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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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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成人一区在线观看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当北方闹得不可开

                      欧美成人一区在线观看实,要是有蔬菜,用水煮一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至于吃肉,同样也遇到问题,除了过去常吃的兔子和母鸡,逮到狗和猫也能下肚,不过,经验是生活的导师,此话不假,就连这些过去家养的动物现在也学会了提防人们的抚摸,成群结伙地觅食,成群结伙地防备被猎取;感谢上帝,它们还长着眼睛,所以现在更善于躲避,如果有必要还善于进攻。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都使人们得出结论,人类最好的食物是罐头,这不仅因为大都是熟食,打开之后立即就吃,而且由于携带方便,食用也方便。当然,无论是洋铁皮罐头,玻璃瓶罐头或者其他包装的罐头,上面都标明有效期,过了这个日期不宜食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危险,不过人们的智慧无穷,一句无可辩驳的谚语很快流传开来,它与另一句早已不用的谚语类似。老谚语说,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则说,眼不见,胃麻木,照样享受,因此,胃里才装进了那么多肮脏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在这伙人前头,她正在计算他们现有的食物,最多够吃一顿,还不把狗包括在内,但是,狗自有办法,它不是灵巧地掐住母鸡的脖子,咬断它的喉咙,结果了它的性命吗。如果她记得不错,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人曾闯进他们的家,家里贮藏着数量不少的罐头,就他们夫妇二人而言是足够了,但现在是七个人,即便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也支撑不了多久。明天,或者这几天之内,她必须再去一趟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是独自一个人去还是请丈夫陪她一起去,要么请第一个失明者一起去,他年轻,动作敏捷,选择的标准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而且行动迅速,还要考虑到撤退时的困难。街上,垃圾似乎比昨天增加了一倍,原来的人粪被大雨浇成了糊状,和他们一样在街上走动的男男女女刚刚拉的屎有的黏稠,有的清稀,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像浓浓的烟雾,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穿行。一个绿树环绕的广场中间有座塑像,一群狗正在贪婪地吞噬一个男人的尸体。此人大概死去时间不长,四肢还未僵硬,这从狗用牙齿撕扯骨头上的肉时尸体的四肢还在随之晃动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一只乌鸦在旁边蹦来跳去,寻找机会钻进去分享这美味佳肴。医生的妻子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阵恶心从五脏六腑涌上喉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难以忍住呕吐,仿佛自己尚活着的躯体也在被另一些饿狗摇晃撕扯,这群疯狂的饿狗,现在轮到我了,她难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在这里。丈夫问,你不舒服吗;绳圈里的其他人也一阵惊慌,往一起挤了挤;怎么回事;吃得不合适吗;莫非吃了坏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感到什么。他们情况还好,只能听见动物的骚动,忽然传来一阵乌鸦异样的呱呱声,原来是一条狗在混乱之中不经意咬到了乌鸦的翅膀,只是轻轻一咬,并非蓄意作恶。医生的妻子说,我实在忍不住,请原谅,是几条狗在吃另一条狗;它们在吃我们那条狗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怎么会呢,我们的狗还活着,它正在那些狗周围转圈,但没有靠近它们;吃了那只母鸡以后,它大概不会很饿,第一个失明者说;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医生问;已经好些了,我们走吧;那,我们的狗呢,斜眼小男孩又问道;那条狗不是我们的,只是一直跟着我们,也许它会留在这里,它本来就跟这些狗在一起嘛,现在又遇到它的老朋友们了;我想拉屎;在这里拉屎吗;我憋不住了,肚子疼,小男孩急不可耐地说。他就地方便了,也只能在这里方便,医生的妻子又呕吐了一次,但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他们穿过宽阔的广场,来到树荫下,医生的妻子朝后看了看。那里的狗又多了一些,已经开始争夺尸体上的残肉。舔泪水的狗正朝这边走来,鼻子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循着气味的踪迹,这是习惯使然,因为这一次只要抬头望一望就能看见它要找的那个女人。他们接着前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家已经被甩在后面,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大马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豪华的高楼。这里的汽车都昂贵宽敞舒适,所以才有许多盲人来这里,在汽车里睡觉,看来一辆巨大的老式汽车真的变成了常住的居所,可能因为回到一辆汽车里比回到一所房子里更加容易,住在车里的人大概像住在检疫所里的人找自己的床位一样,从街角开始摸索着数汽车,第二十七辆,右侧,好,我到家了。老式汽车停在一座银行大楼前面,是送银行董事长来参加每周例行的董事会全体会议的,这是宣布白色眼疾流行以来的第一次全会,汽车还没有来得及开进地下停车场,它本应在那里等到会议结束。董事长按习惯从正门走进大楼的时候,司机失明了,还大喊了一声,我们说的是司机大喊了一声,但是他,我们说的是董事长,他没有听见。不过,会议并没有像其名称那样成为全体会议,近几天来已经有几位董事先后失明。董事长也未能宣布会议开始,其议题之一正是讨论一旦董事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全部失明时应采取何种对策,董事长甚至没有能走进会议室,因为电梯本应把他送到十五楼,但升到九楼和十楼之间时断了电,电梯再也不动了。常言道祸不单行,就在此刻负责维修内部电力系统的电工们失明了,因此,早该更换的老式非自动发电机也没有启动,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电梯停在了九层和十层之间。董事长亲眼看着送他上楼的电梯工失明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本人也丧失了视力。由于没有恢复供电,由于这一天银行职员中失明者人数倍增,最可能的是他们俩死在了电梯里边,尸骨到现在还在那里,无须说,由于封闭在一个钢铁坟墓之中,有幸未遭饿狗吞噬。既然没有证人,即使有他们也显然不曾被叫到这些小汽车跟前来为我们讲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会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若是如此,就可以回答说,所有的故事都像《创世记》一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没有任何人目睹了一切,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曾经问过,银行里出了什么事呢,虽然她在其中一个银行有些存款,但对银行的事并不是很关心,之所以发问仅仅出于好奇,仅仅因为想到了银行,仅此而已,她也不指望人们回答,比如像这样的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倒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在沿着大马路前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据我在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得知,一开始便一片混乱,人们害怕失明以后一无所有,纷纷跑到银行取钱,认为应当早为未来打算,这无可厚非,如果某人知道不能再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在衣食无忧的时期因眼光长远而积攒下的钱财,假设人们确实都有此远虑,一点一滴节约,有了点积蓄,那么突然间都去取款的结果是一些大银行在二十四小时内倒闭,于是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人们镇静,呼吁公民表现出爱国精神,政府的声明最后庄严宣布,它将为当前面临的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但这番话未能缓解危机,这不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明,还由于仍看得见的人一心想挽救自己宝贵的金钱,其必然结果是所有银行,不论是已经破产还是尚未破产,全都关门停业,请求警方保护,但这也毫无用处,聚集在各家银行门前大喊大叫的人群当中也有些便衣警察,他们同样要求取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了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中几个甚至通知警察局说他们已经失明,退出现役,另外一些还身着制服的现役警察举起武器瞄准了发泄不满的群众,但突然间看不清准星,眼前一片白色,这些人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不仅失去了一切希望,还被指控与当局狼狈为奸,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所有银行都遭到已经失明或尚未失明但同样疯狂的人群袭击,人们不像平常那样走到柜台前,心平气和地递上支票,对银行职员说,我想把钱取出来,而是不顾一切地见钱就抢,当天的现金,放在抽屉里的钱,由于粗心没有关上的保险柜,老一辈祖母们装零钱的那种古老的小口袋,通通被洗劫,当时的情景实难想象,无论是带天井的豪华总行还是街区的小储蓄所,无一例外地目睹了这些确实让人胆战心惊的场面,不能忘记那些自动取款机上出现的小小插曲,机器被砸开之后,最后一张钞票也被抢走,有的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板上还莫名其妙地显示出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本银行,如果说这些机器背叛了其主人不够确切,至少应当说它们愚蠢透顶。总之,整个银行系统像纸牌搭成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坍塌了,这倒不是因为拥有金钱不再受到重视,有钱的人不肯放弃财富这一点就是证明,他们说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同样,在各银行地下室里住下的盲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他们在等待着里边的大保险柜那笨重的镀镍钢门奇迹般地敞开,因为与巨额的财富仅这一门之隔,他们盘踞在地下室,只有寻找食物和水或者满足肉体其他需要的时候才肯出去,并且很快返回,回来时使用口令和手作暗号,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入营垒,当然,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但这无关紧要,这种失明症患者眼中一切都是白色。戴黑眼罩的老人讲述银行和金融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时,他们慢慢穿过这座城市,偶尔停下来,让斜眼小男孩减轻一下肠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老人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语中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例如,在地下室生活的盲人们的故事他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既没有掌握通行的口令也不会用手指打暗号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来到医生和他妻子居住的街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与其他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一片狼藉,一群群盲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里,他们头一次遇到大老鼠,此前不曾遇到纯属偶然,大老鼠有两只,在街上游荡的猫也不敢与它们较量,因为它们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可以肯定比猫更凶狠。舔泪水的狗看看猫,又看看老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成为属于人类的动物了。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医生的妻子没有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忧伤,她本来会想,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时节多么幸福,而令她吃惊的是心头涌上一阵绝望,原来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她的街道,应当干净整洁,邻居们眼睛失明,但相互之间的理解还在。我太傻了,她大声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丈夫问;没有什么,是我在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力气已经耗尽,他们上楼梯时走得很慢,在每层平台上都停一停,他们的家在五楼,医生的妻子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尽力往上爬,舔泪水的狗时而跑到前头,时而回到后面,仿佛生来具有牧羊犬的天赋,得到命令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有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说话声,涌出阵阵让人作呕的气味,对这种气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两次遇到有盲人站在门槛上用空漠漠的眼睛向外张望,来的是谁呀,他们问;医生的妻子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是这栋楼里的人;我们原来住在这里,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邻居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出熟人的表情,但没有再问一声是医生先生的太太吧,也许回到屋里以后会说,五楼的人回来了。爬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还没有踏上平台,医生的妻子就大声说,门关着。看得出,有企图撞开门留下的痕迹,但门很结实,顶住了。医生把手伸进新外衣里边的口袋,掏出钥匙,但拿在手中,等待着什么,妻子轻轻扶着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孔。15家里的尘土利用主人不在的时候轻轻落下来,模糊了家具的表面,顺便说一句,这是它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些日子的唯一机会,没有掸子或者吸尘器骚扰,没有孩子们奔跑,在空气中搅起涡流。除此之外,家里还算干净,如果说有些不整齐之处,也是由于匆匆忙忙出门,在意料之中。尽管如此,那一天,等着卫生部和医院的人来叫他们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表现出了智者们的远见卓识,这些人在生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免死后给别人留下整理乱摊子的繁重负担,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床收拾好,把洗手间的东西放整齐,虽然算不上无可挑剔,但当时她双手颤抖,眼泪汪汪,如果人们还要求她做得更好,那就近乎残酷了。因此,这七个跋涉者好像来到了天堂,这种感觉极为强烈,我们称之为石破天惊,也不会对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构成亵渎,他们在门口停下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家庭气味惊呆了,其实不过是关门闭户的屋子里的气味,若是在往常,我们会跑过去把所有窗户全打开,说一声,通通风,但今天还是关得严严实实为好,不让腐臭钻进来。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们会把一切弄脏,她说得对,如果他们穿着那些沾满泥巴和粪便的鞋进去,顷刻间天堂就会变成第二个地狱,据权威人士说,在地狱里,罪恶的灵魂最难以忍受的不是烧得通红的钳子,滚烫的油锅和其他火烧油烫的工具,而是腐臭瘟疫等令人作呕的气味。自古以来,家庭主妇们习惯这样说,进来吧,进来吧,没关系,弄脏了擦干净就是了,但这位主妇和她的客人们一样,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只要弄脏便会更脏,所以请人们把鞋子脱在楼道里,当然,他们的脚也不太干净,不过与鞋子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戴墨镜的姑娘家的毛巾和床单起了一些作用,把大部分脏东西擦掉了。于是他们光着脚走进屋里,医生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所有的鞋全都塞到里面,打算洗一洗,她不知道怎样洗,什么时候洗,后来她把塑料袋拿到阳台上,外面的空气不会因此而更加污浊。天开始暗下来,乌云密布,但愿能下一场雨,她想。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转身看着伙伴们,他们正一声不响地站在客厅里,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找地方坐下,只有医生随手在家具上摸索,留下一些手印,这算是开始了第一次清扫,一些尘土已经沾在了他的指尖上。医生的妻子说,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待下去,衣服和鞋子一样脏;脱衣服,第一个失明者问,在这里脱,当面脱,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每个人单独领到家里的一个地方,医生的妻子以讥讽的口气说,那样就不会难为情了;我就在这里脱,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回答说,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我,即使不这样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看到过我比赤身裸体更难堪的样子,不过我丈夫太健忘了;我不明白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有什么意思,第一个失明者嘟嘟嚷嚷地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曾有我们的遭遇,就不会这样想了,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开始给斜眼小男孩脱衣服。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从腰部以上已经脱光,现在正解裤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扶着你,把裤子脱下来。这两个人蹦蹦跳跳,既可笑又可怜,简直让人想落泪。医生打了个趔趄,两个人一起摔倒了,幸好他们没有在意,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副模样,身上一块一块的各种污垢,阴部成了糊状,白色阴毛,黑色阴毛,让人顿生怜爱之心,一个是长者,另一个从事备受崇敬的职业,但两个人的尊严和体面都已丧失殆尽。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他们扶起来,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谁也没有再感到难为情。家里有蜡烛吗,她问自己,这时想起家里有两件照明用的古董,一个是带三个喷嘴的老式油灯,另一个是老式煤油灯,就是上面带玻璃灯罩的那种,今天用油灯,家里有橄榄油,灯芯可以临时做,明天到附近的杂货店去找找有没有煤油,找煤油比找食品罐头容易得多。更何况我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找,她想,此时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开玩笑。戴墨镜的姑娘正在脱衣服,动作很慢,使人觉得她一直在脱,但身上总是留着一件遮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此刻哪来的羞怯,但是,如果医生的妻子离得更近一

                      ”“我没有割她!”“嗬!”我大吃一惊。迈尔斯顿了顿,“你以为是我做的?”“你想告诉我什么吗?”我不理会他的提问。我不想直接要求他打某人小报告,但我很好奇他会告诉我什么。迈尔斯仔细端详我。“詹森干的,一共17刀,一刀代表一个人。他是个混蛋,每次都害我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我被骂。”迈尔斯用力板起脸。我可以感觉到迈尔斯并不喜欢詹森。我不记得有人提过詹森,但这个人却说他们一共有17个。上次我只数到16,其中还包括那个“坏脾气”——我一直对“坏脾气”很好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现在再加上詹森就有17个了。“看来我必须多了解一下这位詹森。我不想误会你,把你没做的事算在你头上。”我试图弥补方才那大吃一惊造成的影响。迈尔斯稍稍放松了些。“噢,好吧。他是挺古怪的啦。”“卡伦腹胀、肚子痛是怎么回事?”我问。“噢,那是桑迪啦。她认为她怀孕了,”他语带轻蔑。“有这个可能吗?”“去她的,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来的。我很确定最近没人碰我们。”“所以是她自己的想象啰?”“我想是吧。”“嗯。迈尔斯,你一直很帮忙,也帮了很多忙。你说过不会再伤害卡伦,所以假如这真的是你做的,我一定会很吃惊。我在想,其他人是否也有意见想分享?你是否愿意退回去,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咱们下次见啰。”“好。再见。”“再见。”我等了一会儿,卡伦的表情也逐渐恢复正常——至少是我习惯的,认定是正常的那个卡伦。然后,她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带点女孩子气又有点犹豫。我继续等待。“喂?”我说。“这里好黑喔,”声音又细又小。“你在哪儿?”我问道。“在衣橱里。我和西娅。”“是你吗?克莱尔?”“嗯。”“你们在衣橱里做什么?”“躲起来。”“你们在躲谁?”“躲人。如果被他们找到,他们会伤害我。”“那西娅呢?”西娅也是新出现的——第18个?詹森以为只有17个。“她来陪我,”克莱尔继续说下去,“只要我很害怕,西娅就会陪我。”我这才明白,她认为过去曾伤害她的男人还会继续伤害她。也许我能帮上忙。假如我没记错,克莱尔大概7岁,她应该有能力理解时间推移的概念。“现在是哪一年?克莱尔?”“哪一年?”“嗯,你能告诉我吗?”“1967年。”“你最近一次受伤就是在1967年,是吗?”“是啊,怎么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克莱尔。我要说的话也许会吓你一跳,不过,说不定能对你有帮助。”“好。”“现在已经不是1967年了。现在是1994年,1994年11月底。已经过了27年。卡伦的父亲已经死了,其他伤害你的人应该也都不在人世了。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耐心等待她明白过来。“我不相信。”“你问问凯瑟琳和霍尔顿,现在是哪一年?”“好,等我一下。”克莱尔离开几分钟。卡伦呆滞地坐着,面无表情——直到克莱尔回来。“你说对了!”她的脸庞亮了起来,“你说卡伦的爸爸,还有那些人都不会再伤害我了?永远都不会吗?”“不会,再也不会了。如果你不想躲进衣橱就不用再躲了。说真的,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别人出来时观察一下其他人。我会帮助你适应的。”“谢谢你,贝尔医生。”“不客气。克莱尔,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比较开心,也不会想死了。那么,你可以退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嗯。再见。”卡伦轻轻靠在椅背上,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神情。右手悬在空中,绕着腹部划圈;那是孕妇抚摸并感觉腹部膨大的动作。她吃力地开口。“贝尔医生。”“我是。”“我是桑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直在收缩、阵痛。”“嗯嗯。”“我想我快要生了。洛申医生说宝宝……说他有什么来着?疝气?他说我们必须开刀。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刀很好吗?”桑迪感觉有点疯狂。我试着让她继续说话,好推断她的疯狂程度。“我喜欢开刀。”“你为什么喜欢开刀?”“因为会痛。”“你为什么喜欢痛?”“疼痛让我感觉真实。”“真实……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活着。我只有这种感觉。我喜欢手术带来的疼痛,有时连医生都被我骗了。”“医生被你骗?”“是啊,我想生病就能生病。”“桑迪,我在想,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跟别人相处,也许不错。你认识同住在卡伦身体里的其他人吗?”“当然认识,别蠢了。现在我们一共有17个。实际人数也许比这个数字还多,不过目前正常运作的只有17个人。”“你跟谁处得比较好?”“嗯,我喜欢朱莉安。”选得好,我想。朱莉安颇为正常。“你何不试着观察一下朱莉安出来时的表现?也许你能分享她的感觉,进而跟她拥有相同的感觉。说到这个,你的肚子痛颇令其他人苦恼。”“噢,真的吗?那……我想我愿意试试看。”“那咱们下回再聊。”桑迪有点吓人。我想卡伦闹肚子痛应该是她引起的。这些人显然颇为缺乏自主行为能力。我得耐心等候,看看我能否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圣诞节快到了。度假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卡伦拿着礼物和卡片走进来,看起来比平日更有精神。我知道,假如她一直揣着准备送我的礼物不放,咱们啥都谈不成,因此我看看她,再看看礼物,扬了扬眉毛。“我有东西要给你。圣诞快乐,贝尔医生。”她递给我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上头有张卡片。她仔细端详我,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可以拆开吗?”我问她。“噢!当然可以!”她说,“然后要看卡片哦!”我拆开纸盒,里头是一条红色领带。领带上的图案是小朋友叠罗汉:最底层有4个人,再是3个、两个、一个,形状像金字塔或圣诞树。翻过背面,商标上写着“拯救儿童”,底下还有一行字:“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栋梁。”对卡伦而言,这是多么真切的一句话。“真好!”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是我的真心话。不需要言不由衷的感觉真好,因为我很少成功地骗过如卡伦这般纤细敏感的病人。我拆开卡片,细细阅读。多美妙的故事啊!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有个最快乐最开心的圣诞佳节,同时也想借这份礼物向您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我们想告诉您这份礼物有多特别,还有它的来龙去脉。有一天,卡伦沉睡,换我们出来,霍尔顿看报纸,克莱尔按遥控换频道,突然,一则广告引起她的注意。那是“拯救儿童”的募款广告。克莱尔好喜欢这条领带,想买来送给你,所以她把我们统统叫出来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见并听见大家的想法!以下是他们说的话:凯瑟琳说这真是个好主意,这份礼物非常适合你。卡伦博问领带软不软,她想摸摸看。迈尔斯说:“贝尔医生真的会系这条领带吗?他大概已经有上百万条领带了吧!”但迈尔斯也很喜欢。西娅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领带了,可不可以真的买下来,送给贝尔医生?西德尼说,领带上的小孩子看起来很像我们。然后,克莱尔说,这领带是一位叫特蕾西的女孩儿做的。这时霍尔顿插嘴说,不是她做的,是她“设计”的。霍尔顿喜欢这条领带,但他没看到订购信息。桑迪很兴奋,她说她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詹森说,这条领带看起来很不错。安说她喜欢这条领带,而且还可以捐钱帮助儿童。卡伦2说,“对我们来说,贝尔医生是很重要的人,我也想买来送给他。”朱莉说,“你们看,领带上的小孩图案看起来好像金字塔。”朱莉安说,“这领带仿佛象征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卡伦3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拿这个当礼物真是太棒了。”卡尔说,贝尔医生人很好,只送领带好像太少了?凯瑟琳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领带,这是我们大家首次达成共识而做的决定。”爱丽丝问你算不算我们的家人?霍尔顿说,“就好的一面来说,他是的。”于是爱丽丝说她能不能负责包礼物?凯瑟琳说可以。迈尔斯说,“贝尔医生会不会气我们买礼物给他?”卡伦1说,“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喜欢他,而且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而且,撇开这个不说,这领带很可爱呀!而且是为了圣诞节嘛!”于是桑迪立刻打电话询问订购信息。霍尔顿下订单,凯瑟琳签支票,然后我们让克莱尔负责寄出去。这是大家第一次共同做决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高兴能送这份礼物给您,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为我们的付出。希望这条领带能让您想起我们,甚至能为您带来微笑。17倍的圣诞快乐!我不曾收到过如此令人惊奇而赞叹的圣诞礼物。第二部分身第12章重启连结卡伦的各独立人格逐渐意识到彼此存在,造成一股压力,导致卡伦出现头痛症状。他们偶尔意见相左。有些人开始写日记,什么都写,然后再拿给我看,但有人却把日记烧掉了。现在已有数个独立人格主动让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会在催眠治疗时请他们现身一谈。言谈间,他们多有隐瞒,仿佛不确定是否能畅所欲言。我从没想过他们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发言。卡伦连着好几次都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让其他分身有更多时间说话。她盼望能缓解一下大伙儿在脑袋里竞相发言的压力——长久以来头一次有人听他们说话呀!我担心卡伦不但不会变好,反倒可能先垮掉。与卡伦再度见面时,我们跳过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这些分身有待探索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们也都想赶快行动。卡伦现在轻易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我大概只要说句“睡着”,她就真的睡着了,但我依然维持例行的催眠诱导过程,为她和其他人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谈话环境。“等你准备好,”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嘱咐道,“瞧瞧安全小窝外吧。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说话。”“哈罗……我是安,”卡伦突然坐直,给人专注、自信、一本正经的感觉;她的声音冷静而有魅力,慈眉善目。有趣的是,她的举止态度令我感觉轻松、如沐春风。“喂,安,我是贝尔医生。”“嗯,我知道,”她说。“你好吗?我第一次这么做,有点害怕。”“希望我能借着这次谈话多了解你一点,”我说,“还有卡伦内在的其他分身。如此一来,说不定我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凯瑟琳也这么说。这也是我答应出来跟你谈话的原因。”“关于你自己,有什么愿意跟我分享的吗?”“当卡伦再也无法应付教会、维持正常信仰时,我出现了。”“卡伦没办法应付教会?”“有几个伤害她的人是教友。他们伤害她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宗教仪式才用得上的词汇。她无法忍受走进教堂,所以我诞生了。”“你今年几岁?”“16岁。我出生在卡伦10岁那年,那时我11岁。我知道这有点分不清……”“看来,你似乎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才诞生的。”“嗯,是啊,当然啰。”目前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分身似乎都是为了替卡伦应付特殊情绪创伤而诞生的。“我懂了。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我不知道,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很坚持我的信仰。以前在天主教学校时,修女都很喜欢我,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学生。我也会帮校长和神父跑腿办事。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切正常得很。我想当修女,但是我不能,因为……因为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我不干净。我在圣杰罗姆医院帮忙照顾受伤生病的孩子,但只要我一往医院跑,卡伦的爸爸就会打我。他总说慈善必须从家庭做起。”安陷入沉默。她在想事情。“怎么了?”我问她。“我想坦白一件事。”“哦?”“日记是我烧的。”“真的?为什么?”我很惊讶是她做的。“我很气你不响应。我以为你每天都会看,可是你却不认真听我们说话。”“日记是其他人和我沟通想法、倾吐烦恼的一种方式。卡伦负责收集,然后再一起交给我。可惜我没办法天天跟你见面。”“噢!我的老天!我真丢脸!”安用手捂着嘴,“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以为你不在乎。”“这是我的损失,”我说,“或许你能协助大家再写一次,这样就皆大欢喜啦。”“我会试试看,”安没再说话,眼睛朝斜上方看,视线茫然。“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她又开口,“卡伦结婚时,在婚礼上昏倒的是我。哦,不光是我啦,卡伦站在圣坛前时,我们有好几个轮流现身。昏倒后我曾醒来,但旋即又昏过去。我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心想结婚的只有卡伦1。她只有10岁,但她想当妈妈,想要孩子。等我们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太迟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嫁给谁。这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吓人了。”安再度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惊愕莫名。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似乎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如此,不知道安能不能帮忙处理卡伦与母亲之间的龃龉?“你跟卡伦的母亲熟吗?”“不熟!感谢老天。负责应付她的是桑迪或西德尼。卡伦的妈妈拿铁丝刷帮她化妆的时候,是西德尼出面应付的。那时卡伦14岁。我不喜欢想起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说,“你的话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希望能再跟你说话。如果你准备好了,是否愿意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分享呢?”“谢谢你,贝尔医生。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卡伦的表情短暂陷入空白,姿势也换了(但细微得难以察觉),然后她开始用比较正式的态度说话,却少了几分优雅和自信。“哈罗,贝尔医生,很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凯瑟琳?”“当然是我啊!噢,抱歉,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忘了你不见得清楚我们谁是谁,还有谁在跟你说话。”“我认得你说话的习惯,”我说,“当然,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一直很想认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给我一点背景资料?你是何时诞生的呢?”“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大概是卡伦一两岁的时候吧。我的工作是照顾卡伦,霍尔顿比我晚一点点报到。卡伦自小就被虐待猥亵。霍尔顿有力量保护她,我则是靠脑袋照料一切。”“你主要在何时现身?”我问。“需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打扫和烹饪都是我做的。卡伦去药店当秘书——那个也是我。过去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卡伦几乎完全不现身。”我纳闷她指的是哪一个卡伦,但我任她继续说下去。“有多久?你是指好几个礼拜吗?”“噢,不止,卡伦——那个来这儿就诊的卡伦——曾一度消失好几年。整个高中时代都不见人影。卡伦念高中时,我们天天挨揍,持续遭受性虐待,卡伦根本不愿意出来。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卡伦2和几个男孩在撑着。”“你们是怎么决定来找我的?”我问,“我猜这应该是你做的决定。”“你猜对了。那天,第一次就诊那天,是我带卡伦来的。”“为什么是我?”“我跟你其他的病人聊过。他们说你了解他们。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们,所以我必须好好观察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真的关心我们。我看过你的学位证书,也打电话去州医学会询问你有没有不良记录。”“那么,我有任何让你困扰或担心的地方吗?”“没有。我想我做了正确选择。我认为我们走对路了。”“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治疗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问她,渴望得到协助。“没有。我认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觉得,这事是急不得的。”凯瑟琳令我想到学校老师。她很有耐心,鼓励我尽我所能,勇敢尝试。诊疗时间到了。我不但没得到多少协助,还被告知要有耐性。但这说不定也是种帮助。我的指导老师曾经跟凯瑟琳说过一样的话:“静观其变,因为你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等你明白了,再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治疗师常有一股很强的欲望,期盼病人遵循治疗计划,而非按照病人自己的步调走,殊不知这种期盼往往错得离谱。※※※※1995年1月中旬,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一会儿看看家具后面,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最后终于走向诊疗椅。卡伦手里握着一捆纸。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疑神疑鬼,东张西望。她举起纸卷,凑近眼睛,像海盗

                      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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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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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欧美成人一区在线观看,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范雏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而攻打齐国的计划,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范雎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范雎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在遭受秦昭襄王冷遇的一年里,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思想。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一: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在上书中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下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我愿意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范雎说的是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才立即召见了他。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呵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的事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秦昭襄王呵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等了一会,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又说:“嗯嗯。”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哪里话!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范雎听了后举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伏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秦昭襄王接着问: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范雎答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则又会损伤秦国的力量。大王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秦国征伐。韩、魏两国是真的亲秦,您要越过他们的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请问怎么才能拉拢魏国?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秦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主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相国,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于是废了太后,把攘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任命范雎为相国。秦昭襄主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路线,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它们屈服。其次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魏两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是犬牙交错。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到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它可以看做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也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魏两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楚。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即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分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昭襄王让他作了将军,王稽则作了河东郡太守,并且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向上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将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有力地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第9章异人奇缘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太子宝座的?王孙落魄邯郸城上轻下慢无礼遇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主孙。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他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而且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也正因为地位的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是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为了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是泄愤的最佳首选。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派往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待为上宾。但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秦国也是强国。这是因为赵国一向作为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又不停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是如何的不值一提。秦国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秦国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往异国或他国派往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满足。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异人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心目中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是没有受到礼遇。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份。如果说他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落魄的异人恰在此时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奇缘。召不韦贩贱卖贵秦王孙奇货可居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自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今河南禹县一带)昌不韦。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象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能够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他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N倍。当然,一项一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他要把他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就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和政治非常接近。《史记》里记载了两个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反过来,一个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虽然经商与从政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的是什么?靠三个要素: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靠这三个要素。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个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作为一个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安国君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一,军籍。在他得到节度使的头衔之后,辽国人为他刻了官印,修了官署,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一句话,这个官是相当正规的,辽国没有半点歧视的意思。可是乌古乃拒绝,他是个聪明人,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如果他接受了,请问他是“生”的,还是“熟”的?他本是生女真,得到辽国的官职后,可以狐假虎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如果加入辽国军籍,再把行政程度规章化,那么他还有多少自主的权力?所以,这一点一定得拒绝。他成功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说了些怎样的话,他既拒绝了官印,又保住了头衔,还没惹辽国人发火。这一点真让人神往,他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却把附带的代价统统推掉。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条自由发展的光明大道。第二,铁器。当时的生女真部落过的是渔猎生活,我们知道,处在这种层面的人类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武器的品质。他们只能用自然界里天然生成的东西,比如石头、木棒,弓箭也会有的,只是使用的组件都是绿色成分,像兽筋做弦,木板弯胎,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如果想用上铁器的话,很抱歉,那需要采矿、架炉、冶炼、锤锻等一系列复杂工种的配合,有多难请参考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深山里找铁矿石都是件撞大运的事,何况是十一世纪时连文字都没形成的女真人!于是,他们想用铁器只剩下了一条路——买。这就让女真人欲哭无泪了,让渔猎部落向封建国家买垄断品,简直是让海城市电表厂小区无业游民雕弓天狼去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依土拉公主嘛,可能性有,操作性太难啊。乌古乃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的办法既勤劳又诚信。他每天骑着马带着人冲向一个又一个的部落,和人打生打死,抢来数不清的好东西。这是勤劳。拿着这些东西去找商人,无论多高的价都不含糊,长期大量地买铁,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这是诚信。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们悲伤地埋了他,坚定地沿着他走过的路继续向前走,即继续抢,大面积地抢,让节度使的威名越来越强。买铁,不间断地买,充实部队,加强战斗力,投入到抢劫的新一轮浪潮里。如此循环,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里,乌古乃的儿子们留下了各自的抢劫特色。一,劾里钵。这是个猛人,堪称抢劫工作做得最粗暴、最激情的一位。他上阵时从来不穿盔甲,夏天赤膊冬天单衫,打仗就跟到别人家里串门散步一样。被他访问的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落都不存在了,被他吞进了完颜部。等部落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给自己新加了个头衔,叫“都勃极烈”。从这时起,女真部落有了自己的阶层划分,一个雏形出现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它能变成什么,但是与周围相比,它独树一帜。劾里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乌古乃让完颜部女真有了发展的苗头,劾里钵让这个苗头转化成了实际。二,颇剌淑。他是劾里钵的二弟,哥哥死了他当家,哪怕劾里钵有十一个儿子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半原始半奴隶制部落,父死子继,把权力当遗产继承,那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才有的好事。颇剌淑当了四年的首领后病死了,时间决定了他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三,盈哥。盈哥也是个过渡性人物,但他因为另一个名字而长存,那人叫“阿疏”。阿疏是纥石烈部的首领,因为住得离完颜部很近,所以他的命运毫无例外地悲剧了。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阿疏很机灵,发现不好,单独逃了出去,躲进了辽国境内。阿疏的故事很长,长得跟辽国的年轮一样。四,乌束雅。又一个过渡性人物,劾里钵的长子,他终于熬死了所有的叔叔,让首领位置回到了劾里钵一系。刚刚有点根基的完颜部一连串出现三个过渡型人才,感觉上是昙花一现,好景不在了。但奇妙的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死得快。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快速死亡里,新兴的完颜部没有被烙上谁的坚实印记,让后来者难以驾驭;也没有谁能作威作福,把刚刚攒起来的家业败光。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死了,死在完颜阿骨打长到壮年,意气风发的时候。第十二章流散的镔铁在公元1113年的冬季,有一个巨大的猜想一直折磨着历史学者,一千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它来自于一份力量调查表。让数字说话吧,辽国——疆域东北至今黑龙江入海口,北至蒙古国中部楞格河、石勒喀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全国共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州、军、城,三百零九县。人口繁盛,战骑百万,两百余年间执东亚牛耳,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东亚第一强国的非汉姓种族。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威压。现在看第二份数字,完颜氏女真部落——在乌古乃出现以前,它在生女真聚集地的几十个部落里稍有头脸,仅此而已。乌古乃拼尽一生努力,攒到的家底是吞并了十多个部落。貌似很肥了,到劾里钵、盈哥时期,三兄弟传承,战胜纥石烈部,发展到三十个部落联盟。生女真大半个族群落入手中了,看着真是很强大,可实际上呢?生女真的世袭繁衍地是东沫江以北,宁江以南,地方千余里……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方圆五百公里。说财富,只有土特产,比如貂皮、人参、蜜蜡、麻布等,都是要经过贸易之后才能转化成财富的东西。从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女真人没财富,辽国若说不买了,他们啥也卖不出去。说心气,自从有了女真人,他们一直是附庸,周边谁强大了,他们服从谁,从来没有挺直腰杆当家做主的时候。以上这些条条对比,哪一点能证明女真人,具体到完颜阿骨打在面对耶律延禧时,心灵能从仇恨转化出愤怒,而不是一以贯之的胆怯服从呢?他凭什么愤怒,他凭什么敢于想到反抗了呢?这是没法解释的问题,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北美洲,有一个白人小男孩儿,他站在家乡的一条大河岸边,发誓将拥有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震死人的天文数字,可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却只挣扎在温饱线上下。他父亲几次破产,每次破产后就会赶着一辆大马车,里边装满了各种自制的药水,比如墨汁兑白开水,之后赶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装哑巴,把这些水以超高价卖出去,功能据说是能治霍乱。就是这样的家世,本人还只有技工学校的文凭,这个小男孩儿在十几年之后赚到了十万美元,在几十年之后赚到了一个石油帝国。他的名字叫约翰·D·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创办人。洛克菲勒在只是小男孩儿的时候,是凭什么发誓自己一定会拥有十万美元的呢?这种自信,这种无论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拥有怎样的身份,都一定要成功,相信自己绝对会成功的信念,我们只能归结于命运。有些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约翰·D·洛克菲勒,或者完颜阿骨打。阿骨打当上首领之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正规通报辽国人,俺要造反了。当时他哥乌束雅死了,他接任,一天天忙里忙外,搞东搞西,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辽国北疆少数民族负责部门等了好多天,没见他来递移交手续,终于愤怒了。辽国人派专人来问:“你们首领死了,为什么不来报丧?”言外之意很明显,你们整个部落都是我们辽国的产业,产权的转移需要我们的批准。你现在私自继承了,不知道是违法了吗?却不料阿骨打冷冷一笑,“你们也知道我这儿有丧事吗?知道为什么不来吊唁,反而怪我们有罪?”辽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辽国和女真的关系是什么,两者的对比是怎样,这个阿骨打居然怪辽国没来吊唁,他居然把女真人和辽国的地位等同了起来!还有什么好说的吗,马上回去报告皇帝,北边又有人造反了,派兵来洗地。事情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很正常很频发,辽国的北部边疆常年叛乱,以前萧燕燕她大姐,名将耶律斜轸都是常驻北方,随时平叛。这时,完颜部女真造反的消息传了上去,很快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面前。按说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直接发兵就是了。可是耶律延禧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一生在一个个的关键时刻总会突然间暂停一下,仿佛他是个机器人,遇事儿得关机重启。他很慎重地问:“真的造反了吗?不见得吧,你们派人再去观察一下,别没事找事……”这命令让全体辽军郁闷。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反叛有时是事实问题,有时更是态度问题。多少年平叛的经验说明,不管对方有没有造反,只要有那个态度、那个苗头,就要狠狠地教训一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反叛的隐患。不久,消息传了回来,说完颜部女真在修城堡造兵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造反前奏,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可是耶律延禧仍然在犹豫,他想了想,居然派了个人去问问。“完颜阿骨打,你修城练兵想干啥?”阿骨打很认真地回答他,“我们是小国,侍奉大国不敢缺礼。可大国不仅不施恩泽于我们,还包庇我们逃亡的犯人。这是什么道理?”逃亡的犯人,指的是盈哥时期的阿疏。还记得他吗,纥石烈部原来的酋长,被盈哥打败后逃到辽国寻求避难。盈哥、乌束雅、阿骨打都曾要这个人,可辽国无动于衷。辽国不可能还给他们,那样会失去两百多年以来的绝对话语权。什么是皇权,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还给你。甚至要养着他,让阿疏成为女真部落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必要的话,辽国派重兵护送阿疏回去,重新掌握纥石烈部,会从根本上瓦解完颜部四五代人建立起来的基业。这一次,阿骨打旧事重提。他说,如果归还阿疏,那么一切照旧,我们臣服;否则继续修城堡。事情终于没得可谈,耶律延禧在百忙中下令,征发浑河以北各军,由东北路统军司统领,去生女真部平叛党。终于发兵了,很不容易!这里要悄悄提一句,耶律延禧是非常忙碌的,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今天要在帝国的东边打猎,明天要去帝国的西边打猎,后天要去南边……总之幅员辽阔的契丹帝国里每一块森林,每一片湖泊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他到哪里都引起一片野生动物的鬼哭狼嚎。他爱打猎,就像赵佶喜欢金石花鸟翎毛丹青一样,都是先天带来的,谁也没法改变,什么局势面前也没法动摇。辽军在集结,女真人已经出兵。阿骨打东拼西凑,把儿子、侄子、外甥等亲戚全都发动起来,动员从他爷爷乌古乃开始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终于搞到了二千五百人。就这么多人,他踏上了征服辽帝国的路程。面对这二千五百人,八百多年前的完颜阿骨打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豪情万丈吗?他会,他在头鱼宴上近距离地观察过对手是什么人,这让他信心百倍,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两军交锋之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主动的。被动的,居然是手握雄兵百万的耶律延禧。所以,他在誓师大会上以光辉的形象历数辽国对女真人的欺压,女真人对辽国的服务,当然,他又提到了阿疏,这是所有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恶行,辽国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之后,台下应该会欢呼一会儿,可他的心会变得稍微的虚脱。不为别的,只要向台下看一眼,立即就会傻了。二千五百人,这点人连给辽国皇帝御营牵马都不够份。何况这些人个个衣衫不整,刀枪粗陋,甚至骑的马都没有鞍子。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想想也是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都是由完颜家的长辈们持刀打劫吞并的,本来就有怨气,现在凭什么给你出力?更何况那是面对大辽国,这时候哪怕高天流云穿越过去,拿出全套《金史》,告诉他们未来有多光明,都没人相信。所以,阿骨打很快又说了另一番话:“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梃,大棒子,专指刑具。身死梃下这句不是威胁,阿骨打真的把一根大棒子带到了现场,给台下的人看。如此恩威并施,女真族终于跟着他走上了前线。想象那一刻,完颜阿骨打是激越的,他势必鼓起了全身的锐气,去鼓舞去带动这个原本充满了怨气,却不想反抗的民族,去主动挑战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无敌怪物。那像什么呢,像传说中的驯象。人类把一头小象拴在一根铁柱子上,它会挣扎会摇撼,可是它太小了,根本挣脱不开。于是长久养成习惯,到它长大了,有足够的力气时,也认为铁柱子牢不可破,所以从心底里顺从了。女真人就是这样,长期的欺压是那根铁柱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哪怕有人告诉他们那根铁柱子已经是牙签了,也不敢去尝试。阿骨打要做的就是带着他们,甚至是驱赶着他们,去摇撼铁柱,把女真人心灵深处的那道枷锁砸碎。所以,第一战必胜,必须全胜!他进军的方向是南方,宁江州一带。宁江是辽、女真的交界地,女真人到达时,辽军的第一批军队也抵达了,是契丹、渤海人两族共计八百名骑兵。对,没看错,只是八百骑。其中的渤海人是被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灭掉的渤海国遗族,这就是辽国人对这场战争的预计。所谓的生女真人是什么呢,不过是些穿着兽皮,骑着无鞍马,拿的战斧都是不开刃的野人。就算他们每个人的战斗力都比狮子老虎强,当面对正规军时,也不过就是一场狩猎。事实也真是这样进行的,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对八百个契丹、渤海混成骑兵,战争记录居然全是完颜阿骨打的个人表现。完颜阿骨打一箭射死对方主将耶律谢十,率先冲入敌阵;他的儿子完颜斡本被敌骑包围,他冲过去解救;有人偷放冷箭,被他躲过,反射一箭,射死敌人……一系列表现之后,阿骨打在严寒中脱去了甲胄,近乎赤膊一样冲入了敌群。这是胆略,是英勇的象征,是勇士为了挑起士气做的举动。人们可以惊叹阿骨打的神勇,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呢,他要打先锋,他去救儿子,他要自己躲冷箭,亲自回击。他一个人上的战场?!最后还要赤膊上阵……这是他的命运,洪水临堤,他得一个人去刺破决堤的那一点。这才是当年的真相,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就是这样打败了八百个混合杂牌军。战胜之后,阿骨打发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女真人果然心气大涨,他们直扑宁江州,抄家伙先把壕沟平了,紧接着攻打城墙,城里的辽国人见势不好,有些人趁乱从东门往外跑。女真人追上去,全都砍倒,之后回来继续攻城。这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想放过宁江州里的任何一个辽国人。另一方面,大后方来人了。他的弟弟撒改派自己的儿子来向阿骨打祝贺,贺词是这样说的:“哥,你赢了,真牛,弟弟我为你骄傲!这样吧,我看辽国是活不长了,你现在就当皇帝吧。”……这就是阿骨打的弟弟,他手下的高级助手,杀八百个敌人围攻一座边境州城就可以称帝了!可怜的女真人,他们有头脑吗?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是,这个来祝贺的儿子是个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完颜粘没喝,在以后,汉人俗称他为“粘罕”。阿骨打回答他们说:“一战而胜,便称帝号,示人何等浅薄!”打发侄儿回去后,他下令全力攻城,在辽国的援军到达之前,一定要攻下宁江州。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这时的完颜部女真是一片可笑的愚昧,上面的人胡说八道,下边的人束手束脚,唯一清醒理智的只有完颜阿骨打。他要带着这样一群在深山老林里长大,啥也不懂什么也没见过的族人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征服世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当然,他也不必怕。他有个坚定不移永远可靠的好帮手,有这个人在,一切都好说。这人的名字叫——耶律延禧。耶律延禧对女真人的贡献一点不比完颜阿骨打小,历史作证,在每一个危险时刻,他都会及时地伸出温暖的大手,送来最无私的帮助。注意,是每一个危险时刻。比如这时,第一次走出深山的完颜部女真围住宁江州城聚众砸墙,这是自辽国建立以来极其少见的恶劣事件,边境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耶律延禧。如果他认识充分,以皇帝的身份下令集结大军迅速出征的话,那么以宁江州边防重镇的防御,女真人刚刚打过

                      们后面会怎样?”“李守信那里目标明显,虽然动作起来比较便利,但很费时。”韩笑接过茶杯,“井字楼改动起来不太容易,要破解只怕失败居多,不过他们肯定会去尝试。”“想法不错,也很有逻辑,可你却低估了这些人。”莫曹嗅了嗅杯中的茶水,“我对他们倒是信心十足,风爷也是。”“师父,我觉得完全不必这么大费周章。”韩笑品了口茶,疑惑道,“和他们直接摊牌,以咱们的实力……”“所以你是徒弟,我是师父。”莫曹眉毛一挑,眼中的目光犀利起来,“你最近变得好奇了很多。”韩笑脸上一僵,很快又恢复了笑容,无言地冲着莫曹一欠身,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歉意。“好了,去做你的事吧。”莫曹起身走道韩笑面前,“别让他们在李守信那里耽搁太久。”韩笑默然点头,转身便要离去,左肩却被莫曹轻轻地搭住。“陈子浩急功近利,的确该死,但不该由你来决定。”莫曹的脸上掠过一片春风般的笑容,“记住我的话,女人不适合你。”韩笑脸颊的肌肉微微一颤,腮骨鼓了起来,停顿了数秒后用力点了下头,转身快步走出房门。“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话。”莫曹望着消失在门口的韩笑,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厦中,另一间屋内。韩笑快步走入,反手带上房门,脚下突地一个趔趄,身子歪倒在了沙发上,口中剧烈地喘息起来。停滞片刻,他艰难地脱下警服,一把撕开左肩的衬衣,颤抖着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将药水倾在了肩头上。三个手指粗细的凹痕赫然出现在白皙的肌肤上,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臭的气味……二十四、生桩恶行李守信,男,五十三岁,籍贯不明,其自称为旅美华人,上世纪国内房价大规模浮动时,他低买高卖承建发包,不多久便在地产界小有名气。近年来他在该市投资建造了好几个中高档居民小区,并由自己亲自参与小区的布局设计。以上便是晖儿通过网络查找到的相关资料,那些布设了转煞治气格局的小区正是这位李守信先生公司旗下的物业。不难肯定,这位老兄一定是迷信上了这种险恶的手法,并以此为自己谋取利益。只不过,每建造出售完一个小区后,他必定会在三年内转让出去。也许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为了不致引火烧身,赚了一票便直接走人,把烂摊子丢给那些想捡便宜的人去收拾。按大家商议下来的策略,当务之急便是先解决这些转煞治气格局。虽然目前发作的迹象还不是太明显,但照那天查探下来的结果也足以让人担忧了,煞气爆发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周,最少可能只有三天。眼下只有尽快找出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并采用相应的方法将其解除,争取在煞气完全爆发前将一切悄无声息地摆平。七个小区,只靠六个人的力量能及时完成吗?我不知道……要想制造出足以符合转煞治气格局的煞气,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就必须达到一定凶险程度,可作为煞源的东西却没有一定的限制,这对我们的搜索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即便在煞位上顺着煞气感应找到确切地点,也不能立即判定哪样东西就是煞源。如果每个煞位上埋藏的煞源都不一样,只怕就要更费手脚了。更何况,这一切还要避过小区中不住游荡的安保人员。“找你们经理来!”耿婆满脸威严地看着面前的工作人员道。此刻的耿婆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深色唐装,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起一个光华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翠绿的玉簪,一副玳瑁边的眼镜架在了鼻梁上,手中的紫檀拐杖在地上敲得笃笃作响。“对不起,对不起,让您久等了。”长着一张马脸的男子殷勤地迎上,“我是这里的经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买房!”耿婆顿了顿手中的拐杖道,“这里不是售楼处吗?”“是,是,是……”耿婆的气质打扮显然是起到了效果,马脸不住点头道,“只不过,我们都已售完了。”“售完了?!”耿婆哼了一声,冲我道,“儿子,你和他谈。”S扶着气呼呼的耿婆坐在了沙发上,马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大脾气的老太太估计来头不会太小。“你们应该还有剩余的单元没有出售吧?”我微微一笑,从手包中拿出一张楼盘介绍来,“我母亲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想购置两套最好的复式单元。”这个小区落成不到一年,外表看来似乎已全部出售,但事实上还有十套左右的单元被开发商囤积起来。这是房地产界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兴旺地段的热销楼盘往往都会被藏起少数精品单元,只待日后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坐地起价,炒他个不亦乐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先挑这个小区着手的原因之一。“呵呵,先生您说笑了。”马脸打着哈哈道,“我们上个月就公布了销售状况,真的已经售完了。”“你这里的售价最高多少?”晖儿眉尖一挑,冷冷道。“目前最高的一个单元是每平米一万。”马脸的腰杆似乎直了不少,脸上满是自豪的表情。“那好,只要你还能找出适合的新单元,我以每平米两万的价格买下。”我笑眯眯地回道。“这……”马脸看了看我,不由迟疑了起来,他这里的复式房上下足有两百平米,这也就是四百万的价格,若真要买下两套便是八百万,坐地赚了四百万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一千万自带信汇,如果没问题,我们看房后便可成交。”我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那是从陈子浩身上找到的,原本属于言家五虎的报酬。“几位请,请……”马脸眼中发出了异样的光芒,挺直的腰杆瞬间弯了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人?我冲晖儿会心地一笑。……“老凡那边咋还没消息?”林岳拉了拉领口那紧绷的领带,“这天真热……”莫炎瞥了他一眼,抬手打开了车内的空调,开门下车,靠在车边沉思起来。“怪人……”林岳嘀咕了一句,伸手调节了一下空调出风口,惬意地吹了起来。“呜”,林岳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房子不错,环境也不错。”我点点头,转身对着耿婆恭敬道,“您老有什么意见吗?”“等罗大师他们到了再说。”耿婆眯着眼,拍了拍身边的晖儿和S,“你俩陪我到小区里走走。”“大师?”马脸费解地看着耿婆离去的背影,转脸怔怔地看着我。“我母亲很相信风水,所以这次特意请来一位大师。”我宽慰道,“只要看下来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就立即签合同。”“风水……哦,对,对,是要看看。”马脸恍然道,“我们这里的风水肯定好,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总裁风水造诣很深,这里的布局可都是他亲点的。”“呵呵,是吗?”我笑着点起一支烟,“那就好。”……“灵龟纳气,格局不错。”林岳收起罗盘,四下看了看,“不过,你们这里好像有煞气啊。”“煞气?罗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说。”马脸惊愕道,“我们这里可是……”“再好的格局也会有煞气存在,多少而已。”林岳打断了他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主顾出钱,你们得利,做人要知足。”“呃~~大师请指点。”马脸被林岳的架势给唬住了,连忙应承道。“格局的煞位图画好了没有?”林岳拿腔拿调地冲着莫炎道。莫炎冷着脸递过笔记本电脑,上面是一幅小区布局图,七个红色标记清晰可见。“那就麻烦你带我去看看这几个煞位。”林岳悠然道。……小区中,绿茵小路上,两名中年女子正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慢步而行。“他们能找到吗?”S担心道,“都这么久了。”“放心吧,你画的那图很精确。”晖儿安慰道,“有莫大哥在,找煞源应该不难。”耿婆突地止住了脚步,两眼眯缝着看向一处楼房,停了一会,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原来是这样。”阳光下飘过一层淡淡的水雾,雾气间隐约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玄,玄啊~~”林岳皱着眉头道,一旁的马脸诚惶诚恐地看着他的脸色,生怕这到手的肥羊会有什么意外。在马脸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查探了四处地下停车处和两处假山,莫炎一直留意着周围的环境,鼻子略略抽动着,脸上的寒意愈发浓重了起来。这几处的煞气的确很重,但却很统一,从听风能力的反应来看,似乎是一些瘦小的人形,隐藏在水泥柱内,感觉缥缈不定没有太多的实质感,只是那种别样的怨气让我不由有些微微发寒。“你们这儿死过人。”林岳严肃的样子倒真有些气势,“而且不止一个。”我发现他的手指间落下了两片细小的草叶,在昏暗的地下车库中微微发出一丝萤光,但很快便被他用脚踏住。洞冥草,传说中那种可见鬼物的植物,其实它类似于化学中的PH试纸。当然,它测试的不是酸碱度,而是怨戾阴气。“这……不会,不会……”马脸心里没底起来,一边否定着林岳的说法,一边开始转悠起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承认也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林岳哼了一声,转身作势要走。“罗大师,这……施工的时候好像是有人摔下来过,至于死没死我也不清楚。”看马脸紧张道,他的后颈不知什么时候粘上了一片心形的草叶。镇心草,其叶如心,其味如兰,敷于风池可令人心惊,所问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金钱诱惑当前,气势高调的“大师”坐镇,加上原本心虚的感觉,这个马脸已经落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心理战术中。何况,他后颈的镇心草叶会让人产生慌乱感,那是林岳动的手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解。”林岳话锋一转,装模做样地拿出一叠黄纸递给莫炎。黄纸被贴在了水泥柱上,莫炎双掌错动,拉出一道淡色灵火,顺着柱子一捋而下,柱子中传出微微的爆裂声。我清晰地听到一阵怨尤的哭泣声渐渐弱了下来,那水泥柱中的身影在灵火的掠动中倏然消失,身周原本有些阴寒的温度也升高了不少。单掌一拍,黄纸呼地燃烧了起来,莫炎转身冲林岳点点头,离开了水泥柱边。“高人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我佯装惊叹,手下鼓起掌来,“大师,这样就解决了吗?”“这不过是其中一处罢了。”林岳摆摆手,正色道,“刚才我们看过的地方都要如法炮制一遍,方能化解这里的煞气。”一旁的马脸虽然无法看到和听到我所见的情景,但莫炎那凭空燃火的手法和周围迅速改变的温度足以让他心惊不已,连连点头之下当即带着我们奔往其余煞位。……夕阳斜照,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飞驰在宽阔的道路上。“哈哈,那小子吓的都快傻了。”林岳拉去脖子上的领带,大声笑道。“装神弄鬼你第一,也没看你去当演员。”S笑骂道。“这里是解决了,不过后面还有六个小区。”晖儿担心道,“如果每个都这么处理,只怕时间上会来不及。”“只要我们接着再去几个小区,自然就会有人帮我们处理的。”我笑了笑,随手点上一支烟,“接下来真正要头痛的,倒是那三个阳宅阴局的井字楼。”在处理完煞源之后,林岳信口胡诌地和马脸忽悠了一会儿,带着莫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区。有了“大师”的明示,我们自然也不再逗留,假意惋惜了几句便告辞而去,留下那个垂头丧气的马脸在那里怔怔发呆。高调出场,一掷千金,带着御用风水师四处购房,这样的举动势必会传入那个李守信的耳中,所谓做贼心虚,惊动之下对方一定会想法处理掉那些隐藏的煞源,以免事发东窗。如此一来,我们便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这就是我和耿婆事先商定的“敲山震虎”。在此之前,我对这计划尚有疑虑,但现在却已是自信满满,对于身家颇丰的李守信而言,他最害怕便是无法享受现有的万贯家财。因为他所布下的煞源一旦被人揭发,其后果足以让他锒铛入狱。“打生桩,愚昧无知的家伙。”莫炎冷冷地冒了一句,扳转方向盘,车子拐上另一条大道。古往今来,一些宏大的建筑物都被作为社会文明和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虽然古代的建筑技术不及现代先进,但仍有不少伟大建筑物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化奇迹。这当中除了依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不惜工本的人力物力支持外,相传还有匪夷所思的恐怖方法来协助施工,名为“打生桩”。在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中,先后出现不少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紫禁城等,而“打生桩”则是建造业中隐蔽流传的一项恶俗,其方法基本要点便是在建筑工程动工前,牺牲活人来镇邪。关于“打生桩”最典范的传说,是秦代建造万里长城时,据说所有被强制征召的工人在完工之后都被活活埋在了长城墙脚之下,目的是令其灵魂和长城合为一体,保护长城永不倒下。而这个习俗也传至日本,并称之为“人柱”,方法大抵相同,就是在建筑时将人活埋入支撑全座建筑物的主力梁柱内。相传这种做法的起源于建桥时的祭祀手段,先要找来一对童男童女,把男童活埋在桥头的桥墩内,而女童则活葬在桥尾的桥墩中,当桥建成后,他们就会成为了该桥的守护神,保佑该桥永不倒塌。一些愚昧迷信的建造业者认为,建筑工程施工称之为动土,亦意味着翻动地下的泥土,不免会骚扰并触怒久居于那里的邪灵,于是便会阻挠工程进行,轻则令建造期间频生意外,重则令建筑物倒塌,所以“打生桩”这个残忍的习俗便悄然隐蔽地在某些建筑中出现了。在迷信这种做法的人群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打下第一桩之前先要择定吉日吉时,找一小童以钢筋自顶门活活钉死,浇注上水泥,埋在工地上的一个吉位内,并由法师举行动土拜祭仪式,他们相信这样能确保日后工地平安及工程进度顺利。传闻香港一些战前的建筑物,也是以这方法建成,早前在何文田的一个建筑地盘中掘出的儿童骸骨,据说就是昔日的“生桩”。有时候愚昧和迷信往往会蒙蔽人们的心智,一面活活害死那些无辜的孩子,一面却又指望他们死后能保佑建筑的安宁稳定,这种奇思怪想的理论只怕是没有多少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而李守信就正是采用了这种残忍的方法,但他却比那些愚昧者略懂一些风水常识,将所谓的“生桩”作为了布局中的“煞源”。“先别生气,等这事完了,咱们找那个李守信好好乐乐去。”林岳破天荒地安慰起莫炎来。车子停在了旅店门口,莫炎看了林岳一眼,右手伸向他的面前:“一言为定。”……警局内,会客室。“这……这太令人发指了!”一名佩戴着高级警衔的男子拍案而起,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一些七寸照片,照片里是几根碎裂的水泥柱特写,残乱的碎块中露出半截干瘪的孩童尸身。“马上通知所有警员,紧急集合!”那男子高声命令道,身边的警员敬了个礼,一阵风地消失在门外的走廊上。“这只是其中一处的证据样本。”坐在桌子对面的年轻警官说道,“要取证他承建的所有建筑,只怕需要不少时间。”“韩笑同志,谢谢你的提醒和配合。”那男子上前握住年轻警官的手道,“取证上不必担心,我们警局的效率是一流的!”“张局,您客气了。”年轻警官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二十五、棺井葬屋计划进行后的第三天,李守信方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如法炮制地转战了两个小区,每到一处都给那里的销售管理人员留下了高调的印象。按理这样的信息会很快地传达到李守信的耳朵里,以常理推算,他应该开始着手处理小区的煞源了。但奇怪的是,不论我们从何种途径都窥觑不到对方的行动,就连李守信本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莫非是我们高估了他,这家伙见事情败露便卷着家财逃之夭夭了?“再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林岳瞥着车窗外的楼宇道,“就冲那些打了蔫儿的植物,不出三天,煞气一准儿发作。”“已经出事了。”莫炎冷漠地盯着远处道,“难怪找不到李守信。”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几辆警车呼啸着冲进了小区…………“也许是谣传。”我滚动着网页道,“现在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轻易不可信。”“论坛发帖的人自称是李守信公司的职员,专程上来爆料。”晖儿沉思道,“点击回复率极高,一小时内被设为头条,似乎不像是谣言。”“城市新闻网也开始相关转载了。”S在电脑上飞快地操作着,“十分钟后电视台有专访。”查找李守信相关信息的时候,晖儿无意间在城市的房地产论坛上看到了一则爆料帖,说是李守信涉嫌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欧美成人一区在线观看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这段时期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且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非子。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赢的合法继承人。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赢只是一个卿大夫。那么,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周幽王烽火娱褒姒秦襄公勤王封诸侯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那么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这两个问卜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封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在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在其间,有三位周王应当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位就是周厉王。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和“国人”对立的是“野人”。因此,“国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面对“国人”的愤懑,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之无赦(以告,则杀之)。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能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会决堤的,恐怕那时悔改也来不及了。但是,周厉王还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压的效果中,对召穆公的谏言充耳不闻(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逃,流窜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穆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又过了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太子静被拥立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周厉王出逃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第二位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宣王。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穆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人危机。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强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卞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正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王弗听)。曾经有所作为的宣王没能担当起重振周室的大任,反而因不听劝谏而使兵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第三位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幽王。周幽王是怎样摧毁了西周的呢?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被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侯、犬戎,对西周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看到镐京的烽火,却鲜有诸侯率兵勤生(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结果,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对之进行征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无人勤王呢?这件事其实是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又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一。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周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周幽王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姐做王后,并且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位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褒姒好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会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当各地勤主的诸侯赶至京城时,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幽王说之),很有成就感。然而,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因为镐京并无凶险,也没有外敌来犯,幽王举烽火不过是为了博得美人莞尔一笑。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幽王的昏庸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数举烽火”便一发而不可收。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周幽王此时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赶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就是这一“点”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完了。申后的太子被废,这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增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增、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充足的兵力保卫镐京,只好远离犬戎。公元前770年,他将周王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令河南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东周时代,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就成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向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导致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当时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这位率兵勤王之人是谁呢?他就是秦始皇之前第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因为他明白,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而且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第一次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西戎之地)赏给了秦襄公。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与誓,封爵之)。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经营西戎。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开始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被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侯多年的齐、楚、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能与原来的诸侯国势力均衡了。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并无资格与关东诸侯平起平坐,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再说经营西戎。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一个族群,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虽然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但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秦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也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别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酉戎作战的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对于逐步崛起的秦国来说,秦襄公无疑是第一座巍巍丰碑。我们用较多篇幅来讲述西周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抓住了秦国兴盛的机遇。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秦襄公直至战死疆场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亡由余戎王纳女乐霸西戎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跟西戎打,一直到最后战死、都没能把西戎之地夺过来。秦襄公战死之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近一百七十年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才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能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就得到了呢?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这个人叫由余。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价值连城的大量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夸富、炫耀。但是,由余参观完之后却淡淡地说了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的,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夸富非常可笑。由余的回答使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可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扰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听了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欧美成人一区在线观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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