接下来又问他阅读后抄写哪篇文章,他说是《孝经》,而没有答《诗经》。又让他试着写些东西,他只写了10个大字,但没有写其他小楷。最后,他记不起来阅读和讲授后他们有多少次在一起搞清疑难,也记不起来上过多少门功课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3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0—11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4—129页。?这个布告见《东华录》,但是日期几乎早了两个月:顺治元年12月15日(1645年1月12日)。引自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3页。?孟森认为,这可能是满族方面的一点差错,那个证据实际上来自崇祯的另一个妃子任氏。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5页。?据张岱说,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虏,北京失陷时他跑掉了。后来他又被大顺军抓住,但是他的真正身份没有被认出来。他被迫为他们的战马打草,做了两个月的阶下囚,后来趁卫兵警惕放松,逃到了周奎家。张岱:《石匮藏书》,第45—46页。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他身着紫衣跟随马后。当左懋第初次北使时,他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6页。?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辗转来到南京的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太子,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们在这个特殊事件面前遇到了难题。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满人在故意制造假象。刘约瑟认为,清朝的最大担心是老百姓仍然相信大明光复的可能。他们知道太子已经逃往了南方,除了那些真的相信这种光复可能的人,还有更多人抱有这种希望。因此,满人故意制造了一起假案,提到了公主的眼泪,但接下来又说这个人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这样就可使自己从老百姓对他们杀戮储君的谴责中解脱出来,而同时又足以使人相信,那个冒充者其实就是太子,而他现在已经死在了北京。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在一封与他侄子的来往信件中,高梦箕提到已把太子送到了福建。于是弘光皇帝怀疑存在着一个想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另一个皇权的阴谋;并且因为高梦箕是史可法的一个代理人(为他的军工厂采买硝石),史可法似乎也与之有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9页。?同样,据左懋第的情报,一个皇室成员告诉他,太子有一些胎记,而且小腿上有一个黑痣。但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这些足以表明身份的标记。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21页。?他声称的叔父高阳王昺,是在1567—1572年期间在位的穆宗的女婿。?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435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2—133页。?魏斐德:《清人征服江南时期中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12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页。正史的编辑者并不承认他的可信性,见《明史》,第4112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5页。关于南方太子为什么是假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5页。我接受孟森的权威观点,他认为北方的冒充者是真正的明太子,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0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7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0页,引自克劳福德:《阮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国产在线成人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只知道它分布在云南一些人迹罕至的丛林水域,喜欢懒懒地顺水漂流,适应能力不算强,因为它很挑食。莫炎曾亲眼见过这个不比八仙桌大的家伙在半小时内吸干一头水牛的体液,那头牛只是在河边饮水,莫名其妙地便被裹住吸干,留下了一具媲美木乃伊的尸体。“这东西很敏感。”莫炎眯着眼睛道,“些许触碰就会引发攻击。”事情就这样变得微妙了起来,“席子”离晖儿他们的距离大约也是三十公分,与我们离开的距离相当。但这两段距离间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从距离测算,我们可以选择救出两个人,但第三个人却会因此而被扑杀。这个树洞内似乎被人做了手脚,莫炎的灵火、林岳的植物甚至连我的金属和黄土都无法在那里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山上飞速下来的那股巨大力量已经完全消失,周围平静无奇,韩笑和他的师父早已失去了踪迹。莫炎用灵火将我递过的一根铁叉烤得通红,但却无法将那块“席子”射杀,那“席子”的身后是晖儿。更要命的是,莫炎一旦接近树洞,“席子”立刻有了反应,只不过它不是扑向莫炎,而是晃动着开始选择树洞里的人,那样子就像在告诫我们,轻举妄动的后果便是导致它扑杀人质。“席子”一定是被下达了某种指令。于是铁叉便交到了林岳手里,照莫炎的说法,他身上闻不出杀气。林岳端着叉子抖了半天,始终无法下手,懊恼地将铁叉丢在一边,一屁股坐在地上,死盯着树洞里的“席子”,仿佛想用眼光来杀死这个麻烦的家伙。“它对血很敏感?”那东西蠕动的样子忽然让我想起了蚂蟥。“是的。”莫炎点头道,“类似嗅觉的能力很敏感。”“你的植物能造血吗?”一个古怪的念头在脑中产生,我拍了下坐在地上的林岳。“能!鸡血藤就可以,而且很像……”林岳一下刹住了话头,眼里闪过一丝狡黠。……“席子”的身体已经不再像肉皮了,鼓胀的身体疏懒地悬在那里,红得近乎发黑的颜色完全来自于鸡血藤里那种极为类似血液的藤汁。晖儿、S和老田已安全地躺在了树洞外的草地上,在我们搬动他们的时候,“席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事实上它已经饱到做不出什么反应了。林岳慢慢地用铁叉将它挑出洞口,挂在了朝南的树梢上,就像在家风干一块腌制好的肉皮。“‘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搞了半天,这句俗语是这么来的啊。”林岳嘻嘻地看着树梢上里那块孤零零的“席子”道。莫炎看着林岳得意的背影,摇了摇头,拿出三颗绿色的药丸,塞入晖儿他们的口中,只一会儿的功夫,三人便各自咳嗽着醒了过来。“亦凡……”晖儿一把抱住了我,语声已经有些哽咽。一种痛惜的感觉油然而生,今晚的一切对于晖儿来说已是十分的不易,作为丈夫的我并不只是需要检讨那么简单了。“没事了,是我没照顾好你。”我惭愧道,口中不知该如何安慰。“喂~~刺激我是不是?”林岳不识趣地凑了过来,拧着一张苦菜花似的脸,他的外套正披在S身上,后者除了责问他怎么跟来的原因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这小子典型的心理不平衡,我和晖儿相视一笑,冲S那边努了努嘴,示意林岳再去殷情一下,他却摆了摆手,一脸怯意地溜到了一边。“你种花一般都死吧?”莫炎冲着林岳冷不丁的来了一句。“这什么话,哪有我种不活的植物。”林岳撇嘴不屑道。“有心栽花花不开。”莫炎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尤其是桃花。”众人一片愕然,反应过来之后便是一片哄笑,林岳白眼乱翻之间却看见S的脸红了起来,那色泽很像是盛开的桃花。……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懒的感觉,一夜的疲劳紧张却并没有让大家好睡不起。林岳正迎着阳光站在屋内,接受着我们审讯般地盘问。对于他的身份和表现,我是最为惊讶的,很难想象这个共处多年的老同学竟与我和莫炎同属一脉,他对植物控制的能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平日里嚼舌搞怪的林岳此刻却显得十分的平静,他的解释简明扼要,一度几乎让我们无法追问下去。对照林岳和莫炎的所知,我渐渐理清了脉络。听风、饲虚、筑壤、布荫本是一脉相承的古老风水派系,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代,由于后辈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能力,于是便分为了四大派别。四大派别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互相间守望相助。但就在我们的父辈一代,彼此间的联系却中断了。莫炎的父母死于茶马古道,血案至今悬而未决;了然身份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露面;我父母早年移居海外,除去常规节日邮寄贺卡互祝外少有联系。林岳的情况更为离奇了,据我所知,在他高中时期父亲因行医恶性事故被判入狱,母亲离婚改嫁,这也是林岳当初一定要报考医学院的原因之一。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十六岁那年林岳便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身为中医的父亲与他彻夜长谈,将派系的事体一一告知,并花了一年的时间教会了他许多风水与植物学问。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他母亲进行的,林岳的母亲对这父子俩的秘密毫不知情。之后便是恶性行医事故,入狱不到一年,林岳的父亲便因冠心病恶化死在监狱里。对于父亲的获罪和病死,林岳始终有着怀疑,却没有任何的线索证据。林岳的生活来源几乎断绝,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资助者,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林岳每年都能收到一笔足额的费用。父亲病重临危时曾告诉林岳,托付了一位好友照顾他的生活,那好友脾气古怪却绝对可靠,他的名字叫——了然。林岳从未见过了然,和莫炎一样,了然一直通过信件和电邮与他联系。城市事件发生时,林岳惊讶的发现我所具备的能力,并告知了然。他得到的回答是尽力帮助我,不要轻易表露身份,于是便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我们行至滇王阴墓,林岳就收到了然的通知,要他前来云南暗中帮助我们。于是他一路尾随,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在隆庆关外杀了寒蜴。至于陈子浩的阴谋,是林岳通过了然的提示,潜入腾冲监视时发现的。莫炎在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伪装,张禾从不好女色,老夫子当时只是在打趣他而已。因为,张禾是陈子浩的男宠。……“那只老耗子下手太快,我来不及变通,所以就只能现身了。”林岳笑了笑,“早知道要解释那么多,我还是躲在背后比较好。”一番话后,除了早就闻出味来的莫炎之外,我们都是一阵惊叹。尤其是S,她并没有亲眼见到林岳的能力,听完解释后,不依不饶地要求林岳证实一下。“夸张~~”S死死地盯着林岳手中凭空出现的花枝,“小林子,你都不用买米了。”“啊?为啥?”林岳反而被说得一呆。“直接自己种啊~~”S愣愣道。“噗”,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两人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简直就是活宝一对。开怀大笑之后,却是一阵冷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很清楚,眼前有太多的疑问和潜在威胁。“我原本以为韩笑绑架晖儿他们是为了要挟我们,但昨晚的情形似乎又不是这样。”我疑虑道,“他师父在高黎贡山究竟采的是什么?韩笑为什么又放弃了追踪?那块恶心的肉皮只是为了拖延我们吗?”“采到的东西很奇怪。”莫炎道,“至少我没见过。”“那个笑面虎跟蒸发了似的,周围的植物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除了这个。”林岳想起了什么,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样物件。那是一只纸鹤,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中一只翅膀上沾有少许泥土。“传信鹤。”莫炎嗅了嗅纸鹤,眉头略微扬了下,“还有残留信息。”说着一点火光出现在莫炎的指尖,纸鹤在火光的触动中颤了一下,低微的耳语声传了出来。“速回……车却……”我辨别着语声,却只能听出两个零散的词组。“车却?”林岳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扯雀泉哈?”许久不说话的老田插嘴道,“附近有个地方叫扯雀泉,据说那里鸟飞过那里会掉进水里。”“曲石的扯雀魔塘?!”莫炎的神色有些怪异。“对哦,是这个名字,那塘子里的水有毒咯,一般人都不敢去哈。”老田点头道。“昨晚的应该是狎兽……”莫炎面色竟有些发灰,“他居然要抓毒凰!”莫炎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虽然现在的话语听来有些没头没尾,但他应该是觉察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必须去曲石阻止他。”莫炎看了下时间,“还有六个小时。”……前往曲石的路上,车子飞驰着,我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微微渗着细汗,这倒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莫炎的话语给我带来的震撼。饲虚一派捕猎虚兽为生,从虚兽身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因而有人创出利用虚兽特质改变风水地貌的方法,但由于使用有限且牵连甚广所以后辈们并不常用此法。狎兽,这是一种体形巨大却平和近人的虚兽,事实上它与任何生物都很亲近,只不过它的亲近程度有些过分,被它亲近的下场便是被迫与之交合,不管你是什么物种。毒凰,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炎毒凰,外形酷似传说中的凤凰,生活在地火环境下,美丽的身体蕴含着剧毒,经常出没在火山口,扯雀魔塘的有毒水质便是它的杰作。这两只毫无干系的虚兽,却正是饲虚一派遣换风水地貌的绝学“引子”。在受到惊吓时狎兽体表会产生一种类似汗液的物质,无毒无嗅,却可以引发天地交合之气。用这种物质喂食炎毒凰,与其自身的毒性本质产生作用,便可以令炎毒凰蜕变并与龙脉地气发生交合作用。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按莫炎的解释来说,龙脉地气将会在这场交合下释放全部的能量,那力量足以改变整个地下结构。……“你那个混蛋大哥想搞大地震?”林岳听得一头包,“整这么俩淫性十足的东西过来,亏他想得出。”“地震好对付,改变地下结构恐怕是另有目的。”我从后视镜望了一莫炎,“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急着找这两样东西,只怕是已经发现了龙脉位置。”“应该已经找到龙脉了。”莫炎沉思道。从刚才起莫炎就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不用问也能猜到,他正在揣测他大哥的用意。车子不知不觉中已行至熔岩台地附近,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喉咙里顿时像呛进醋一般酸涩难受,晖儿和S忍不住咳嗽起来。“到地方了。”莫炎似乎对这股气味免疫,嗅觉敏锐的他竟然若无其事。林岳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叠过滤防毒口罩,分给众人,口罩里盛着一片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戴上后吸入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众人下车步行上了熔岩台地,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黑色的玄武岩渐渐换作了五彩斑斓的岩石,生长的植物越来越少,地上还不时能看到一些动物的骨架,天空中没有鸟飞过,这里仿佛已成为一个生命禁区。“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占了绝大部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倒个个儿的话就正常了。”林岳看着手掌中不断生长死亡的植物道,“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毒库,什么乌七八糟的都有。”“还有两个小时。”莫炎看了下手表,“炎毒凰的活动时间。”“你的时间估算应该没问题,可惜的是你大哥好像找到了别的办法。”我指着塘内的一处道。八百多平米的水塘平均深度大概在半米左右,清澈的水质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水底,就在离开我们不远处,水里隐约浮现出一片鲜艳的色彩,乍一看去让人误以为是漂在水中的花丛。但我却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片带着羽毛的鸟类皮毛,就如我在老田家里见到的锦鸡皮一般,只是眼前的这片皮毛更完整。莫炎身子一震,顺着我指的方向打出一团灵火,一片星点的植物花粉凭空落下,林岳也在极力张望着。“涅蜕。”莫炎显然受到了打击,语气变得有些漠然,“炎毒凰已经蜕变了。”我思索着想将手伸入水里,拾水应该能捕获些残留信息,但林岳第一时间阻止了我。“糊涂了吧你?这水能弄烂你的手!”林岳口里说着,眼睛却死盯着水底,“而且也不用老凡你拾水了,有人会告诉我们实情的。”啵地一声,散开一阵涟漪,几片叶子浮出水面迅速枯黄,一个依稀的影像在水底出现。“是他?”莫炎的眼睛冷光暴射,“想不到还留在这里。”水底翻动了起来,一个人自其中缓缓升起,大蓬水色火焰围绕着他的身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分外夺目。那是一张很普通的面容,带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模样赫然是莫炎的翻版。“各位下午好。”他礼貌地欠了欠身,“我是莫曹。”二十五、游僧了然无论是相貌、姓名还是莫炎发出的切齿声,都能很好的证明从水中出现的这个人就是莫炎的大哥,当年茶马古道血案的作案人。当然,他也是韩笑的师父,从徒弟的不俗表现来看,莫曹的造诣远在莫炎之上,但加上我和林岳,其间的胜负就很难说了。长期以来,我对这位一直隐身在幕后的人物有着一种与他当面交锋的渴望,可眼前的不期而遇却让我有些没底,这个亲切的家伙透着无比的霸气和杀意。“弟弟,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莫曹立在水中,眼里满是关怀,“你还好吗?成家没有?”莫炎没有回答,双拳握得格格作响,身周窜起烈烈的灵火,黄昏的景物在火光的照耀下恍如回到了正午时分。莫曹淡然地笑了笑,不再理会莫炎,转眼看向我们。“王亦凡,你的智慧和见识让我佩服,你夫人的胆识也不一般,一路上我弟弟承蒙你多照顾了。”莫曹的话语似乎很诚恳,“林岳,你外表市侩贫嘴,实质却很可怕,公孙潇意识不到你的优秀,那是她的损失。”“酸,丫说话真酸。”林岳嘬着牙花拧脸道,“敢情你跑这儿来就为点评我们?搞得跟我们院里的人事似的。”“废话真多。”S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如果短柄猎枪没被韩笑毁坏的话,只怕她就直接开枪了。“你想做什么,可以直说。”我看着泰然自若的莫曹,暗暗搜索起四周的动静来。“呵呵,的确,我没必要点评你们。”莫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不过我一向认为,对将要死去的人做个评价是一种尊重。”哇地一声,莫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身子晃了晃,依旧标枪般地站住了,脸色渐渐开始苍白起来,方才周身怒起的灵火已消失殆尽。“唉,弟弟,从小你就不明白一个道理。”莫曹惋惜道,“对于一个天才,不是单靠你努力就能超越的。”语声未落,脚下的地面突然无声龟裂,一条条拇指粗细的裂缝中透出股股热气,火光一闪,地上现出一层淡色火焰,但这层火焰却很微弱,紧跟着它下面燎出的是大蓬怪色火焰,那种色泽赫然便是初见韩笑时见到的火焰。莫炎顿足厉吼一声,双掌不住交错,一瞬间变幻了八种手印,双瞳已变成可怕的血红色。“灵火九重诀?”莫曹摇摇头,“唉,你觉得八诀合一对我有用吗?”很明显,莫曹谈话间暗地在地下引发了怪火,想消灭我们于无形。莫炎感觉到后便用自身的灵火对抗,可就从现在的局面来看,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局势。“噗”,莫炎咬破舌尖在手上喷了一口鲜血,两掌凭空虚画出一个圆形,五彩斑斓的火焰自圈中疯狂冒出直泄向地面,怪色火焰顿时被压制,渐渐隐入地下。滚滚黄土波动着涌来,地面的裂缝厚厚地覆被上了一层,原本暗红的湖岸换上了鲜亮的黄色,在莫氏兄弟的火焰照耀下,环境变得炫丽诡异起来。破土声响起,粗大的树木在湖岸边围了一圈,那些树木像是白桦,但叶子却如松针般尖锐,根根立起,足有一尺多长,表面的光泽显示出它的坚硬。“双拳难敌四手,现在有六手。”莫曹似乎不是很在意,“也好,大家一起来试试。”莫炎一直环抱着虚画的圆形,但就在莫曹说完这句话时,莫炎的双掌已经交错着挥了出去,火光幻化出的圆圈在半空中爆裂开来,无数巴掌大小的火焰刀从不同的角度切向莫曹。火焰刀在接近莫曹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莫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终于支持不住跪坐在了地上。莫炎脱力了,由于先前是全力攻击,现在只怕是没有残存的战斗力了。我立即向林岳丢了个眼色,四周随即窜出数百道坚韧的金属丝,配合着火焰的攻击在莫曹身外形成了一道网。林岳冲着莫曹的位置打了个喷嚏,周围的树木一阵抖动,那尖锐的树叶立即射出,急剧的高速攻击带起空气的响动,听来就像狂风吹过一堵遍布孔洞的残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国产在线成人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显得无动于衷,仿佛认为,好好考虑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同样也是句千真万确的实话。两个人到了宿舍门口,收集完毕,医生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了吗,有几个无可奈何的声音回答说都交了,也有人没有吱声,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撒了谎。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剪子的地方。现在她感到奇怪,剪子竟在那么高的地方,挂在一个钉子或者说榫子上,好像不是她本人挂上去的,随后又暗自寻思,把剪子带来太好了,现在就可以给她的男人剪剪胡子,让他更像个人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是不可能正常刮脸的。她再朝门口望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消失在走廊的阴影之中,到那些人指定的左边第三个宿舍去交饭费了。今天的饭费,还有明天的,也许是一个星期的。以后呢,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去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走廊通畅,一般不会这样,走出宿舍的人总是绊在什么上面,撞到什么人或者栽倒,被撞的人张口就骂,说出的粗话不堪入耳,而撞人的人也以同样的口气回敬,但没有任何人把这放在心上,一个人总要有渠道发泄,尤其是盲人。两个人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大概是另一个宿舍的使者去履行同样的义务。医生先生,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呀,第一个失明者说,好像失明了还不够似的,又落入这伙盲窃贼的魔爪,好像我命里注定这样,先是汽车被偷,现在这些人又抢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还有手枪,区别就在这里,他们有武器;但子弹不会永远打不完;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用不完,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应当希望它打不完;为什么,如果子弹打空了,那是因为有人射击,而我们已经死了够多人了;我们所处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从来到这里就无法忍受,尽管如此,我们不是一直在忍受吗;医生先生是位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倒算不上,但任何比我们现在更糟的状况我觉得都不会有了;但是我怀疑恶人和恶行没有极限;也许您说得有理,医生说,随后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这里必然要出事,这一结论包含着某种矛盾,要么是说状况比现在更糟,要么是从此之后一切会好起来,尽管从现在来看后者不大可能。他们沿着走廊往前,在拐角处转弯,朝第三个宿舍走去。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都不曾来过这里,但建筑物的两翼理应严格对称,熟悉右侧的人不难在左侧辨别方向,反之亦然,只消在一侧应当向右转的时候在另一侧向左转就是了。他们听见有人说话,应该是走在前边的两个人,我们等一等,医生小声说;为什么;那里边的人一定想准确地知道这些人带来了什么东西,他们不在乎早晚,因为已经吃过饭,不着急,差不多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即使他们看得见,也不会知道时间,已经连手表都没有了。一刻钟以后,也许多一分钟也许少一分钟,双方完成了交换。两个人从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身边走过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他们拿着食物,小心,不要跌跤,其中一个说;另一个人小声说,我不知道这点饭够不够所有人吃;那我们就勒紧裤腰带吧。医生用手摸着墙壁往前走,第一个失明者跟在后面,等摸到了门框,医生冲着里边说,我们是右边第一个宿舍的。他刚抬脚往里边走,腿就碰在一个障碍物上。医生发现是横着的一张床堵住了门,当作交易的柜台,他们是有组织的,医生想,不是临时想出的主意。他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妻子告诉他说十来个人,但不能排除人数多得多的可能性,肯定到天井去抢食物的并不是所有人。有手枪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现在听到的就是他那粗俗下流的声音,喂,我们去看看右边第一个宿舍送来的财物吧,随后又压低声音对一个大概离他很近的人说,记下来。医生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记下来,所以这里有人能写字,所以这里有人没有失明,那就有两个人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必须小心,医生想,明天这个家伙可能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站到我们跟前。第一个失明者与医生的想法差不多,他们有手枪,还有个间谍,那我们完蛋了,永远抬不起头来了。里边那个盲人,就是强盗头目,已经把手提包打开,正熟练地往外拿东西,一面拿一面摸,凭触觉是能分辨出哪些是金子,哪些不是,也是能分辨出钞票和硬币的面值的,只要有经验就不难做到,几分钟后医生开始听见一种打小孔的声音,非常清晰,立即认定旁边有人在用盲文写字,也就是布莱叶盲文点写法,他甚至听到了盲字笔穿透厚纸,扎在下面那层盲文板上的沉闷而清晰的声音。所以,这群盲人罪犯中有一名从前被称为盲人的那种正常盲人,他显然和其他盲人一起被捉住了,当时那些猎手们不会调查一番,您是新式盲人还是旧式盲人,告诉我们您是怎样失明的。这帮人有运气,除了让他当记账员之外,还可以用作向导,受过训练的盲人大不相同,比黄金还珍贵。交纳财物清单还在写,拿手枪的盲人偶尔征求一下会计的意见,这东西怎么样,会计就停止记录提出看法,如果他说,便宜货,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让他们吃饭。如果他说,这东西好,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没有比跟诚实的人打交道更快活的事了。最后,三盒食物放在了床上。拿走吧,拿手枪的人说。医生数了数,三盒不够,他说,当初只有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还有四盒呢,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冰冷的手枪枪管顶在脖子上,对一个盲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瞄准方法,你表示一次不满,我就让他们收回一盒,现在,拿上东西赶紧走开,感谢上帝吧,你还有饭吃。医生低声说,好吧,说着抓起了两盒,第一个失明者拿起了另一盒。现在,为了不滑倒,他们走得更慢,沿原路返回宿舍。到了天井,好像四周没有人,医生说,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您说什么,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把手枪放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本可以从他手里夺下来;太危险了;不像您想的那样危险,我知道手枪在哪里,而他不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即便这样也还是太危险了;我敢肯定,在那一刻,两个盲人中瞎的是他,可惜我没有想到,也许想到了但没有胆量;然后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然后,什么然后;假如我们真能把他的手枪夺过来,我也不相信我们能用上它;如果我有把握解决现在的状况,我就能用;可是,您没有把握呀;没有,确实没有;那么,武器还是留在他们那边好,至少暂时他们还不会用武器进攻我们;用武器威胁就是进攻;如果当时您夺了他的手枪,那么现在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无法离开那里,连出都出不来;说得有理,医生说,我以为我考虑到了全部后果;医生先生一定还记得刚才对我说过的话;我说什么了;您说必然要出事;事已经出了,但我没有利用好机会;不是这件事,是别的事。他们走进宿舍,把那点儿食物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过错,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要求多一些,他们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任命为集体代表的。这时医生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说到了盲人会计,说到了拿手枪的盲人的蛮横态度,也说到了手枪。不满的人们压低了声音,最后都表示同意,对,先生,把维护本宿舍利益的任务交给你们,完全正确。食物终于分配完毕,有人还劝那些急躁的人说,少总比没有强,并且,根据现在的时间,大概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像人们说的那匹马一样,死的时候已经不习惯吃草料了,有个人说。其他人凄惨地笑了笑,其中一个说,如果那匹马死的时候不知道即将死去,这倒也不错。10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结构的易碎性和人所共知的使用时间不会长,而被排除在用于交换食物的物品清单之外,因为它能收音取决于两点,一是里边是否有电池,二是电池能用多久。从小匣子里发出的嘶哑声音来看,显然不能有过多的指望。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决定不再大家一起听,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可能到这里来,提出不同看法,倒不是因为小收音机脆弱的物质价值,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是因为它眼前的实用价值,无疑其实用价值极高,更不用说在至少有一把手枪的地方也应该有电池这样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了。因此,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改为他在毯子下面听新闻,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他会立刻告诉大家。戴墨镜的姑娘还请求说让她偶尔听一点儿音乐,只是为了不丧失记忆力,她据理力争,但老人坚决不肯让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谁想听音乐就在自己脑袋里听吧,记忆总得为我们做点好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得对,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刺耳,只能给人留下刺耳的记忆,于是他把音量尽可能放到最小,等着新闻出现。每当新闻出现时他就把音量调得稍大一点儿,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音节。然后,他把听到的新闻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告诉离得最近的人。这样,新闻从一张床传到另一张床,从一个收听者传到下一个收听者,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早已传得走了样,每个播送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降低或者夸大了新闻的重要性。终于,到了声音停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刻。这倒不是由于收音机出了故障或者电池已经用完,他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能控制住时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似乎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得有人在那之前先沉默下来。在盲人匪徒们的铁蹄下生活的第一天里,戴黑眼罩的老人一直在听新闻,传新闻,只是自作主张对官方的乐观主义预言中明显的失实之处打了折扣。现在,夜已经深了,他的脑袋终于钻出毯子,侧耳倾听由于供电不足显得沙哑的播音员的声音,突然,他听见播音员大喊一声,我失明了,接着是什么东西使劲碰在麦克风上的响声,随后一阵仓促的嘈杂声和呼喊声,最后忽然沉寂下来。小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家电台也沉默了。在很长时间里,戴黑眼罩的老人还一直把耳朵贴在已失去生气的小匣子上,指望声音重新出现,继续报告新闻。然而,不难预料,他知道声音不会再回来了。白色眼疾不仅仅让播音员失明了,它还像一根导火索,在广播电台快速蔓延,所有的人无不失明。这时候,老人让小收音机掉到了地上。如果盲人匪徒们来搜寻没上交的首饰,一定会觉得这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话说得对,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把便携式收音机纳入贵重物品的清单之内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把毯子拉到头上,尽情地痛哭了一场。在屋顶几盏灯发出的肮脏而又微弱的黄光下面,整个宿舍逐渐沉沉入睡,一日三餐,使一个个躯体得到恢复,在此之前这种事着实鲜见。照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不幸之中,也能找到足够的善让人耐心地承受此种不幸。如果运用于现在的状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某些理想主义者们如何抱怨,说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生活而斗争,即便为这一固执的态度忍受饥饿也在所不辞,但把食物集中于一处来定量分配的这种做法与人们最初惴惴不安的预料相反,终究有其积极的一面。各宿舍大部分盲人不再为明天怎样过而操心,忘记了预先付钱的人总是得到最坏的服务这句口头禅,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另一些人看到为所受的屈辱争取体面结局的努力无济于事,已经心力交瘁,也一个又一个地睡着了,梦想着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梦想着如果不能吃得更饱至少也会比现在更自由的日子。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里,只有医生的妻子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丈夫说过的话,丈夫曾以为那些盲人恶棍中有个人看得见,他们可能利用此人作为间谍。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仿佛医生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本人仍然看得见。她只是想到了,但没有吱声,不想说出那句显而易见的话,这种事,他做不到,我却能做。什么事,医生会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现在,医生的妻子盯着挂在墙上的剪刀,自己问自己,看得见有什么用呢。的确,看得见,看得见只是让她亲历了从来想象不到的可怕场面,只让她希望失明,仅此而已。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非常小心。她的前面睡着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她发现那两张床靠得很近,姑娘把自己的床往那边推了推,肯定是为了离小男孩更近一点,说不定他想念失去的母亲时需要她安慰几句,需要她为他擦擦眼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想,可以把两张床凑到一起,我们紧挨着睡觉,就不用再常常担心他掉到床下。她看了看丈夫,因为筋疲力尽,丈夫沉沉睡着。她没有告诉丈夫把剪刀带来了,这几天里给他把胡子修剪一下,这种活甚至盲人也能做,只要不让剪刀的刃离皮肤过近就行。她为没有把剪刀的事告诉丈夫找了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会来找我,那我每天除了修剪胡子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把身体转向外面,双脚踩在地上,找到鞋子,正要穿的时候却又停下来,死死盯着鞋望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又把它们放了回去,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动。她来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朝宿舍门口走去。赤脚感到地上黏糊糊的脏东西,但她知道,外面,走廊里,还要肮脏得多。她一面走一面往两边望,看是否有某个盲人醒着,就算其中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人睡不着,甚至全宿舍的人都睡不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发出响动,即便发出响动,我们也知道身体的需要会迫使人做出什么事来,而且不会选择时间,不过她不希望丈夫此时醒来,觉察到她的离开并来得及问她,你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男人们向其妻子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你到哪里去了。一个瞎眼女人坐在床上,背靠着矮矮的床头,空空的目光死死盯着前面的墙壁,却又什么也看不到。医生的妻子停了一会儿,仿佛担心碰到在空中飘浮着的无形的线,好像稍稍一触就能把那条线碰断,永远碰断。瞎眼女人抬起一只胳膊,大概发现空气有轻微的颤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把胳膊放下来,旁边睡觉的人们的鼾声吵得她难以入睡。医生的妻子接着往前走,离门口越近走得越快。去天井之前,她朝走廊那边看了看,沿走廊可以去到这一侧的其他宿舍,再往前是厕所,最后面是厨房和食堂。有些盲人躺在墙边,他们在来的时候没有抢到床位,要么因为在那场争斗中被丢在后面,要么由于没有力气去争夺床位或者争夺失败。离她十米远的地方,一个瞎眼男人正趴在一个瞎眼女人身上,女人用两条腿把男人紧紧钩住,两个人的动作都尽量放轻,在公共场合他们属于谨慎小心的人,但是,无须有很灵敏的听觉就能知道他们在忙着干什么,其中一人忍不住发出哎呀声呻吟声或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词语时更是如此,这声音是那一切即将结束的迹象。医生的妻子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倒不是由于羡慕,她的丈夫在,能满足她的需要,而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也许是同情,仿佛正想告诉他们,不要理会我在这里,我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继续做你们的吧。也许是怜悯,即使你们这最快活的时刻能持续一辈子,你们两个也永远成不了一个人。现在,瞎眼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休息,虽然已经分开,但仍然紧紧挨在一起,手拉着手,他们是一对尚未结婚的夫妻吗,也许是一对恋人,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一起失明了,也许一个奇迹般的偶然事件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互相认出来的呢,啊,通过声音,当然是通过声音,不仅亲人们无须眼睛只凭声音就能相认,而且爱情,尽管人们常说爱情盲目,也会说话。不过,最为可能的是两个人同时被抓,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两双手不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紧紧握在一起的。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抬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国产在线成人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关键词 >> 国产在线成人

                      评论(320)

                      相关推荐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