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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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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re6在线视频精品免费下载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一阳,这是平衡,打破平衡就会一边倒。”“怎么不行?换格阻阴,以格控阳,人为平衡嘛。”林岳摆了一桌子的植物样本,不住地挑拣着。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便全力寻找破解井字楼的方法,耿婆算出了整个格局体系中各盘的关键所在,但似乎又卡在了地面上这个“棺井葬屋”的格局起源上。其实,如果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整个格局是由“棺井葬屋”引起的阴阳气息互流而开始的。先是有了三股阴气,而后逼迫居民体内的阳气外泄,结合阴气自棺井引入地下,以地下通道的特殊设计将其转化为病症之气,最后由八只虚灵作为神盘八神接气,将整个格局形成的气息带给那个布局者。虽然目前还并不知道,那个布局者是如何从这八只虚灵身上获取格局气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使自身肌体新陈代谢停滞,目的便是达到延缓衰老,寻求一种另类的“长生”。眼前整个格局的布设及原理似乎很明了,但在破解方面众人却产生了争议。林岳和莫炎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阴阳之气,他们的设想是以莫炎的纯阳灵火将三股阴气阻断,同时由林岳布设纯阴植物对局内残留的阴阳气息进行平衡,我和耿婆封堵格局局眼,并设法去除地下通道的格局效应。而我却不这么想,事实上这三座井字楼内的居民已经产生了特殊体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气鼎盛的环境中,体内的阳气一直因阴气逼迫的原因而外泄,久而久之人体便形成了特殊的“阳猛”反应。所谓“阳猛”是指人体为了适应阴性环境而产生强烈的阳气抵御能力,如果现在将阴气阻住,即便林岳的纯阴植物能够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之气,但却无法控制住那些居民体内反生出的阳气。如此一来只怕格局尚未破解,三座井字楼的居民已个个血脉尽爆而亡了。这就像深海中作业的潜水员,一旦因某些原因上浮速度过快,人们在水面上看到的便只是一具胀坏了的尸体。“格局中的阴气虽然浓重,但却不凶险,绵绵不断有如长流。”耿婆缓缓道,“正是因为这样,楼里的人才会逐渐适应,并产生‘阳猛’体质,在格局里存活下来。”“这布局的人很聪明,也很残忍。”S心寒道,“这些人不死,就能长期保证格局内阳气的供应,但如果他们企图离开或有人贸然插手,便会必死无疑。”晖儿一直在电脑前忙碌着,以她的习惯,此刻应该正在排列着逻辑线索和分析公式,幸好这个习惯只是出现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如果连平时的感情和生活都是如此,只怕要轮到我郁闷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生病?”敲下最后一个按键后,晖儿向我问道,脸上透出隐隐的笑意。“人体自身的阳气与自然界的阴气毕竟还是无法抗衡的,阴入阳虚,从中医角度上说就是风寒入体,所以才会生病。”林岳俨然一副医师会诊的口气。“亢阳……”莫炎冰冷的表情中闪现出惊异,条件反射似的望向我和耿婆。大多难题的症结所在往往是简单至极的,可往往会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成为盲点,如果有人点出了这个盲点,那么整个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我和耿婆脑中亦是通明一片,莫炎所说的“亢阳”正是解决井字楼格局的方法,而指出众人思维盲点的却是晖儿。亢阳只是一种局势气脉的称呼,产生这个气脉的是“地支亢阳局”,这格局一般是用以治理阴气过盛的地域气脉,最大限度地将地域内的阳气引出,导入所处的地域内,以此来达到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既然那些人会病,就是阳虚的体现,如果说去除阴气后他们会因阳猛而死,那么留下阴气他们则会因阳虚而病。症结的原因便是那些被格局逼出的阳气,人们缺少了这部分阳气,自然就失去了平衡。现在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失去的阳气引出导回。“非常感谢你们对家乡人民的帮助啊。”一个中年干部热情道,“这里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修缮整治,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人老了,叶落要归根,做点小事不算啥。”耿婆满脸感叹道,原本挺直的腰板此刻正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母亲专程请来了建筑施工方面的设计师,为这里的楼宇改建设计方案。”我转身介绍道。“整片建筑的结构和承重我们已经过严密的测量。”S递过一份图纸,十分专业地解释道,“根据建筑本身的损旧和不足,我们的改造设计思路是……”在找出了解决办法后,我们连夜勘察了井字楼周围的地域情况,按照地支亢阳局所需的布设条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像井字楼这样的陈年建筑,这片区域的负责单位早就有修缮整治的想法,只是苦于难以筹措资金和居民无法安置,对于这点只需查询一下与此相关的资料网站和单位服务器便可完全知晓。S充分发挥了她在建筑设计上的特长,并根据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在两天内便做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支亢阳局的改建方案。当然,方案背后的总设计师还是耿婆。拿着从陈子浩那里得来的一千万,我们找到了这个区域的负责单位,以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的名义提出了对井字楼的改建要求。负责此事的那位中年干部在耿婆满口乡音的诉说下不禁动容,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络,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畅。“他们开始改造井字楼了?”高大男子微笑道,“很好,很好,你去安排一下,动用一切关系,务必保证他们行事顺畅。”莫曹恭敬地点头应承,脸上的笑容有如春风般温暖……二十八、司南图记改造工程的进行十分顺利,相关单位的行文批复手续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挠和卡要,甚至还专门为此指派了相应的市政工程队。出于对耿婆捐资改造的尊重,整个工程的施工设计使用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而指导方面由S来负责,当地有关部门也指派了专人进行配合。S和晖儿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一方面S必须根据我们事先商议好的方案,将地支亢阳局的要点部分自然地结合到改建工程设计中,并监督整个工程的实施;另一方面,晖儿根据实际的工程数据进行测算,对隐含在工程设计中的地支亢阳局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虽然地支亢阳局足以破解井字楼原本的诡异布置,但如果在改建实施时出现某些偏差,那么不单井字楼里的居民,连施工队伍甚至周围的人们也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态变成这样,那还不如不进行改造。相对之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就悠闲多了。林岳颠颠地往返于井字楼工地和旅店之间,三天两头弄些补充体力的药膳给S和晖儿;我和耿婆隔天便去工地查看局势的变化,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至于莫炎,自改造工程一开始,便隐身了似的消失在了井字楼附近,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暗中监视着整个施工进程,防止布设井字楼的人阻扰破坏。当然,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化妆,既然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那就必须注意我这个被通缉者的安全,其他人也是一样。结合到改造工程的地支亢阳局布设得并不复杂,我们将其分作了引阳、破井、护阴和回气四部分。所谓引阳,便是将原本的向阴聚气的六格钢窗替换为宽大的塑钢移窗,增大的移窗不但有效地导入了阳光,改变了屋内的光照条件,同时也替换了六格钢窗的阴数窗形,每面墙体上均出现了阳数九窗。并且,在改造中整个楼体的外墙色彩被粉刷为红色基调,以色彩在五行中对应的属性而言,红为火,为盛阳,充分聚集了四处的阳气,以抵御朝向上的阴煞冲射。所谓破井,便是要对付井字楼中的三口“冥井”,这三口“冥井”分别是底楼储物室的窨井、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和井字楼本身形成的“棺井”。在提交设计方案时,S以空间布置和承重不足为由,底楼的储物室作为承重结构全数封死,抵消了窨井的效用;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因设计不合理和占用有效空间的原因被全部拆除;而井字楼的楼台上则竖起了四个颇具哥特风格的尖顶,其作用当然是以尖角火形布成的阳局来压制“棺井”。至于护阴和回气,则是考虑整体格局阴阳平衡的布设。从前两个部分的设置来看,井字楼的阴霾之气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考虑到其间居民的特殊体质,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它们,以适当的数量来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气息,方案中在三座井字楼的会集点设计了一个美化小区的喷水池。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耿婆的建议,阴水为柔意,为护阴,可通天、润人、入地,并且定时的开启也能在阴阳不济的时辰对整个区域的气息进行平衡调节。而区域周围的绿化也做足了功夫,几排按规律种植的杉槐将这里点缀得生机盎然。其实,杉树为阳木,槐树为阴木,我和林岳正是利用这两种树木的特性,设下了这个回气布局。即便各方面的条件和效率都很理想,但作为这样的改造工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六人各司其职,几乎没有离开过井字楼区域半步。在井字楼改造工程完毕之时,还有一个关键的步序,那就是必须用丹砂在三座井字楼的十二个尖顶上“定阳”,这也是整个地支亢阳局的最后点睛之笔。距工程结束还有三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令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韩笑?!”在旅店房间內见到这人时,大家都是一惊,这个有着孩子般天真笑容的家伙带来的却未必是好事。不过,此刻的韩笑应该弄不出什么花样,在他的颈部、肩窝、手腕、膝盖和脚踝处各有一个闪亮的灵火光团,满脸冷漠的莫炎正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白水。“呀?韩警官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啊?”林岳吊着脸,口里阴阳怪气地损道。“你小子省省吧。”我用肘部拐了他一下,低声道,“别让S觉得你在打落水狗。”“切,落水狗人人可打,咱不玩那个假斯文。”林岳哼哼着凑近韩笑,不放心地看着他身上的灵火光团。“那是九炎灵锁。”莫炎喝着白水,头也不抬地道,“专锁恶类虚灵的。”“哈哈,那就是说,这小子现在是废物一个咯?”林岳幸灾乐祸地笑道。“很抱歉,废物这个称号你还是自己留用吧。”韩笑调皮地笑道,“我只是暂时失去了自己的能力而已。”林岳脸上一沉,右手悄悄摆动着,看样子韩笑是要吃苦头了。“你先少安勿躁。”我上前轻轻搭住林岳的肩头,手下微微一紧,“莫炎,你怎么抓到他的?”“我找到了那八只虚灵的追踪信息。”莫炎放下手里的杯子,冷冷地盯着韩笑道,“而他正准备从那里离开。”那八只被莫炎做了记号的虚灵承载着井字楼格局的病症之气,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除了井字楼下的通道外,便是布局者的巢穴。韩笑既然出现在那里,恰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怀疑,这三座井字楼就是他们布设的。S表情复杂地看了韩笑一眼,却正好迎上韩笑那看似无意的一瞥,两人脸上都出现了微妙的表情变化,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各自避开了视线。“他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莫炎拿出一个精致的锦囊,“身上却带着这个。”锦囊中装着一块黄铜制成的方形物件,光滑可鉴的一面上用阴纹刻制着许多线条和字迹,正中微微凹下一个圆形,圆形的正中则是一个不大的孔洞。另一面只是略做了打磨,以同样的阴纹手法刻制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而那个孔洞正透过北斗的第四星——天权。从式样和成色来看,这东西的年代必定十分久远,应该是个古物。“韩警官,你应该不是来破获什么文物走私案件吧?”我看着手中的物件,沉声道,“这城市里井字楼的受益者是谁?”“我不得不惊讶于你的敏锐。”韩笑懒散地笑了笑,“这么快就看出我破获了重大文物走私案。”韩笑越是如此镇定,我们心中的怀疑就越大,显然他没有说真话。井字楼事件眼看就要被解决,他却偏偏“碰巧”来此办案,而且还带着一块所谓的“重要文物”,如果一切真是那么巧合的话,我们生存的世界似乎显得太小了点。而且,这块东西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文物走私?呵呵,窥觑司南斗盘的不正是你们吗?”将物件交给耿婆,我冲着韩笑冷道,“肯支付一千万的报酬给言家五虎,这东西对你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我不太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没有你这样的想象力。”韩笑依旧嘴硬道,“不过,你要说杨家七将的话,我还是知道点的。”九个灵火光团猛然一亮,韩笑的身体突地绷紧,脸上顿时闪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懒散的笑容很快便又布满了他的脸庞。如果不是他额角那隐隐渗出的汗珠,我可能会怀疑莫炎是不是手下留情了。“师叔,我说过,你和师父的恩怨别算在我身上。”韩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只管做事,没有知情权,就算你毁了我,也还是一无所获。”莫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握紧的双手随即松开,韩笑面部一松,喉头耸动了几下,绷紧的身体渐渐舒缓了下来。在云南时,莫炎为拷问活玉水翠的由来,生生折断了张禾的手臂,而对于韩笑他却并没有下狠手,或许应该说从面上看,并没有下狠手。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是把韩笑的四肢全部折断,不会说的他依旧不会说。“呵呵,不说不要紧,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耿婆咧嘴一笑,掂了掂手中的司南斗盘,“暂时先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和我去另外的房间。”莫炎点了点头,起身将韩笑推入里间,其余众人随着耿婆走出了房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段文字是当下考古界公认最早对司南的文献记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国科技考古学前辈根据王充《论衡·是应篇》的这十二个字,考证认为我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勺形磁性指向器,并据此设计了司南复原模型,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期以来,司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如果将它制成长条形则能指南北,于是便称这种石头作“磁石”。于是便有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磁石的南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块底盘被称作“地盘”。当磁勺在地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司南”,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祖先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依据这些记载和理论,眼前这块古朴的黄铜“司南斗盘”显然便是司南的组成部分,所缺的只不过是一支由磁石精心打磨而成的长勺而已。但我和耿婆却并不这么认为。无论从黄铜的质地还是从制作的工艺上来看,这块司南斗盘都不会是仿冒的赝品,但如果说它是从张良墓中发掘的,却又有些疑点。“我记得汉代是地盘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盘刻度变成了十二个方向。”我思索道,“这块司南斗盘的刻度却是八个方向,照此看来,它的制成年代应该早于张良所处的汉代。”“未必,司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秦朝当政本就不长。”林岳摇头道,“从时代上来看,张良会持有改良前的司南也不为过。”“自战国到秦汉,金属制品原材料采用的是青铜,兵器和日常用品都是如此,只是配比不同,坚硬度不同。”我反驳道,“难道张良会舍本求末地去专门铸造一个黄铜的司南斗盘?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有天机?”“照你那意思……得,别和我说你是参照那根锥子得出的结论。”林岳眉毛一扬,“少昊之子那可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这年月也忒早了点吧。”就在我和林岳争辩不休的时候,S已经将司南斗盘的图形导入到了笔记本电脑中,通过3D立体建模的方式同比制作了一个虚拟司南斗盘。晖儿则在一旁盯着上面的各个刻度,若有所思地翻动着一本笔记,继而双手飞快地在电脑上操作着,屏幕的一侧不住地闪过一排排惊人的运算数字,正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俩小子跟乌眼鸡似的,年代啥的还要争吗?”耿婆瞥了我俩一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99re6在线视频精品免费下载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99re6在线视频精品免费下载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点评】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第五章康熙大帝开创盛世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续领兵造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而死。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分消遣的心态。他毫不怀疑,整个事情不过是一出排练好的戏,不过他尽量不显出他的这个想法。他心里很清楚,瓦伦丁诺公爵是绝对没有胆子去吊死两个法国国王的士兵的。也许他们现在早就被释放了,并且拿了一笔用来补偿他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些麻烦的赏钱。第二天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加斯孔部队了。马基雅维里猜想,这出戏事先就安排好了,因而他可以向执政团报告,公爵对于他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是多么地有效率。尤其值得报告的是,方才公爵无意之间提到的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地方。公爵关于部队可能会开拨到这个地区的暗示,实际上是个隐隐约约的威胁。对于一个头脑诡谲如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房间里一阵沉默。公爵一边轻轻地捋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感到,公爵是在琢磨这个佛罗伦萨政府派来与他谈判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基雅维里不想与公爵对视,于是低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在思忖指甲是否应该修剪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而处于困惑的状态是不舒服的。因为正是他负责处理了当年那件公案,最后导致保罗·维泰利的处决。意识到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后,他曾经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他的那些紧张又迟疑的上级,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正是他,命令专员从重从快地办理案子。也正是他,在维泰洛佐逃跑之后,仍然敦促对维泰利处以死刑。但是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不能确定公爵到底了解多少。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公爵谈论那件事不理想的结局,不过是想显示他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且幸灾乐祸地向马基雅维里当面指出,他当年的措置并不显得称职。但是公爵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如果他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佛罗伦萨的使节了解他对共和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更加有可能的动机是想借此动摇马基雅维里的信心,从而使他能够俯首贴耳。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看了公爵一眼。看来公爵正在等待着与他的目光对接,然后再开口讲话。“书记官大人,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活人。”“你要我走开一会吗,表哥?”红衣主教问道。“不需要。我相信你的谨慎,就像我相信书记官大人的一样。”马基雅维里合上了嘴,目光注视着公爵,等待着公爵开口。“渥西尼几乎是跪着求我去攻打佛罗伦萨。我对于你们的城邦完全没有恶意,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贵国政府的先生们如果要和我修好的话,他们必须在我和渥西尼弥补分歧之前有所作为。我们都是法国国王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必要彼此也成为朋友。我们两国的领土接壤,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让对方处处方便,也可以使对方处处不方便。你们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雇佣军将领所率领的雇佣军,而我这边却有着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并且,我的将领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你的那些将领并不见得比我们的更可靠,阁下。”马基雅维里冷淡地回答着。“我有另外的,对我来说忠诚可靠的将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阴谋推翻我的蠢货是哪些人——帕格洛·渥西尼,一个蠢人而已;那个认为我对博洛尼亚有企图的本蒂沃留;那个唯恐我夺取佩鲁贾地方的巴利昂尼;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还有那个染上了梅毒,成了废人的维泰洛佐。”“他们势力强大,而且阴谋作乱”。“他们所有的动作我全都知道。条件成熟时我会果断出手。请相信我,在那些人的脚底下,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要扑灭这燃烧着的火,所需要的水比他们拥有的人更多。请您理性一些,书记官大人。厄比诺目前在我手上,等于是我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是我的朋友,教皇打算将他的外甥女安吉拉·博尔贾嫁给基多巴尔多的继承人和侄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城邦对我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我永远也不会攻打他。我必须拥有这块地方以便我能够执行我的计划。我不会感情用事而坏了我的大计。我能够向你们提供安全保证,使你们免于敌人的威胁。如果我们可以步调一致,依靠我的部队和你们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加上教皇作为精神领袖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力量。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不用向法国国王缴纳大量的硬通货来换取他的保护,而且法国人会把我们看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力量。现在是你我两方建立同盟关系的时候了。”马基雅维里非常吃惊。但是他还是语气委婉地回答说:“我看到阁下议论之力量。没有人可以将这些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和更有说服力了。很难见到像阁下您这样一位行动果断的将军,而且思维缜密,口才出众。”公爵微微一笑,作了一个稍带否定意味的手势。马基雅维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话不是公爵所想听的,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了下去。“我会写报告给执政团,向他们汇报您方才告诉我的这一切。”“你这是什么意思?”公爵大声说道。“事情非常紧急,必须立刻决定。”“我没有权力来签订协议。”公爵一下子站了起来。“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正在这时,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不过进来的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他完成了公爵交待办理的事情以后回来了。不过房门一下子被突然打开还是让马基雅维里受了些惊吓。马基雅维里不是神经紧张的人,但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我来阁下这里是因为阁下请求我国政府派人来与阁下洽商。”“但我要的是具备充分授权的使节。”到目前为止,公爵对马基雅维里还是待之以起码的礼节,但是现在,他两眼冒火,大步走向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团是在耍我。他们派你来,正是因为你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他们这种改不了的逡巡不决使我非常恼火。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们打算试探我的耐心到什么程度?”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红衣主教,说了一句打圆场的话,公爵粗鲁地告诉他,让他住嘴。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他用词刻薄,粗暴,并且充满嘲讽。他看上去完全失控了。马基雅维里则是无动于衷,他毫无惧怕,带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公爵。最后公爵又重新坐回了他的椅子。“告诉你的政府,他们大大地冒犯了我。”“我国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阁下您。他们指示我向您转告,您手下那些叛乱分子请求我们的支援,我们已经严词拒绝了。”“在我看来,这不过就是和平常一样,骑墙观望而已。”这句话说得并不错。但是在马基雅维里听来,觉得不甚愉快。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国政府并不喜欢渥西尼和维泰洛佐。我国政府争于和阁下您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必须敦促您说得更详细一些。最低限度,我必须告诉我国政府您盼望看到的协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会谈就到此为止吧。你们逼我和叛乱分子谈条件。如果我同意渥西尼的建议,一起攻打佛罗伦萨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使他们俯首贴耳。”“佛罗伦萨正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马基雅维里尖锐地指出说。“他向我们保证,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四百名枪骑兵和足够数量的步兵。”“法国人许诺时很慷慨,为的是要换取他们不断索取的金钱。钱一到手,他们则是很少兑现诺言。”马基雅维里知道这话说得也不错。佛罗伦萨人受够了国王路易的贪得无厌和两面三刀。他有好几次在收了钱以后,迟迟不派部队。再三拖延之后,最后只派出了原先所许诺的部队数量的一半。公爵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佛罗伦萨人必须接受公爵开出的结盟的条件(但是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公爵是个毫无信义的人),否则的话,他就要和那些企图造反推翻他的雇佣军将领们联合起来攻打佛罗伦萨。讹诈!情况是紧急的。马基雅维里在沮丧中,想找出一两句话来讲,以便给后面的谈判留条后路。但是公爵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你还在等什么,书记官大人?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他甚至没有对马基雅维里的鞠躬告辞有任何表示。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着使节下了楼。“阁下是个急性子的人,不习惯被人顶撞。”他说道。“确实如此。我总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吧。”马基雅维里尖刻回答着。第六章皮埃罗和信使已经在警卫室里等着了。当大门准时地打开后,三个人出了大院,走进了广场。照料马基雅维里的仆役把他带到了金狮饭店。他们再三向饭店打招呼,告诉他们这顿饭是特别用来招待佛罗伦萨来的使节的。而这位使节一向胃口不错,对吃也很讲究。酒是当地农村自制的,虽然不能跟托斯卡纳地区的酒相比,但是颇有酒劲,马基雅维里于是乎放开怀来,喝了个痛快。他回头思考着今天他和公爵的一番交锋,他认为,总的说来,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好。瓦伦丁诺公爵的怒气似乎暗示着他有些紧张,而他坚持要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立刻建立联盟关系又预示着他明了他目前的处境危险。马基雅维里对于整个接见过程欠缺礼仪一事颇无所谓。从他接受使命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不能奢望别人对他礼若上宾。吃饱喝足,打了几个饱嗝之后,他让信使告诉他去下榻的修道院的路该怎么走。有鉴于他的重要身份,修道院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皮埃罗和信使就只好在走廊上铺着的一块草垫子上将就着睡了。和他们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的还有其他一些暂住的客人。他们对于不用露天睡觉这一点好处,已经是谢天谢地,非常满意了。但在上床休息之前,马基雅维里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信里面他介绍了今晚和公爵见面的一些情况。信使将在明天破晓之际将信带回佛罗伦萨。“你最好写封信给比亚乔,以便他能够转告你的母亲,你已经顺利抵达了。”他向皮埃罗吩咐道。“还有,让他给我寄一本普鲁塔克的著作来。”马基雅维里随身带了一本但丁的诗集,此外就只有一本李维的《罗马史》了。皮埃罗写完信之后,马基雅维里不由分说就取了过来,开始读信:“尼科洛大人整个上午都没怎么说话。我想他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打搅他。但是当他吃完晚饭后,他说起话来是那样机智,清晰和富于哲理,我都几乎以为我们还在斯卡佩里亚,还没到伊莫拉呢。他认为我嗓子很好。我希望下次信使能把我的笛子带来,如果可能的话。”“写得不错。”马基雅维里说道。“你让比亚乔传递给你母亲的口信十分得体。现在,辛劳了一整天,让我们抓住机会睡个当之无愧的觉吧。”第七章马基雅维里需要的睡眠时间并不多。所以天一亮他就醒了。他把皮埃罗叫过来,帮他穿好衣服。他的旅行用的装束被折叠好了放进了鞍囊之中。他穿上了一件平时常穿的、黑色的衣服。他不打算在这个修道院里就这样住下来,因为他需要一个能让他在必要的时候秘密会见客人的居所,而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的访客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十分地引人注目。信使已经在回佛罗伦萨的路上了。马基雅维里由皮埃罗陪着,向金狮饭店走去。伊莫拉是个阳光明媚的小城市,没有一丝痕迹显示出这个城市刚刚换了主人。当他们穿过狭窄曲折的街巷时,他们经过了许多正在张罗忙活各自生意的商贩,这些商贩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你获得了一个印象,即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时不时行人们必须为一个骑着马的人,或一队驮着柴火的驴子让出路来。一个男人牵着几头母驴慢慢地行进,用一种习惯性的叫卖声叫卖着对孕妇有好处的驴奶。一个干瘪的老太婆从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叫住了这个驴奶贩子。不一会老太婆就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了个大杯子。一个叫卖针头线脑的小贩,用刺耳的声音叫卖着走过。金狮饭店所在的那条街有着好几间店铺。马鞍铺子里有一个客人,理发店里有个男人正在理发,鞋店里一个女人正在试穿鞋子。所有的这一切透露着一股兴旺,不是奢华繁荣,而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小康景象。另外,街上完全没有乞丐。他们走进了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给他自己和皮埃罗叫了一些面包和葡萄酒。他们将面包在酒里蘸一下,让面包有些味道,然后将面包吃下,将剩下的酒喝完。就这样填饱了肚子,他们来到一家理发店。马基雅维里修了一下面。理发师用掺了香精的,散发着浓烈香气的水喷洒在他的黑色短发上,然后进行梳理。与此同时皮埃罗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我想我也需要修个面,尼科洛大人。”他说。“还可以再等上几个星期。”马基雅维里回答道,带着浅浅的笑容。然后他转头向理发师说道,“给他头上洒点香水,然后梳理一番。”他们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了。马基雅维里于是和理发师询问,他想要拜访的、一个叫巴托罗缪·马泰利的先生的寓所在哪里。理发师告诉他们该怎么走,但是他给出的指南实在是太复杂了,马基雅维里于是乎问他,可不可以麻烦他给找个向导,领他们前往。理发师于是走到他的店铺门口,喊了一个正在街上玩的淘气的小男孩,让他给马基雅维里他们带路。他们穿过了一个主广场,广场的一侧是公爵所占据的王宫大院。因为今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所以广场上挤满了农民的摊位,他们带来了各种水果蔬菜,鸡,肉类和乳酪。还有那些出售铜器,铁器,布料,旧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商贩的摊位。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或讨价还价,或正在交易,或只是走马观花而已。集市上一片喧哗嘈杂之声。这是一派十月的蓝天之下的,快乐的熙熙攘攘的景象。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广场,他们听到一阵铜号声,顿时喧闹的声音平息了不少。“这是发布消息的人,”小男孩激动地叫嚷着,他抓着马基雅维里的手就开始跑,“我还没有听到他要宣布的消息呢。”有几个人向前拥了过去。马基雅维里沿着他们前往的方向放眼望去,在广场的另一侧,他看到了一个绞刑架,有两个人给吊在上面。但这并不是马基雅维里所愿意关心的,所以他就从那带路男孩那里抽回了他的手。那个带路的男孩完全忘记了他应该做的事,撒腿就朝他的兴趣所在奔了过去。消息发布员开始大声宣告他要讲的事,但是他距离马基雅维里太远了,以至于马基雅维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于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向一个正在站着看护着自己摊位的胖大女人。“出了什么事?”他向她问道。“那个消息发布员在说些什么?”她耸了耸自己的肩膀。“不过是两个小偷,被吊死了而已。根据公爵的命令,到今天中午之前,每过半个小时来一趟。他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被吊死,是因为偷盗了公民的财物。这两个人是法国士兵,他们说。”马基雅维里差点流露出震惊的神色,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必须眼见为实才行。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从人堆里挤了过去,他推挤着人,也被人推挤着,但是两只眼睛却死盯着绞刑架上的两具尸体。消息发布员说完了他要宣布的事,从竖着绞刑架的平台上走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慢步走开了。人群散开了一些,马基雅维里终于可以靠近了些。终于没有疑问了——尽管他们的面孔被绞绳可怕地扭曲了,这两个人确实就是那两个加斯孔士兵。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被带到公爵面前,由他审讯并给予了判决。那个年长一点的就是当晚那个皱着眉头,脸上有一道疤痕的人。那个年轻的就是那个曾经有着惊恐游移目光的士兵。事实证明这不是他原来所想像的一出喜剧而已。马基雅维里顿时僵站在那里,沮丧地看着这一幕景象。这时,他的小向导拍了拍他的手臂。小男孩懊悔地说道,“我真希望他们送这两个人上绞架的时候我正好在这里。等大伙听到消息时,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不是给小孩子们看的。”马基雅维里魂不守舍地回答了一句。他的心思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被吊死,”

                      一声丢进讲台旁的垃圾箱里。“那么,今天从读本的第二十页、第三课开始。”老师开始上课,同学们把视线转向课本。“我先读,大家一起跟我朗读!”老师开始领读,同学们齐声跟读。在读书声中,安岛君独自面向大家直立不动,表情既不悲哀也不愤怒,当然也不可能笑,与平时并无两样。以某种眼光来看,他的表情像是受到训斥反倒非常痛快。伸夫望着安岛君的面孔,忽然觉得他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他虽然喜欢亮子同学可是表达却不得法,把怪诞的玩具蛇放进对方的桌斗招致失败。他本来应该采用亲和而高雅的方式接近亮子同学,可那种方式又不适合他。而这样做才符合安岛君的性格,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别的方式。望着没说一句辩解话的安岛君,伸夫开始觉得他挺可怜,并感到还在用手帕擦眼泪的亮子同学太可气了。差不多就行啦!一条玩具蛇至于吓成那样吗?望着不停哭泣的亮子同学,伸夫觉得男人跟女人简直就是互不相容的两类东西。就像男人的道理无法跟女人说通一样,女人的道理跟男人也说不通。男女同校确实增添了某些乐趣,但同时令人厌烦的事情也有所增加。虽然具体说来显得幼稚可笑,但其根本原因应该就是男女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虽说如此,安岛君那天的表现着实令人称道。他面向全班同学站在讲台旁纹丝不动,而且笔直挺立,视线一直紧紧地盯着亮子同学。“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搞的恶作剧,可你却一点儿都不明白,真傻!”安岛君的眼神看上去像在呐喊,又像是在倾诉“虽然我做得不对,但你应该懂我的心思”。可是,不知亮子本人是否理解安岛君的心意,她又大叫一声趴在了课桌上。“你怎么啦?头还晕吗?”老师慌忙走了过去,亮子同学依然趴着小声嘟囔:“安岛君……”“什么,安岛怎么啦?”“他瞪我。”老师回头一看,安岛君双眼依然盯着亮子同学毫不动摇。“哎,你还想欺负她吗?”“……”“好吧,那你站到后边去!”这回安岛君站在了教室后边放鞋袋、挂大衣的墙边。“听着,你就在这儿拿着课本学习吧!”老师像是突然想起,把安岛君课桌上的英语读本递了过去。“从前,有个叫二宫尊德的人就是站着学习的。”同学们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安岛君面不改色,依然从后边盯着亮子同学。“你小子真固执……”老师也苦笑一下继续上课,像是不想再管了。安岛君就那样站着,直到下课后才获得了解放。“你听好,以后再胡来就不许你上课了。”老师用名册又拍了安岛君一下。结果,在此次骚动中体现硬汉风貌的是安岛君本人。安岛君虽然遭到呵斥却毫不辩解,那他始终堂堂正正挺立不动的姿态确实令人佩服。这才是真正的硬派男子汉。不过,女生们的评价却并不那么理想。多数女孩都说“安岛君太粗野、太纠缠人了,真恶心”,还有人说“被那种人盯上,左右田同学太倒霉啦”。到头来,安岛君得到的只是在男生中的人气上升,而女生却唯恐避之不及,亮子本人也越来越讨厌他。因此,安岛君煞费苦心的表现也无果而终。“女人真是搞不懂啊!”同情安岛君的男生们嘟嘟囔囔,可最后也只能以叹息告终。伸夫对同班女生村井麻子产生兴趣,是在男女同校之后五个月的时候。此前麻子同学就坐在伸夫旁边那行前三的座位上,因为不太显眼,伸夫没跟她说过话。在午休和放学后,女生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聊天。但即使在这种时候,麻子同学也是既不会成为中心也不会尖声大笑。可能由于生性腼腆,她在课间也只是跟坐在后边座位的铃木圣子同学窃窃私语,不太加入团团伙伙。当然,她也不会在课堂上踊跃举手发言,更不会在课外活动上发表意见。她剪着娃娃头,水手服也穿得很正统,不像一部分女生那样为引人注目而降低胸扣的位置或改短裙摆。她长相平平,不算美女却也没什么缺点。伸夫第一次跟她说话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八月底。伸夫家在本市的山手区,离学校三公里路程,他总是步行上学。那天他跟也是住在西山边的松本君同行回家,但他半路要去一个地方,于是在电车大街分别。独自一人走老路回家有些无聊,于是他在半路朝北转弯。当他来到九条大街时,村井麻子突然从右方出现了。那个街角是一片空地,大波斯菊正在美丽绽放,使伸夫一时陷入错觉,感到村井麻子仿佛来自花丛之中。“啊——”伸夫含混不清地打了声招呼,村井麻子也停下脚步微微点头。“你家在这边?”“就在前边的儿童公园旁边。”“那挺近的嘛!”两人自然而然地并肩而行。“你每次都从这儿走吗?”“从电车大街过来。”以前上学和放学都没碰到过村井麻子,好像就是因为经由路线不同。“我家在圆山附近哦!”“知道。我从那边走过。”听村井麻子说她知道自己家的地点,伸夫心情骤然激动起来。“可是,我真不知道就这么近啊!”伸夫重新打量村井麻子,只见她身穿水手服,手提藏蓝色书包,脚穿白色运动鞋。路旁有棵高大的榆树,叶片在初秋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树叶亮光的映照下,村井麻子的脸色看似有些苍白。“你早上一般几点出门?”“七点半左右。”“你早上也走电车大街吗?”“因为我跟小泉同学一起走。”伸夫跟松本君相约同行,而村井麻子好像是跟姓小泉的女生一起去学校。要想跟村井麻子单独同行,伸夫就得跟松本君分开,而村井麻子也必须跟小泉同学各行其道。“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这条路安静,我喜欢。”伸夫点了点头,发现自己正在跟村井麻子单独走路。当然,因为男女同校,所以同学相伴上学实属正常。不过,男女同校刚开始不久,身穿黑色立领学生装的男生跟穿水手服的女生一起走路的身影还很稀罕。有些货车司机和路边的修路工都会揶揄说“小哥儿,亲密点儿嘛”,而周围的人也会用既像羡慕又像担心的目光盯着说“世道变啦”。“你星期天一般都做些什么?”伸夫边问边与村井麻子稍稍拉开距离,而村井麻子也稍稍错后些回答。“听听唱片啦,读读书啦,还有就是上街买东西。”“那,你也会来我家前面的市场吗?”“常常经过那里。”虽然只说了两三句话,但伸夫喜欢村井麻子那种文静态度。虽然以前她并不显眼,可在单独交谈时却意外地感到这女孩性格爽快。最可喜的是,她不会像邻桌的中井洋子那样哈哈大笑和高声说话。虽然因为刚刚开始接触而了解不多,不过看样子村井麻子是个能够控制情绪的女孩。“你暑假怎么过的?”“去妈妈的老家,然后随意闲逛。”“老家?”“在余市。”伸夫顿时感到自己错过了享受浪漫的大好时机。如果能早些接近村井麻子的话,暑假期间也许就去海水浴和登山了。“余市离海边很近吧?”“我不会游泳。”怪不得她皮肤那么白。伸夫对村井麻子皮肤白且不会游泳也感到很可喜。“女孩还是不会游泳好啊!”“不过,如果会游泳感觉一定很棒吧?”伸夫感到似乎嗅到了村井麻子的味道,既像发乳的清香又像透明秋风般的味道。“你不是一直住这儿吧?”“我家是三年前搬来的。”伸夫对儿童公园周围也大体熟悉,可从未见过村井麻子这样的女孩。“你跟谁比较亲近?”“我怕生,所以很难跟人亲近。”村井麻子提着书包和鞋袋,只见那鞋袋上绣着花朵,还用红丝线绣着“ASAKO。“你跟小泉同学挺亲近吧?”“因为以前在同一所学校。”前方有三棵高大的白杨树,再向前还能看到儿童公园的白漆木牌。走过那里就得跟村井麻子分别了,想到这里伸夫突然有些焦急起来。在分别之前,必须赶快说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例如希望再次见面、希望来我家附近时打声招呼等等,可结果还没说出来就分别了。三不过,自从认识了村井麻子之后,伸夫觉得自己突然像个大人了。当然,虽说是认识了,却并非与村井麻子有过书信往来或接过吻,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和教室里单独交谈过而已,内容也只是“昨晚几点睡觉”“下个星期天干什么”等简单的对话。但是,村井麻子已经占据了伸夫的大脑。虽然在跟同学玩耍和用功学习时会暂时忘记,可一旦解放出来就会立刻想起村井麻子。在课堂上老师提问时他担心她不会解答,考试时也担心她不会做题,课间休息时还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伸夫以前只需考虑自己的事情即可,而现在必须多考虑一个人的事情,并且不能在同学面前暴露自己的想法。在顾忌周围的同时挂念另外一个人,这是伸夫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状态,所以他感到有些累。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如此麻烦的境地?如果能做到的话真想逃出这种困境。但其实伸夫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愿意,他还会在对自己生气的同时欣然接受这种状态。爱一个人很难或许说的就是这种状态。伸夫发出一声叹息并忽然想到,大人们也许就总是在重复与此相似的状态。可能大人们就深陷于这种恋爱的问题当中,而且比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要复杂好几个级别。以前一直以为大人们只是早起上班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但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单纯。其中似乎不仅隐藏着个人好恶,还隐藏着爱憎等各种感情的波动。以前在知道大人们都有性行为时,感觉眼界似乎突然开阔起来。而当现在对一个女性心怀好感时,伸夫感到自己似乎窥见了前方的另一个世界。“自己是不是就这样渐渐地变成大人呢?”伸夫自言自语,并对正在向未知世界走去的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真的能行吗?”伸夫对自己和迫近的未来产生了不安,而且这种隐忧越来越强烈了。北海道的女生制服以六月中旬北海道神宫祭礼为分界换成夏季的白色水手服,并从十月初换回冬季的藏蓝色长袖服。秋意阑珊,一齐换上藏蓝色水手服的女生们忽然显得格外妩媚。当然,也许那并非只是因为换了服装,而是经过从春到秋的半年时间,女生们迅速具备了“女人味道”。她们正在长个子,仅仅一个月不见也会有明显的变化。而且,伸夫他们这些男生已经没有了男女同校初期的新奇感觉,开始能够平静地观察女同学了。在上课时老师提问,前排的女生举手发言,她们的短上衣下摆就会露出白色衬衣,不知是衬裙还是无袖衬衫,看上去似乎有种丝滑感。伸夫从后排看见了女生瞬间闪现的内衣,一时感到浑身发热。另外,在上课时斜前方的女生偶尔抬手拢发,便会露出脖颈和耳后雪白的肌肤。女生似乎漫不经心,却会使伸夫他们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还有,伸夫在走廊上有时会看到女生裙子侧面挂钩滑脱,闪现出里面的内衣。女生中还有人特意把水手服的领口改低,把裙摆改短。这一个个细节都会刺激伸夫,使他困窘不已。不过,男生们都假装没看见,也不会说出来。当然,在男生之间的交谈中,也几乎不会触及这些细节。大家都有所感觉却心照不宣,因为如果说出来恐怕会遭到轻蔑——你好色!虽然他们对性的感兴超人一倍,却羞于被视为“好色之徒”。男生们不会像露骨宣扬的中年人那样大胆而不知羞耻,不仅如此,在上学和回家路上看到下流男人对同班女生说“哎,小姐”时,他们还会勃然大怒。他们虽然心里想过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变成那样,但还是觉得言语轻浮的大人们太龌龊,甚至想啐他们一口。这种洁癖或许就是使男生不会轻易踏入性的世界的原因。再加上缺乏性体验的不安和不自信,也使他们远离现实中的性行为。不过,即使施行了男女同校,伸夫的自慰行为仍在持续。他仍在暗自寻购黄色书刊,看到精美的裸体插图就剪下收藏起来,而且在阅读和观赏之后总是沉湎于自慰行为。不过奇妙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大脑中并不会浮现出同班女生,当然更不会出现村井麻子。他在自慰时想象的是一般的裸体插图和模糊不清的女性形象,并非现实当中认识的女子。每天都与同班女生接触和交谈,可为什么在自慰时却不会在大脑中描画出她们的形象呢?虽然水手服后襟下露出的衬衣和拢起头发时露出的后颈肌肤都会带来刺激,可一到关键时刻却不见了踪影。当然,伸夫并非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其实准确地讲,也许就是因为不那样想象也能完成自慰行为,所以根本没必要思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伸夫心中并不愿意在自慰时想象同班女生。这或许是由于他不愿让同学陪伴自己做不洁行为,此外他还可能觉得以熟悉的人为对象不够新鲜刺激。现实与梦境截然不同。他在夜晚沉湎于自慰,到了早上又精神饱满地去学校跟女生们玩耍。他的身影中没有丝毫暗自沉溺于自慰的男性腥臊味。四冬雪降临札幌的街道,圣诞节即将到来。繁华街上播放着《铃儿响叮当》的乐曲,被雪花遮蔽的橱窗里装饰着五光十色的照明。那时电视机、洗衣机尚未出现,生活还很艰难,但街道上总是洋溢着蓬勃的活力。街道在瑞雪中彻底改观,女生们也随之大变。此前她们只穿藏蓝色水手服,而现在又加上了一件深藏蓝色大衣,脚蹬黑色长靴。爱打扮的女孩还在大衣领口露出红格围脖,戴上白毛线五指手套提着藏蓝色书包。藏蓝色大衣与白雪十分相称,透出一种纯纯的小清新感觉。其中还有患感冒的女孩,戴着白色大口罩。戴着口罩稍显虚弱的女孩连连轻咳,那姿态有种妙不可言的娇媚感,令男人们不禁想伸手相助。或许就是由于这一点,有的女孩偶感风寒便戴上口罩,为的是故作柔弱无助之态。这种女孩一般都是大眼睛、长睫毛,戴口罩的样子相当有型。“因为那小丫是个‘口罩美女’嘛!”伸夫他们总是用揶揄的语调品头论足。不过,观赏口罩美女的感觉倒也不错。“蒜头鼻女孩都该戴口罩哦!”他们边调侃边等着看下一个戴口罩来的女孩是谁。可是,虽然天气转冷,村井麻子却从未戴过口罩。有的人会被寒风吹成红脸蛋,有的人会变得脸色苍白,而村井麻子则属于后者。当然,脸蛋红到像苹果的人顶多只到本州最北端的津轻一带为止,而在寒潮凶猛的北海道似乎后者居多。村井麻子梳着微微向内弯曲的搭肩发,身穿极为普通的藏蓝色大衣,脚蹬黑色长靴。虽然乍看并无奇特之处,但与她朴素的性格完全相符,伸夫反而特别喜欢。“圣诞节怎么过?”冬季天短,太阳已经沉向西山。伸夫跟村井麻子在西斜的阳光中并肩前行。“我会待在家里。高村君呢?”邻座的中井洋子家要召开圣诞晚会,伸夫接到了她的邀请。中井洋子是本市有数的著名菜馆家的女儿,家里房子很大,朋友中爱花哨的女孩也多。伸夫虽然对她并非特别关注,但因为座位较近,所以一有什么聚会总是跟两三个男孩同时受到邀约。“我有个聚会……”“是在中井同学家吧?”伸夫本以为村井麻子不知道,可她好像已经有所了解。也许因为中井洋子本来就爱讲排场,所以大家早已预料到她家要开圣诞晚会。“我本来不太想去……”“可是,到时候会有好吃的吧?你还是去吧!”傍晚路面的积雪已经冻冰,村井麻子的嗓音特别通透。“在那之前,能不能见一面?”平安夜那天是星期六,如此欢乐的日子村井麻子却要在家里跟母亲平淡地度过,实在太可怜了。“三点钟在四丁目的富贵堂前怎么样?”“要上街吗?”此前两人会面都是在九条大街的书店前,即使同时离开学校各自跟朋友走别的路线,来到九条大街时也会自然相遇。就算当时碰不到,只要稍稍走慢一些,或者进书店稍等也肯定能见面。可是,去热闹的繁华街会面却从未有过。“偶尔也去大街上看看吧!”总是说些无聊的闲话走老路回家实在没意思。“可以吧?”伸夫再次催促,村井麻子轻轻点头。虽然没有吭声,但看到她率真的肯定态度,伸夫越发感到她可爱了。平安夜那天,伸夫中午出门坐公共汽车前往市中心。北海道的学校寒假期间比暑假长,从三天前就已经进入假期了。伸夫在四丁目下车,冒着小雪步行片刻进了一家百货店。他想给村井麻子送个礼物。以前伸夫在父母生日时都没送过礼物,更别说圣诞节了。说到旅游也只是去抓野兔和挖红薯,连修学旅行都不曾有过。至少直到上高中的一九四九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99re6在线视频精品免费下载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玉璋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考古的期望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

                      99re6在线视频精品免费下载甚至连动作都未曾改变,只是那些劈下的树枝却已折断,散落在地上。“呀?这帮东西不是僵尸吗?”林岳纳闷道,手下不停,一脚跺在了地上。一片葛藤缠绕而上,自怪人的脚下盘行起来,不一会便将七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林岳一咧嘴,刚想说些什么,却听得那灰衣汉子大喝一声,七个怪人身形陡然拔起,四肢猛挣,噼啪数下断裂的葛藤四处飞去。怪人身后,灰衣汉子手舞足蹈地在那里不住舞动着,举手抬足间韵律十足,而他每个动作后那些怪人便有了相应的反应,难道说这些怪人是被他操控着的?狴犴在S怀里翻了个身,懒懒地抬了下眼皮,极为不满地看了看发出喧闹声的人们,猫脸舒服地埋进了她的臂弯,不一会便打起了呼噜。看来S要指望狴犴出马是不太可能了,这只小东西似乎完全不关心眼前的战局,反而有些厌烦正在进行的打斗。“这家伙是人形师?”S惊问了一句,右手自腰带上取下尺弩,打开机簧保险,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怪人。“你是日本漫画中毒太深了吧?”林岳撇了撇嘴,双手垫掌,俯身在地面上敲击了数下,“就算真是玩木偶的那也叫方相师。”“管他什么师呢~~”S单手举起尺弩刚要发作,地上突然钻出一排矮小的植物来。那些植物在我们身周长成了一圈,很快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只是那些花朵的样子有些奇特,十字形的花瓣几乎拉成了平面,尖锐硬直的边缘像是四把锋利的尖刀。“啊嚏~~”林岳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无数十字花猛地暴射开去,“笃笃……”飞旋着的花朵像十字镖似的钉满了那些怪人的全身。“切,还说我亲日中毒呢。”S反唇相讥道,“你这花不也是仿照了日本忍者的十字镖吗?”“呀?这帮子僵尸是木头疙瘩不成?”林岳烦躁道,“靠,少胡扯了,日本鬼子是仿照十字飞花造的忍者镖。”“哈哈,还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兜底是一伙嫩仔。”灰衣汉子狂笑起来,双手猛一舞动,“你爷老子让你们长下眼,么子叫国术精萃!”啪啪几声脆响,七个怪人的身上落下一些竹制的节扣来,僵直木纳的动作瞬时变得灵巧无比,也正是这个动作变化间,怪人头上的斗笠纷纷震飞,现出一张张狰狞可怖的面容。……“言家兄弟的造诣参差不齐,也只有言三和言五还算得上高手。”陈子浩毕恭毕敬地站在茶桌旁轻声道,“如果招呼这些跑龙套的去办事,恐怕会坏了大局啊。”莫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手下不停地炮制着香茶,斟了一杯稳稳地敬给对座的高大男子。“言家兄弟算跑龙套的话,三爷您就只能装些酒水饭食了。”高大男子悠然地嗅了嗅手中的茶。“呃,风爷说笑了……”陈子浩的眼睛不住瞟向莫曹,脸上却满是诚惶诚恐的表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爷也许是劳于大局,没有注意到细节罢了。”莫曹对高大男子恭敬道,“风爷,不如让三爷前往湘西督战,一则自己人办事放心,二则也给三爷一个表率的机会。”“对,对,小莫说的正是属下所想。”陈子浩不住点头道,“属下请命,前往湘西督战。”“督战?三爷,莫曹是敬你年事已高,才有督战之说。”高大男子放下手中茶杯叹道,“您老就不必对号入座了,今晚启程,给言家兄弟做下参谋,配合行事吧。”一旁的金毛猴子正端着莫曹递来的一杯香茶,听到这话不由咧嘴,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三下两下蹿上陈子浩的肩膀,滚热的茶水全部倾倒在了他的头顶,烫得陈子浩一阵哆嗦。“佛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对三爷我不敢如此苛责要求,只希望这一盏清茶能让您头脑清醒。”高大男子缓缓道。金毛猴子闻言不住点头,竟兴奋地爬上了陈子浩的头顶,唧喳着在他那日渐稀疏的脑袋上蹦跳起来,脸上竟似人一般地露出得意的笑容来。陈子浩点头称是,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下,如果这时能从下方看去,便能查觉,他的眼中隐隐闪动着无比怨毒的目光。……斗笠下竟是七张一模一样的铁青面孔,干瘪死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长长的獠牙横伸出嘴唇,白多黑少的眼珠透出凶恶的目光。原本贴在额头的朱砂黄符纸早已不知去向,口角张合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不管是谁,初一见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惊吓,这些怪人根本就是传说中湘西赶尸匠手下的僵尸造型,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四肢僵硬,除去了那些竹制的节扣后,动作已和人类一样敏捷灵活。灰衣汉子双手猛张,腾身向后一跃,落地间脚下稳稳地踏动着规则的步伐,石板路的泥缝间露出了几个不浅的脚印,他的脚步规律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七具僵尸陡然腾起,身形斜仰,两只手爪交叠着抱在胸前,双脚直直蹬向圈内众人。“蓬蓬……”连响,悄然冒出的七个金属圆盾挡住了僵尸的进攻,在圆盾外掀的力道下,七具僵尸借力倒翻了出去。灰衣汉子眉毛一挑,双手在胸前错动数下,空中倒翻而出的僵尸猛地折转身形,交叠的双爪平伸过顶,像端着两把五股尖叉般直射圆盾。噗地一下,僵尸那寸许长的黑色指甲竟穿透了坚固的圆盾,盾牌上顿时出现了十个凹洞。僵尸借力扣住,双臂一较劲,呛啷数声,金属圆盾像纸片似的被撕作数片。原本按兵不动只是不想多生是非,但从对手的强劲程度和攻击意图来看,这灰衣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如此,也不必再有所隐忍,况且这人奇诡的赶尸数术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招漂亮!”我由衷地赞了一声,双手拢在胸前,反掌挥出。十来道链锯缠上了僵尸,我猛一旋身,链锯交错拉动起来,刺啦声不断,链锯不住绞动着僵尸的身躯,即便是千年不坏的尸身,在这些特制的链锯下也会变作碎块。漫天飞舞起无数的衣衫碎片,七具僵尸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的衣衫已完全被链锯撕裂,裸露出大腹便便的奇怪躯体,那肤色和体格完全不像普通的尸体。我一愣神,尚未来得及反应,七双手爪已牢牢地抓住了链锯的连接处。“呔!”灰衣汉子大喝一声,脚下一扫,急急走出四步,手中舞出一道直曲相交的轨迹。七具僵尸随即齐声呼喝,身子猛然后退,双爪交叉一紧将链锯拉向胸前,粗壮的手臂狠狠挥动开去,一片壮观的“金属雨”凭空而起,链锯竟在它们那恐怖的力量下断作了无数链环飞入空中。笃笃,一排弩箭射在了僵尸的大肚上,发出一阵脆响,晖儿手中的尺弩一次射空。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惶然大悟的表情,脚下轻挪靠近了我的身边。“亦凡,这是辰州尸俑,古代木甲偶人的一种,不是僵尸。”晖儿低声在我耳边道,“铁木秘制,无坚不摧,可操控,可自行。”脑中一亮,难怪我和林岳的攻击会如此失败,原来吃亏在了这里。晖儿一定是在姜老的机关术笔记中看到过这种东西,但却不敢确定,直到它们露出原形并用尺弩试探后才下了定论。“铁木秘制,无坚不摧?”林岳竖着耳朵听到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片坏笑,“天下还有比我更熟悉木材的人吗?”说着双手在地下一撑,头下脚上地倒立起来,手臂一压一弹中地面被他压下了一个不大的浅坑。灰衣汉子见状倒是一愣,手中一扯,脚下倒退三步,左脚踩点两下,右脚接上又是两下。那步法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是《闻风拾水录》上提及的罡斗步法,天罡七印阵运作时我也曾运用过这种步法,只是和这汉子相比之下完全是幼童学步了。那边林岳双臂一撑,翻身跃起,双脚狠狠踏在了浅坑中,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一片隐隐的绿色自地面蔓延开来,在七具辰州尸俑的脚下凝成了一片浓厚的绿色。“嗬~~噗~~”林岳恶作剧似地大吐了一口浓痰,那灰衣汉子不知虚实,手下又是一扯,七具辰州尸俑双爪直直击入地下,猛地一掀,碎裂的青石板夹杂着泥土蓬然翻起,竟是想要彻底截断林岳的攻势。碎石烂泥间一股酸臭黏稠的绿色东西沾了辰州尸俑一身,一阵奇怪的味道传来,辰州尸俑的动作忽地缓慢了下来,凡是沾染了这东西的部位竟像被酸液腐蚀一般凹陷了下去,不住冒出丝丝白烟,还夹杂着有些酸臭焦烂的味道。“哈哈,铁木再牛也受不了腐草,你丫就等着收拾破烂回家吧~~”林岳拍手大笑道。灰衣汉子脸色一变,眼中凶光闪现,脚下一阵变动,快速踏出一套罡斗步法。我看了一凛,那是罡斗步法中的三凶步法,即杀破狼三凶星汇聚为前步,余下四星顿步,隐含辅助的阵法或招式一定是凶险之极!“小心,那里面应该是尸毒!”晖儿见状失声叫道,辰州尸俑被腐蚀穿透的身体里正流出一种腐臭不已的黑黄色液体。灰衣汉子三凶步法中双掌猛合,狂吼一声,七具辰州尸俑咧开獠牙暴伸的大嘴,一股夹杂着腐臭的黑黄液体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林岳和我均是一惊,疏于防范之下没料到这灰衣汉子竟还留有如此险恶的一招,林岳的破坏性攻击反而成了诱发这个杀招的导火索。黑黄色液体密集地从各个角度扑来,一时间已无法聚集金属或植物屏障来抵御,情急之间我已准备用金属将众人完全包裹起来,虽然可能误伤大家,但总比死在尸毒侵蚀下要好。聚力发动间,却被一只手掌按在了肩头,方才集中的精力一下消逝。耿婆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笑眯眯地冲摇了摇头。面前忽地一亮,一股淡色的火焰无声地横空穿过,辰州尸俑像雪人般地熔解殆尽,黑黄色的液体在火焰中完全消失。那火焰撞在身上只是微微的一暖,却是毫无伤害,一种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只看外表,不重内涵。”一个人影自火焰中缓步走来,口中冷冷道,“以后别说你俩认识我。”十九、煞虎临门“臭……”林岳欢快的叫了一个字,却硬生生地将剩下的三个字吞回了肚内,因为莫炎那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要么现在消失。”莫炎转脸对着灰衣汉子沉声道,“要么,永远消失!”那汉子看了看莫炎,眼光扫了众人一遍,一咬牙,闪身几个起落消失在一片树林中。“哎~~不是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林岳拧着脸道,“这不是纵虎归山吗?”“杀一只惹四只。”莫炎面无表情道,“另外四个更难对付。”“呵呵,难怪老婆子看那身法有些眼熟,原来是辰州言家。”耿婆笑道,“你说的这五兄弟,应该是正宗直系的言家五虎吧?”莫炎眼睛一闪,用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问着什么,我这才想起他还不认识耿婆,于是便简要地为两人做了个介绍。听完介绍,一贯冷若冰霜的莫炎有些动容,腮骨鼓动了两下,对着耿婆躬身便是一拜。“哎,小子,这就不必了。”耿婆抬手一点,右手二指按在了莫炎的肩侧,他那一拜竟是无法继续。“耿老……”莫炎的语声中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倒是耿婆却显得十分释然。“小子,田然的死和你没关系。”耿婆拍了拍莫炎的胳膊,叹道,“况且,下手的也绝不是你那个混账大哥。”我低声将老田身上中的“八门转魄凶格”向莫炎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耿婆话中的意思,从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宽慰了不少。虽然他对莫曹的憎恨之心并没有怎么消减,但听到老田不是死于莫曹的诡计后,却也暗舒了一口气,我隐隐觉得他对自己的大哥并没有完全绝情,或许莫曹也是。……夜间,旅店中。“辰州的言家五虎怎么会找上我们?”晖儿沉吟道,“从那个人的行为来看,他是故意惹事的,而且带来的七个辰州尸俑也是事先暗藏了尸毒。”“对了,嫂子,那辰州尸俑是怎么回事?”林岳好奇道,“湘西赶尸匠倒是常听到,但这尸俑还从没听说过。”“我也是从姜老的笔记上看到的。”晖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仔细向我们解释起辰州尸俑的来历。说道辰州尸俑,就不得不提起木甲术,与之前那个墨家败类用来制约我的“傀人甲”同出一门,所不同的是,辰州尸俑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偃师木甲术”。在古老的历史文献《列子》中,便有一段详细记载,说的是周穆王前去昆仑山狩猎,回程途中在巴蜀一带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匠人偃师。当时在偃师身边站着一位全身木纹的奇异人物,周穆王一时好奇便上前询问。偃师微微一笑,从容回答:“这不是真人,是我制造的木甲艺伶。”周穆王不禁有些吃惊,于是便仔细查看,发现这个木甲人的确栩栩如生。无论是他的一进一退、一抬首、一低头,仿佛都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周穆王要他唱歌,完全可以合律,要他跳舞,也是千变万化。惊叹之下,周穆王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侍妾们也来观看他的表演。可就在表演将结束之时,这个木甲艺伶竟眨巴眼睛,勾引周穆王的美丽爱妾。周穆王当下大怒,斥责偃师道:“我还以为当真是什么木甲人!原来只是找个真人贴上木皮,想当作奇技,欺骗我这个天子?”偃师为了释疑,便当场拆解那一个木甲人让周穆王瞧仔细。周穆王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木头、皮甲、胶漆等材料制作出来的,不论是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等,全是人工。偃师重新把这些零件拼了起来,那个木甲人真的又再度能栩栩如生动起来!周穆王这时才不禁佩服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一个水准,实在不可思议!”然而,偃师的这一脉“木甲术”,后来竟自人间失传了。到了六百年后的战国时代,当代的“工匠之神”公输般,曾发明了会走会动、以线枢控制的“机关人”,和各式各样具高度杀伤力之机关战具,而墨家之祖墨子也发明了能飞行三日的机关飞鸢、以及能自由移动的机关屋。当时二人都自认自己的技艺,已达到天地间从未有过之最高水平。然而墨家的大弟子禽滑厘把他所听到的偃师技艺之巧,告诉了这两位老先生,二人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谈论有关“机关术”技艺的事。而辰州言家则正是偃师木甲术的一脉旁系传人,辰州尸俑便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之所以说是旁系传人,是因为言家先祖曾师承公输般,不但学习了公输般的机关术,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偃师木甲术的秘诀。公输般在听了禽滑厘的描述后,对偃师的技艺甚为敬仰,后半生便苦心找寻失传的偃师木甲术,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限将至之时让他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公输般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太久了,他便叫来门下最得意的三位弟子,将这些资料分给这三人。当时还没有用到纸张,这些资料都是记录在一些竹简上,三名弟子各拿到了五根竹片,公输般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便限这三名弟子一天内参透。这三名弟子在公输般的床前跪了一夜,仔细参详着竹片上的资料,终于在鸡鸣时分将这些竹片尽数投入了火盆中焚为了灰烬。两名年长的弟子一无所获,羞愧地掩面而去,唯独最小的弟子向公输般道明了自己的见地,公输般听后大叹:“周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吾至死方得其解,惭愧惭愧。”说罢溘然长逝。其实就“木甲术”和“机关术”的原理而言,两者既有相同却又截然不同。“木甲术”以磁为动力,以磁榫来控制,追求的是能灵活轻巧,栩栩如生。而“机关术”则以畜为动力,以枢来控制,用作为战争军事工具,追求刚硬肃杀。这两者在气质与理念上,可以说一开始便迥然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名见解独到的弟子便是言家先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刻苦,钻研出了一套融会两门奇术特长的技法,但由于只看过五根竹片的资料,所以在他的技法中,只融入了极少部分的偃师木甲术。可就是这点点资料也已足够让他的技法精绝世间了。辰州尸俑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种大腹便便的木偶身材较为魁梧,腹内中空,可装入不少物品。而且通过木甲术和机关术的不同原理构造,它被设计成即可人为操控又可自行走动的特殊木偶。这种木偶在平时可作为商旅短途运输之用,若遇到抢匪,也可操控与之搏斗。在战乱时期,它则被作为军用物资的短途运输工具,同时也可抵御敌军的偷袭。由此,言家配合了奇门遁甲的阵形步法,独创出了一套操控技法。不知从哪一代起,言家做起了赶尸的行当,这木偶便被稍加改制成了运送尸身的工具。赶尸的收入比较丰厚,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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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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