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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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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国产欧美另类久久久精品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99国产欧美另类久久久精品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99国产欧美另类久久久精品个命令,令他快速率军去救援赵州,在那里配合西军里的老上级王渊一起防守金军。这是他走上命运之轨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金军当时击破了宋朝仅次于北方三镇的重镇真定府,赵州是真定以南的另一处要塞,军方的命令是要他尽一切可能坚守,能守多久是多久。韩世忠明白,这是用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去换宋朝上层的喘息之机。这在当时逃跑成风的现状下,根本不必理会。韩世忠按命令干了,他先是率部守城,一直守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这时有人劝他趁早突围,趁着战力未失,或许能冲出去。韩世忠摇头,这样就逃,他不干。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到了午夜时分,他悄悄打开了城门,率领三百名死士冲进了金营。黑暗之中,他上满了发条一样在金营里乱窜,鬼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哪些位置砍死了哪些人,反正金营里乱成一团,等他带着人摸出营逃出去好远了,身后边还是一大片的喝杀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赵州城外最大的一个金军头领不知被谁砍死了,宋朝官方分析很可能不是韩世忠他们干的,而是金军内部的误伤。不管怎样,韩世忠逃出来了,他没守住城没能杀退金军,但是很勇敢。因为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升官成了嘉州的防御使。韩世忠的事告一段落,命运在前方等着他,要等到赵宋一脉仅剩下一根独苗逃出魔爪时,他的机遇才会到来。吴氏兄弟在这段时间里过得比较单调,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打了一架,砍了西夏人一百四十个脑袋,小升了一级官。终于轮到了岳飞,真的很想拨开层层的迷雾,把他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件都清晰明白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的资料是缺失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最爱国最英勇战绩最强的军人,他的生平被自己的民族亲手毁了。他的敌人不仅杀死了他的生命,更毁灭了他的印迹,我能记录的只能是各种资料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分析结果。岳飞在公元1121年离开韩家走上社会,去相州的一个市镇里当上了游徼,也就是弓手。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负责社会治安。这是宋朝职役里的最下一级,由第四等户承当。由此可以知道,岳飞之所以能当上弓手,很可能是出于韩家的介绍。他是贫农,按出身他一辈子都是受管制阶级。尽管如此,岳飞仍然很快就主动辞职了,至于原因,从他以后表现出的品性来看,是他厌烦了。城管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再次失业,岳飞一身轻松,也可以说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前面韩家介绍他当弓手,已经还清了他当年击退马贼的情分,当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而他已经想清了。他要投军。当时,燕云战役已经打响,童贯率领重兵进击十六州,导致后方实力空虚,河北真定宣抚刘韐决定向民间征兵。岳飞就在这次招募中走进了军营,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番号叫“敢战士”,也可以被翻译成“敢死队”。截止到这里,资料没有发生歧义,没有谁对岳飞的这一段生活表示怀疑,但下面的就不一样了。按《宋史·岳飞列传》里记载,岳飞从军之后因为战绩出色当上了敢战士的小队长,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回相州剿匪。这批匪徒有实力,有胃口,有根据地,平时躲在山上不下来,下来抢一票就走,搞得正规军抓不着、厢军攻不上去,怎么看都让人头痛。说句实话,按正常思路,像岳飞这样的新兵蛋子,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可他是岳飞,是中兴四大将里最全面最聪明的一个,纵观他的一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何谓天才,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无所不能,没有人教他怎么做,而他什么都能做到!岳飞只带了百十来个人就出发了,严格地说,跟他走在一起的不足几十个,更多的人先一步进入了相州,他们乔装改扮,变成了一个个小商贩。这样一堆商贩走在一起,对匪徒来说纯粹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肥肉。他们很正常地冲下山来,这些商贩很正常地投降,连人带东西被抢运上山。货物成了匪资,人成了新的匪徒。岳飞把剩下的人再次分成两批,一批埋伏在山脚下,一批人跟着他“剿匪”。那天山脚下是这样一个场景,顶多二三十个大兵站在山下挑衅,要土匪们投降……山上的匪徒们忍无可忍,哪怕是为了以后能过得清静点,都得狠狠地胖揍这些不知死活的大兵。于是,匪徒冲了下来,大兵们打不过逃跑,匪徒追,有伏兵,匪徒没服,再打,突然间一切消停,山上投降了,匪首成了俘虏,被山上的商贩们押了下来。完活儿。军队基本上没有伤亡,土匪全体抓到,匪资没有损失,全部充公。考虑到以上是用微小的兵力来完成的,这个战绩堪称完美。这些就是岳飞在这段时间里的官方记录。下面说一下反对意见,提到反对意见,就要说起一位史学前辈,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邓先生认为官方的记录是假的,岳飞的真实经历应该是参加了燕云战役,并且是跟着郭药师冲进幽州城,被辽军从城里狼狈赶出,一路徒步逃窜回营地的宋军一兵。理由是,由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金佗续编》里收集了岳家军中几个幕僚的随军杂记,其中一段记载说,岳飞曾自述到过辽国的燕京(他误称为黄龙府)城下,看到的城墙像小山一样高。于是邓先生推断,岳飞一生能到燕京城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他充任敢战士小队长时。因为之后,岳飞一生都没能越过卢沟桥。这个推断对吗?似乎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宋史·岳飞列传》里的事迹本身也来源于岳珂为其先祖所整理的各种资料,比如上面的剿匪事迹,就出自《鄂王行实编年》。那么请问邓先生,您不信岳珂说的,却信岳珂另一本书里提到的幕僚笔记里的岳飞某次聊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事儿说不清,别说是几百年前的宋朝,哪怕是现实世界里前一分钟发生的事,当事人对公众说,他做了哪些哪种,也会被质疑。——你用什么证明?无图无真相、有图也会PS、没P……你做那些事一定别有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哪怕是岳飞死而复生,并且证明了他就是岳飞,由他来说上面两种可能哪个对,仍然要被质疑。这种事儿也发生在我身边,比如这本书的开篇,我白纸黑字地再三强调,当年那个站在窗台上嘘嘘,一头栽下去砸倒铁炉子的东北男孩儿就是我,不还是被人怀疑吗?那真的是我!我、铁炉,它倒了。这种事说到底就在于心态,一个怎样对待英雄、传颂英雄的民族心态。举两个例子,第一,西方世界里九杰之一的亚瑟王,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第一次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王哥弗雷、约书亚、大卫王、麦克比阿斯等人齐名。很牛吧,可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呢?第二,英国故都温彻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悬挂了六百多年的一张大圆桌面,传说那是著名的圆桌骑士们用过的。经现代科技精密测试,它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作品,最早不超过十四世纪,而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应该存在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史才从六世纪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整个西方都在造假嘛。可圆桌面仍然挂在皇宫的墙上,亚瑟王仍然顶着“过去和未来之王”的名义照耀着基督教世界。人家相信。看东方,就不用人类发源地韩国了,以日本为例,他们有一位支撑他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始祖——源义经。这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武圣关羽。几千年以来(见鬼,日本人的历史硬生生地拔到了几千年),源义经被不断地传颂,他从一个狠毒的不择手段的脸色苍白相貌丑陋矮小到一米五左右的人,变成了电视机里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到万人迷有情有义终生追求理想连死的时候都有白光在夜空下飞升的神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可耻吗?如果是的话,在圣像面前放肆的小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起码一个是歌颂英雄,另一个是丑化英雄,追究到心灵深处,后一种更加的不堪。因为忌妒,因为不知所谓的嘲弄。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一定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神灵般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你们就显得和神灵一样的高大了吗?何况哪怕再挑剔,把他所有有可能歧义的功绩都去掉,他仍然那么的了不起。好了,关于岳飞的种种,让后面具体的事例来说话。现在最后一位未来大人物登场,张浚。作为未来帝国军方一把手,张浚的现状很耐人寻味。他中了进士,当上了官,是京城里的太常簿。这只是负责国家礼乐制度的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官,算是行政单位,但没实权,是典型的文官熬资格的地方。查《宋史·张浚列传》,他在这段时间里啥也没干,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他是很活跃的,就在东京保卫战打到最危急的时刻里,他都在上蹿下跳。当时,姚平仲偷营失败,全城人心惶惶,张浚觉得自己必须说话了,他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他说,责任都在李纲身上,他太专权了,应该引咎辞职。专权……这两个字是赵构、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等所有南宋上层人物在以后十几年里和张浚共事后,得出的共同心声。这时是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这一刻,这是终点,也是起点,是屈辱的极致,也是新生的开始。那么多的人,都浮沉在时代的旋涡里……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前言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一幕幕在混乱中转型,在转型中更加混乱的历史活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兴衰的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于是我萌发了编写这本《清朝那些新鲜事儿》的想法。它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为此,在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我不做学究式的严密论证,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把历史当故事说,把学问当评书讲,使您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愿快乐的学习与您同在。第一章努尔哈赤奠基大清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帝王,西方人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多半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朝以下的二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大统一的王朝只有两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达二百九十六年,占秦以来整个中国王朝历史的八分之一。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在今天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的关键所在。一、不幸的少年努尔哈赤出身于明朝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生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拉氏刻薄寡恩,待他非常不好。父亲塔克世受继母挑唆,给努尔哈赤的东西极少,不能维持生活。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莽莽林海里去打猎、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计。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起因,需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押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居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引导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于是,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祖父和父亲遇难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找到明朝官员,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官员谢过说:“这不是有意的,是误杀罢了!”明军送还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明朝廷又赏给努尔哈赤三十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但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一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二、十大历史功绩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书,书中记载了美国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两件,多者三四件,有的一件也没有。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从二十五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四十四年。有历史学家盘点其历史贡献,有十大件。1.统一女真各部金国被元朝灭亡之后,女真族各部纷争不已,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当今世界不少民族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因此,努尔哈赤促成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2.统一中国东北明朝中期以后势力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兴安岭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里,已和明朝的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不仅结束了相互杀戮、黎民涂炭的悲惨局面,而且为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3.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c_o_m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江苏
                      吴甡1南直隶
                      黄景昉2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河南
                      陈演四川
                      蒋德璟3福建
                      李建泰山西
                      方岳贡4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河南
                      邱瑜6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奇书网www.qisuwang.com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福建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浙江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河南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仈_○_電_耔_書_ω_ω_ω_.t_Χ_T_八_0._C_ǒ_M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今天整修过的恭亲王府大门(定宜庄摄于2016年)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今天的蝠厅不准游客进入(苏柏玉摄于2016年)现在的恭王府花园您没去过吧?那会儿挺讲究的,家里有戏楼子,整个戏台画的一架藤萝,连根带整个柱子,房顶,整个是一个藤萝架,画的那功夫可大了。那年代不少了,后来也经过整修,装修也还保持原状,还是那样。还有那大殿,以前那殿真好看,整个是空的,几棵大柱子,雕刻得也细,镂空的,那叫蝠殿(又叫“蝠厅”)。对面是假山,真好。我还照了不少相。哎哟现在都没了。他们给盖成什么啦,什么展览厅,拆得乱七八糟,还有茶馆,还要票,票还挺贵呢,20块钱。展览厅里头不少画呢,有溥心畬的画,我舅舅的、我哥哥的,还有几张我的画呢。启功你知道吗?启功80多岁了,他的辈儿小,溥毓恒启,毓字辈下边还一恒字,恒完了才是启字辈呢。所以他老是当孙子的,他开会也不去,他辈分小,这个那个的,您不称呼不好,可是怎么称呼?启骧注72你认识吗?定:我不认识。毓:我们一起出过笔会,我让他写了一份册页,他就没法题上款儿,你说怎么说呀,论辈儿(我)是长辈,不论辈吧又真不是外人,他就给我写宗长,宗长就不论辈了。笼统点得了,爱宗什么宗什么。恭亲王府鸟瞰图注73
                      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位于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原郑亲王府神殿到庚子年,我们从来不讲义和团运动,就用庚子年,叫庚子拳乱。注82我爷爷一吃面条就跟我们说这个:“吃面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吃面不搁卤,火烧英国府。”就是那时候流行的俗语,开玩笑,满人特爱说一些俏皮话。那时候就乱。Elliott:你说乱是什么意思?旗: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了,(对Elliott)你们到处烧杀抢掠呀,整个北京城都已经乱了套了。绵英的住宅那地方也遭了事了,实际上悫善在拳变之前就已经把大车都准备好了,他知书达礼,又经过变故,家里边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再说原来寄居于人家家里边,算是过继的一个儿子,实际上也有些家族矛盾,这我爷爷他也讲不清楚,他就说等于是过继给人家了,家里边又没根了,在人家是寄居篱下,低三下四。所以1900年庚子拳变一乱,悫善就带家眷走了,保定不是有一支已经迁过去的么,我们就迁到保定,世道一乱就投亲靠友。把这些东西弄了好几个大车就给拉走了,就顺着涿州、高碑店、徐水这条路就往保定那边走了,往保定就落下了。彻底回保定,以后就没再回来。

                      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99国产欧美另类久久久精品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当北方闹得不可开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99国产欧美另类久久久精品”。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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