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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电影在线免费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2人确实都比这位第五子惇亲王更受重用。注184黄带子,清朝的宗室均在身上系黄带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后者俗称红带子。注185冯玉祥逼宫,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注186和硕亲王是清朝宗室的第一等爵,并非专属代善一支,和硕礼亲王才是代善被封(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爵位,是清代铁帽子王之首。所以何先生祖父改姓和(何)是相当随意的。注187清代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是佐领,佐领下设骁骑校(原称分得拨什库),每佐领一人,正六品。注188“八佾舞于庭”出自《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8人,八佾八列64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9吴晓邦(1906—1995),中国舞蹈家。1906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太仓,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是当今中国舞坛公认的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代表作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罂粟花》《虎爷》等。1949年以后曾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搜集整理中国传统舞蹈的多种资料,先后对江西傩舞、山东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等开展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第一次对古曲和舞蹈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带领他的学生们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一批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却在30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仿唐乐舞》等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延伸。注190据光绪《大清会典》卷25,以“祀分三等、斋戒、陈玉帛、荐牲、用乐、佾舞、祝版、祭器、祭品”9项来分述,佾舞方面并没有提到群祀,而在用乐上明确指明群庙不设悬,乐由乐部和声署预备,曰“庆神欢”。可知这并不是专门奏哀乐用的。注191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注192安双成,锡伯族学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满汉大词典》和《汉满大辞典》主编。注193北京话,指双胞胎。注194张莉珊,又名张寿蓉,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子绍曾的女儿,嫁给庆王奕劻的孙子。按奕劻的长子名载振,载振有2子,长子名溥钟,溥钟之子就是毓定,即张莉珊的丈夫。详见本书下面“宅门儿”中张寿蓉(即张莉珊)的口述。注195即今鼓楼西大街149号。原为清醇亲王宅内,依例改建的醇亲王祠,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914年改祀关羽、岳飞,遂称关岳庙。1939年重修庙宇,改称武庙。新中国成立后,因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曾在关岳庙原址上,现作为西藏驻京办事处。注196旧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333页)。注197“一贯道”与先天道、天理教等,都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其名始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自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2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1951年2月21日,中共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8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3年以上徒刑。”至此,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台湾却有所发展。注198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比汉语数目字简单易学,比汉语大写数字更为简便易行,故能长时间在民间流行。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在我国南方农村有些地方,在年长的会计人员中,也仍有人在使用这种数码。苏州码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注199这里也感谢为我推荐并多次联系秉钧先生的安双成老师和他的夫人。同时感谢帮助我完成这篇访谈的张莉女士。注200张莉珊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那桐不姓爱新觉罗,并非皇族,张莉珊所谓皇族,当指她嫁过去的庆亲王家。参见下篇张莉珊与其弟张寿崇的口述。注201爱新觉罗家族初入关时并没有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定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祺”。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注202善耆确有一弟叫善旌(第4子),为副都统、镇国将军,在《爱新觉罗族谱》甲册1699页上。注203燕守平,男,1941年生于江苏,徐州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20世纪70年代以《杜鹃山》一剧的伴奏成功享誉全国。燕守平的妻子马小曼是京剧旦角演员,马连良之女。注204怀塔布(?—1900),清末大臣。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历任大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注205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0页。注206中堂是宰相的别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仅为大臣的荣典,习惯上仍称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拜相,都称为中堂。注207那家花园今已经不存,对此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一个星期后,我们虽没有搬出,购房单位已经开始兴工建设。回家后,全家就投入到搬家的准备之中。院内的租户和亲属纷纷搬走,大批的名贵花木及百余只花盆廉价卖给了颐和园。原在家中管理花木的刘师傅也被安排到颐和园管理花木。交房的期限为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收拾东西,一方面要处理家具。很多木器家具或就地拍卖,或存放到闲置的房里(2008年年底,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提到慈禧赐给那桐的紫檀木镶嵌象牙万字不到头的大条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搬家忙乱中流向民间的)。同时,等西堂子胡同三号院的租户迁出后,再抓紧时间安排那里的房屋修缮。紧张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950年5月22日,我们举家迁入西堂子胡同三号,从此结束了在‘那园’的生活。这一天祖母哭了……”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未公开出版),2011年版,21—23页。注208引自《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09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王谢堂前”,此次因重在叙述宅门生活,故未将蒋家姐妹的口述收入本书,而是放在另一部即旗人妇女的口述《胡同里的姑奶奶》中。注210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的社会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注211主要参照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和何丽:《寿崇张老政协工作四十年》,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98年版。注21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章嘉的记载仅有如下几句:“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生员……以上俱系世居叶赫地方,系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卷22,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叶24下)注213裕禄,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仓,裕禄自杀。注214这里说的三家,指那桐一家、裕禄一家和庆王奕劻一家。清代将皇族女儿均称为格格,四格格是庆王奕劻之女,深得慈禧太后宠爱,慈禧命她长年在宫中陪伴自己。据说奕劻以支庶而能晋封亲王,发迹就从四格格受宠开始。四格格的丈夫是裕禄的第九子,当时皆呼她为熙九太太,张寿蓉姐弟呼她为九姥姥,确实是差两辈。注215据《那桐日记》记,那桐的第一个夫人赵氏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同年十月,那桐“定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库郎中祥霭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为继室。”(66页)注216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那桐长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即崇厚)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可知这些家族相互间作媒通婚的关系。注217据《那桐日记》,那桐的第三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许字成竹铭之子钟山。”(435页)成竹铭即成允,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布政使,他是清朝远支宗室即觉罗,所以这里说那桐之女嫁给了皇族也是对的。注218这里指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室改组的皇族内阁中,奕劻任总理大臣,那桐任协理大臣之事。注219铁良,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光绪朝曾去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注220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同治举人。历任驻美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俄、奥、荷三国公使等职。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东北,翌年1月杨儒出任全权大使赴俄谈判,谈判中俄人提出侵占东北条款,他不受逼迫,拒不签字。1902年死于俄国任所。注221张家姐弟之父绍曾,是那桐的独子,乳名宝儿。曾在中国银行任职,为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据《那桐日记》光绪十八年(1893年)八月廿六日:“今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大小人均平安,母亲命乳名宝格;”廿八日:“宝儿三朝,贺客甚多。”(92、93页)注222张寿崇有文章记述:“民国初年,我祖父那桐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路176号)购地数亩建一德式楼房,全家移入,息影津门,但每年春夏仍多回北京居住。”(见张寿崇:《那家花园往事琐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25—226页)注223引自《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24这里指的是巴金(1904—2005)的小说,即《家》《春》《秋》。注225奕劻于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时年80岁。奕劻生6子,第三、四、六子早殁,载振为长子,系大侧福晋合佳氏所生。凭借奕劻权势,他14岁就被赏给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时任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到法、比、美、日等国进行访问,有《英轺日记》4册12卷传世(一说为别人代笔)。归国后历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民国六年大总统黎元洪代替已经逊位的清室下令命载振承袭庆亲王之爵,世袭罔替。注226载振有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那桐的第五女、第六女即分别嫁给了溥钟与溥锐,那桐的孙女即张寿蓉又嫁给了溥钟之子毓定。这就是所谓的“姑做婆”。注227溥仪逊位后庆王携眷避居天津,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该住宅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璧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120多间。1949年1月被军管会接管,后来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参见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1—216页。注228老北京婚俗,新娘起轿后要派新娘的兄弟二人随行于花轿两旁,称为扶轿杆儿。注229张寿蓉的二姐嫁的就是增崇之孙奎垣,详见下篇奎垣的口述。注230卓王,即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卓哩克图亲王,什锦花园是卓王色旺端多布的在京府邸。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是色旺端多布之子。注231世续,字伯轩,生于咸丰三年(1835年),内务府满洲正黄旗人,索勒豁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命留京办事。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首赞清帝逊位,并参与磋商优待条件。注232岳潜斋的女儿名岳维珍,详见后文刘汝舟口述。注233据张寿崇先生解释,这个“贫”并非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不大气”“抠抠唆唆”,当时也称为“民气”。注234《那桐日记》中多次提到茂如、子言,如记子言,第6页:“午后箴嫂、明大姑奶奶、子言兄嫂来”、第7页:“子言兄来,未得晤”等。记茂如,如87页:“约古香、茂如、锡侯同饭”、270页:“茂如处出分四十金”“茂如处送圣”等。注235即上篇张寿蓉口述提到的姓邓的夫人。注23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张。注237这里所说的大侄女,指的是那桐的堂弟那晋之子绍荫的孙女。其父名张润帘。按,张寿椿在这篇口述中谈

                      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亚洲电影在线免费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点评】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第五章康熙大帝开创盛世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续领兵造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而死。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

                        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苏州码示意图
                        (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何秉钧书法作品一何先生那年病愈出院之后,便每日以书画尤其是满、汉两种文字的书法自娱,8年来不仅乐在其中而且颇有成就,还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我为他身体的康复、精神的充沛而高兴,并将他近年用满、汉文撰写的两篇书法作品附在书中,以示我的祝福。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何秉钧书法作品二

                        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

                        卡伦的身体突然向前倾,摆出我熟悉的、一副独断独行的姿势。“我应该再给卡伦一些记忆吗?”卡尔问我,“她头痛,我会带走她的疼痛。我可以传送一点记忆给她,但我不会一次全部给她。我会让她像闪电一样简短、迅速地回想起来,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很好,继续下去吧!”我鼓励他。卡尔回去之后,卡伦不再看我;她的视线往下移,最后停在肩膀上。“我想画画,”詹森说,“我喜欢装饰粉刷。”好吧,我得想办法缩小詹森的画布。“听说莎拉的房间漆得很漂亮?不过下次你可不可以不漆房间,改成画几张画给我?”带卡伦离开催眠之前,我暗示她醒来之后她的头痛将和缓许多。卡伦醒来后,确实觉得好多了。带走卡伦头痛的人究竟是卡尔,还是我?※※※※“我不能让大家走进法院!我们会被关进监牢里!”卡尔说。“监牢?”“他们会问问题,逼她把时间遗失掉。”卡尔的声音透露着绝望,“我们不能冒险!”原来是卡伦接到陪审团的传唤了。“你觉得你们犯了罪?”“我不相信警察。他们都认为我们有罪。我怕我们总有一天会被关进牢里。”“因为你不乖吗?”我想我找出卡尔何以如此偏执的理由了:他觉得自己很邪恶,理应受到惩罚。“对。”他垂下头说,“会被他们看出来。”“卡尔,你总是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我不懂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你很坏、很不乖?”卡尔筑起牢牢的心墙,保护他温柔、脆弱的感情;我试图在墙上挖洞。“一直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坏。”“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坏人一直这样告诉你们,想让你们变得跟他们一样坏;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并不坏。”卡尔仔细思索我的话。为多重人格进行精神治疗,有许多地方值得玩味。举例来说,独立人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平面”的二度空间,他们不像完整人格拥有多层次且复杂的心理结构;他们似乎颇为依赖,也愿意合作,这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这些内在人格——特别是几个小男孩——总是很快接受我的意见,然后与自己的看法结合;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感到相当惊讶。“我会给卡伦写张医生证明,让她不必理会陪审团的传唤,”我说。“你会吗?”我竟如此轻易就能保护他,解决他最深的恐惧,似乎令他印象深刻。卡尔说,他已经向卡伦泄露一些记忆了,但他还是会担心,因为他是负责承担痛苦的人。卡尔问我,他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大家?我说不会。我认为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们的同盟关系开始有了不错的基础。下一个现身的是西娅。最近她经常与卡伦共享时间,但卡伦并不知情。“你为卡伦扮演什么角色?”我问。这多少算是协助他们放松的例行公事吧。“你为何诞生?”“卡伦6个月大的时候,常常生病,”西娅说。她是个大方、实事求是、可爱、颇为女孩子气的小女生,非常讨人喜欢。“她的额头上有肿瘤。虽然卡伦博——就是宝宝——已经出现了,但她没办法应付吃药打针,还有那些医生,所以我诞生了。卡伦5岁时,她又动了手术,做放射线治疗。每次住院的都是我。”西娅微笑,侧过头,用眼角余光瞟我。“说真的,跟医生护士在一起还比较好,”她顿了顿,“虽然也有不好的事啦,像打针什么的。只不过,有时候在家里遇到坏事,我就希望大家能赶快生病。”“希望自己生病?”“对。我可以让大家发烧、出疹子。”“你怎么办到的?”我曾听过这种事,但我不曾亲眼目睹。“我只要想着‘我应该发烧’就行了。假如我真的气炸了,光是站一下,我的体温就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有一次还高到华氏104度!太高了,他们得用冰水浇我们。”“你随时都能这样做?”“只有在我很生气的时候。”西娅露出小女孩儿的微笑,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开心。“有一次,我让大家昏迷了一个月。其实我们只是暂停生活一阵子。父亲会走进病房,坐在床边,拿起遥控器一台一台转。我们假装听不见。后来他们打算替我们动手术,所以我决定我们该恢复听觉了。”西娅的神情仿佛在描述一件下课时的偶发事件。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但是在西娅幼小的心中,实情正是如此。“你送我们去住院的时候,我也出来了,”西娅说,音调拉高,感觉有些僵硬。“我很气你。我们被灌了一堆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克莱尔和我明白,你这么做是想多了解我们,但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们……后来她背叛大家,写信给你了。”“但她也成功了呀!”“是没错。可是我很害怕。大家都是想伤害我们才理我们、注意我们的……”“可以聊聊卡伦博吗?”“她是母亲会喜欢的完美宝宝,而且她听得懂一点匈牙利语。可惜卡伦一直很痛苦,她只能不断分裂;卡伦博首先分裂出来,然后是霍尔顿和凯瑟琳——我们需要他俩扮演内在父母的角色……在外头,我们不曾拥有过真正的爸爸和妈妈。”“霍尔顿和凯瑟琳怎么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我们身边有几个不错的人,还有,我们也会读故事书。他们俩一年一年不断地改变。我们会看见别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小孩的,然后凯瑟琳和霍尔顿就会学起来。”“他们这么快就能上手,化为本能?”“噢,可以啊,我们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电视、迪克·范戴克[1]、《老爷大过天》[2]、《鹧鸪家族》[3]等等。我们希望霍尔顿能善解人意。”西娅描述的这种能力和组织架构令我大为赞叹。据她所言,这些内在人格全都有瞬间进行角色模仿、身份认同的能力;难怪他们能迅速采纳我的建议和解释。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把我当作这个系统的一分子了。要想走到这一步,其他病人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卡伦的分身不到几天就完成了。卡伦之所以能在分裂后再度融合,或许也跟这种能力有关。为了进行融合,卡伦似乎得将这种身份认同的弹性施展至极限,以便重新组成自我形象;而她确实也相当程度地掌握了这种弹性。数周后,我问西娅,她和卡伦博是否准备好融入卡伦?她说准备好了。我开始引导催眠的准备工作。卡伦与西娅进入安全小窝,我根据西娅告诉我的故事,与她俩讨论两人的角色。西娅抱着宝宝,坐在卡伦腿上。“西娅扎马尾,脸上有雀斑,”卡伦缓缓说道,“宝宝窝在西娅身上,好小一个;她大概18个月大。对一个一岁多的婴儿来说,她的体型稍嫌单薄。宝宝搂着西娅的脖子,搂得很紧。西娅很开心,她再也不会孤单了。我们3个应该同时融合,还是一次一个?”“都可以。你应该顺着自己的感觉来决定。”我怎么能知道她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好奇怪,有股拉力……”卡伦停下来,身体微微扭动,表情显示她们正在努力;她全神贯注。“西娅想让她和宝宝各自靠在我的肩上,然后融入我……行得通吗?”“当然。”我信心百倍,诚心盼望这是最好的办法。卡伦沉默了约30秒,表情极为专注。“我想她们进来了。”“让过程慢慢完成吧。”我不想催促她。我们不曾有过一次融合两人的经验。“我收到卡伦博的记忆了。Nagymama[4]会用匈牙利文写诗,她想听她写的诗。好多日光灯……医院病房。大胡子男人……”几分钟后,我带她回到办公室。屋里的光线太明亮,害她头痛。“我的脑袋里正在放电影,”离开办公室时,她对我说。我们约好隔天电话联络,讨论这件事。1997年1月26日与西娅、卡伦博融合1997年1月22日,礼拜三,西娅和卡伦博与我融合。这次融合很累人,因为我很难分辨哪些是西娅的记忆,哪些是卡伦博的。卡伦博好小一个,像洋娃娃,头发是金色的。我记得西娅把卡伦博放在腿上,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合并了。在她们融入的那一刻,我对光线和声音变得极度敏感,我听见匈牙利歌谣和摇篮曲的旋律。接下来,我感觉到、也听见医院的声响。我头昏眼花、头重脚轻离开了你的办公室。但不知怎么着,我就是知道我会平安回到家。我试着用“我”这个字代表自己,也就是“卡伦”,但是好难。因为我好想写,也想说“我们”。融合后的第一天,我回想起所有在医院的记忆。西娅花了很多时间跟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病人做朋友。她勤读医学书籍,一看就是个把钟头,所以她才有办法用“想”的方法即刻引发她想要的症状。西娅甚至认为她可以任意左右她的免疫系统,她深信大家都应该学会这个技巧,好帮助自己治疗自己的病症。接下来几天,我又得到更多住院记忆,还有卡伦博的以字、词构成的回忆。卡伦博有个习惯,她喜欢咬手指头边边的死皮;我发现自己在融合后也频频重复这个动作,持续约一个礼拜才消失。这次融合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才完全结束。我觉得,我每天都能多认识自己一点。我不太相信西娅“任意左右免疫系统”的说法,但这个想法确实值得研究。不过,由于卡伦的精神治疗不包括这个部分,所以我决定不管它。卡尔决定暂停向卡伦传送记忆,直到西娅和卡伦博彻底融合为止。我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说他还是很生气。我告诉他,这股愤怒也许不会消失,但等他融入其他人后,极可能被稀释、淡化。他在卡伦身上看见迈尔斯的脾气、安的沉着冷静。如果他与卡伦融合,卡伦获得他其余的记忆,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果了。所有的痛苦、悲伤都背负在他身上。他累了,他已经不知道“心情好”是什么感觉了。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他说,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勇敢一点,了结自己的性命,这样其他人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了;然而他也渐渐明白,如果他杀了自己,其他人也会随他共赴黄泉——因为他们共享一副躯体。他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1]迪克·范戴克(DickVanDyke,1925—):美国著名喜剧明星。——译者[2]《老爷大过天》(FatherKnowsBest):美国一部电视和广播均播出过的连续剧,描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生活。——译者[3]《鹧鸪家族》(ThePartridgeFamily):英国电视情景喜剧,讲述的是一位寡妇和她的五个小孩致力于音乐生涯的故事。——译者[4]意大利语,意为“祖母”。——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1章卡尔卡伦带着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和几张纸走进来。我毫不掩饰对纸袋的好奇心。“这些是已经跟我融合的人留给你的。”卡伦递给我一张便笺,标题写着“给贝尔医生的物品清单”。清单上一项一项列着纸袋里装了哪些东西,但我直接将注意力转向纸袋。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座椅旁的土耳其绒垫上,逐一研究这些玩意儿。一把很沉的钳子,磨得差不多、1.5英寸的油漆刮刀;便笺上说,这是祖父用来伤害“我们”的东西。迈尔斯请卡伦带过来给我,交代我扔掉它们。除了前述两样东西,迈尔斯还给了我一根约10英寸长的蜡烛,但中段怪异地弯折成90度直角;迈尔斯说这是进行仪式时所使用的蜡烛。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全是很普通的东西:钳子、刮刀,毫不起眼,看起来就像从老男人的工具箱里拿出来的。我拣起一只塑料十字架、一枚小巧的金属十字架坠饰,还有一幅边缘以小花装饰的十字绣——“求天主降福于你的善行,不求天主为你成就”,这是安绣的。桑迪留给我一到四年级的成绩单。卡伦成绩还不错,但“上课不专心”与“有破坏倾向”这两个选项双双被作了记号。我找到鱼钩做成、涂彩装饰的护身符,还有一条附金属搭扣的皮手环,上头刻了卡伦的名字。手环是西娅的,“卡伦”二字是迈尔斯刻的。另外还有卡伦博的尿布别针,西德尼的一块大理石,还有纽扣、12星座铜质链坠,以及各式各样参加夏令营制作的手工饰品。我望着这些东西。它们看起来很普通,就像掉在衣柜深处、等待清理的无用之物;但是对卡伦、对她体内已融合的人格而言,每一件都有严肃且重要的意义。我小心将它们一一放回纸袋,转而面对卡伦。“我明白这些物品对已融合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会把它们跟你给我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我盯着卡伦,寻找她对我依愿收下这包纪念品的反应与暗示。我察觉到一丝微微的、满足的喜悦。“我们预定下星期二要融合卡尔,”我提醒她。卡伦点点头,但她却露出担忧的神情。她把另外那几张纸也交给我,哀伤地望着我。这张纸的标题是“卡尔的记忆”。过去几周,卡伦陆续写下卡尔透露给她的记忆。她说,她以前就向我提过这些虐待事件,但卡尔的记忆填补了更多空隙。以下是她写的其中一页。我被放进殡仪馆的棺材里。我不能呼吸。最初是克莱尔出来顶替我,然后换成迈尔斯;当他们俩再也无法承受时,卡尔出现了。他一直支撑到我们被放出来,并且继续承受随之而来的嘲弄和奚落。卡尔也承担了我们孩提时代经历手术、放射线治疗的痛苦。朱莉和西娅受不了时,就换卡尔出来。我剖腹产下莎拉时,也是卡尔在受苦。尽管我被施以脊髓麻醉,但西娅和朱莉却跑出来了;医生划开我们的腹部,朱莉动了动脚——我被麻醉了,但朱莉并没有。后来肺部手术的疼痛还是由卡尔承受。进行邪教仪式期间,卡尔忍受他们用大头针戳隐私处的疼痛。我们举手想护住胸部,父亲便拿榔头敲我们的手,挨打的还是卡尔。当迈尔斯和朱莉被带插座的电线鞭打、被殴打、遭人用蜡烛滴烫敏感部位,全是卡尔代他们承受。我放下卡伦的笔记。卡伦所受的虐待绝不仅止于此,有些甚至恐怖得难以形容,但她只写下较具代表性的几件。我想象过去几周来,卡伦每天一点一滴接收这些影像、记忆,并与之共处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她何以如此悲伤,也明白卡尔一想到这些他多年来拼命保护、不让大家知道的记忆终将公之于世的惊惶。※※※※“与卡尔融合……真的好吗?”卡伦问我,态度有些无可奈何。“假如你还没准备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暂停、延后,”我说。“我们没有时间表,完全由你来决定。”卡伦惧怕卡尔,也怕他曾承受的苦难,我不怪她。但是,我把决定权转回给她,也不伸手拉她、让她独自面对自身的恐惧。她得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鸣金收兵。但她从来都不是胆小鬼。“往后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她说,神情憔悴,“自从西娅和卡伦博融入之后,我的感觉变了。我初次感受到一些存在很久的记忆,或者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每一次融合,我觉得好像我以前根本不存在、现在又重新活过一遍似的。”卡伦停下来,望着地毯。我只能等待。“每当有新的人格融入我,我总觉得自己又得接受一段新的、过去的、属于别人的人生。”她痛苦地看着我,“那么我到底是谁?”她望向窗外,“真的好难……这样学着做‘自己’。”她淡淡笑着,戏谑地说,但没有人比她更认真。不只被融合的人格必须放弃自我,卡伦——这个持续来找我接受治疗的人,也一再经历宛如自我摧残的人格融合过程。对她来说,融合并非加成,而是不断削弱自我。融合后的整体不等于各独立人格彼此相加,二者差别太大了。我不催她,让她静静坐着。“我想我能明白你的难处,还有你这一路经历的痛苦。”我停顿一会儿,“那么,你觉得准备好与卡尔融合了吗?”我问。她皱了皱眉,点头,不发一语。我请她放松,按往常程序揭开催眠序幕。她依言放松,闭上双眼。卡尔现身。卡伦看着我,两眼大睁,呼吸急促。“卡伦很担心,”卡尔说,“她只想到痛苦,她不愿意相信我所有的记忆。”卡尔用眼神恳求我,要我想办法让卡伦能够顺利度过接下来的挑战。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她。“如果你能同时将与记忆有关的感觉给她,也许她会比较愿意接受,”我建议卡尔。“我要怎么给她痛苦?”卡尔绝望地看着我。他进退两难——不让卡伦感觉痛苦、让她忘记痛苦是卡尔一直以来存在的意义,但现在他竟然必须一次全部给她。“我怎么给她感觉?”我不说话,希望卡尔能解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亚洲电影在线免费音继续道,沉稳的语气间包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莫炎和林岳的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似乎都很信任这个声音,当下三人凝神聚力意想着“玉龙”二字和皑皑白雪。“师父……”韩笑觉察到了变化,但却无法撤身,“龙脉走向有变,我控制不住!”莫曹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地望着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并非是我大意,实在是您老厉害。”莫曹恭敬地对那人道,“一路跟来,我竟然没有查觉您老的真实身份。”“呵呵,别乱客套,你肚子里早在骂我老乌龟了。”那人笑道,“龙脉已经转向别处了,我布了掩气诀,你暂时不用去找了。”“轰……”地上的石台突然爆裂,接着四周的九块无间轮回盘也一一毁坏,那股可怕的力量已完全消失,围在石台边的四人不由跌坐在了地上。“韩笑,你过来。”莫曹招手叫过韩笑,“见下筑壤一派的了然大师。”韩笑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一贯的笑容已换作了无比的惊讶,其实不止是他,我和莫炎、林岳也是目瞪口呆。莫曹面前的那人正是一路陪着我们的老猎户——老田!“少点俗套比较好。”老田笑了笑,“带着你那乖徒弟赶快走,我现在还不想改主意。”“那就先告辞了,您老保重。”莫曹恭敬地欠了欠身,“改天再去拜访您老。”话一说完,莫曹拍了一下兀自发愣的韩笑,两人身影一晃有如火焰般抖动着没入了地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田看着他们消失于地面,叹了口气,转身走到洞壁边,伸手轻叩了两下,石壁嘎然一震,晖儿和S从中落了出来,老田双手一托,扶住她俩,原来两人均已昏迷。“别愣在那里,过来扶着她们。”老田回头招呼道。我和林岳立即上前扶过晖儿、S,莫炎冷冷地看着老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三十年前我救你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个狐狸面具。”老田对莫炎缓缓道,“打那以后,你一直叫我老狐狸,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一个象牙盒子,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莫炎的脸色一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你父亲留下的是一块木头,考进医学院那年我假扮邮差送到你寝室的。”老田对林岳道,“你父亲叫林若飞,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还总喜欢赖棋。”林岳笑了笑,眨眼点头,对老田的话语完全认同。眼前的老田身板挺直,一口浓重的乡音换作了地道标准的普通话,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与之前的那个老猎户形象判若两人。“王亦凡,我知道你的疑问最多。不过,韩笑那天说的大多是真的,只是他稍许改编了一点。”老田对我道,“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并不是莫炎的先祖,他也不是想和秦始皇换命,那段历史各派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人的身份是个迷。”老田接着又说出了一些隐含的事情,照他的调查,莫曹应已知晓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并由此得知了龙脉的秘密。而且,就当年莫曹的能力来说,即便他学会了一些高超的技艺,再加上陈子浩协助也不足以将整个饲虚一派灭除。莫炎的父亲在去茶马古道之前秘密与老田会过一次面,他隐约感到此行有所凶险,因此便将饲虚一派的典籍交与老田,万一自己出了事,便由老田将东西转交他的两个儿子。老田观星推算出莫念非和一派弟子将陷入大凶,便立即前往,但却晚了一步,只救下了莫炎。在安顿好莫炎之后,老田追查凶手时,却意外的发现莫曹的身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作祟,只可惜,他用尽办法也无法找出真相。事隔几年后,林岳的父亲因罪入狱,老田发现事件的背后同样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但也无法查清,唯一的线索便是林若飞死亡时,手中紧攥着一枝风信子。老田感到事态的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各派的安危,于是便隐居了起来,隐去本名田然,一直以了然这个化名与外界沟通。至于我的父母,老田却始终没有联系到,事实上听风一派在四派中是最为低调的,和其他三派几乎没有联系。直到之前的城市事件中,林岳和莫炎相继将我的情况告知老田,他才通过网络找到了我,并在暗中调查和帮助。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那个幕后力量再次出现,当年的莫曹也成长到令人可怕的地步,老田发现自己与莫炎的联系被切入后,便装扮成布依族猎户,与我们同行查探,暗中保护。几番经历险境之后,老田始终隐忍不发,就是想找到那个幕后力量。但很可惜,直到被迫出手逼走莫曹的那一刻,他始终无法查探到任何的消息。“莫曹和那个幕后力量到底为什么要找龙脉呢?”醒来的晖儿在听完叙述后不由问道,“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想把自己埋进去那么简单吧?”“说的对,没有那么简单,在风水上并不只是墓葬才能利用龙脉。”老田幽然道。“那会是什么呢?”S抱紧怀里的狴犴道,“龙脉难道不是用来埋葬先人的吗?”“用来改造人们的风水运势。”老田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只怕他们是想用那个上古的龙脉藏穴法。”二十八、龙脉藏穴自古以来,民间对风水和命理的关系十分看重,尤其是牵涉到观命改运的环节,很多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这段广为流传的歌谣就代表着民间多数人对风水命理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但大多人都错了,人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在一定时期后会定型一样,很多现代科学都能表明,其实一个人的命格是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外界因素。中国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命由心定,运自气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田所说的龙脉藏穴是一个上古风水格局,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墓葬风水格局,事实上很多江湖风水先生也会凭着一知半解拿这个名头去糊弄人,冒充作天下极盛的墓葬风水格局。其实不然,正如老田讲的,龙脉地气并非只能用在墓葬风水上,博大精深的风水堪舆文化中就有着多不胜数的利用方案。龙脉藏穴就是一个改运的大局,但究竟效用有多大,老田也不知道。龙脉藏穴中所说的穴,绝不是墓穴,穴在风水地理上是对地脉重要环节的一种统称,后世人们关注自身较多,因此便忽略了本意,常将它认作是墓葬用的坑穴。“凡是山,必会有穴窍,就像人有口鼻,是气脉出入的地方。”老田如是说道。那这个龙脉藏穴格局为什么会令得老田如此担心呢?《易经·需卦》六四中曾这样写道:“需于血,出自穴。”其实按古代风水堪舆学说的分析,山都具有灵气,它们的灵气是顺着山脉而来的,就像是人体会有血液,血液总是遵循血脉而流行。龙脉也是一个道理,它是风水堪舆学者们综合了多年的经验和验证,以人体的血脉为蓝本,比喻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名词。龙脉地气蜿蜒盘曲,随着山脉流行而去,但到了山脉尽头,地气便会结成穴。这种穴,并不是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石洞、土坑之类的地貌特征,而是山脉尽头所止之处,也就是龙脉地气所出之位。这里会生成一个像似微闭的口、鼻、嘴、乳、脐等形象不一的地质特征,有些类似脉眼,但吞吐的地气能量却远胜于脉眼。这些穴吞吐而出的地气能量会影响到周边的地理、生态甚至是人文环境。虽然穴的吞吐能泽被它周遭的环境,但对于整条龙脉而言,这是一种损失。不过在风水堪舆理论中,这样的损失被视作正常,就像人体一样,有消耗才会有摄入,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而这个龙脉藏穴的原理便是将这些穴口人为地封住,使得地气毫无外泄,最大限度地保证龙脉地气的旺盛和充裕,从而获取其中最大的能量。不过这样的做法属于杀鸡取卵。宋朝时,著名的风水大家赖布衣就曾被迫使用过这种方法。那时还未拜相的秦桧野心勃勃,私下找到赖布衣,胁迫其寻觅一个风水宝地帮助他及第王侯。赖布衣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但他知道,一旦帮助这位奸臣获取龙脉,天下势必会拱手金人,因此便冒险用了龙脉藏穴的方法,将一处龙脉穴眼封死,点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秦桧带着一干风水先生现场查看,那些风水先生大多是半吊子,只会溜须拍马,奉承之下更是添油加醋。秦桧听着顺耳,再加上地域内藏风得水,一派葱郁之气,便十分满意,当下打赏了赖布衣,并将自己的先祖山坟迁至此处。赖布衣回家后立即收拾,带着一家大小偷偷溜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他知道,这个布局很快便会报应到秦桧身上,但现在的龙脉生气会帮助秦桧不少,为免杀生之祸还是早走为妙。其实秦桧这会根本就不知情,受到高宗重用,一路爬升拜相封爵位极人臣,觉得自己已是王侯之命,便大举张罗着与外邦私通卖国,想着可以当上南国王侯。可就在一天夜里,那块风水宝地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之下,大地颤动,山岳移位。雨过天晴没多久,秦桧就被处死了。赖布衣闻讯赶到那块地方,只看了一眼,便不禁大叹道:“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那里的局势应该是变了。”莫炎沉吟道,“称王落败,就差一线。”“赖布衣看到的是一个满门抄斩,千刀万剐的死门局,之后便一直郁郁而终了。”老田缓缓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风水格局的变化本就很多,秦桧也是罪有应得。”我皱眉道,“但赖布衣为什么要自责呢?按理他的做法并不过分。”“观局看大,观人看小。赖布衣不是为了秦桧,而是为了整个龙脉地域的环境变化而自责。”老田摇头道,“就是这个龙脉藏穴的布局,刻意改变了整个龙脉地域,使得后来发生了剧变,不但是秦桧,其实整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受到了牵连。”“牵连?难道附近的很多地方都被毁了吗?”S瞪大眼睛道,身旁的狴犴听懂了似的不住摇头,好像在反对她的说法。“呵呵,没那么厉害,不过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那个地方一直很贫困。”老田看着狴犴的模样不禁笑了,“那里虽然出过皇帝,但却横征暴敛,闹得十年倒有九年荒。”“您的意思是,这个龙脉藏穴将地理环境中的能量大量使用,造成失衡。”晖儿思索着说道,“接下来很长时间区域内会因此而贫瘠,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全是这样,老田您所担心的应该是赖布衣所没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吧?”我试探地说道,“不用墓葬,改用动物或植物,布置得当可以将龙脉地气完全汲干。”动植物比人类要贴近自然,在感应自然的龙脉地气方面更为显著,这种方法很像日常生活中人们信奉的风水植物和风水鱼,因为它们在特殊地域吸收的地气能量可以缓慢释放,给予人类一些改变和帮助。“说的没错,但莫曹应该用的是虚兽。”老田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云南鱼米富庶,一旦被他们得手,可是千年贫瘠啊。”“怎么那么久?”林岳拧着四条眉毛道,“难道当年赖布衣用的龙脉是条杂龙?”“就是杂龙脉,换作定世三龙的任何一条,那还了得?”老田叹道,“何况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改的是什么运……”……抚仙湖畔,在高处眺望之下,老田和我们观看着整个地域的环境。晖儿和S不时地在电脑上记录着资料数据,演算绘图中一些组合排列渐渐整理了出来。“山上龙神不下山,水中龙神不上山。”老田完全否定了我当初所说的巨犼迫伏羲的局势,龙脉真龙部分有山水龙神之分,两龙互不相犯,山为阳卧龙,水为阴盘龙,这就是真正的龙形。抚仙湖一直流传着六大迷的说法“平湖跑骏马,湖底万尸划,龙州寻不见,大鱼赶竹筏,众鲭来朝拜,怪石界鱼家。”“湖底的那些尸体、古城和消失的龙池州其实是一回事。汉代县志记载中,龙池州设立于秦末,明里是座普通城池,暗地全城都是负责风水布设的司职人员。”老田指着湖水道,“抚仙湖地域的风水环境大多都由他们改造完成,传说沉于湖底的大小孤山就是他们凿空的,可惜全部葬身湖底了。”“龙脉藏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变化?”我不解道,“湖里那些巨鱼,湖面上出现的骏马和每年出现的大批鲭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与之有关?”“先别急,从莫炎的父母出事那天起,我在云南调查了三十年,这当中的关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老田摆手道。现在的抚仙湖地域就是当年的龙池州,城内的这些人员是当初那个神秘高手从秦始皇那里借助的,引龙大局就是由他们协助完成的。但之后那神秘高手又安排了他们新的任务。龙池州有大小两座孤山,山体中空。这些人将它们改造成土性形势之后,又通过云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向山体内引入水流,造成了“土包水”的风水格局。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孤山便是龙脉的两个重要穴,而且是两个地炎穴。地炎穴是龙脉中最刚猛也是外泄最强的穴,“土包水”激发的双行对抗力量刚好封住了穴眼。与此同时,他们在山体内放入了大量的特种鲭鱼,这种鲭鱼别名“龙吐珠”,外形如刀,存活力大,在风水上被称为“冲煞鱼”,主偏运横财,聚集之下效力十分巨大。“冲煞鱼”和“土包水”的混合局势不但阻止了地炎穴外泄龙脉地气,更是将哀牢山的龙形气脉也吸附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在龙脉被引走后进行的,如果龙脉还在这里,封阻穴眼的做法只怕会引发大地剧变,导致崩落塌陷。“那人并不是想帮秦始皇,只是利用了嬴政想称霸天下的野心,为自己方便罢了。”了然叹道。在定世三龙的南龙上实施龙脉藏穴,这原本就是件火山上钻井的危险活,那个神秘高手的确高明,他预先转移了龙脉,而后进行藏穴,这样就毫无危险。而藏穴完毕后,他就会把龙脉再度引回此处。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四派瓦解了,龙脉也被封禁了起来。追斗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并毁了地炎穴上的封堵,结果土、火、水三行并交,引发了地下海眼,加上附近的湖泊泛滥之势,顷刻间将整座龙池州化作汪洋,抚仙湖便就此出现了。湖内的大群鲭鱼便来自大小孤山内,古城和尸体便是龙池州和一干司职人员。至于湖面的骏马,其实就是之前我曾见过的兵駮。这种火性虚兽十分喜欢地炎穴,穴眼封堵爆开后,地炎穴残余的能量经常会吸引兵駮来这里寻找,所以人们就会看到神奇的骏马在湖面或湖内出现。……“我约摸着莫曹和他那个主子肯定知道这事儿,悬啊~~”林岳走马灯似的在周围溜达着,嘴里大声道,“这儿不都废了吗?他们再引回来也不顶啥用啊。”他的声音大的有些出奇,直觉告诉我,林岳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但又不便说明。果然,林岳身边的矮树上停着一只鸟,那鸟很普通,像是常见的喜鹊。但它却并又不普通,林岳的嗓门已经提得很高了,那鸟却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田,丝毫没有被惊吓到的迹象。“呼”,一个影子闪过,狴犴不知何时蹿了上去,那只鸟竟来不及挣扎,一口被它吞了下去,接着满意地摆摆头,像只吃饱了的猫儿似的回到S身边卧下。“知信鸟。”莫炎收回手中的灵火道,“偷听了有一会。”看来莫炎也早就觉察到了这只“间谍”,还没出手便被狴犴抢在了前头。“我说这只大猫挺机灵的啊。”林岳走近狴犴道,“看家护院啥的比我老家的狗还强。”狴犴听懂了林岳的话,当即虎起脸,呜呜地冲他叫着,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们小瞧狴犴了,它只是被人动了手脚。狴犴所在的地方是龙脉的生穴,那块界鱼石是封堵生穴的陨石。”老田突地想起了什么,“陨石不入五行风雷,具有特殊的磁场力量,用以封杀生穴是上等选择,当然也就禁锢了狴犴。”说罢,老田走到狴犴身边,双手轻柔地在它额头位置连续揉搓,狴犴温顺地低下脑袋,显得十分享受。不一会,一些细小的颗粒落在了地上,乌黑发亮,看上去像玄武岩的碎粒。狴犴眯着的眼睛圆睁了起来,整个身躯一下暴涨,少时又缩了回去,整个身躯比先前小了许多,看上去更像一只家猫了。但它的额头上却亮起了一道盘曲的纹路,像是一条飞龙,身上的花纹更加亮丽,浑身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气。“好大的气势。”林岳惊讶之下不忘贫嘴,“个头小了点,不过浓缩的都是精华。”狴犴冲林岳翻了翻眼,一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大地的时候,地面上却被无边的黑暗所笼罩?老翁这种现象完全是反常的,正像那件惊人的血案一样。在上星期二那天,有一头雄踞在高岩上的猛鹰,被一只吃田鼠的鸱-飞来啄死了。洛斯还有一件非常怪异可是十分确实的事情,邓肯有几匹躯干俊美、举步如飞的骏马,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良种,忽然野性大发,撞破了马棚,冲了出来,倔强得不受羁勒,好像要向人类挑战似的。老翁据说它们还彼此相食。洛斯是的,我亲眼看见这种事情,简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麦克德夫来了。麦克德夫上。洛斯情况现在变得怎么样啦?麦克德夫啊,您没有看见吗?洛斯谁干的这件残酷得超乎寻常的罪行已经知道了吗?麦克德夫就是那两个给麦克白杀死了的家伙。洛斯唉!他们干了这件事可以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呢?麦克德夫他们是受人的指使。马尔康和道纳本,王上的两个儿子,已经偷偷地逃走了,这使他们也蒙上了嫌疑。洛斯那更加违反人情了!反噬自己的命根,这样的野心会有什么好结果呢?看来大概王位要让麦克白登上去了。麦克德夫他已经受到推举,现在到斯贡即位去了。洛斯邓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麦克德夫已经抬到戈姆基尔,他的祖先的陵墓上。洛斯您也要到斯贡去吗?麦克德夫不,大哥,我还是到费辅去。洛斯好,我要到那里去看看。麦克德夫好,但愿您看见那里的一切都是好好的,再会!怕只怕我们的新衣服不及旧衣服舒服哩!洛斯再见,老人家。老翁上帝祝福您,也祝福那些把恶事化成善事、把仇敌化为朋友的人们!(各下。)第三幕第一场福累斯。宫中一室班柯上。班柯你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国王、考特、葛莱密斯,一切符合女巫们的预言;你得到这种富贵的手段恐怕不大正当;可是据说你的王位不能传及子孙,我自己却要成为许多君王的始祖。要是她们的话里也有真理,就像对于你所显示的那样,那么,既然她们所说的话已经在你麦克白身上应验,难道不也会成为对我的启示,使我对未来发生希望吗?可是闭口!不要多说了。喇叭奏花腔。麦克白王冠王服;麦克白夫人后冠后服;列诺克斯、洛斯、贵族、贵妇、侍从等上。麦克白这儿是我们主要的上宾。麦克白夫人要是忘记了请他,那就要成为我们盛筵上绝大的遗憾,一切都要显得寒伧了。麦克白将军,我们今天晚上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宴会,请你千万出席。班柯谨遵陛下命令;我的忠诚永远接受陛下的使唤。麦克白今天下午你要骑马去吗?班柯是的,陛下。麦克白否则我很想请你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贡献我们一些良好的意见,你的老谋胜算,我是一向佩服的;可是我们明天再谈吧。你要骑到很远的地方吗?班柯陛下,我想尽量把从现在起到晚餐时候为止这一段的时间在马上销磨过去;要是我的马不跑得快一些,也许要到天黑以后一两小时才能回来。麦克白不要误了我们的宴会。班柯陛下,我一定不失约。麦克白我听说我那两个凶恶的王侄已经分别到了英格兰和爱尔兰,他们不承认他们的残酷的弑父重罪,却到处向人传播离奇荒谬的谣言;可是我们明天再谈吧,有许多重要的国事要等候我们两人共同处理呢。请上马吧;等你晚上回来的时候再会。弗里恩斯也跟着你去吗?班柯是,陛队;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就要去了。麦克白愿你快马飞驰,一路平安。再见。(班柯下)大家请便,各人去干各人的事,到晚上七点钟再聚首吧。为要更能领略到嘉宾满堂的快乐起见,我在晚餐以前,预备一个人独自静息静息;愿上帝和你们同在!(除麦克白及侍从一人外均下)喂,问你一句话。那两个人是不是在外面等候着我的旨意?侍从是,陛下,他们就在宫门外面。麦克白带他们进来见我。(侍从下)单单做到了这一步还不算什么,总要把现状确定巩固起来才好。我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他的高贵的天性中有一种使我生畏的东西;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的无畏的精神上,又加上深沉的智虑,指导他的大勇在确有把握的时机行动。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里宿。当那些女巫们最初称我为王的时候,他呵斥她们,叫她们对他说话;她们就像先知似的说他的子孙将相继为王,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要是果然是这样,那么我玷污了我的手,只是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我为了他们暗杀了仁慈的邓肯;为了他们良心上负着重大的罪疚和不安;我把我的永生的灵魂送给了人类的公敌,只是为了使他们可以登上王座,使班柯的种子登上王座!不,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事,宁愿接受命运的挑战!是谁?侍从率二刺客重上。麦克白你现在到门口去,等我叫你再进来。(侍从下)我们不是在昨天谈过话吗?刺客甲回陛下的话,正是。麦克白那么好,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话?你们知道从前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使你们屈身微贱,虽然你们却错怪到我的身上。在上一次我们谈话的中间,我已经把这一点向你们说明白了,我用确凿的证据,指出你们怎样被人操纵愚弄、怎样受人牵制压抑、人家对你们是用怎样的手段、这种手段的主动者是谁以及一切其他的种种,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一个半痴的、疯癫的人恍然大悟地说,“这些都是班柯干的事。”刺客甲我们已经蒙陛下开示过了。麦克白是的,而且我还要更进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次谈话的目的。你们难道有那样的好耐性,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吗?他的铁手已经快要把你们压下坟墓里去,使你们的子孙永远做乞丐,难道你们就这样虔敬,还要叫你们替这个好人和他的子孙祈祷吗?刺客甲陛下,我们是人总有人气。麦克白嗯,按说,你们也算是人,正像家狗、野狗、猎狗、叭儿狗、狮子狗、杂种狗、癞皮狗,统称为狗一样;它们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有的狡猾,有的可以看门,有的可以打猎,各自按照造物赋与它们的本能而分别价值的高下,在笼统的总称底下得到特殊的名号;人类也是一样。要是你们在人类的行列之中,并不属于最卑劣的一级,那么说吧,我就可以把一件事情信托你们,你们照我的话干了以后,不但可以除去你们的仇人,而且还可以永远受我的眷宠;他一天活在世上,我的心病一天不能痊愈。刺客乙陛下,我久受世间无情的打击和虐待,为了向这世界发泄我的怨恨起见,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刺客甲我也这样,一次次的灾祸逆运,使我厌倦于人世,我愿意拿我的生命去赌博,或者从此交上好运,或者了结我的一生。麦克白你们两人都知道班柯是你们的仇人。刺客乙是的,陛下。麦克白他也是我的仇人;而且他是我的肘腋之患,他的存在每一分钟都深深威胁着我生命的安全;虽然我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运用我的权力,把他从我的眼前铲去,而且只要说一声“这是我的意旨”就可以交代过去。可是我却还不能就这么干,因为他有几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招致他们的反感,即使我亲手把他打倒,也必须假意为他的死亡悲泣;所以我只好借重你们两人的助力,为了许多重要的理由,把这件事情遮过一般人的眼睛。刺客乙陛下,我们一定照您的命令做去。刺客甲即使我们的生命——麦克白你们的勇气已经充分透露在你们的神情之间。最迟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埋伏,等看准机会,再通知你们在什么时间动手;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今晚干好,而且要离开王宫远一些,你们必须记住不能把我牵涉在内;同时为了免得留下枝节起见,你们还要把跟在他身边的他的儿子弗里恩斯也一起杀了,他们父子两人的死,对于我是同样重要的,必须让他们同时接受黑暗的命运。你们先下去决定一下;我就来看你们。刺客乙我们已经决定了,陛下。麦克白我立刻就会来看你们;你们进去等一会儿。(二刺客下)班柯,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你的灵魂要是找得到天堂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该找到了。(下。)第二场同前。宫中另一室麦克白夫人及一仆人上。麦克白夫人班柯已经离开宫廷了吗?仆人是,娘娘,可是他今天晚上就要回来的。麦克白夫人你去对王上说,我要请他允许我跟他说几句话。仆人是,娘娘。(下。)麦克白夫人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麦克白上。麦克白夫人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已死者的身上?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麦克白我们不过刺伤了蛇身,却没有把它杀死,它的伤口会慢慢平复过来,再用它的原来的毒牙向我们的暴行复仇。可是让一切秩序完全解体,让活人、死人都去受罪吧,为什么我们要在忧虑中进餐,在每夜使我们惊恐的恶梦的谑弄中睡眠呢?我们为了希求自身的平安,把别人送下坟墓里去享受永久的平安,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把我们磨折得没有一刻平静的安息,使我们觉得还是跟已死的人在一起,倒要幸福得多了。邓肯现在睡在他的坟墓里;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现在睡得好好的,叛逆已经对他施过最狠毒的伤害,再没有刀剑、毒药、内乱、外患,可以加害于他了。麦克白夫人算了算了,我的好丈夫,把您的烦恼的面孔收起;今天晚上您必须和颜悦色地招待您的客人。麦克白正是,亲人;你也要这样。尤其请你对班柯曲意殷勤,用你的眼睛和舌头给他特殊的荣宠。我们的地位现在还没有巩固,我们虽在阿谀逢迎的人流中浸染周旋,却要保持我们的威严,用我们的外貌遮掩着我们的内心,不要给人家窥破。麦克白夫人您不要多想这些了。麦克白啊!我的头脑里充满着蝎子,亲爱的妻子;你知道班柯和他的弗里恩斯尚在人间。麦克白夫人可是他们并不是长生不死的。麦克白那还可以给我几分安慰,他们是可以伤害的;所以你快乐起来吧。在蝙蝠完成它黑暗中的飞翔以前,在振翅而飞的甲虫应答着赫卡忒的呼召,用嗡嗡的声音摇响催眠的晚钟以前,将要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干完。麦克白夫人是什么事情?麦克白你暂时不必知道,最亲爱的宝贝,等事成以后,你再鼓掌称快吧。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用你的无形的毒手,毁除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吧!天色在在朦胧起来,乌鸦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一天的好事开始沉沉睡去,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捕他们的猎物。我的话使你惊奇;可是不要说话;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跟我来。(同下。)第三场同前。苑囿,有一路通王宫三刺客上。刺客甲可是谁叫你来帮我们的?刺客丙麦克白。刺客乙我们可以不必对他怀疑,他已经把我们的任务和怎样动手的方法都指示给我们了,跟我们得到的命令相符。刺客甲那么就跟我们站在一起吧。西方还闪耀着一线白昼的余辉;晚归的行客现在快马加鞭,要来找寻宿处了;我们守候的目标已经在那儿向我们走近。刺客丙听!我听见马蹄声。班柯(在内)喂,给我们一个火把!刺客乙一定是他;别的客人们都已经到了宫里了。刺客甲他的马在兜圈子。刺客丙差不多有一哩路;可是他正像许多人一样,常常把从这儿到宫门口的这一条路作为他们的走道。刺客乙火把,火把!刺客丙是他。刺客甲准备好。班柯及弗里恩斯持火炬上。班柯今晚恐怕要下雨。刺客甲让它下吧。(刺客等向班柯攻击。)班柯啊,阴谋!快逃,好弗里恩斯,逃,逃,逃!你也许可以替我报仇。啊奴才!(死。弗里恩斯逃去。)刺客丙谁把火灭了?刺客甲不应该灭火吗?刺客丙只有一个人倒下;那儿子逃去了。刺客乙我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失败了。刺客甲好,我们回去报告我们工作的结果吧。(同下。)第四场同前。宫中大厅厅中陈设筵席。麦克白、麦克白夫人、洛斯、列诺克斯、群臣及侍从等上。麦克白大家按着各人自己的品级坐下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竭诚欢迎你们。群臣谢谢陛下的恩典。麦克白我自己将要跟你们在一起,做一个谦恭的主人,我们的主妇现在还坐在她的宝座上,可是我就要请她对你们殷勤招待。麦克白夫人陛下,请您替我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欢迎的诚意吧。刺客甲上,至门口。麦克白瞧,他们用诚意的感谢答复你了;两方面已经各得其平。我将要在这儿中间坐下来。大家不要拘束,乐一个畅快;等会儿我们就要合席痛饮一巡。(至门口)你的脸上有血。刺客甲那么它是班柯的。麦克白我宁愿你站在门外,不愿他置身室内。你们已经把他结果了吗?刺客甲陛下,他的咽喉已经割破了;这是我干的事。麦克白你是一个最有本领的杀人犯;可是谁杀死了弗里恩斯,也一样值得夸奖;要是你也把他杀了,那你才是一个无比的好汉。刺客甲陛下,弗里恩斯逃走了。麦克白我的心病本来可以痊愈,现在它又要发作了;我本来可以像大理石一样完整,像岩石一样坚固,像空气一样广大自由,现在我却被恼人的疑惑和恐惧所包围拘束。可是班柯已经死了吗?刺客甲是,陛下;他安安稳稳地躺在一条泥沟里,他的头上刻着二十道伤痕,最轻的一道也可以致他死命。麦克白谢天谢地。大蛇躺在那里;那逃走了的小虫,将来会用它的毒液害人,可是现在它的牙齿还没有长成。走吧,明天再来听候我的旨意。(刺客甲下。)麦克白夫人陛下,您还没有劝过客;宴会上倘没有主人的殷勤招待,那就不是在请酒,而是在卖酒;这倒不如待在自己家里吃饭来得舒适呢。既然出来作客,在席面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缺少了它,那就会使合席失去了兴致的。麦克白亲爱的,不是你提起,我几乎忘了!来,请放量醉饱吧,愿各位胃纳健旺,身强力壮!列诺克斯陛下请安坐。班柯鬼魂上,坐在麦克白座上。麦克白要是班柯在座,那么全国的英俊,真可以说是荟集于一堂了;我宁愿因为他的疏怠而嗔怪他,不愿因为他遭到什么意外而为他惋惜。洛斯陛下,他今天失约不来,是他自己的过失。请陛下上坐,让我们叨陪末席。麦克白席上已经坐满了。列诺克斯陛下,这儿是给您留着的一个位置。麦克白什么地方?列诺克斯这儿,陛下。什么事情使陛下这样变色?麦克白你们哪一个人干了这件事?群臣什么事,陛下?麦克白你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事;别这样对我摇着你的染着血的头发。洛斯各位大人,起来;陛下病了。麦克白夫人坐下,尊贵的朋友们,王上常常这样,他从小就有这种毛病。请各位安坐吧;他的癫狂不过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会好起来。要是你们太注意了他,他也许会动怒,发起狂来更加厉害;尽管自己吃喝,不要理他吧。你是一个男子吗?麦克白哦,我是一个堂堂男子,可以使魔鬼胆裂的东西,我也敢正眼瞧着它。麦克白夫人啊,这倒说得不错!这不过是你的恐惧所描绘出来的一幅图画;正像你所说的那柄引导你去行刺邓肯的空中的匕首一样。啊!要是在冬天的火炉旁,听一个妇女讲述她的老祖母告诉她的故事的时候,那么这种情绪的冲动、恐惧的伪装,倒是非常合适的。不害羞吗?你为什么扮这样的怪脸?说到底,你瞧着的不过是一张凳子罢了。麦克白你瞧那边!瞧!瞧!瞧!你怎么说?哼,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是你会点头,你也应该会说话。要是殡舍和坟墓必须把我们埋葬了的人送回世上,那么鸢鸟的胃囊将要变成我们的坟墓了。(鬼魂隐去。)麦克白夫人什么!你发了疯,把你的男子气都失掉了吗?麦克白要是我现在站在这儿,那么刚才我明明瞧见他。麦克白夫人啐!不害羞吗?麦克白在人类不曾制定法律保障公众福利以前的古代,杀人流血是不足为奇

                        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乐羊的隐忍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西门豹治邺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亚洲电影在线免费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如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时,也是犯了这个毛病,他跟王安石都是在变法,自然他也把王安石捧上了天。近代学术大家除了梁启超、康有为(他歌颂袁崇焕的动机与梁启超相同)外,就再无大张旗鼓讨伐毛文龙之人了。之所以毛文龙的历史长期被掩盖,从《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屡战屡胜,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屡战屡败,是因为如果清廷把毛文龙的真相都写出来,那就等于告诉世人,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毛文龙的存在而几乎快要灭亡,等毛文龙死后才能绕开关宁锦防线进行远征,最终入关。而如果把毛文龙的事迹抹杀,与此同时拔高袁崇焕,把袁崇焕塑造成能够使明朝避免灭亡的跟岳飞、于谦一样伟大的大英雄,而崇祯却把袁崇焕杀了,等于说是崇祯自毁长城。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断了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因为有宋高宗那样的君主,昏君当道下“我大清”入关替天行道,为袁崇焕平反,可见我们比明朝统治者英明),使其绝望,又可以彻底在历史上抹去清朝开国最黑暗的岁月,从而彰显“我大清”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无比强大的合法性。于是就有了袁崇焕的神话和毛文龙的“罪行”,毛文龙在《满文老档》中出现百次,是该书出现次数最多的汉人,可到了乾隆年间编修的《明史》,却连个列传都没有,足见乾隆对于历史篡改之彻底,而今人若不详查,则定然上当!之所以毛文龙长期被掩盖,还有一个原因,毛文龙镇江大捷中生擒并处斩的人中有三个重要人物: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此三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佟丰年和佟养真被毛文龙干掉后,佟养真之子佟盛年继承了佟养真的爵位,不久佟盛年改名佟图赖,佟图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顺治跟这个女人一起生了康熙。佟图赖的次子是佟国维,佟国维的儿子正是雍正年间赫赫有名的隆科多。佟国维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康熙,其中一个女儿虽没给康熙生孩子,但康熙最喜欢的却是她,后来宫中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给康熙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交给佟国维的女儿抚养,后来这个孩子在康熙死后继位,年号雍正,而佟国维的女儿则成了太后。由于佟家的赫赫声望和人丁兴旺,朝中与佟家沾亲的人非常多,有“佟半朝”之称。由此可以说,毛文龙杀了康熙的姥爷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佟家数代人为清朝征战沙场,战死者有佟养真、佟丰年、佟松年、佟国纲,这四人有三人是被毛文龙干掉的,就从血缘关系而言,清朝岂能不恨毛文龙,岂能不把毛文龙尽全力抹杀?第十四章起底袁崇焕毛文龙遇害后三个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对部下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地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他率军十万绕道蒙古,以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由于这年是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由于是千里远征,长途奔袭,皇太极极为小心,他下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以防被干掉。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突破大安口,京师震动而戒严,崇祯诏令各路兵马进京勤王。在这咱们要为袁崇焕说句话,袁崇焕对后金此举,早已料到。为此,袁崇焕曾向崇祯上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关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绕道攻北京。但是,袁崇焕上疏没有引起崇祯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于是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山海关西两百里),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在蓟州阻挡敌军,自己亲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守三河,保定总兵守密云。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他先派赵率教率军四千在遵化阻截,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四千人跟十万人打,结局毫无悬念。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城内潜伏的后金内应放火,里应外合,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部分将领临阵脱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跟妻子张氏一起上吊自尽。后金军破三屯营。而后皇太极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一看,遵化阻截落空,便打算疾驰到遵化以西的蓟州阻截。十一月初十,袁崇焕率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一百四十里。可是,皇太极并没按照袁崇焕估计的方向进军,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袁崇焕于是继续进军,到达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写到这,我真不知道袁崇焕是怎么想的,他难道连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道理都不懂吗?不星夜兼程赶紧到距离北京四十里的通州去阻截敌军,你跑到北京天津之间距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干什么?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皇太极得知袁崇焕所部已到达河西务,判断出袁崇焕打算在通州与自己决战,于是皇太极避开袁崇焕,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袁崇焕提出火速赶往北京城下迎战。副总兵周文郁提出:“我大军应该迎敌,不应该入都。圣上没有下旨让我们进京勤王,如果我们贸然回师北京城下,恐怕不妥。而敌人就在通州那一带,我军应先赶到距离通州十五里的张家湾,在那里与敌军作战,这才是万全之策。”袁崇焕说:“周君所言甚是,但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就像在蓟州那样,不跟我们打。君父有急,哪有闲暇他顾?如果能平定这场祸乱,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一百二十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城东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可是袁崇焕不听号令,现在他又擅自率部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怕是死期将至了。就在袁崇焕在华北地区跟皇太极数次碰不上的时候,崇祯免去袁崇焕兵部尚书职务,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派人跟在城外的袁崇焕说:“皇上很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擅自杀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为国效力,若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崇祯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袁崇焕很有问题,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城下。莫不成袁崇焕跟后金真的有密约,在遵化阻截只是意思意思,在蓟州和通州则是跟后金商量好,故意躲着后金?最后到北京城下,养敌自重。果然,就在袁崇焕到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你要说不是袁崇焕为后金带路,怕是不太说得通了。崇祯觉得袁崇焕不靠谱,还好,自己调来进京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率兵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崇祯在城内赶忙召集群臣商议守城对策,此时城内武器不够,有大臣提出:凡进京城九门者,每人带一块大石头,丢在城门里,方许进城,然后运到城上备用。临时造刀剑来不及了,只能准备石头,可见此时北京城防虚弱到什么地步。毕竟,自从1550年鞑靼俺答汗庚戌之变包围北京后,八十年了,北京城下没有进行过战事,自然防御准备不足。说到这,说一下我对北京作为都城的看法,可以说北京在中国古代是不适合做中原王朝的都城的,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旦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可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本书开篇所写的元顺帝就是这样。而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朱棣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明朝衰弱,建都北京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1449年瓦剌也先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1511年刘六刘七的叛军围攻北京,1550年庚戌之变,明朝北京城已经是三次被敌军围攻了,这次己巳之变是第四次,此后1636年、1638年、1642年皇太极又有三次打到北京门口,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明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八次,这是历朝历代都城都没有的纪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就说过,建都北京有两大弊端:第一,京师被围的话,各路勤王的军队鞭长莫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第二,北京皇室要想出奔逃难的话,根本无处可逃。北方千里平原,哪都躲不了。不像唐朝,755年安禄山攻陷长安,李隆基逃到四川,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到四川,因为长安距离四川近,四川蜀道之难莫说唐朝,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已经见识了,逃到这里躲几年不成问题。而在明朝,北京一被攻破,崇祯就只能上吊了。黄宗羲只说了建都北京的两大弊端,其实还有两个弊端,那就是水资源和粮食问题。长安有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等作为充足的水源,开封有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充足的水源,而北京自始至终都没有充足水源,所以北京居民只能打井来喝水。北京最初都是由各种胡同组成,胡同是元朝时的称呼,蒙古语意为水井,元朝忽必烈就是以水井为单位来划分的北京城各街道名称,可见北京水井之多。此外就是粮食问题,中国主要产粮区是江南,于是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首都越靠北,距离产粮区越远。明朝运输粮食都是靠漕运,总量跟北宋差不多,但运输里程要增加一倍,毕竟从江南到北京的确是到开封距离的两倍。又因为地势的关系,维持北运河的成本远高于南运河,水源不足,要多设闸门以提升水位。总之,北京不适合作为都城,明朝的灭亡就与北京为都城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本书后面才会详谈的,在此就先说到这,别让皇太极等得太久,他们也不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后方,让他们开始进攻北京吧!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率军五万多人对德胜门下的满桂、侯世禄所部发起进攻,侯世禄所部溃败,满桂率所部与皇太极单挑。城上明朝守军以红夷大炮轰击,但是误伤了许多满桂部下,满桂所部死伤惨重,满桂也被城墙上的火炮击中,退入瓮城休整。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莽古尔泰、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多尔衮、多铎、豪格(皇太极长子)率军四万对广渠门下的袁崇焕发起进攻。袁崇焕以九千关宁铁骑对阵四万八旗铁骑,令祖大寿和王承胤与自己分为三部成品字形对阵,后金军先杀向祖大寿,祖大寿将后金军打退,而后后金军冲向王承胤,王承胤也将敌人打退。最后后金军四万人全力扑向袁崇焕本阵三千人,关宁铁骑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一样。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兵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激战中关宁铁骑将阿济格骑的马射死,阿济格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差点被射死。阿巴泰中了袁军的伏击,进攻受挫。最终袁崇焕以九千人杀退后金军四万人进攻,莽古尔泰下令撤退,明军乘胜追击,直到通惠河边。八旗兵溃退,大约有一千左右的骑兵连人带马跌落到护城河里,连冻带淹,死伤惨重。此战后皇太极感叹道:“十余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觐见崇祯,与他一起觐见崇祯的还有祖大寿、黑云龙、满桂,这次觐见崇祯的地点正是一年前他夸下海口五年复辽的地点——平台。一年前还说能五年复辽,一年下来,一寸土地没收复,自己擅自杀了毛文龙,兵锋从来没有出过辽宁的后金铁骑,如今杀到了北京城下。今昔对比,崇祯不怒火中烧怕是有点困难。可袁崇焕居然还没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入城休整,遭到崇祯的断然拒绝。本来崇祯就很怀疑是袁崇焕暗通后金,阻截时故意多次避开后金主力,最终将后金引到北京城下,而袁崇焕在自己已严令他不得过蓟县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军队开到北京城下。现在他又要让自己的军队入城,说袁崇焕没有反心,怕是很难让人相信。正是袁崇焕想让自己部下进城的这句话,让崇祯彻底确定袁崇焕有问题。但崇祯毕竟心机极深,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脱下自己的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让袁崇焕感到自己春天般的温暖。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出城,继续统领自己的关宁铁骑,他军纪严明,下令:“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他的部下曾擅自拿百姓的大饼吃,他得知后当即斩首。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自率军与袁崇焕在与广渠门相邻的左安门交战,又被袁崇焕击败。左安门战败后,一个阴谋开始了。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作战屡战屡败,心腹大患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除掉,此时只要再杀袁崇焕,则后金可长驱直入矣。皇太极根据《三国志演义》蒋干盗书中的反间计,在生擒太监杨春、王成德后,派高鸿中、鲍承先看守他们,高鸿中与鲍承先按皇太极的安排在关押两个太监的屋子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鲍承先:“今天不痛快,正杀得兴起,鸣金收兵了!”高鸿中:“你懂什么?撤兵是大汗的大计,你没见刚才敌营过来两个人,他们与大汗密谈,说是袁督师有密约,此事可马上成功。”鲍承先:“原来这样,就要成功啦!”高鸿中:“嘘……隔墙有耳,别让那两个太监听见……”两个太监假装睡觉,侧耳窃听。随后高鸿中故意戒备不严,将二人放走,二人逃回后将此事报告崇祯。关于反间计的问题,部分网帖认为是清朝后来篡改历史时的虚构,实则不然,咱们把关于反间计的原始记载列一下就清楚了: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亚洲电影在线免费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郤乞说:“没有了。”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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