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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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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么免费下载黄片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们不听父母的话,这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别绕弯子,太太。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奥莱莉娅拒绝玩下去了,她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有将事情的后果向她展示吗?难道你没有告诉她,她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你的处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旦巴托罗缪收养了他姐姐康司坦扎女士的儿子,并且让康斯坦扎女士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什么都说了。”“但是理由是什么?即使对于一个女人,她每做一件事也都是有理由的。”“她现在相信,因为上帝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干预了事情的发展,她才没有犯下那个该死的罪孽。”“罪孽?”马基雅维里吼了起来。在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他们现在谈话的场所是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是要求人们持有基本礼节的。“不要对我发火,尼科洛大人。让一个母亲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做违背她良心的事,是不合适的。”“太太,别怪我粗鲁,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而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你的职责是向她指出,当面临两件坏事,而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件的话,不仅理智,就连上天也会让我们选择一件危害性小一些的坏事,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拒绝犯下一桩小小的罪过,一桩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快乐,并且最终带来一大善事的罪过?”“这没有用,大人。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倔得像一头骡子。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希望我转告你,为了纪念你对她表示的兴趣,她会保管和珍视你给她的精致的手套和围巾,但她以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礼物,也希望你不要再送了。她另外也希望,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恳求与她见面了。在我这方面,我将会永远充满感激地记住你的善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弥补你所经历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对你这样一位睿智和见过世面的人而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女人是善变和不确定的。如果男人抓住了时机,即使一个谨慎的人也会接受情人的拥抱,但是如果他错过了时机,即使是一个荡妇也会拒绝他。我要告辞了,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卡特琳娜朝马基雅维里施了一个屈膝礼。凭着自己的洞察力,一位旁观者也许能看出这其中的嘲讽、不满或在这种情形下尚未缺失的起码礼节。行过礼后,卡特琳娜就走了。马基雅维里实在是越发不明白了。第二十六章尽管他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又做了不少努力,等到他再次见到奥莱莉娅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伊莫拉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他的工作让他一直很忙,无暇去为这件令人失望的事而烦恼。据报,叛乱的首领们彼此间争执不休,不过到了最后,大家全部签署了那份阿加皮托给马基雅维里看过的文件,除了佩鲁贾的巴利昂尼。巴利昂尼告诉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全是一帮傻瓜和受了欺骗的人。当他发现余下的人决意不计代价和公爵讲和时,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座教堂。公爵指定帕格洛·渥西尼为厄比诺的总督,厄比诺根据协议的规定又归还给了公爵,为了奖励渥西尼说服其他首领签署协议,公爵又赏了他五千杜卡特金币。维泰洛佐写了一封谦卑的信,在信中他请求公爵原谅他过去的行为。“这个叛徒过去在我们的背后捅了刀子,”阿加皮托说,“现在他以为说一些好话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公爵看上去挺受用。看上去他已经打算让不愉快的往事过去,重新赋予那些悔过的首领们以信任。他的可亲的态度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显得颇为可疑。于是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信中说,要猜测公爵内心想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而要准确地去了解,那简直就不可能。现在他有大批部队在他的支配之下,很明显他也会使用他们。有谣言流传,他正在准备离开伊莫拉,然而他究竟是准备南下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上攻打威尼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让马基雅维里担心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比萨赶来,向公爵奉献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士兵的生命去企图夺回这个城市,因为拥有这个城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上的必要性,而一旦为公爵所占有,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上看,都是危险的。卢卡就在附近,公爵提起这个城市时,谈论的方式让马基雅维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卢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一个让贪婪之辈垂涎欲滴的地方。如果他先占有了比萨,之后再据有卢卡,佛罗伦萨就危如累卵了。在一次和马基雅维里的会面中,公爵又一次地提到了和佛罗伦萨签订军事雇佣协定的事,马基雅维里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使节,吃力地向公爵解释执政团方面不肯授予公爵指挥权的犹豫,总的目的是想将事情说明白,但又不想让公爵感到受了冒犯。总的来说,事情很简单明了,他们不想让自身处于这儿一个不受约束的,他们有理由不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公爵很平静地听着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很明显,不管他那颗英俊的脑袋中转的是什么念头,除了发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威胁之外,他还不准备对佛罗伦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结束会见的时候,公爵告诉马基雅维里,他的部队要开拔到塞斯纳,一旦到了那里,他会做接下去他应该做的事。十二月十日公爵带着他的部队向福力开拔,两天后抵达了塞斯纳,马基雅维里作了必要的安排去跟随公爵进发。他派了皮埃罗和其中一个仆人先走一步,去目的地找到住处。然后他向几个在这段驻节伊莫拉的时间中给予帮助的人致谢和道别。这时的伊莫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公爵庞大的宫廷和其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全跟着公爵走了。最后他去向巴托罗缪告辞。巴托罗缪正好在家中,见到马基雅维里之后把他带到了书房。胖子以他那常有的爽朗热情接待了马基雅维里,他已经听说了马基雅维里即将离开伊莫拉,于是他用最美好的辞令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他表示说,他是多么地享受与马基雅维里这么一位杰出的使者交往,又是多么地遗憾于,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和后者时不时地下上一盘棋,也不能伴着他所能提供的薄馔,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和他的家人了。马基雅维里,在他这一边也表达了一些适当的敬谢之意,然后,带着几分尴尬,马基雅维里提到了他心上的那些事。“我说,我的朋友,我来这里不仅是要感谢你所有的支持和善意,也是为了向你拜托一件事情。”“你只管说就行了。”马基雅维里苦笑了一下。“我欠你二十五个杜卡特金币。我现在没有现钱可以还你,我不得不请求你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十五个杜卡特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来,不着急。如果你不方便归还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归还呢?把它看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别把它看成是借款。”“你没有理由要送我这份礼物。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去接受来自于你的这件礼物。”巴托罗缪将身子靠在椅子里面,发出了一阵响彻厅堂的大笑。“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猜疑?这不是我的钱。我们可敬的公爵了解到,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你又有不少工作上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他估计你手头会有些拮据。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执政团很小气。我收到公爵司库的指示,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相应提供,如果你问我要了两百杜卡特,而不是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也会一样给你的。”马基雅维里脸色变白了,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如果知道钱是公爵给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收那些钱。”“公爵了解你的操守和谨慎,也钦佩你的公正无私,所以他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很钦佩你的机敏和警惕。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将这件事就这样隐瞒下去,以至于你不知道公爵对你有这么一个慷慨和无私的姿态。”马基雅维里克制住了那些已经涌到他喉头的脏话。他一点也不相信公爵的慷慨,也根本不相信他会无私。他以为凭着二十五个杜卡特就可以买来他的善意吗?马基雅维里的薄嘴唇紧闭着,于是他的嘴看上去只是一条线而已。“你很惊讶吗?”巴托罗缪笑着问道。“公爵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伟人。我们这些有幸能为他效劳的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为后世所铭记。”“我亲爱的巴托罗缪,”马基雅维里说道,“伟人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并不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那些文人们用来记述他们那些丰功伟业的美妙的文字。如果修昔底德没有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舌写下那些个著名的演讲,伯里克利在历史上也只会是一个名字而已。”说到这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你不能不见一下我们家的女人们就走。如果不能向你告别,她们会很难过的。”马基雅维里跟着他进了客厅。他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似的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妇人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只是穿着平常的服装而已。看到马基雅维里时,她们被吓了一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她们站起身来,行了一下屈膝礼。巴托罗缪告诉她们马基雅维里正准备启程前往塞斯纳。“你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卡特琳娜失声喊了一句。因为马基雅维里确信她们没有他一样能过得很好,所以他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尼科洛大人要离开伊莫拉这个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供旅行者消遣的地方,心里一定是高兴的。”奥莱莉娅说道。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就听出了她说话口吻中的恶毒意味。她说完就继续去绣她手中的那件花色颇为精致的衬衫了。那件衬衫的料子还是他从佛罗伦萨给买的。“我不知道我应更钦佩你哪项品德,奥莱莉娅夫人,”他答复道,“你的耐心还是你的勤劳。”“人们说人如果闲下来,魔鬼就会给他们找活干。”她回答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找的活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危险。”“那就更有魅力了。”“但是审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基雅维里不是很喜欢别人在辩论中占他的上风,所以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挖苦的口吻反驳。“人们说,谚语是大众的智慧结晶,但是大众往往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奥莱莉娅今天状态并不好,近来天气不好的时间长了一些,她有些日子没有染发了,头发的根部露出了黑色。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今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很草率,她施的脂粉并没有将她的橄榄色皮肤盖住。“这个女人到了四十的时候,她不会比她的老娘有更多的吸引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道。稍坐片刻之后,马基雅维里起身告辞。他很高兴他又见到了奥莱莉娅。他还是垂涎于她的,不过他的欲望不像以往那样时常涌动,令人躁动不安了。他不是那种在晚餐的时候,没能吃到他期待的肥鹌鹑,就不吃放在他前面的猪肘子的人,当他看到奥莱莉娅追不到手时,他就和一些通过巴伯里娜介绍认识的年轻又不太昂贵的女人苟且了几回,以此消消他的欲火。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奥莱莉娅这件事上,他遭罪的原因是,一方面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的虚荣心受了挫折。他最后下结论,觉得奥莱莉娅是个愚蠢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她不会因为马基雅维里让她等了三个小时就上床睡了;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也不会认为和他上床是一件罪孽,要这么认为至少也要到完事以后。如果她和他一样见多识广的话,她就会了解,不是那些令你投降缴械的诱惑会令你后悔,而是那些你成功地抵制了的诱惑会使你感到懊悔。“好吧,巴托罗缪一旦收养了自己的侄子们,就活该这个女人去消受了。”马基雅维里心里说道。“她想起自己是个傻瓜时,她就会后悔了。”第二十七章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塞斯纳。公爵的炮兵正在接近这座城市。他的部队兵强马壮,另外他手上也有不少钱。很明显有什么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尽管坊间有着各种忙碌的活动,在空气中却有着那种地震来临前的死一般的静寂。因而人们都坐立不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房子也震动起来,抖动的响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马基雅维里两次求见公爵。公爵谢了他所表示的礼节,但是捎口信说,如果他需要见马基雅维里的话,他会召见他的。马基雅维里也不能从公爵的幕僚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他们重复着说,在准备好行动之前,公爵是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又是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很明显,他们对于公爵的计划就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里病了,浑身疼痛,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请求将他召回,派遣一位新的大使,并授予其更大的权限。新大使的权限要能够超过执政团所愿意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授权。马基雅维里到了塞斯纳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正在通向公爵所住的王宫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法国将领都在那里。他们都十分地愤怒和激动。看来他们突然接到了命令,公爵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撤军回法国。他们对于这项突然的解聘非常愤怒。马基雅维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公爵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他在公爵内廷的朋友们向他透露,公爵无法再容忍这些法国人了。他们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价值。但是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打发走,而剩下来的部队将无法与那些雇佣军将领手下的部队相抗衡,又看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渥西尼、维泰洛佐、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等人的部队,不久前刚刚叛离了公爵,只是最近才不情愿地归顺了公爵,所以公爵对他们肯定是不会太信任的。有没有可能公爵目前信心大涨,以至于要向法国国王显示,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帮助呢?法国部队走后没几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一位研究人性和政治的学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拉米洛·德·罗尔卡被召到了塞斯纳,此人一直对公爵忠心耿耿,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和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担任罗马尼阿的总督有一些时间了。但是他的残忍和奸诈招致了人们的仇恨和恐惧。最后,当人们无法再容忍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了代表到公爵面前陈情告状。于是当拉米洛赶到的时候,他遭到逮捕,被投入了大牢。圣诞节那天早晨皮埃罗将马基雅维里早早地叫醒了。“快去广场,大人,你会见到一幅值得看的场景,”他说道。他年轻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告诉你。广场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震惊。”马基雅维里没用多久就穿好了衣服。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清晨天气很是阴冷。在广场之上,雪地上铺了一条席子,上面放着拉米洛·德·罗尔卡那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尸体穿得很正式,挂满了各种勋章,绶带和其他装饰物。双手还戴着手套。不远处竖着一根柱子,上面插着他的脑袋。马基雅维里从这一幅骇人的场景中转过身去,慢慢走回他的住所。“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大人?”皮埃罗问道。“这人是公爵最勇猛的将领,别人都说公爵信任和依靠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公爵很高兴能这么做。这显示他能够根据他手下那些人的功过把他们抬上去,或者拉下来。我估计公爵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用了,所以就很高兴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显示一下公正,表示他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坊间都相信拉米洛是卢克莱齐娅·博尔贾的情人,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切萨雷·博尔贾妹妹的丈夫或情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很爱她。她的第一个丈夫,焦万尼·斯福尔扎,差点惨遭毒手,只是在卢克莱齐娅警告他公爵下令要他的命之后,才仓皇跑掉,捡了一条命。他跨上一匹骏马,没命地飞奔,直到他到了皮萨罗境内,方才脱离险境。当甘地亚公爵的尸体从台伯河中被捞出来时,据报告说身上有九处伤口,而且被认为也是公爵下的命令。理由是这人也喜欢上了卢克莱齐娅。佩德罗·卡尔德龙,那个来自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咋么免费下载黄片,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果没错的话,溶洞的顶部应该是最薄弱的位置。”晖儿手中的白纸上满是数字和线条。莫炎和我抬头望了下洞顶,两人都有些疑惑。行进到这里一直是平行路线,那块巨石的上升高度加上溶洞的自身高度也不过只有三十多米的样子,但从山腰到山顶至少还有几百米,这与她俩的计算相差实在太大了。S收起电脑,左右看了看我和莫炎的样子,得意道:“打打杀杀算你们强,算算画画可就不在行了吧?前面的通道是缓坡加曲线回旋结构的,走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高处走。”晖儿笑着接道:“照哀牢山的资料,这个溶洞是在卫峰峰尖上,综合土司府的海拔、通道的长度坡度、巨石高度和溶洞高度,对比卫峰海拔高度,洞顶的厚度就很清楚了。”莫炎一脸头晕的摆了摆手:“复杂,说重点。”S眨了眨眼,指了下巨骨的位置:“那块大骨头的位置是洞里最高的,按晖儿的计算,那里的洞壁只有五米左右。”“不可能!”我和莫炎差点跳起来,承受十多米巨骨悬挂重量,五米的洞壁早就该坍塌了!S满是不以为然:“古代人缺钙咯,骨头缺钙密度小。”一句话让我有些突发奇想,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掷在了巨骨上,发出梆地一声脆响。莫炎眼中一亮,身子直蹿了过去,抬手将一团灵火没入巨骨,又奇迹般地从另一边冒了出来。我一阵暗喜,冲莫炎点了下头,两片圆盘轮锯突地飞向巨骨下端。金属声骤起,粉尘飞舞下巨骨被生生切开,不多时接近地面的部分已被轮锯截断。莫炎低头向内望了望,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巨骨之中。一会,空洞的声响从巨骨内传出:“里面是空的,可以通上去。”余下三人挨个钻入巨骨,在手电的照射下,一根银色长索垂在其中,向上望去,莫炎的身影早已消失,这家伙的身手果然不是一般的敏捷。手拉长索,脚蹬边壁,攀爬许久,头顶终于露出了一点光亮。我急急将晖儿与S托了上去,在莫炎的拉动下一翻身跃上出口,还没立定,便觉得脚下一空,身子斜斜地倒向一边。一根银色绳索飞来,卷在腰间,莫炎一把将我拉回站稳,这才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棵巨大的树木上!……热水澡和咖啡的确是消除疲劳的最佳组合,如果不是莫炎那双冷眼盯着我,真想闭眼好好享受一下。门铃响起,晖儿和S一头冲进房间。或许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S一言不发地接上电脑,点开窗口,一副诡异的照片出现在面前,淡墨画似的青黑鬼脸勾勒在一片黄白的底色上。“山鬼巫!”莫炎斜倚的身体立即绷直,“在哪拍到的?!”晖儿看了看S,脸色愈加苍白:“就在刚才,印在S的后背上……”她俩的表情和莫炎的异状,似乎都在预示着这张鬼脸的不祥,可我在S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类似虚灵的东西攀附着。莫炎沉着脸走到S面前,摊开右手,掌心弹出一撮淡色的火苗,三只碧色螳螂渐渐出现。只见他左手食指在右掌上虚画一圈,凌空一点,那三只碧色螳螂摆动刀臂互抱成一团,一混一散,立刻凝成了一只巨大的紫色螳螂。“坐着别动。”莫炎的声音充满了寒意,右手一招,紫色螳螂直扑S,倏然消失在了她的头部。S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根紫色的虚气飘袅地自头顶慢慢延伸,没入她的颈下。“噗!”毫无任何征兆,左胸的衣服凭空染上了一滩拳大的紫色痕迹,继而迅速淡化消失。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的S此刻才发出了一声猛咳,一股灰黑色的雾气从口里喷出,消失在空气之中。“你俩到底碰到了什么?”见莫炎回身坐下,我这才问道。S喘了几下,平静片刻,慢慢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在溶洞中,S发现匣子里的那段白骨上刻满了不规则的凹槽。凭着设计师特有的空间感,她意识到这些凹槽的分布隐藏着某些秘密,在电脑上粗略勾画了一下,便暗自有了想法。因为她和晖儿的分析计算让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溶洞,这使得好胜的S并没有立即道破就里,而是私下和晖儿商议着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回到玉溪市的宾馆里,S从服务台要来一瓶墨水,调和了淡墨之后,均匀地涂满了那段白骨,接着在纸张上滚压,很快便印出了几个字符。晖儿则在绢画上找到了一些线索,过于平直的山脉,异于常规的落日,弯折古怪的河流加上一截斜插突兀的山梁,似乎组成了了某个汉字。在她大致解说之后,S直接手绘出了一个草图,将山脉、落日、河流、山梁按笔画拼接成了一个奇怪的汉字。上面一横,下面右边是一个“日”,左边是一个“匕”,这么古怪的汉字两人从来没有见过。几番思索之后,窗口映入的晚霞提醒了她们,落日又叫作夕阳,把“日”换作“夕”便拼成了汉字……“死”?!血红的晚霞映照下,两人对这古怪的白骨和绢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收拾起东西准备拿到我们房间里商议。可就在S拿起白骨的时候,骨头的一端射出一团黑色的东西,虽然毫无感觉,但却直直地击中了S的左胸。在一阵惊恐之后,晖儿查看了一下S的身上,在她后心的位置发现了刚才那个青黑色的鬼脸。这下两人全傻眼了,晖儿冷静了一会之后便用相机拍下了鬼脸,和S一起忙不迭地冲到了我和莫炎的房间。莫炎叹了一声,返身从包里取出个木质小盒,从盒内拿出一瓶药粉递给S:“用筷子挑一点,和着中指的一滴血吞服。”“哦,这是驱鬼的药?”S茫然道,山鬼巫这个古怪的名字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你中的是哈尼族的山鬼巫,如果鬼脸长出手脚就会死。”莫炎摆摆手,“紫竹螳破蛊在行,但对巫却只能靠爆体保住你。”虽然大家对莫炎的话半通不懂,但也大致明白情况:山鬼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可S的性命依旧有危险。晖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的文字图案正是S用墨汁拓印出的,可那些古怪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山鬼引路,活命靠树。”莫炎端详着纸上的文字道,“是古滇文。”“怎么又和古滇国扯上关系了?”脑袋开始发胀,我多少有些火,“你说的小事现在牵出来一堆怪事,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莫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可没让她们跟来。”不近人情的一句话冲得我火冒三丈,但又没法发作,当初出发时莫炎的确不想带她们来,却拗不过我们的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的。“快死的是我,你俩废话什么?!”S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莫炎道,“别管跟什么有关,先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山鬼巫会引路,找到活命树就有救。”“活命树?那是什么树?”“只有山鬼知道。”“山鬼怎么带路?”S一脸死不瞑目地追问道。莫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它会告诉你。”S跌回座椅,听鬼说话的感觉闻所未闻,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不好受。一阵幽幽的响声传入耳中,但却不能分辨清楚,我发现S的脸色刷地白了,眼睛不断地在众人间闪动,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猛地,她抓过一旁的纸笔,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但一会又丢开,径直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屋内一片死寂,刚才我听到的声音一定是山鬼巫造成的,而这种区别于虚灵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听风能力的范围,只有S才知道山鬼究竟说了些什么。“古滇国,金印,四牛,吊人……”晖儿捡起S丢在地上的纸张,轻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山鬼要我去找滇王金印、四牛贮贝和吊人长矛,再按照它们的指示去做。”S幽幽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这些东西应该都在博物馆。”晖儿探询地望向我,“上次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不是正好碰上博物馆巡展这些文物吗?”“那是假货。”莫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好像对云南的一切都很了解,连国内最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断言真伪?”文物巡展我和晖儿都亲眼见过,我对莫炎的武断十分怀疑。“瞎猜可没意思。”莫炎甩了一个白眼,“我本来就在云南长大的。”虽然多少有些惊讶,但对莫炎的身世我并不怎么关心,至少就目前看来他并非刻意将我们引上死路。“山鬼之前说过一个地名,这三样东西都在那里。”S好像恢复了一些,话语平静了许多,“晋宁石寨,我记得地图上标注是在玉溪附近。”“晋宁县石寨山?”我和晖儿不可思议地异口同声道。这两人的话实在匪夷所思,被莫炎说成假货的那些古物正是在石寨山的古墓里发掘出来的,记得展览当日还曾看到过那时的照片。“阳穴阴墓。”这该死的莫炎不失时机地丢了个炸弹出来,我脑袋嗡了一下。他所说的阳穴阴墓起源于战国早期,到了西汉晚期便不再被应用。这是一种镜像式墓葬风水局,先选定一处毗邻水流的山脉葬地开挖墓室,构建完工后以墓室主线为准,在水流之下挖建一个格局完全相同的墓室。墓主死亡时,选一个生辰八字与他一样的人,用葬土闷死,葬在山脉墓室,而墓主则葬在水下的墓室。山脉墓室的陪葬品是完全仿造水下墓室内的,并依照相同礼仪规格下葬。挖建墓室的工匠也在下葬时一并被杀死,尸体被溶作尸水分别浇注在两个墓穴的封口处。山脉墓室称为阳穴,水下墓室称为阴墓。墓葬风水中死者为阴,葬地为阳,这种做法是让阳穴葬者滤去葬地生气中过盛的阳气。由于两个墓室做成了镜像一般,所以阴墓葬者能够完全吸纳阳穴阴墓两个葬地的生气。这在墓葬风水中是极为苛刻阴损的做法,不但选人选地要符合条件,而且工程浩大杀人无数,因此很快就被后来的风水堪舆者所封禁了。莫炎所说的正意味着之前发掘的石寨山古墓是阳穴,里面的陪葬品自然就是复制品,真正的金印等物则应该还保留在阴墓之中。“石寨山附近就只有一个滇池。”我望了莫炎一眼,“你意思是我们做回盗墓贼,去挖阴墓。”“照别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莫炎的回答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嘀嗒的音乐声响起,S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下,跑到一边接听起来。莫炎的脸上始终不露声色,也不知他现在有何打算。无论我和他说什么,得到的总是肯定或否定语句,不管之前他是听谁说的墓葬局,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去冒险挖掘滇池阴墓。我突然发现和莫炎来云南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死小林子,我忙着呢,没空多废话。”S声音高了八度,啪地挂断了手机。林岳那小子的电话打得真不是时候,之前对付穷奇的时候这家伙伤了元气,莫炎关照必须静养,所以这次云南之行他也就没跟来,现在看来倒是造化一件。“我出去准备些东西。”莫炎看了看时间,丢下一句话便自顾走出了门外。“亦凡,刚才莫炎说的阳穴阴墓是什么意思?”晖儿扶着兀自伤神的S向我问道。我大概地将其中因果缘故说了一遍,两人都被这种诡异的墓葬格局震惊不少。“山鬼要我找的东西也就是那阴墓里的陪葬品?”S问道。“应该是的,目前我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如实地回答道。“亦凡,那个阳穴阴墓的确很诡异,但看你刚才的脸色吃惊的应该不止是这个吧?”晖儿敏感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担忧。“嗯……”脑中混乱的思绪略微平息了一下,我迟疑地道明了顾虑:“阳穴代表的是阳间,阴墓代表的是阴间,而且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四、滇池阴墓“老凡,你可别糊弄我,真没啥事儿?”“有事我还不告诉你啊,别隔着几千里地在那里胡猜。”“靠,她那会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没电了,不多啰唆,我肯定把她活蹦乱跳的带回就是。”挂断通话,顺手关了手机,我冲身旁的晖儿苦笑了一下,前座的S刻意地将头偏向窗外,装作在欣赏路旁的景色。刚才的电话里,林岳操着半仙算命的口气刨根问底,搞得我只能匆忙搪塞最终关机了事,真不知道这小子伤了哪份子元气,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楚似的。莫炎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完全不关心车里的气氛变化。他也的确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辆越野吉普,车厢里横着两把立式双管短柄猎枪和两排子弹带。“嘎”,车子停在了市郊的一处树林里,莫炎打开车门示意大家下车,随手拎过猎枪竟丢给了S和晖儿。“是准备打几只野味作干粮吗?”我从晖儿手里拿过猎枪,入手的感觉似乎比想像的要轻。“学开枪。”莫炎一把拿过我手中的猎枪。“是教我俩怎么用枪防身?”S看了看手中的猎枪,大概明白了莫炎的用意。“这枪改装过,后座力小。”莫炎端起猎枪作了个极为标准的瞄准动作,砰地发了一枪,面前树上立刻应声掉下一只山鸡。在莫炎的指导下,晖儿和S也试着瞄准开枪,两人十枪之内也打下了两三只山鸡。虽然准头不怎么好,但至少熟悉了猎枪的基本使用。莫炎点了点头,拣起地上的山鸡,返身上车招呼大家出发。“再练两次我们的枪法肯定会更好。”刚才的射击训练似乎激发了S的情绪,她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嗯,呵呵,感觉还不错。”一向文静的晖儿似乎也很激动。莫炎发动了车子:“这枪近距离不用准头的。”这话听来有些奥妙,我连忙发问,却被车子的轰鸣盖住了语声。莫炎从后视镜望我一眼,嘴角歪了歪:“猎枪可以自保。”……驶进滇池的云南民族村,莫炎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座边缘的小屋,将车子停靠在了一边,提起枪袋领着我们走进屋内。“这会人多,晚上开工。”莫炎站在窗口望着夕阳道,“先计算一下阴墓的位置。”S打开电脑,选出滇池和石寨山的地图,晖儿则在一旁的电脑上罗列起数字来,不多会滇池地图上便标注出了一个精确的地点——那便是阴墓的封口。“阳穴离地七丈七,阴墓隔水五丈六。”我回忆着书稿的记载道,“滇池最深处是八米左右,那阴墓离地面至少有二十多米。”“进墓道的事情有我。”莫炎明白了我的意思,摆手道,“这个不必担心。”……深夜,一行四人轻装出发,自小屋潜行到了滇池边。天空中的繁星映在水面之上微微晃动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今晚的北极星十分的耀眼,闪亮的光芒将周遭照得通亮,甚至连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之前计算好的位置,这是滇池岸边一处凸起处,池水半壁环抱着堤岸,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蓬然生长着。夜色中,我看到莫炎的眉头似乎皱了皱,但很快便恢复了冷漠,双手轻缓地挥舞了几下,面前出现了一只庞大如象的巨兽。那巨兽像是只放大版的鬣狗,但看来却十分的温顺,莫炎呼喝声中,巨兽张开大口飞速地将我们逐一吞进了肚内。“原来是遁鬣,亏你想得出这种办法来进墓道。”我摇头对莫炎道,四人此刻正处在遁鬣的腹内,却并不觉得拥挤,透过几乎透明的躯体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遁鬣,是虚灵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可以借助五行进行隐遁,速度极快,古书中曾有记载仙人乘犬日行万里指的便是它。土壤、根茎、石块、碎物不断地在眼前掠过,遁鬣的速度比车子行进还要迅速,我忽然发现,在黑暗的地下我们竟然可以完全看清周围,一旁的S和晖儿也在指点着小声评论地下景观。“遁鬣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莫炎提醒道,“到了地方静观其变,不要乱动。”大家各自顺从地点了点头,这只神奇的虚兽就是我们潜入地下的坐乘,冒然出去并非什么明智之举。随着眼前景物的变换,莫炎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吼声,遁鬣的速度一缓,开始小心地慢行起来。耳边传过一丝难以识别的声响,我极力分辨着声响的来源,却发现S的表情开始僵直。“到地方了。”S声调怪异地说道,“山鬼要我们死着进去,活着出来。”山鬼的说法有些离谱了,死着怎么进去?我脑中迅速搜寻着可能的答案,却没有发现莫炎在一旁忙碌了起来。“啊~~”晖儿和S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两人身上不知怎么竟遍布着鲜血,莫炎血迹斑斑地站在一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堆腥味十足的东西便搂头盖脸地丢了我一身。“鸡血可以掩去生气。”莫炎手下不停地抛过几只山鸡的尸体,那些被射落的山鸡此刻已被开膛破肚,残留的鸡血在抛动中溅了众人一头一脸。我点了点头,默认了莫炎的说法,S和晖儿顺从地将身上的鸡血片片抹开,抹到脸部时两人不由都有些作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

                      咋么免费下载黄片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一,军籍。在他得到节度使的头衔之后,辽国人为他刻了官印,修了官署,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一句话,这个官是相当正规的,辽国没有半点歧视的意思。可是乌古乃拒绝,他是个聪明人,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如果他接受了,请问他是“生”的,还是“熟”的?他本是生女真,得到辽国的官职后,可以狐假虎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如果加入辽国军籍,再把行政程度规章化,那么他还有多少自主的权力?所以,这一点一定得拒绝。他成功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说了些怎样的话,他既拒绝了官印,又保住了头衔,还没惹辽国人发火。这一点真让人神往,他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却把附带的代价统统推掉。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条自由发展的光明大道。第二,铁器。当时的生女真部落过的是渔猎生活,我们知道,处在这种层面的人类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武器的品质。他们只能用自然界里天然生成的东西,比如石头、木棒,弓箭也会有的,只是使用的组件都是绿色成分,像兽筋做弦,木板弯胎,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如果想用上铁器的话,很抱歉,那需要采矿、架炉、冶炼、锤锻等一系列复杂工种的配合,有多难请参考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深山里找铁矿石都是件撞大运的事,何况是十一世纪时连文字都没形成的女真人!于是,他们想用铁器只剩下了一条路——买。这就让女真人欲哭无泪了,让渔猎部落向封建国家买垄断品,简直是让海城市电表厂小区无业游民雕弓天狼去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依土拉公主嘛,可能性有,操作性太难啊。乌古乃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的办法既勤劳又诚信。他每天骑着马带着人冲向一个又一个的部落,和人打生打死,抢来数不清的好东西。这是勤劳。拿着这些东西去找商人,无论多高的价都不含糊,长期大量地买铁,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这是诚信。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们悲伤地埋了他,坚定地沿着他走过的路继续向前走,即继续抢,大面积地抢,让节度使的威名越来越强。买铁,不间断地买,充实部队,加强战斗力,投入到抢劫的新一轮浪潮里。如此循环,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里,乌古乃的儿子们留下了各自的抢劫特色。一,劾里钵。这是个猛人,堪称抢劫工作做得最粗暴、最激情的一位。他上阵时从来不穿盔甲,夏天赤膊冬天单衫,打仗就跟到别人家里串门散步一样。被他访问的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落都不存在了,被他吞进了完颜部。等部落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给自己新加了个头衔,叫“都勃极烈”。从这时起,女真部落有了自己的阶层划分,一个雏形出现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它能变成什么,但是与周围相比,它独树一帜。劾里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乌古乃让完颜部女真有了发展的苗头,劾里钵让这个苗头转化成了实际。二,颇剌淑。他是劾里钵的二弟,哥哥死了他当家,哪怕劾里钵有十一个儿子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半原始半奴隶制部落,父死子继,把权力当遗产继承,那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才有的好事。颇剌淑当了四年的首领后病死了,时间决定了他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三,盈哥。盈哥也是个过渡性人物,但他因为另一个名字而长存,那人叫“阿疏”。阿疏是纥石烈部的首领,因为住得离完颜部很近,所以他的命运毫无例外地悲剧了。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阿疏很机灵,发现不好,单独逃了出去,躲进了辽国境内。阿疏的故事很长,长得跟辽国的年轮一样。四,乌束雅。又一个过渡性人物,劾里钵的长子,他终于熬死了所有的叔叔,让首领位置回到了劾里钵一系。刚刚有点根基的完颜部一连串出现三个过渡型人才,感觉上是昙花一现,好景不在了。但奇妙的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死得快。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快速死亡里,新兴的完颜部没有被烙上谁的坚实印记,让后来者难以驾驭;也没有谁能作威作福,把刚刚攒起来的家业败光。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死了,死在完颜阿骨打长到壮年,意气风发的时候。第十二章流散的镔铁在公元1113年的冬季,有一个巨大的猜想一直折磨着历史学者,一千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它来自于一份力量调查表。让数字说话吧,辽国——疆域东北至今黑龙江入海口,北至蒙古国中部楞格河、石勒喀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全国共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州、军、城,三百零九县。人口繁盛,战骑百万,两百余年间执东亚牛耳,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东亚第一强国的非汉姓种族。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威压。现在看第二份数字,完颜氏女真部落——在乌古乃出现以前,它在生女真聚集地的几十个部落里稍有头脸,仅此而已。乌古乃拼尽一生努力,攒到的家底是吞并了十多个部落。貌似很肥了,到劾里钵、盈哥时期,三兄弟传承,战胜纥石烈部,发展到三十个部落联盟。生女真大半个族群落入手中了,看着真是很强大,可实际上呢?生女真的世袭繁衍地是东沫江以北,宁江以南,地方千余里……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方圆五百公里。说财富,只有土特产,比如貂皮、人参、蜜蜡、麻布等,都是要经过贸易之后才能转化成财富的东西。从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女真人没财富,辽国若说不买了,他们啥也卖不出去。说心气,自从有了女真人,他们一直是附庸,周边谁强大了,他们服从谁,从来没有挺直腰杆当家做主的时候。以上这些条条对比,哪一点能证明女真人,具体到完颜阿骨打在面对耶律延禧时,心灵能从仇恨转化出愤怒,而不是一以贯之的胆怯服从呢?他凭什么愤怒,他凭什么敢于想到反抗了呢?这是没法解释的问题,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北美洲,有一个白人小男孩儿,他站在家乡的一条大河岸边,发誓将拥有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震死人的天文数字,可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却只挣扎在温饱线上下。他父亲几次破产,每次破产后就会赶着一辆大马车,里边装满了各种自制的药水,比如墨汁兑白开水,之后赶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装哑巴,把这些水以超高价卖出去,功能据说是能治霍乱。就是这样的家世,本人还只有技工学校的文凭,这个小男孩儿在十几年之后赚到了十万美元,在几十年之后赚到了一个石油帝国。他的名字叫约翰·D·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创办人。洛克菲勒在只是小男孩儿的时候,是凭什么发誓自己一定会拥有十万美元的呢?这种自信,这种无论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拥有怎样的身份,都一定要成功,相信自己绝对会成功的信念,我们只能归结于命运。有些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约翰·D·洛克菲勒,或者完颜阿骨打。阿骨打当上首领之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正规通报辽国人,俺要造反了。当时他哥乌束雅死了,他接任,一天天忙里忙外,搞东搞西,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辽国北疆少数民族负责部门等了好多天,没见他来递移交手续,终于愤怒了。辽国人派专人来问:“你们首领死了,为什么不来报丧?”言外之意很明显,你们整个部落都是我们辽国的产业,产权的转移需要我们的批准。你现在私自继承了,不知道是违法了吗?却不料阿骨打冷冷一笑,“你们也知道我这儿有丧事吗?知道为什么不来吊唁,反而怪我们有罪?”辽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辽国和女真的关系是什么,两者的对比是怎样,这个阿骨打居然怪辽国没来吊唁,他居然把女真人和辽国的地位等同了起来!还有什么好说的吗,马上回去报告皇帝,北边又有人造反了,派兵来洗地。事情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很正常很频发,辽国的北部边疆常年叛乱,以前萧燕燕她大姐,名将耶律斜轸都是常驻北方,随时平叛。这时,完颜部女真造反的消息传了上去,很快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面前。按说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直接发兵就是了。可是耶律延禧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一生在一个个的关键时刻总会突然间暂停一下,仿佛他是个机器人,遇事儿得关机重启。他很慎重地问:“真的造反了吗?不见得吧,你们派人再去观察一下,别没事找事……”这命令让全体辽军郁闷。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反叛有时是事实问题,有时更是态度问题。多少年平叛的经验说明,不管对方有没有造反,只要有那个态度、那个苗头,就要狠狠地教训一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反叛的隐患。不久,消息传了回来,说完颜部女真在修城堡造兵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造反前奏,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可是耶律延禧仍然在犹豫,他想了想,居然派了个人去问问。“完颜阿骨打,你修城练兵想干啥?”阿骨打很认真地回答他,“我们是小国,侍奉大国不敢缺礼。可大国不仅不施恩泽于我们,还包庇我们逃亡的犯人。这是什么道理?”逃亡的犯人,指的是盈哥时期的阿疏。还记得他吗,纥石烈部原来的酋长,被盈哥打败后逃到辽国寻求避难。盈哥、乌束雅、阿骨打都曾要这个人,可辽国无动于衷。辽国不可能还给他们,那样会失去两百多年以来的绝对话语权。什么是皇权,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还给你。甚至要养着他,让阿疏成为女真部落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必要的话,辽国派重兵护送阿疏回去,重新掌握纥石烈部,会从根本上瓦解完颜部四五代人建立起来的基业。这一次,阿骨打旧事重提。他说,如果归还阿疏,那么一切照旧,我们臣服;否则继续修城堡。事情终于没得可谈,耶律延禧在百忙中下令,征发浑河以北各军,由东北路统军司统领,去生女真部平叛党。终于发兵了,很不容易!这里要悄悄提一句,耶律延禧是非常忙碌的,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今天要在帝国的东边打猎,明天要去帝国的西边打猎,后天要去南边……总之幅员辽阔的契丹帝国里每一块森林,每一片湖泊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他到哪里都引起一片野生动物的鬼哭狼嚎。他爱打猎,就像赵佶喜欢金石花鸟翎毛丹青一样,都是先天带来的,谁也没法改变,什么局势面前也没法动摇。辽军在集结,女真人已经出兵。阿骨打东拼西凑,把儿子、侄子、外甥等亲戚全都发动起来,动员从他爷爷乌古乃开始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终于搞到了二千五百人。就这么多人,他踏上了征服辽帝国的路程。面对这二千五百人,八百多年前的完颜阿骨打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豪情万丈吗?他会,他在头鱼宴上近距离地观察过对手是什么人,这让他信心百倍,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两军交锋之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主动的。被动的,居然是手握雄兵百万的耶律延禧。所以,他在誓师大会上以光辉的形象历数辽国对女真人的欺压,女真人对辽国的服务,当然,他又提到了阿疏,这是所有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恶行,辽国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之后,台下应该会欢呼一会儿,可他的心会变得稍微的虚脱。不为别的,只要向台下看一眼,立即就会傻了。二千五百人,这点人连给辽国皇帝御营牵马都不够份。何况这些人个个衣衫不整,刀枪粗陋,甚至骑的马都没有鞍子。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想想也是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都是由完颜家的长辈们持刀打劫吞并的,本来就有怨气,现在凭什么给你出力?更何况那是面对大辽国,这时候哪怕高天流云穿越过去,拿出全套《金史》,告诉他们未来有多光明,都没人相信。所以,阿骨打很快又说了另一番话:“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梃,大棒子,专指刑具。身死梃下这句不是威胁,阿骨打真的把一根大棒子带到了现场,给台下的人看。如此恩威并施,女真族终于跟着他走上了前线。想象那一刻,完颜阿骨打是激越的,他势必鼓起了全身的锐气,去鼓舞去带动这个原本充满了怨气,却不想反抗的民族,去主动挑战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无敌怪物。那像什么呢,像传说中的驯象。人类把一头小象拴在一根铁柱子上,它会挣扎会摇撼,可是它太小了,根本挣脱不开。于是长久养成习惯,到它长大了,有足够的力气时,也认为铁柱子牢不可破,所以从心底里顺从了。女真人就是这样,长期的欺压是那根铁柱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哪怕有人告诉他们那根铁柱子已经是牙签了,也不敢去尝试。阿骨打要做的就是带着他们,甚至是驱赶着他们,去摇撼铁柱,把女真人心灵深处的那道枷锁砸碎。所以,第一战必胜,必须全胜!他进军的方向是南方,宁江州一带。宁江是辽、女真的交界地,女真人到达时,辽军的第一批军队也抵达了,是契丹、渤海人两族共计八百名骑兵。对,没看错,只是八百骑。其中的渤海人是被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灭掉的渤海国遗族,这就是辽国人对这场战争的预计。所谓的生女真人是什么呢,不过是些穿着兽皮,骑着无鞍马,拿的战斧都是不开刃的野人。就算他们每个人的战斗力都比狮子老虎强,当面对正规军时,也不过就是一场狩猎。事实也真是这样进行的,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对八百个契丹、渤海混成骑兵,战争记录居然全是完颜阿骨打的个人表现。完颜阿骨打一箭射死对方主将耶律谢十,率先冲入敌阵;他的儿子完颜斡本被敌骑包围,他冲过去解救;有人偷放冷箭,被他躲过,反射一箭,射死敌人……一系列表现之后,阿骨打在严寒中脱去了甲胄,近乎赤膊一样冲入了敌群。这是胆略,是英勇的象征,是勇士为了挑起士气做的举动。人们可以惊叹阿骨打的神勇,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呢,他要打先锋,他去救儿子,他要自己躲冷箭,亲自回击。他一个人上的战场?!最后还要赤膊上阵……这是他的命运,洪水临堤,他得一个人去刺破决堤的那一点。这才是当年的真相,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就是这样打败了八百个混合杂牌军。战胜之后,阿骨打发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女真人果然心气大涨,他们直扑宁江州,抄家伙先把壕沟平了,紧接着攻打城墙,城里的辽国人见势不好,有些人趁乱从东门往外跑。女真人追上去,全都砍倒,之后回来继续攻城。这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想放过宁江州里的任何一个辽国人。另一方面,大后方来人了。他的弟弟撒改派自己的儿子来向阿骨打祝贺,贺词是这样说的:“哥,你赢了,真牛,弟弟我为你骄傲!这样吧,我看辽国是活不长了,你现在就当皇帝吧。”……这就是阿骨打的弟弟,他手下的高级助手,杀八百个敌人围攻一座边境州城就可以称帝了!可怜的女真人,他们有头脑吗?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是,这个来祝贺的儿子是个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完颜粘没喝,在以后,汉人俗称他为“粘罕”。阿骨打回答他们说:“一战而胜,便称帝号,示人何等浅薄!”打发侄儿回去后,他下令全力攻城,在辽国的援军到达之前,一定要攻下宁江州。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这时的完颜部女真是一片可笑的愚昧,上面的人胡说八道,下边的人束手束脚,唯一清醒理智的只有完颜阿骨打。他要带着这样一群在深山老林里长大,啥也不懂什么也没见过的族人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征服世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当然,他也不必怕。他有个坚定不移永远可靠的好帮手,有这个人在,一切都好说。这人的名字叫——耶律延禧。耶律延禧对女真人的贡献一点不比完颜阿骨打小,历史作证,在每一个危险时刻,他都会及时地伸出温暖的大手,送来最无私的帮助。注意,是每一个危险时刻。比如这时,第一次走出深山的完颜部女真围住宁江州城聚众砸墙,这是自辽国建立以来极其少见的恶劣事件,边境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耶律延禧。如果他认识充分,以皇帝的身份下令集结大军迅速出征的话,那么以宁江州边防重镇的防御,女真人刚刚打过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咋么免费下载黄片

                        有的尊重!”马丁愤怒地瞪着卡特里娜,然后看着走进厨房的卡伦。卡特里娜仍固执地说,“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找间新的公寓——”“你要去哪里?”马丁对卡伦大吼,突然伸手将她拖向他。卡特里娜扭过头。卡伦因疼痛而扭曲着脸,但她没发出半点声音。“去哪儿?你聋啦?”马丁用力掐她。“去唐娜家,”卡伦说。她父亲放开她。卡伦抬手捂胸,她父亲拍掉她的手。“看看这对姐妹!”马丁说,视线锁定卡伦的胸部。他的两只大手罩住卡伦小小的胸部。卡伦慢慢走在她家与隔壁之间的通道上,缓缓搓揉方才被父亲又抓又捏的地方。走过半条街,来到“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后门;她的朋友唐娜住在这里。唐娜9岁,比卡伦小3岁。车库门开着,唐娜在里头玩洋娃娃。车库很大,可以容纳3辆车,但此刻只停了一辆灵车。唐娜坐在通往尸体防腐室的楼梯上,卡伦走进车库,来到唐娜身边。唐娜有两个娃娃,一大一小。“嗨,”卡伦说,在唐娜身旁坐下。“嗨,”唐娜说,但注意力仍放在娃娃身上。唐娜调整两个娃娃的位置,让大娃娃撑着小娃娃。“贝蒂很难过,”唐娜说,指着小娃娃。卡伦坐在一旁,看唐娜拿大娃娃的手轻抚小娃娃的头。“我们假装她们在喝茶吃饼干好了,”卡伦说。唐娜左右张望,“我好像把茶具放在屋里了。”这时,一辆大型灰色灵车出现在车库门口、倒车,车身部分进入车库。卡伦和唐娜看着3名男子下了车。唐娜的父亲——潘克拉茨先生,他跟卡伦的父亲是朋友;另外两位是潘克拉茨先生的助手,帮他载运遗体。卡伦听见灵车车门砰地甩上,其中一个男人朝她们走来,两手捧着一只鞋盒。唐娜没抬头看,但卡伦谨慎地望着男人。他走过来、蹲下,把盒里的东西给她们看:一只白鸽蜷曲倒在盒子里,呼吸沉重。男人抓起鸽子,伸手递给唐娜,唐娜接过来,小心抱在怀里。鸽子呼吸逐渐平稳,但无法移动。“我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旁边发现这只鸽子,”他说,“它似乎不太想动,可能是受伤了。”他从唐娜手里取回鸽子,向前凑近卡伦,卡伦拍拍它,感觉它柔柔的羽毛和急促微弱的呼吸。“也许我们可以照顾它,”卡伦说,抬头望着男人的脸。她看见男人脸上夹杂快乐与恶毒的表情。男人站起来,看看唐娜的父亲,另一个男人坐在车头,依旧笑个不停,冷眼旁观他们和鸽子的互动。“当然,我们当然可以照顾它,”他笑着说,一边走回车库。“看好!说不定它还能飞哩!”男人将白鸽往空中一拋——拋向卡伦。卡伦一个踉跄。“不要!”卡伦大叫,扑向白鸽,但她来不及接住,它笔直摔落在水泥车道上。“对不起……对不起……”她哭着说,“对不起……我没能接住你。”听见这一幕——卡伦以为自己能接住鸽子却没接到,声音中的痛苦令我动容。我也很难相信这些大男人的幼稚与残酷成性,为了折磨小女孩,竟然对鸽子痛下毒手。我不明白这一点何以令我意外。我知道有人喜欢做这种事,但这种令人震惊的幼稚程度与虐待行为仍使我相当诧异。我再次按下播放键。凌晨1点30分,电话响了。马丁还未就寝,就等这电话打来。他简短应答,表示同意地点点头,然后挂断电话。卡特里娜已经上床睡了。马丁来到卡伦和两个弟弟同住的房间,叫她起床。“穿鞋,我们要出门,”他低语,帮她套上外套。卡伦并未完全清醒,但她任其摆布,毫不抗拒。以前她也经常像这样被叫醒。卡伦如机器人般行走,穿过厨房,穿鞋,穿睡衣和冬天大外套,走在父亲前方没几步,被他催促着向前走。冷风刺着双颊,她心不在焉走下屋后熟悉的阶梯。两人穿过巷子,走近潘克拉茨殡仪馆敞开的车库大门。卡伦来到屋子门口,听见车库门关上的声音。她不情愿地跨上两级台阶,进入屋内。父亲领她继续往前走,她尽可能不睁开眼睛。转过弯,两人开始下楼;越往下走,福尔马林的味道越浓,交谈声也越来越清晰。几支蜡烛微微照亮这个房间,房里已经有五六个男人了。空啤酒罐散落在不锈钢柜台上,在几个塑料瓶之间散落着刀子和软水管带。房间正中央摆了两张不锈钢工作台,用来清洗遗体、沥干、防腐、上妆。马丁带卡伦走向比较近的那张台子,脱掉她的外套。“卡伦,裤子脱掉,”他父亲说,“我们会让你很舒服的。”他冷酷而诡异地对她微笑,将她的外套扔向角落。卡伦很快脱下睡裤,踩在裤子上,腰部以下完全赤裸。她站在工作台旁边,几个男人朝她逼近,目不转睛盯着她瞧。她迅速看他们一眼,看不见仁慈怜悯,于是只好茫然直视前方。卡伦已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她的心似乎早已飘走,仿佛她根本不在这里。“上去,卡伦,”父亲吩咐她。卡伦爬上工作台,坐在中央。他父亲转向她,解开她睡衣上装的纽扣,从肩膀剥下,扔在外套上。他们开始凌辱卡伦。马丁将一根大头针刺入卡伦腹部又立刻抽出;她痛得喊出声,全身绷紧,但马上回到静止状态,试图掩饰害怕与疼痛。马丁继续拿针刺卡伦,第2下,第3下,卡伦尽可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但每一次针扎仍令她痛得瑟瑟发抖。“想被爱,得先承受痛苦,”马丁说,“你必须感觉疼痛,才能体验爱。不知道痛,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爱。”卡伦全身肌肉绷紧、尽可能维持不动,眼睛也闭得紧紧的。“也许我们该把两个弟弟也带到这儿来,让你看他们受苦,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爱?”卡伦瞪大双眼。她忆起上次弟弟们被父亲痛打的情景。他说两兄弟被揍都是她的错,为了她的罪而受罚。太恐怖了。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让弟弟因为自己不好而受到伤害。她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如此就能保护他们了。她要做弟弟的盾牌,当他们的盔甲。“你该好好感激我们这么爱护你,”马丁说,再次拿起大头针移向她。录音带里的卡伦以踌躇、疲惫、勉强的语气描述这些事件。这些往事似乎令她颇为厌恶、反感(她的声音带着不可否认的悲哀与痛苦),但她还是想办法说出来了。我很惊讶,这种行为竟然会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地区。这些人是谁?卡伦应该不可能像小孩儿做白日梦一样,凭空想象这些画面。他们过于残酷、恶劣,不配当她的父母。录音带至少还有15分钟。现在,孩子们一定已经睡了,在父母慈爱眼神与温暖被褥的怀抱中做着美梦。我很幸运,我的孩子完全不知道世上有此等痛苦创伤。录音带描述的影像、反应、怀疑、恐惧与慌张不安充斥我的思绪。一想到该如何帮助这个深受伤害的女人,我就觉得烦恼又气馁。我们叫这种虐待为“灵魂谋杀”,形容人们如何用这种方式扼杀另一个人的生存意志。卡伦还有救吗?我再次挂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卡伦看着时钟。母亲已出门上班一小时了,父亲再过几分钟就会到家。她巡视客厅和厨房,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已收好归位。她来到房间作最后一分钟的检查,确保两个弟弟没把房间搞得一团糟(她半小时前才整理好的)。两个弟弟坐在地板上,把玩他们的绿色塑料小兵;卡伦收拾几件他们拿出来又不玩的玩具,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写作业。她才落座即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她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缓缓跨进走廊。“你在啊!”卡伦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课本。父亲严厉地瞪着她。“屋里他妈的乱七八糟!你有哪件事做得好?真不知道我们养你干吗,你只会花我们的钱。”卡伦紧靠在餐桌旁,尽可能缩成小小一团。马丁转向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盒牛奶。“牛奶过期了!”他说,把牛奶扔进水槽,再回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和一片吃剩的比萨饼。他走向餐具柜,找盘子放比萨饼;先拿了一只盘子,又拿了第二只。“盘子怎么这么脏!”他咆哮着转向卡伦,“给我过来!把盘子洗干净!不准让我看到盘子上有任何一点脏污!”卡伦快步走到水槽边,马丁打开热水水龙头。她动手洗第一只盘子。她父亲站在旁边看她洗,水开始冒热气。他抓住她的手腕。“用热水才洗得干净!”他硬将她的双手按进沸水底下,“继续呀!快洗!”卡伦条件反射地缩回手,赶紧冲洗餐盘;水越来越烫,她拼了命尽可能小心洗,不敢摔破盘子。“什么都要我教!真是的!”卡伦试着控制眼泪、振作精神。她深知自己若胆敢抱怨,下场铁定更糟糕。洗完第二只盘子后,马丁关上水龙头。卡伦的手背红得发亮。马丁低头看看卡伦,卡伦把手藏在背后。“你为什么绑咖啡色腰带?我不是告诉过你,咖啡色是黑鬼的颜色?你是黑鬼的婊子吗?你想被黑鬼强暴吗?”马丁的脸逼近卡伦。卡伦站在父亲面前,不敢说话,不敢移动。“你很不乖。你得受处罚。现在回房上床去!赶快给我睡觉!”凌晨2点,卡伦的母亲下班回家。她上床入睡后,她父亲和祖父来到卡伦房间,叫她起床。父亲拿着她的外套。“走吧,卡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父亲一边说话,一边将她的手臂塞进外套。卡伦勉强坐起,全身软趴趴的不想醒来,却仍任由他们将外套穿过两只胳膊,盖在睡衣外头。两个男人带着卡伦走下屋后的楼梯,上了祖父的车。约莫10分钟车程,他们来到祖父白天负责督管的化学工厂。在这种夜半时分,不会有人还留在工厂工作。卡伦一路上几乎都闭着眼睛。这条路线她以前也走过好几次了。他们把车停在后门附近,那儿已停了好几辆车。卡伦的祖父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后门。屋里光线昏暗,但足够指引他们通往运货电梯的路。他们踩着老木地板向前走,经过几座大染缸——有的开着,有的盖着——几道恶臭难闻的紫色脏污泼溅在缸壁上。3人来到一座通往电梯的大型金属门前:电梯门是上下开合式的,中央突出一条黑色帆布带,像极了吐出的黑舌头。卡伦的祖父按下呼叫键,她听见机械移动的声音——电梯缓缓自地下室升起。祖父抓起黑色帆布带,上下拉开电梯门。门咔啦咔啦发出巨响。金属门后是另一扇从下方开启的金属栅门。马丁弯下腰,捡起栅门的帆布带,用力拉起。3人鱼贯走进又大又黑的电梯。马丁握住卡伦的胳膊,她祖父关上内外两道电梯门,一连串砰砰声响彻整座工厂。电梯缓缓下降。马丁脱掉卡伦的外套,交给他父亲。卡伦被动地站着。他解开卡伦的睡衣上装,从肩上剥下,再扯下她的睡裤,轮流从两只脚底下抽出来。她祖父将外套披回她的肩上,拉拢前襟。3人来到最底层,马丁开门,祖父顺势按下紧急停止键,防止电梯被召回楼上。两个男人走进宽阔的地下空间,一左一右领着卡伦前进。十几支蜡烛照亮房间,房里有10来个人,其中三四个是女人。两个女人赤身裸体。有人大笑,有人大叫,一名男子捉住一名裸体女人,女人尖叫出声。当卡伦被安置在房间正中央,房里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转身面向她。微光中,他们的脸模糊难辨、忽隐忽现,但大多数卡伦都认得。祖父拉开卡伦的外套,扔向一旁,她未着寸缕站在两个男人中间,面对这群部分隐身在烛光中、部分被烛光照亮的人们。“就是她,邪恶的母狗,”祖父大声喝道,“处罚她,除去她灵魂黑暗面的时候到了!她得好好上一课,她必须受到处罚,就是现在!”祖父胁迫卡伦走向房间正中央,马上向后退开,独留她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我们因神的旨意聚集在这里!”他继续说道,“世界乱了。有人挨饿,有人终日鬼混、行尸走肉,到处充斥瘟疫、性病等等的疾病——全都是像她一样的邪恶孩童造成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为了感受人们所受的苦,你必须受罚。拿刀来!”人群中,一名男子上前,递上一把削皮刀。“把手伸出来!”祖父命令卡伦。卡伦半开半闭着双眼,伸出一只手。男人把刀放在她掌中,收拢其手指握住小刀,再用自己的大手包覆她的小手。接着,他开始缓缓施力,握紧她的手。卡伦全身一紧、哭了起来;血滴逐渐覆满刀柄,她顿时停止哭泣。“圣母马利亚也曾对耶稣施与今晚的仪式,”卡伦的祖父继续说道,“在智者降临之前——告诉她,他已为她受罚,为你们的罪而死——必须先完成这个仪式。”祖父对男子点头,后者松开对卡伦的钳制,移走她手中的削皮刀。卡伦垂下手,落在身侧,鲜血从指尖缓缓滴下。祖父继续说,“我们认为你必须受到处罚。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你一辈子都必须惩罚自己。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将神的旨意泄露给外人知道,你必须杀死知情者,然后自杀。你没有选择,否则邪恶会永远跟着你。你必须杀死任何胆敢帮助你的人。如果你背叛我们,无论现世或死后,你将注定堕入地狱,永劫不复。”卡伦的祖父瞧瞧马丁,然后看看靠在墙边的长桌。马丁走向那张长方形的大型折叠桌,将其拖往房间正中央。卡伦被带到桌旁,两个男人架住她的胳膊,提起她,让她坐在长桌上。她浑身赤裸地坐着,两眼紧闭。然而,她仍能感觉到一道亮光,听见家用录像机呼噜噜的转动的声音……“早,卡伦。”卡伦走进厨房准备上学,母亲向她打招呼。卡伦一边在餐桌旁坐下,一边梳头发。“你就不会说早安吗?”她母亲斥责道。卡伦呆坐,揉揉额头边。“怎么啦?”母亲问她。“我头痛,”卡伦说,看起来又难过又痛苦。“怎么又来了?”她母亲问道,“你又做了什么下流梦了吗?你怎么老是梦到邪恶的事?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些坏念头告诉别人呀!”母亲掉头专心照顾炉子。卡伦静静吃她的早餐玉米片。这时她母亲注意到她手上的割伤。“你又把自己给怎么啦?”母亲不高兴地问。卡伦缩了一下,赶紧溜下椅子,抓起书本离开。她的手好痛。她的头好痛。这部分录音让我更深刻了解到,卡伦内心所受的伤害究竟有多深多重。卡伦一段一段、断断续续地描述这些往事,仿佛她正在召唤没有规则的记忆片段,然后用一种就事论事、疲惫的语气描述出来。我想,她在描述事件的当时已将自己的感觉与记忆隔开。然而,她所描述的情境实在极端骇人且充满伤害,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她所描述的是一小群关系紧密、至少稍有组织的成人,其中还有数名女性。他们定期聚会,以精神、肉体双重虐待孩童为乐,行径极其残忍、变态。还有,那些类似宗教语言的话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我也想知道。每次听卡伦描述她的恐怖往事,“究竟有几分真实?”的问题总不免浮上心头。但卡伦每一次都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娓娓道来——言谈间充满痛苦、沮丧与深深的悲哀。她一点都不想把故事说出来,但她仍冒险说给我听——她认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她的过去,并且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而放弃治疗她。我知道孩童受虐事件层出不穷,但他们总是与我的个人经验无关,意即,我不曾见过或认识任何经历如此童年并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难道她想欺骗我,试图操纵我,好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凭着过去四年的相处经验,这个说法不甚合理。至少,我无法想象世上有何种意图值得一个人以如此方式欺骗别人。我猜这也许是试探,好让她了解我的意志是否够坚强,是否能与她并肩熬过不堪、充满伤害、她自认过于病态而无法治疗的过去。然而,若真是如此,她又为何在持续治疗四年后才以如此突兀、震撼的欺骗手段表达她对我的信任?特别是“欺骗”不仅完全不符合她的个性,还可能威胁甚至摧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一回,时间是1993年11月,卡伦给我看一幅漫画;画中的精神科医生拉下操纵杆,病人立即滑下治疗躺椅,掉进底下的陷阱门。漫画标题写着:下一位请进!你也玩完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漫画问她。卡伦不安地扭动,脸上闪过一丝懊悔。她实在够莽撞,竟敢拿这种漫画给我看;但她也早该想到,这次我一定会跟她好好讨论这件事。“我害怕你有一天会觉得受够了,然后对我说‘算了,放弃吧’,”卡伦说,“部分的我认为你不会这样做,但另一部分的我却怕得要命。这些记忆吓死我了,说出来也让我很害怕。家人告诉我,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听过以后也会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万历四十五年还用物资赈济努尔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仅仅到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这些人绝不是用仁义就能感化的。四,谋款斩帅。指的是袁崇焕跟后金暗中议和,斩杀毛文龙。(按:这条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崇焕并未跟后金暗中议和,杀毛文龙也并非跟后金议和的成果。这一条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多言。总之,这条的确可以看作袁崇焕的罪行。)五,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按:这条不能坐实,事实证明袁崇焕为了阻截后金军,的确尽力了,绝非“纵敌”,但敌人的确长驱了。)六,顿兵不战。这是指袁崇焕在蓟州让后金军不战而越过。(按:这一条不能坐实,并不是袁崇焕不战,而是后金军绕着走,根本就没碰上。)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按:这是说袁崇焕将进京勤王的各路援兵遣散,纯属污蔑。)八,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喇嘛的身份是僧侣,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双方,在当时经常充当非官方的使节,这是指袁崇焕坚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潜藏能通融后金的使节,妄图将其带入北京以促成议和之局。说的是袁崇焕欺瞒朝廷,背地里力图议和。(按:这一条并不完全对,不能坐实。)综上,袁崇焕的八条罪名,成立的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看来崇祯杀袁崇焕要比袁崇焕杀毛文龙靠谱得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名,没有一条能坐实。那么这三条大罪至于判死刑吗?其实单凭擅杀毛文龙这一条就够判死刑的了,但就当时情势而论,正是用人之际,而袁崇焕通过两次宁远之战,也可见他的确有守城的才能,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可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却下令在西市处死袁崇焕,刽子手将袁崇焕的肉一寸一寸割下,共割了一千五百刀,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因为都认为是袁崇焕把皇太极招来,使北京城遭遇兵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的从刽子手那儿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的肠胃就烧酒喝,还有的没抢到肉的就用斧子剁碎他的骨头。(张岱《石匮书后集》)当晚,月光照在西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地上一片片暗色,一些野狗在此闻闻嗅嗅,有一只狗正在舔木桩上已经干涸的黑褐色血迹,那是袁崇焕的血。袁崇焕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赀”。袁崇焕家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焕的妻子,在当天晚上都遭到了明军士兵的强暴。第二天,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全数卖给了妓院,男人则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充军。袁崇焕的弟弟和妻子则被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岭,给不识字的野蛮人当干粗活的奴隶。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敌朝——清朝皇帝乾隆平反。《清高宗实录》第一一七零卷,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关于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前面写毛文龙时已详述。乾隆为了无限拔高袁崇焕,便伪造了许多“历史资料”,如《明史》中的一些资料等,而当今许多歌颂袁崇焕的学者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明史》,再加上对其他一些东西断章取义,而本书中袁崇焕、毛文龙这部分的资料来源为温体仁《明熹宗实录》、佚名《崇祯实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朱溶《表忠录》、汪辑《崇祯长编》,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袁崇焕同时代人,或袁崇焕刚死时明末的原始资料。如今袁崇焕的所谓“文韬武略”和“战功”,主要是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乾隆平反后逐渐“出现”的,谁真谁假,到底应该采信哪种,不言自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杀害忠良而自取灭亡,这样汉人自然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这就是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却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我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大量史料还原袁崇焕真相后,我既反对歌颂他,也反对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网上有一副写袁崇焕的对联:上联:糜烂一炮,龟守两天,修三城堵四门不动如山,大放言平辽五年,索饷则累死六部,赴援则遣散七军,终落得传首九边,原本十分现眼。下联:顿兵十日,逼款九重,丢八魂七魄转进如风,私斩帅欺瞒六宫,纵敌便过城五里,市米便资盗四方,谁教汝议和三心两面,当真一点不冤。这副对联写得就有些过分了,真实的袁崇焕绝非“十分现眼”,他的死也并不是“当真一点不冤”。袁崇焕的一生无非就是辽东的军事,咱们就通过袁崇焕守辽东的军事战略来对袁崇焕盖棺定论吧,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他的战略是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凌海市东南)各城,形成能互相支持的纵深防御,控制辽西走廊。那么他这套战略对吗?现在部分明清史家信誓旦旦地说袁崇焕修的这道防线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都没能突破,关键是用得着突破吗?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金军分别于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等于袁崇焕的战略部署完全白瞎了。袁崇焕之于锦州,使我不禁想起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锦州问题上,袁崇焕和蒋介石很像。袁崇焕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在松山之战一败涂地,而蒋介石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使其失败。蒋介石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对于锦州,袁崇焕应该是放弃锦州,这样可以等敌人来犯宁远时,我军绕到锦州去切断敌人后路(事实上孙承宗就是这么构想的)。可袁崇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战略完全错误,军事战术嘛,很不错,前文两次宁远之战已说,在此不再多言。政治上嘛,居然把毛文龙都杀了,而且己巳之变的作为也充分证明他没有政治头脑。袁崇焕自己都在奏折里承认,他在跟皇太极的谋略较量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在蒙古闹饥荒时卖给蒙古人粮食,想让蒙古人跟自己一拨,结果蒙古在之前就倒向后金了;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的力量,皇太极就去打朝鲜,把朝鲜办了;他布置了关宁锦防线,看似天衣无缝,可皇太极绕着走,使他的防线全白设了。等于说,明朝有没有袁崇焕,都会灭亡,或者说正因为袁崇焕的存在,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导致后金失去了东江这个牵制,于是多次大举入侵。假如没有袁崇焕,毛文龙就不会死,后金后方就会有所顾忌,而按照毛文龙的套路,后金早晚会崩溃。此外,正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带着海军和红夷大炮投奔了清廷,最终使得明朝有的清朝全有了,战争中明朝完全不占优势。由此,绝不是因为崇祯杀了袁崇焕才导致明朝灭亡的,而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当然,再补充一句,袁崇焕绝不是汉奸,那些所谓的暗中议和的书信,也不过跟毛文龙当初和后金“议和”的意思一样。最后再说两个问题:袁崇焕的长相和历史人物对袁崇焕的评价。袁崇焕同时代的人都记载说袁崇焕很丑,袁崇焕的朋友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袁崇焕的朋友都这样说,说明袁崇焕的确长得不好看。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袁崇焕却化身美男子,现在网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很多人都对这画像膜拜。找到像素比较大的画像,可以看清上面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崇焕相貌,当是乾隆给袁崇焕平反后,命人所作,意在美化袁崇焕。毕竟长得不帅是不适合做偶像的。袁崇焕其人,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张岱《石匮书后集》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小猴子),而性极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魔也。五年灭寇(五年复辽),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实际是一百四十年),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比秦桧?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此外许多对袁崇焕的恶评,前面写毛文龙时列了许多,不再赘言。当时人大力歌颂袁崇焕的少之又少,程更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漩声记》中说: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百里而逃?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使敌望风而逃者,舍崇焕其谁与归?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爱钱,而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惜死,而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不避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推心置腹也。程更生如此歌颂袁崇焕,因为他是袁崇焕的部下,跟袁崇焕一起参与了北京保卫战,程更生对袁崇焕过誉了,但是他能够在袁崇焕墙倒众人推时不落井下石,也算难能可贵。由于朝鲜人恨毛文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所以朝鲜人对袁崇焕评价很高,李晚秀《哀袁都督》写道: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熊廷弼)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自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到清末,为了弘扬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袁崇焕被层层拔高,成了与岳飞、于谦齐名的民族英雄。《康有为全集》第十本的最后一篇《袁督师遗集序》,是康有为对袁崇焕的评价: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这段话写的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杜邮亭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刎,西汉韩信在未央宫被囚后最终被杀,北齐名将斛律光被北周以反间计杀害,岳飞被宋高宗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都是中国古代最让人痛心的武将被杀的故事,但康有为认为这四个人虽然重要,但他们的死都比不上袁崇焕之死对于国家社稷存亡的关系之大。康有为还认为袁崇焕文笔极佳:“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袁崇焕的文笔是否非常好呢?我们看几首他的诗词就知道了:《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偕弟煜夜坐等有作》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入狱》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黄河》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康有为以圣人自居,能被他佩服的人不多,他能如此歌颂袁崇焕的文笔,也足见袁崇焕的确文笔极佳。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自然也歌颂袁崇焕,梁启超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广东)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现在广东的袁崇焕祠堂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一看这副对联就知道是根据《明史》来对袁崇焕做出的评价,这幅对联的作者叫张伯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有一首诗讽刺他:“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张沧海就是张伯祯。所谓“乱替人家认祖宗”指的就是张伯祯通过篡改袁氏家谱,把袁世凯写成了袁崇焕的后代。1915年2月21日,北京《亚细亚日报》的《京尘见闻录》就登载了张伯祯的成果,“迄今大总统遭际时会,肇造民国,功德茂焉。顷其宗人重修族谱。其始祖原籍广东东莞县,且有祖山,葬于宝安县属,其地名擎天一柱。缘七世祖崇煜公,于明末清初流寓河南,遂占籍为项城人,宗派遂分。渊源所自,实始东莞。闻已遣长老赴粤调抄族谱,以明宗系之所由来云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是袁崇焕后裔,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是其七世祖,袁崇焕遇害后迁至河南,几百年后河南项城出了个袁世凯。张伯桢又用“左安法隐”的笔名,发表了《袁崇焕轶闻记》,说袁崇焕死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意思是现在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的是清朝,他日灭亡清朝的人一定姓袁,果不其然,袁世凯灭亡清朝。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袁崇焕死时清朝还叫后金,袁崇焕死了六年后才改名叫清朝。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袁崇焕作为袁世凯祖上的名人,自然也要追封皇帝,张伯祯为袁崇焕想好了“肇祖原皇帝”的庙号。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祭文落款署“十九世孙某”。等于说袁世凯自称袁崇焕的十九世孙,可见袁世凯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可能是袁崇焕的几代孙,前面《亚细亚日报》还说是七世孙呢,现在又十九世孙,袁崇焕1584年出生,袁世凯1859年出生,当中隔了二百七十五年,十九代意味着十四年一代,虽说古人结婚早,可连续十九代每代都十四岁当父亲,的确有些早了。当然,这一切很快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而化为泡影,袁崇焕的庙号也没用上。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袁崇焕的名声并没因为袁世凯而遭殃,歌颂他的人依旧很多,直至今日。比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好像一柄锋利绝伦、精利无俦的宝剑,只要出剑匣就会发出弯道光芒,屠龙杀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心被乱棒打出来。梁师成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是太监,这一生都别想有儿子。现在像王黼这样有身份(正牌进士,御史中丞)有相貌(白面金晴,长身玉立)的美男子突然来袭,不由分说叫亲爹,他凭什么不立即晕倒,严重销魂,认王黼亲儿子?亲爹是很给力的,先是给王黼铺设了新的道路,把触须伸进了皇宫内院。这就是蔡京集团力所不及的地方了,这是隐相的专属地区,除了梁师成,没人能伸得进手来。第二步更干脆,在公元1119年时,各方面势力发动,把王黼推上了特进、少宰的位置。少宰,是次相的身份……王黼从谏议大夫到少宰,直接越过了八阶官衔,越过了宋朝官制中必经的考核流程,越过了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当他就职那天,官方还赠送了他一套地处城西的豪华住宅,由教坊乐队做前导,带着全部家具和日用品,簇拥着他搬家。那天,全开封的人见证了王黼的崛起,群情耸动,知道这人飞黄腾达。在远处,蔡京也在看着,他的心里有些失落。他知道,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的手掌,不再是他的亲信,他的小跟班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一年之后,他被赵佶罢相,接替他的人就是王黼。王黼,区区一个普通进士,一个没有任何根基任何背景任何成绩的小人物,只靠阿谀奉承过河拆桥,就以空前的速度从校书郎到御史台长官,从御史台长官到宰执,四五年间连跳近二十级,直达国家权力的顶峰宰执首相!这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该妖孽刚上任时把全国人民也捧了一下,他把蔡京时期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全推倒,一时间条令清晰依法办事,乌烟瘴气的宋朝上层社会突然间空气清新了。史书里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四方翕然称贤相。”王黼居然是个贤德的宰相……可惜转眼间原形毕露,他看清了局势,眼前大好河山,锦绣社稷,正是大块的肥肉,谁都在咬,为何不去做咬得最狠的那一个呢?王黼,是整个北宋时最大最狠的贪官,其贪欲之盛,贼胆之大,绝对是北宋第一人,甚至是自唐朝以下、截至清朝的第一人。像和坤之流,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他所逊色的,只是东、西两晋时的高门贵族,那些人某天心血来潮想在自己的家里逛一遍,居然得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走完。王黼之贪,动用的是国家机器。他上任之后,把花石纲扩编到整个宋朝全境,像李彦、朱勔在西北、江南两地玩命地折腾找钱,拆房倒屋地翻古玩花木,都是给谁的呢?赵佶?不,是给王黼。他是花石纲的纲主,应奉局的领导人。下面交上来的东西先得经他手,然后才能捧到赵佶的面前。在一次次的转手中,各种珍异宝物十有八九都流入了他和梁师成的私人金库,只有一二分上缴皇宫。以天下奉一人,这个人不是皇帝赵佶,而是宰相王黼。这只是他的来钱渠道之一,严格说来,还属于暗箱操作,出朱勔、李彦之手,入王黼、梁师成之家,是奸贼们的地下活动。另一种方式就彪悍得太多了,等于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王黼敢给国家公务员的职称标价,比如“三千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谁出钱谁当官,只要价格到了,王黼就能让你去上任。这到底是宋朝的江山,还是王氏的社稷?!做人做到这地步,相信也没有什么是王黼所不敢的了。与之相比,童贯实在是个苦力,放着好生活不享受,非得跑到大西北跟一帮炮灰丘八们混日子,离开兵营就觉得心没底儿。蔡京,似乎很有品味,也很奢侈,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当年鄙视别人的话,那个“陋”字,正好可以反过来讽刺他自己。蔡京喜欢熏香,每当有客人时,他派人在隔壁房间里燃几炉上好的龙涎香,中间隔以重帘。当香气郁满时突然撤帘,香雾如瀑布一样四面涌进。每每客人目瞪口呆,蔡京轻松一笑,说:“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又如蔡京精于美食,喜欢吃的是鹌鹑羹,这道菜每做一次都得杀数百只鹌鹑,因为用的只是鹌鹑的舌头;又如他爱吃蟹黄馒头,一次宴会,花在这种小吃上的钱都达到一千三百余贯。再如蔡京奢侈,住的地方高楼广厦,重檐高翎,可惜的是一到冬天,越高的屋子越冷,蔡奸贼年老体衰,被冻得浑身发抖,实在没办法,只好盖了个低矮小屋,在里边烧足了炭火过冬……这些跟王黼比,只有一个字——陋!王黼在开封城里的住处有两个,一个在相国寺东,一个在城西竹竿巷。想想花石纲是为他操办的,他的家能装修到什么地步?他家里的假山石高达十余丈,合三十多米,也就是现在十多层楼那么高。他家里装饰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螺钿。这是用天然的螺壳、玳瑁等磨薄,刻成花鸟人物等景致,镶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造价极其昂贵。其他的地方,简直是微缩版的艮岳。在这样的府第里,王黼过着浓郁的香艳生活。他在卧室里放了一张榻,用金玉做成屏风,翠绮为幔帐,周围几十个小榻环绕,家里几十个老婆一起陪他快乐。此情此景传遍京城街头时,不只是年老体衰的蔡哥哥,几乎每一个开封人都对他羡慕嫉妒恨,无法自已。俗话说财不露白,尤其是政府官员,更是忌讳自己的豪华生活曝光。按说王黼应该遮掩着点,最起码得瞒着赵佶,他满院子的花石纲要是被正主看见,还不得鸡飞蛋打瞬间全家充公?不,王黼根本不在乎,他竟然不只一次地把皇帝接到家里,让赵佶亲眼看看他家里都有啥。赵佶也奇怪,他竟然不恨不嫉妒,反而连声惊叹:“好快活的去处!”这是为啥呢,自古以来臣子不能比皇帝过得好,下级一定得保持些低调,王黼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原因很简单,在于“友谊”。谁都有私生活的,哪怕是一国之君,也需要些幕后的放松。尤其是像赵佶这样有特殊情趣的高智商皇帝,只有真正地走进了他的私生活,才能在公开的官场上屹立不倒。之前蔡京、童贯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书画竹石等高雅品位,成功地融入了赵佶的本色生活里。但与“友谊”相比,蔡京、童贯都要逊色了,他们俩走进的是赵佶私生活里的高雅部分,是琴棋书画。这很有格调,但是在私密感上差太远了,没有真正触及一个人的心底最深处。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都有一个恶魔的影子,都想去吃、喝、嫖、赌,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只是身处正常社会里,都得忍住了,不得不装人。在蔡京、童贯面前,赵佶忍住了,他是高雅人;在王黼面前,赵佶可以原形毕露,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去做小买卖。王黼带着一大帮宫里的人,搞了个农贸市场,他当市场管理所的所长,赵佶是买家兼上级,可以在里边自由逛街、买东西、挑刺。某一次,赵佶特意找他的麻烦,要重罚他,王黼立即哭丧着脸求饶,“告尧舜,免一次。”赵佶哈哈大笑,“饶你不得,从重从严。”这还只是一般友谊,更深的是两个公然逃班,从皇帝、宰相的位置上逃跑,悄悄溜出宫里寻欢作乐。每当此时,他们俩换上了平常人的衣服,躲开侍卫,溜到宫墙下边,想法子跳墙出宫。宫墙太高了,是防着职业刺客用的,赵佶怎么能爬得上去?王黼得蹲下身子,给赵佶当人梯。配合中,两人有两句对话流传了下来。赵佶:“耸下来,司马光!”王黼:“伸下来,神宗皇帝!”之后才是成功翻越宫墙,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自由天地里去风流快活,李师师等传说才会上演。综上所述,完全符合了男人之间的终极友谊。这样的牢固程度,能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的票友所能比的吗?所以赵佶一点都不猜忌王黼,因为这是腻友加密友,两人的关系超级瓷实。以上是截至公元1121年,宋朝产生的各个妖孽的简介。这些人用种种手段在各自的领域里敲骨吸髓一样地折磨着宋朝,让宋朝全境的百姓们生不如死。但,他们仍然不是最终极的代表。在他们之后,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才是把宋朝扔进万丈深渊的人。其中一个是北宋灭亡时的群臣之首,他以各种萧奉先式的动作,把北宋搞死;另一个更上层楼,以他终生不懈的努力,把汉人光复河山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扼杀。前一个人姓李,要在四五年之后出场,接替的就是王黼的位置;后一个,严格地说,他崛起的时刻和完颜阿骨打、耶律大石重合,都在公元1115年。那一年,这个人在宋朝的科考中一举成名。有人说他是当年的状元,有人说不是,史料散佚,这事儿没对证了,但他的才学是无可置疑的,哪怕每一个汉人,每朝每代的汉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也没法否认他的才干能力绝对是亿万人中的杰才。他姓秦,叫秦桧。计算时间,在公元1021年左右,秦桧工作在教育系统里,最初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教授,之后调回京城当太学的学正。眼看着岁月蹉跎,他从政的道路还没有踏上正轨,他的心里很郁闷。妖孽们的简介到此为止,下面要说的是他们的工作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王宰相的名望最高,李太监的手段最狠,高太尉的脚法最好,杨太监……嗯,死得最早,论工作效果,还是朱二世最好。他所祸害的江南地区,最先受不了了。江南,从赵匡胤时期起,就是最没有社会地位,被剥削得最狠的地区。花石纲就像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把长江以南压垮了。最先反抗的,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一个,而是最聪明最冷静的那个人。这人叫方腊,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青溪人。他家里开着一个漆园,算是一个中产阶层。史书里记载,他发动起义时,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而是他觉得机会到了。第十五章青溪县的真相身为江南人,方腊也被剥削得很愤怒,但他一直忍着,没发作(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直到朱二世觉得每个人都是任凭他蹂躏折磨的猪羊,无论怎样都不敢反抗,从而更凶残地蹂躏折磨后,方腊决定反抗了。因为比他惨的人太多了,满世界都堆满了炸药,只需要有人扔进去一颗火星而已。临界点到了,方腊在公元1120年的十月份,把周边的受苦人集合起来,公开的理由是请客吃饭。他杀了很多的牛、很多的猪,在猪肉牛肉的召唤下,所有人都拥了过来。方腊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讲得非常有水平,老实说,翻开历代史书,在最初感化民众一起造反时,没有谁的讲话能超过他,连几年后耶律大石重建辽国时,在西域发表的那次讲话,也没法和他比。讲话分成几部分,第一,试探。方腊问:“现在有一个人家,子弟玩命劳动,辛苦一年才赚来一点糊口的粮食,却全被好吃懒做的父兄抢去。稍微有点怨气,就拳脚相加,打到死也不怜惜。你们说,子弟们甘心吗?”“不甘心!”受苦的人都共鸣了,他们当然知道方腊指的是什么。共鸣之后是理智,方腊有另一番道理。第二部分,国际形势。他说:“父兄挥霍之余,又把钱财拿去交给敌人,仇敌靠我们的钱财更加富有,反过来加倍欺负我们。父兄不说为我们做主,反而驱使子弟为仇敌服劳役。子弟力不能支,责罚随之而至。尽管如此,每年拱手资敌的财物却并不减少。你们心甘情愿吗?”“岂有此理!”民众沸腾了,这正是宋朝的症结所在。钱,百姓千辛万苦挣来的生活之本,就这样白白流失,换来是加倍的痛苦,谁能情愿?!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方腊的讲话进入到真正的主题里。他当众分析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方腊分析,东南百姓受苦已久,我们揭竿而起,一旬之内,可以集结万人以上。地方官知道了,他们不会马上申奏朝廷,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这样只要耽搁两个月,江南必将遍地烽火,不可收拾。朝廷得到报告,也不会马上派兵围剿。他们要召集大臣商议,至少要议论一个月以上。等到调集兵马,越过长江,更得半年的时间。那时起义军早已做大,江南之地尽在掌握中。到这一步,不必动刀动枪,宋朝必将灭亡。因为钱,宋朝每年要给辽国、西夏近百万的岁币,本身还要有千万贯的经费运转,这些钱都是由东南百姓供给的。现在起义军占据东南,宋朝想生存下去,必将转而压榨中原,中原百姓不堪压迫,必将变乱。中原变乱,辽国、西夏也将乘乱而入。到那时,哪怕赵匡胤复生,也没法收拾这烂摊子。起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十年之间宋朝崩溃,江南以富足之财力,稳固之人心,终将混一天下,另建乾坤。综上所述,这个漆园小生意人的话让人信服。首先他把宋朝当时的官场看透了,两个月上报开封,半年发兵江南,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基本上和宋仁宗时代狄青击败侬智高的速度相等。而宋徽宗时代的效率,拿什么和宋仁宗时相比?他更看透了宋朝的立国之本——“钱”。东南动荡,宋朝国本动荡,这个精致的帝国处处要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钱,不能压榨东南必将压榨中原,那时千疮百孔处处漏风,赵宋天下立即崩盘!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腊的推论。方腊起义,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瞬间传遍江南,响应起义的人数不是“旬日之间可得万众”,而是几天之内达到了十万人。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起义军攻占了青溪、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再向北攻占了桐庐(今属浙江)、富阳、杭州。直到杭州城破,东南第一重镇丢失,消息才传进了开封城。果然是两个多月地方官才放弃幻想,承认自己失职。而到了开封之后,王黼继续幻想,想把这事压下去,别去打扰赵佶的享乐心情,也别破坏联金破辽的历史进程。将近过年,方腊的军力已经抵近长江,威胁到宋朝的江北重镇淮南一带,淮南转运使受不了了,以省长的名义向京城告急,消息才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赵佶在百忙之中召见童贯,命他率领十五万西北军、禁军南征平叛。临走前他想了想,给了武装太监一个天大的特权。——“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不仅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将在外,和皇帝一样。做完了这些,赵佶又回到艮岳里吟风弄月顾影自怜,当他的道君皇帝。回到童贯,这时他率领十五万人马,这是当时宋朝全国可以动员的军力总和,抛开西北边疆上必备的和西夏对峙的军队之外,宋朝再没有什么家底了。也就是说,童贯已经是宋朝实际上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人离京出征,谁还能、谁还敢和金国的使者谈什么联金灭辽呢?于是,金国人白等了半年,满肚子怨气回老家。童贯在公元1021年的四月渡过了长江,这时距离方腊起义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这和方腊之前的计算完全吻合,足够他用来改天换地了。童贯发现他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简单地说,宋朝的政令不通行,宋朝的税赋没法收,宋朝的军队都散光了,最重要的是百姓再不是宋朝的子民。残酷的现实逼疯了原本老实本分的江南人,他们郁积了几十年的怒火,让他们分外凶狠。史书记载,仅以杭州城为例,他们攻进去之后放火六天,满城搜捕官吏,只要抓到了,立即砍断四肢、挖出脏腑、熬成膏油、乱箭射死,等等,怎么狠怎么来。关于这些历史记载,理所当然夸大了,毕竟后来的元朝政府站在了宋朝政府一边,大家都是有单位的人,要照顾的嘛。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农民起义的根基是怒火,是报复,这个世界亏负了他们,必须得砸烂点什么,才能让他们舒服。针对这一点,童贯按兵不动,没急着杀人。他决定先从心理下手。他以赵佶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里面说花石纲的事儿是个误会,这些年的确从江南收购了很多的花木竹石,但都是买的,官方特意拨了专款,下放到各级单位,三令五申要向民间公平买卖。可是没想到出了朱氏父子这样的败类,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不仅害苦了江南百姓,也欺骗了远在开封城里的皇帝。所以,百姓们啊,俺也是受骗的人,和你们一样!现在,皇帝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下令解散应奉局,废除花石纲,朱家满门罢官,由有关部门带回京城受审。在这期间,江南有过激行为的人,官方非常理解,赦免你们无罪。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罪己诏,它一下子缓解了江南百姓的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恶性邪教案件被警方秘密拘捕,市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前往李守信公司承建的各个小区进行调查取证。警方又是怎么得知李守信的所作所为的呢?难道那几个小区里的销售人员见到异状,怕惹祸上身,暗地举报了李守信?可他们并不知道水泥柱中埋藏的是什么,又怎么能提供给警方有力的线索呢?疑问中,电视上出现了热线新闻播报,一个满脸精干的记者出现在了镜头上,身后是一片小区建筑,周围停着数辆警车,不少警员正在一边忙碌着。“……现在警方正在调查取证,据可靠消息,此案涉及数十余名幼童的惨死,其数量之大,犯罪手法之恶劣实属罕见。”记者慷慨激扬地在镜头前不住左右指点着,镜头忽地一转,画面内出现一名佩戴高级警衔的男子,那记者立即快步赶上不住询问起来。“对不起,我无可奉告。”那名警官威严地摆了摆手,转身急冲冲地走开。“请问本案……”记者不折不挠地紧跟而上,急速的问话却突地停顿在了那里。两名警员抬着一个塑布覆盖的东西走来,侧边露出一条灰黑的东西,那是……孩子干瘪的手臂!一只大手挡在了镜头前,遮去了那条手臂,也掩去了记者惨白的脸庞。……“这下倒也省事了。”林岳惬意地伸了个拦腰,“警察办起事儿来可是动作麻利的很,照这架势,一天就搞定了。”“警察来的也太巧了,简直就像是算准了似的。”晖儿摇头道,“会不会有人暗中在帮我们?”“的确帮了一把,不过这用心就很难说了。”耿婆笑道,“总算也没白忙活,咱们该去对付对付那块大骨头了。”“骨头不但大,还很硬。”莫炎幽然道,“但愿我们能啃得动。”“嗐,没事儿,咱用的是蓝天六必治。”林岳贫道。屋内响起一阵大笑。……如果说李守信建造的小区中居住的是社会中层阶级的话,那么眼前这三座井字楼里的居民便是社会的底层阶级。冰冷灰暗的水泥外墙上满是斑驳的水渍和风化斑,锈蚀的钢窗衬着残破的玻璃,像是一张张噬人的怪嘴,饥饿地等待着猎物落入口中。这三座楼建造的很奇怪,四面楼体围砌作一个方形,正中留出一道仿佛深井般的空间,楼体交界处略略延长,留出了一部分无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S告诉我们,这是早期建筑中的一个承重设计,为的是均衡整座楼的自重,由于那个时代在高楼建造上技术与材料都不成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的设计。只是如此一来,楼体围砌的中空部分便大大浪费了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内围单元的暗室效应,大多居住在内围的住户都会有间“小黑屋”。不但如此,大楼的“井”里日积月累地丢弃着不少的废物和垃圾,虽然会有些好心人时常清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一到三楼的住户全部都将靠“井”的窗户封死,索性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建筑构造上来说,这属于技术落后,设计施工不合理。可好歹也算是个安身之所,对于那些囊中羞涩,购买不起再好些房子的人们而言,也只能暂居在此。毕竟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如果等到了市政动迁,兴许还能改善到更好的房子。但从风水堪舆角度而言,即便是露宿街头也好过待在这里,因为这三座井字楼根本就不应该是活人待的地方。早先从S和林岳拍摄的图片来看,充其量只是了解了楼体格局,至于方位和气脉走向则是浑然不清。对于风水格局林岳并不精通,以布荫一派的能力而言,他们多数是从周边的植物生态环境来断定风水的优劣,可井字楼附近除去数棵几近枯死的老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植物的东西。莫炎则不同,异常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里的气脉格局非同一般,如此庞大的阴霾煞气出现在人们聚居的楼宇间,其中必定有所古怪。循着气息他找到了“戴孝狗”和“奔丧猫”,并发现其数量的可观,由此判断出井字楼的格局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其实,单从外表格局来看,这三座井字楼属于“阳宅阴局”,即是将墓穴葬地的格局转用到了人们的正常居所上。假如在一座墓室内看到类似的布局,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局势,古代风水学说认为,“尸属阴,得阴霾之气而滋生,上得斗煞星华之光,中居六仪汇阴之泽,下通冥河地脉之气,其身自养,乘生气而自萌。”也即是说,埋葬在这种格局下的尸身可以充分享受到葬地间的气脉,以阴气滋养,传承后世福泽。可那是给尸体用的格局,放到活人身上,岂不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吗?古时的风水堪舆界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风水的奥妙变化是可以不徇常理而为的,越是凶险的格局其本身也具备着极大的改造功能。这种理论依据有点类似中医药理上所谓的“以毒攻毒”,当面遇到某些险恶棘手的事件时,通常便采用更为险恶的格局去对冲应付,以期达到“负负得正”的效果。“阳宅阴局”便是这些人的“杰作”,若事主自身运势不济,生辰命格凶险,亦或是所处区域极为不利但又无力搬离该地,他们便会依此方法布设。首先将阳宅的三处封闭,唯独留下一面背阳的方位开设门窗,窗框离地三尺,窗格为六,称为“六仪汇阴”,目的是将区域内的阴气导入阳宅。接着在屋内阴煞位掘一口深井,有没有水无所谓,关键是用以接通阴煞位的地气,井内投入活杀的黑狗黑猫各一只,并以青石铺盖,称为“冥井”。最后,在屋顶的斗煞位开一天窗,使得北斗星光的走向刚好与“冥井”相接,对应屋子的六格窗走向,让这三处气息汇聚在同一点上,并依据这个方位将屋子主人的床位摆设在此。风水堪舆的星斗学说中,北斗七星自身具备一定的煞气,而窗向北斗便是“斗煞入宫”。这种做法在一定时间内的确能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正如中医药理上另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治标不治本”。对于那些特殊情况下的事主而言,阳宅阴局所聚集的阴霾之气可以冲去他们身上不利的气息,以此达到平衡。但人毕竟不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相提并论。在抵消了不利气息的同时,大量滋生的阴霾之气对人体开始产生作用。久而久之,这些阴霾之气将人体内的阳气逼出,从而导致人们频频产生病痛甚至死亡。正如某些以毒攻毒的失败例子一样,人体内的毒素一旦与外界的毒性药物达到平衡,那么多余的毒性药物便开始侵害人体,如果医生此时不停止用药,病人就会死于药物中毒。可惜的是,阳宅阴局这帖药是长期有效,永不停止的。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阳宅阴局,还不足以让我们如此震惊,甚至连耿婆这样的修为也不禁惊愕于形。“棺井?!”耿婆望着楼宇中空出的部分,眉头紧锁了起来。我们爬上了其中一座楼宇的顶部,从房顶向中间的“井”底望去,乌黑阴森的空间中蓬然聚集着大量的阴气。可奇怪的是,那些阴气并没有在阳光下消散,而是凝成一团,不断地被引入地下某处。“夷人奇俗,得堪舆之奥妙,遇族人亡故,则寻背阴之处,掘一深井,取六尺巨坛,纳其尸身,置于井中,曰‘冲天葬’。”耿婆幽然道,“这种葬法一直流传在云南一带,那深井被人称为‘棺井’。”“又曰‘噬气井’。”莫炎若有所思地看着楼宇的中央,“纳阴阳之气入地,葬者速化。”“哎~~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呢?”林岳挠头道,“一会儿阳宅阴局,一会棺井阴井的,我听着都迷糊了。”“阳宅阴局制造阴霾之气,逼迫人体阳气外泄,同时由棺井将阴阳之气引入地下。”我脑中迅速整理着思路,“理论上是通了,但事实上却有个很大的漏洞。”“这里的人都还活着。”莫炎点头道,“包括那些猫狗。”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晖儿和S气喘吁吁地从楼台门口走来。“我们在这三栋楼大致打听了一下,住在这里的都是贫困户。”S平息了下呼吸道,“家里死人的不多,但生病的不少。”“建造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当时都是作为分配房进住的。”晖儿补充道,“而且似乎这些住户搬进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大多都是三四代人挤在一起。”听了她俩的叙述,耿婆背着手在楼台上踱起步来,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众人一下陷入了沉默,各自大脑中都在思索这奇怪的格局,猜解着其中所包含的秘密。过了半晌,耿婆依旧没有发声,我亦是毫无头绪,莫炎抬头看了看我们,转身冲着楼台门口走去。“哎,你去哪儿啊?”林岳叫道,“这都在想办法呢,急什么啊?”“找不到答案就是线索不够。”莫炎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上面看不出,就去下面。”“嗯,有道理,我也去……”林岳连赶几步追上莫炎,两人一齐消失在楼台的门后。“这家伙转性了?”S低声嘀咕道,“以前碰到莫炎就斗嘴,现在倒挺热乎的。”“呵呵,怎么了S?”晖儿小声笑道,“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切,要真断背了,我出钱给他俩办喜事。”S瞪大了丹凤眼,满脸不屑道。……“现在进行下一步计划有些操之过急了。”莫曹递过一杯茶,一只金毛猴子摇摆着走近茶杯,双爪端起慢慢品了起来。“你是担心他们无法参透井字楼的奥妙?”高大男子微微笑道,“亦或是你担心他们过早的知道我们的用意?”“都不是。”莫曹斟满了面前的茶杯,“我是担心他们达不到您的要求。”金毛猴子似乎也能品出茶中的妙趣,正在那里惬意地呲牙,脸上露出了与人相仿的得意笑容。“哈哈……”高大男子爽朗地笑了起来,“莫曹,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论才智论气度你绝不在我之下。”“风爷说笑了,莫曹不敢与您相提并论。”莫曹端起茶杯恭谨道,“自古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何况风爷于我有再造之恩。”“如果别人这么说,我会认为是故作姿态,但你不同。”高大男子品了一口杯中的茶水,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你是真的谦逊。所以,你很可怕。”“在您面前,任何的故作姿态都是徒劳的。”莫曹面不改色地为他斟上茶水,转而将金毛猴子的茶杯也注满。“如果三十年前你这么说,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目光逐渐柔和,高大男子的幽然叹道,“不过,现在我反而应该更加重用你,这世上的人才已经不多了。”金毛猴子正端起茶杯想要品茶,听到高大男子如是说,不由连连点起头来。“说到人才,王亦凡应该也算一个。”莫曹微笑着呡了口茶,“可惜……”“可惜我永远不可能用他。”高大男子抚摸着金毛猴子的背脊道,“只能利用他。”“能被您利用,是他的造化。”莫曹起身道,“这世上值得利用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你可以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但必须尽快。”高大男子缓缓靠在了沙发背上,“我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莫曹无声地欠了欠身,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一边正自顾品茶的金毛猴子抬起头,静静地望着高大男子,那眼神竟是有些忧郁。……“明白就好,记得稳妥保管这东西。”莫曹笑了笑,“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命。”“是,师父。”韩笑双手捧过一个精致的锦囊,手下几个翻动,尺许见方的锦囊变魔术般地藏入了警服内,从表面看去竟没有一丝突起的痕迹。“肩上的伤好些了吧?”莫曹转身望向窗外,淡淡道,“你心里一定很恨我。”“韩笑不敢,伤口已好的差不多了。”韩笑毕恭毕敬地站直了身板,“师父责罚的对。”莫曹没有回头,无声地摆了摆手,韩笑冲着他的背影微一躬身,转头走出了房间。“莫炎一定也很恨我……”夕阳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进屋内,一片淡淡的红色映上了莫曹的脸颊和双眼……二十六、诡道异脉自古以来,风水五行与人们的生活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古代天文、地理、医药、生物、气象等学科都与之有着相辅相承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风水堪舆学说的基础理论依据是《易经》,在长期实践中,从定性上已经悟出了人体乃至人体与自然天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正是在这种“天地人感应”的原则下,风水堪舆学说将宇宙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纳入“风水罗盘”中,精细排布出人类择居立业的最佳模式。按照与人体相得益彰的主导思想来看,与风水堪舆学说走得最近的便是中医学。依据现代科学的观点,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媒介应该是电波或磁场,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其本质上都具有两个主要特性:一是综合性;二是阴阳性。关于综合性方面,我国中医学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并有效地用于诊治疾病和健身优生等方面,称之为“望诊”,即通过观察气色而知脏腑疾病,通过五官大小形态可知相应内脏的强弱。而转化到风水堪舆学说中,则是将人与八卦方位、节气时令和日月星辰相配,有效地运用于人类选址、规划、营造之中,称之为“一物一太极”,也就是说,天、地、人的各个部分均有相似的对应关系。至于阴阳性方面,在风水堪舆学说的实际应用中,常常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找到它们矛盾中的平衡,以求达到一个最为融洽适宜的存在环境。正如古代中医学中将人体五脏气脉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定性,根据五行在地理中的磁力场线确定其东、南、西、北、中的有利方位,并由此衍生出相生、相克、相乘、拒纳、反侮等中医理论关系。虽然这两门深奥的学科有所关联,但真正能有机地应用到人体上却是毫无先例。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耿婆一直保持着沉思的状态,没人敢去打搅她,楼台的沥青面上浅浅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奇怪图形算式,像是天书一般。“阴森森的,我待着有些头晕。”S语调虚弱地说道。“亦凡,我陪S先下去吧。”晖儿对我说道,“这里的确很阴森古怪。”我一直靠近“井”口的地方,感受着疾速流动的阴霾之气,从耳中获取的画面来看,这是一道循环性的气流。三股阴气冲入楼内,继而汇聚出大量的阴霾之气,而后由楼内流转出来,自“井”口导入地下。如果从阴气流动的最终结果来看,这里的格局明显是为“棺井”服务的,可为什么还要用“阳宅阴局”这样的“葬屋”结构呢?“可能是这里的阴气太重,影响到你们的身体了。”我冲晖儿点点头,“索性先下去吧。”午间的阳光十分热辣,转身间被晒暖的身体倏然传来一阵阴冷的感觉,与迎面感受到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午之时,一日阴阳,午时阳盛,子时阴极,天下之气过午则阳消阴涨,逾子则阴衰阳生,此阴阳循环之道,物极必反之理也。”我忽地记起《闻风拾水录》中有关阴阳五行的篇章来,以现在的时间来看正是午时,阳盛之极过后便是阴气滋生,到了子时这里的阴气必定更加浓重。可就在这一转念的工夫,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阳光下,三座井字楼的阴气陡然上升,但势头却柔和至极,楼宇间的“井”中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股蕴含生机的阳气。整个循环气流中瞬时产生了阴阳对流,大量阴气翻腾着隐入楼中,那些生机勃勃的阳气却绵绵不断地自楼中传入“井”口,被阴气逐渐压入地下。世间阴阳之气相生相搏原本是平常至极的事情,可这里却不平常。午时阳盛却出现了大量的阴气,“棺井”聚阴却出现了大量的阳气,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惊讶之余,我下意识地转向耿婆,刚想提醒她这奇异的现象,却正迎上她同样惊异的目光,看来她也已察觉出这里的变化。“如果没错,楼下那两个小子应该收获不小了。”耿婆脸上释然了起来。井字楼底层的拐角处有间不大的储物室,里面堆放着一些清扫用具和杂物,锈蚀的包铁木门虚掩着,形同虚设的老式挂锁无力地悬挂在一边。“下面四通八达的,我扫了眼,根本就看不到头。”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中,室内传来一阵低低的话语。“阴阳气息的味道很重。”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道,“这不是普通的下水道。”“呜——”一种急促的振动声响起。“靠,老凡,你吓我一跳!快下来,底楼储物室……别说那么多,下来你就明白了。”局促的感觉通常来自于时间或空间的限制,正如现在这间储物室一样,尽管是六个并不壮硕的人,可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内,要想活动自如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间储物室内竟然设置了一个窨井,若不是耿婆问我翻出罗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

                      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咋么免费下载黄片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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