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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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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油少妇久久99久久9q久久子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一个月来伸夫总是板着面孔,但这是由于偷看咲子的内裤而自责,并非对她怀有怨恨,其实心里十分希望恢复先前那种年轻人式的爽朗交谈。那部电影描写的是大学生跟学画的年轻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成为热门话题。伸夫着迷地望着那个场面想道:不过,如果自己跟咲子也那样做的话,鼻子压扁或许会像猪脸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想象如此煞风景深感惊讶。观影结束两人去咖啡馆喝过茶后,咲子提议“走走吧”。从市中心到家有两公里以上距离,但因为咲子已经迈步前行,伸夫就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时间已过九点钟,离开繁华街道之后来往行人骤然减少,只有深秋的晚风拂过宽阔的夜路。咲子继续着刚才在咖啡馆谈起的话题。“如果是伸夫君的话,会厌恶女人有那样的过去吗?”在电影中,那位漂亮的美术大学女生被曝曾为生活卖过身,男生因此而深受打击。“不过,那个女生是真心喜欢那个男生吧?先不说过去怎样,我觉得眼前的感情更加重要啊!”“你真的这样想?”咲子向伸夫确认,看到伸夫点头后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其实不是处女啊!”伸夫立刻停下脚步,而咲子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他因为工作常去我家,比我年龄大很多……”这本来是极为重要的坦白,但咲子的嗓音却意外的干脆。“你喜欢那个人吗?”“不,怎么会喜欢呢?”“为什么会跟不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诱惑了吧……”伸夫脑海中浮现出咲子那罩衫领口露出的丰满。“不过我也不好,有点儿想反抗父母……”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因为看到电影中接吻的场面而情绪高涨?或者只有两人走夜路促使她忆起过去的事情?伸夫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于是默不作声。“我也是为了离开那个人来札幌的!”咲子一吐为快似的说道。“……”“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啦?”两人径直走过漫长的围墙边,来到儿童公园密林前时咲子突然回过头来。“哎,吻我吧!”咲子闭眼站在伸夫面前,十米远处的路灯光线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伸夫在一瞬间想起了纯子,随即像受到秋风催促般吻了咲子的嘴唇。咲子立刻洩出压低的呻吟声,同时紧紧地拥抱伸夫。可是还没过一分钟,咲子就静静地离开了伸夫。“谢谢你……”咲子怎么会这样说?伸夫觉得没有理由让自己所亲吻的女子道谢,并继续跟咲子并肩前行。从接吻的地点到家用不了十分钟,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进家后用平常的语调向出迎的母亲说“我们回来了”,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片刻,咲子就换上家居便服下楼来到客厅,表情中丝毫没有几分钟前接过吻的痕迹。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北国的短暂秋季就结束了。其间伸夫没跟咲子一起外出过,表面看去两人的状态毫无变化。或许如果伸夫主动邀约,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但是,伸夫现在害怕跟咲子发展得更深,而咲子也像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如既往的开朗活泼。伸夫看到咲子一如既往便放了心,却也感到意犹未尽。十一月对于住在北国的居民来说是最为郁闷的季节。刚刚有过两三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紧接着就天降冷雨,还不时地飘起雪花。这种天气持续数日之后,就在人们已经作好迎接冬季的心理准备时,碧空如洗又令人留恋金秋。在人们以为冬季未到的瞬间,雪花再次打碎了他们的天真。每当冷森森的碧空与晦暗的雨夹雪交替出现时,伸夫心中就会产生动摇,逃往南国的念头愈加强烈。“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大雪天一到就来不及了。”伸夫在烦恼中告诫自己。不过,这种动摇和烦恼也只到十二月初为止。腊月过去一半,落雪已经冻结,伸夫的心绪从动摇转为放弃,不久便安定下来了。“雪这么大,南下的公路和铁路肯定都已经被阻断。从现在起到融雪季节来临只能死等了。”他这样说服自己,反倒得以平心静气了。伸夫受到咲子引诱就是在落雪成冰季节的某日下午。那天适逢休息日,父母外出参加亲戚的一周年忌日活动,家里只留下伸夫和咲子两人。在连续飘雪的日子里似乎会发生某种隐秘故事——伸夫心怀这种预感在自己房间里听广播时房门敲响,咲子出现了。“你在干什么呢?”咲子稀罕地穿了件紧身裙,上身是前襟敞开的宽松红毛衣。“上二楼去吧……”措手不及的伸夫还没反应,咲子不等答话就先自离开。她的背影充满了确信,认定伸夫当然会来。伸夫感到自己的欲望已被看穿而一时困惑不已,但立刻像被牵引似的跟了上去。与三个月前伸夫偷看咲子的内裤时相同,楼下无人寂静无声。虽说完全没有必要,可伸夫还是蹑手蹑脚地上楼并拨开了隔扇门,只见咲子背对门口站在窗边。“雪下得好大呀!”“啊……”伸夫发出沙哑嗓音点了点头,然后跟咲子并肩站在一起。咲子极为自然地把上身依偎过来,伸夫像要支撑咲子般把嘴唇贴了过去。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瞒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跟咲子接吻——这种意念使伸夫的欲望逐渐高涨起来。在长吻间歇时,伸夫的裆间勃然怒张,从裤子外面也显而易见。伸夫慌忙撤身遮掩,咲子喃喃细语。“伸夫君,不必介意啦!”“……”“如果我可以的话,不必介意啦!”伸夫感到这声音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你等一下啊!”咲子说完迅速从壁柜里拉出被褥并铺在窗边。伸夫看得发呆,咲子就在他面前脱掉毛衣和裙子,身上只剩一件衬裙了。“来……”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午后昏暗房间里,咲子只穿内衣坐在被窝中,毫无戒备的身姿在伸夫眼里俨如圣洁的女神。伸夫一边想“就在这种地方”一边脱下衬衫、甩掉裤子。然后,伸夫像梦游患者般凑了过去。咲子伸开双臂迎接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引向自己的下体。伸夫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欲望的驱使下向前猛冲。不过,他在进入咲子下体的瞬间,大脑中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将由此成为一个男子。这个过程与以前在书中读到的和想象的简短得多,令伸夫感到不够尽兴。这就是大人们执着追求的、美妙销魂令人憧憬的好事吗?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这个吗?他在回顾那个过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乏味,似乎特别单纯而幼稚。不过,在交合之后,咲子的嗓音变得比以往任何声音都无限甜美和温柔。“冷吗?”因为过于激动,伸夫躺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咲子为他肩头盖上一条毛毯,随即披散着头发凑到伸夫面前。伸夫的视线越过咲子的黑发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再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男子了。自己由此而成为一名男子——他在心中告诉自己,就像达成一件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壮举,同时也感到做下一件淫乱可耻的事情。就在伸夫心神不定的时候,咲子对他窃窃私语。“我喜欢你啊!”随着热烈的呼气,咲子依偎在伸夫身旁。伸夫感受着咲子肌肤的温热,终于醒悟到自己现在也最喜欢咲子,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抱紧我……”咲子更加紧贴伸夫,仿佛受到吸引,伸夫也紧紧地拥抱咲子柔软的身体。他在轻微的倦怠感中想到——从今往后,山野和街道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序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据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第一篇秦国崛起第1章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嬴政换上了正装,喜气洋洋,用最隆重的九宾礼(由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两一位使者带来了秦王嬴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是哪一国的使者来访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演变成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督亢图穷匕首见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嬴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wū,乌)期的人头。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gāng,刚,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嬴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嬴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嬴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车引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嬴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嬴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主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主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月眼来窥视这个风水全局。”长舒一口气,我喃喃自语道。“亦凡,你在说什么?”听到我的自语声,晖儿在一旁转过身来,“风水全局?难道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简要浅显地将我与了然之间的对话转述了一遍,晖儿的眉头也不禁锁了起来:“照这么说来,城市之中应该还有更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既然月眼可以看到全局,那你可以找出方法来试一下。”“月眼之术,虽然我知道月眼的原理方法,但实行起来难如登天啊。”眼前闪动着书稿中的内容,那成片的文字纠集成了一个偌大的“难”字。月眼之术,即是于月圆之日的正时,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正五行位上,以面南背北的方向去观测北斗七星的排布,综合五处北斗星辰位绘出天罡五行图,依据五行图的指向找出地面的“月眼”,而后在“月眼”位置上建起一座三十丈的堪舆台观测五方,结合五方的角度不同分别风水格局,最终确定全局风水。“以农历计算,每月的十五、十六两天都是月圆之日。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天罡五行图,但要在‘月眼’上建起三十丈的堪舆台那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说明月眼之术的原理后,我郁郁地说道,“历史上只有汉代的东方朔和唐代的袁天罡做到过,可那是集结了汉唐盛世的力量才办到的。”“我找一下相关的天文资料,看看能不能结合天文数据用程序推算。”晖儿思考着答道,“如果天文数据的误差在万分之一的话,我就可以准确地查明‘月眼’的位置,提前思考堪舆台的替代方案。”看着晖儿全力地查询着数据,心中不由一阵暖意,虽然她没有明白,风水格局的变化玄妙不是单靠过往天文数据可以正确推测的,但那种理解和支持却是我此时最为需要的。走到阳台上,我点起一支烟,茫然地望着星点闪耀的夜空,试图从深邃的黑色中寻求那遥不可及的答案。一个橄榄型的发光体在天空中缓缓进入了眼帘,极目望去,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艇,艇身上赫然标注着“祥麟集团”。那是我执行下的创意,对祥麟集团的一个品牌深入。当然,也只有祥麟集团才有如此大的手笔可以吸纳执行,毕竟那飞艇的费用不是一般的贵。当飞艇自楼宇上空掠过时,我的脑中忽地闪现了一个念头。对,飞艇,罗志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飞艇只要不干扰正常空中航线,其余的我都可以解决。”罗志云颔首应道。“那就有劳罗总了。”借着罗志云之前的邀请,在祥麟集团本部和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末尾我提出了想在飞艇上观测的要求。“换作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的要求荒诞之极。”深吸一口烟,罗志云不无感叹地说道,“但那件事之后,我在能力范围内可以答应你任何的要求,哪怕听起来有多么的古怪离奇。”“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想象来理解的。”故弄玄虚中我的话语竟也带着几分感慨,“罗总可以理解,又肯伸手相帮,实在是感激不尽。”“呵呵,这不算什么。”罗志云大笑着挥了挥手,继而又低声说道,“自从那件事解决之后,我家里不但安宁平静,最近在生意上也是强势上扬。上周我被公司任命为集团总经理,我女儿也考进了重点大学,就连我那个无所事事的老婆居然也中了彩票大奖,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啊。”“命数运势自有天理,并不是我一个凡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罗志云似乎夸大了我的作用,他全家的运势其实只是得益于别墅的财星格局。“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罗志云会心地笑道,“那就按今天谈好的办吧。”……当日晚上,我便找来了林岳和S,聚在家中再次开起了小会。“什么?!还有个大个儿的没解决?!”在解释说明了全局情况之后,林岳大呼小叫地惊道,“我说老凡,这东西有完没完?折腾下去没个底,我可不是九条命的猫啊!”“就你命值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索性了结个干净。”S横着丹凤眼瞪向林岳,“留在最后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货色,不灭了它,大家一起完蛋。”“我可是十代单传,家里还靠指望……”这家伙总喜欢拿这个借口出来,真不知道这位高等教育下的现代医生是怎么个思想逻辑。“十代单传?你再啰唆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单个传不下去?!”S不耐烦地呲牙道。面对着“凶相毕露”的S,林岳只能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一脸委屈地坐在S的身边,有趣的是,他的双手竟已不自觉地放在了双腿之间。观星绘图方面由林岳、S和我负责,十五那天我和S一组,十六那天就由林岳和S一组,因为那时我必须留在飞艇上等待月眼的位置数据,而晖儿则负责接收五处观测点传回的数据,并排列组合出天罡五行图。我详细地向林岳和S解释了北斗星辰位的观测方法,并现场考证演示了一番,在确信两人完全理解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了起来。十五这天不巧是个阴天,我和S今天必须完成三个正五行位的星象观测。车子停下后,S跳出车外,拿出望远镜对着天空观察了一会,一脸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云,在地面上几乎无法辨识出天空中的星辰位置。“按星空分布图来看,北斗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天空的这个位置。”S指着笔记本的屏幕说道,“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今天还要观测三个点,这怎么来得及啊。”抬头望了望北天空的位置,云层并不十分厚密,但却足以阻挡住视线。难道就要功败垂成?一股夜风吹来,空中的云层似乎有些飘动,一抹月光透了下来,S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地呼呼喘着气。“你干嘛呢?”回头望见S正鼓着腮帮子大口的呼吸着,我不禁好奇倒。“鼓风,让风把云吹散掉,北斗星就出来了。”S眨眼道,“既然起风了,就意念想着风能吹走云,心诚则灵么,反正也没别的办法。”“鼓风?呵呵,你还真能想。”如果被林岳看到S此刻的样子,估计那小子会呆看上半天,平日豪爽英气的女孩也有着可爱动人的一面。不过,幸好我不是林岳,而且也没有呆掉,一片银光闪动,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螺旋桨。“王亦凡,你……你神了啊~~”S望着在我面前凭空聚成的螺旋桨,满脸的惊讶状。“呵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鼓风的活就由我来做吧。”话语间,螺旋桨飞入了半空,在意念的催动下飞速转动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流在空中骤然而起,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力量不足啊,能再加大力度吗?”S看着若隐若现的北斗星说道。催动如此巨大的金属螺旋桨升入高空并飞速转动,远比我想象要困难许多,在极限之下也只能达到现在的效果。思索片刻,空中的螺旋桨微颤了一下,在意识的控制中桨片上多出了七道长风印!“长风绵绵,云动九天。”在低吟声中,一股强大的旋动气流蓬然而生,霎时间空中的云层破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北斗星清晰地在眼前闪耀着。S用数码相机将星辰位图拍摄下来,立即输入了电脑进行处理。稍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发给了留守家中的晖儿。如法炮制之下,我和S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三个观测点的星辰图。在路上,S特意查询了明日的气象预报,很幸运,是晴天。十六日的夜晚,天空中万里无云,在罗志云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飞艇。自空中鸟瞰整座城市,万千灯火的照耀显出一片繁荣,宁静祥和的感觉不由让我沉醉于夜景之中。信号声传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文件,一幅圆形的星空分布图呈现在了屏幕之上。我事先绘制了一张天罡五行图的图模,星空分布图的透明图层下衬着全市地图,而晖儿则已根据五处位置的标注将北斗星辰图一一对应地排列在了上面。全图的圆形框体上,按照十二地支分别标注了刻度,卯位定东方,在旋转了整个图层后一个精确的天罡五行月眼推算图阵便跃然眼前了。迅速地找出五个北斗星辰图的聚汇点,分别应对向十二地支的标尺,每个聚汇点与相关的地支点连线,交错纵横地在全图上遍布开来,当再次串连起连线交点的时候,一个汇总标点出现在了地图上。我立即将图形传回晖儿,不一会便收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那便是“月眼”的位置。飞艇依照着坐标的位置缓缓推进着,在估算的时间前到达了“月眼”,渐渐地降到了堪舆台所需的高度。这是城市靠近东南的位置,自所在的高度望去,各处地势尽收眼底。东面是城市靠江的一侧,蜿蜒而下的江水在内凹的江岸边凸现一道支流直入城市中心。“水龙探穴,生木聚旺”这本是个聚财生旺的水龙探穴局。但从现在的角度望去,注入的支流盘缠蛇形,在与江流交界处仿佛一个张开巨口的凶蛇。水龙探穴局里竟暗藏着盘蛇斗龙局,虽然盘蛇势弱,却根基甚稳,堪堪抵住了水龙的咽喉。南面是城市的开阔处,一路向外延伸,城市的边缘处如鸟翼般地分展突起延展开来。“青鸟展翼,催火脉兴”这应该是个人脉鼎盛的青鸟展翼局。不过,在青鸟的翅翼位置遍布着成片的多层建筑,参差杈丫地好似一片密集的荆棘。青鸟展翼局隐含着刺荆困凤局,纵然青鸟振翅千里,怎奈荆棘刺扰,竟是无法展翼挥动。西面便是山脉连绵的重工业区了,雄起的主峰一侧陡然直下,另一侧则桓展平伏围绕着城市的边缘。“猛虎伏户,守金固镇”把守着一脉重地的猛虎伏户局可御敌固本。可是当日塌陷的冶金仓库却不偏不倚地在山脉腹地形成了一个“V”形的豁口,宛如两支锋利的牛角。猛虎伏户局便毁在了这金牛伤虎局下,猛虎虽勇腹部却是最弱,两支牛角死死地顶入了腹部,早是败局已定。北面遍布公寓楼宇属于城市的住宅区,近郊农地边小山浑然圆起,山边盘延着一条河流。“玄武息卧,纳水安邦”城市水脉自此回入中心,玄武息卧局以龟阻水,以蛇引流,真正一个节流固阵的好局。只是在河流与小山之间铺就的近郊公路生生将龟蛇分开,而小山的周围遍布的谷仓则有如一群仓鼠将其团团围住。玄武本为龟蛇之相,龟蛇分隔,群鼠攻击着只能防守的龟,而可攻击的蛇却无法守望相助,龟蛇分破局尽数冲杀了原本的优势。望向城市中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市美术馆。当日在地下被困苦战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在那里遭遇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但其间的风水局势却是五方中最好的。中部的地势平坦而缓和,几条主干道汇聚集中在其间形成了一个收拢双手的巨人形态。“盘古聚神,万世不息”传世兴旺的盘古聚神局布在了城市的中心。然而正是市美术馆那尖突的造型恰恰刺穿了巨人的咽喉部位,配合着中央绿地那隆起的造型,酷似一只自土下拱起的野猪正用獠牙狠狠地咬住了巨人的喉咙,这鬼使神差的封豨噬神局破除了如此奇妙的风水格局。“东方水蛇弱势且形如尾,南方鸟翼掠荆风从虎,西方凶牛势强爪角锐,北方群鼠怒激毛如猬,中地封豨卧噬彘身固。”我按照书稿风水格局篇的推算将眼前的局相罗列了出来,这便是城市大局风水的初描。这五项格局似乎拼凑起了一个奇异的整体,似曾相识却又有些不真,蛇、虎、牛、鼠、猪这五种动物的形态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到此月眼之术已经完成,飞艇即刻回航将我送回了地面。既然一时间无法看破整个格局的玄妙之处,倒不如回到家里和晖儿他们一同猜解。在听完了我的介绍讲解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俯身细看着天罡五行图,地支标位与北斗星辰图的交集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自交集形成的线状图形看去倒像是什么有意识的形状。“对了,我想起来了,这线状图像我的生日星座——人马座。”S突然兴奋地叫道。“嗯,人马座,我们城市下面卧着一只半人马的怪物。”林岳咂了咂嘴,怪声说道,“如果我们城市的名字叫雅典,那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你找抽啊?!别在那里说怪话,有本事你找出答案来。”S愤愤道。“亦凡,之前的北斗星辰图是按什么方向观测的?”晖儿看着图轻轻地问道。“面南背北观测的,怎么了?”难道晖儿觉得应该是看图的方位?“我在想,观测是以南方为标尺,那这幅图是否也应以南为标尺呢?”晖儿轻轻地转动着图片道。以南为首?那么……我望着调整过的图形,对照了一下刚才的风水格局初描语句。假设南方是一个头部,就变成了虎头,“水蛇势弱形似尾”……“彘身”……“毛如猬”……“凶牛势强爪角锐”。虎头蛇尾,野猪的身体,刺猬似的毛发,牛腿而利爪……这东西简直是天下最恶心的怪物了!一个形象在我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是它!怎么会是它?!所谓的大局竟然会是这只上古怪物!十六、溯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而神话传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璀璨明珠。在这些奇异而神妙的传说中,大多都已被人们所熟知,甚至考证和发掘。但也有许多的传说至今仍无法证实,除去一些臆断和推测的外更多的是无稽之谈。上古传说便是一个典型的特例,传说中出现的人物及鸟兽诡异而奇特,在这其中尤以上古四凶最是显著,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颇为关注。根据我的描述,S在纸上快速地绘制起来,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幅颇具神韵的素描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只虎头猪身牛腿蛇尾的怪物,健壮的四肢上长着锐利的长爪,一对肉翅附合在身体的两侧。在灯光下看去几欲脱纸而出,扑噬众人。现在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郁闷,因为眼前那张图所画出的正是上古四凶中最为神秘的一员——凶兽穷奇!“这东西好奇怪,怎么长得虎头蛇尾的?”S端详着自己的作品,不由哂然失笑,“难道这句成语是描述它的吗?”“近代解释‘虎头蛇尾’一词的出处是元·康进之《李逵负棘》第二折:‘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林岳似乎查觉了什么,满脸严肃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但在古籍上还有另外一说:‘食人自首而始,所食嗟嗟,食之不尽。’说的就是这个家伙吃人的习惯,所以用它的形态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有始无终。”“切,切,牵强附会。”S不信地摇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你知道它是什么?”“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穷奇!”林岳的眉毛又成了四条,对于S的质疑他不以为忤,只是略有所思地望向我,“老凡,从大局看出的东西就是这只穷奇?”“是的,虽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事实。”我叹了一声,如果S和晖儿也知道其中的典故,恐怕就不会那么泰然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形形色色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四只上古的怪物被并称为‘上古四凶’。”对着迷惑的S和晖儿,我缓缓解释道,“这上古四凶分别是:饕餮、梼杌、穷奇、浑沌,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恶势力的霸者。”“那林岳为什么说穷奇是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呢?”晖儿直入主题地问道。“还有,上古四凶是不是一起出现的?会不会有其他三凶在附近呢?”S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他三只也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抹脖子算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废话?”林岳满是不快地说道,S并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识趣地闭上了嘴。“上古四凶只是古人对它们的集合称呼,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四凶并不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间没有联袂出现的。但穷奇比较特别,它是只集神、兽、人于一身的怪物。”我继续解释着,“《淮南子·地形训》中称之为北方天神,似老虎且骑着青龙;《山海经·西次四经》说它长得象牛,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却说它长得像虎,且有翅膀;《神异经》中描述它能听懂人说话,遇到争吵就吃掉有理的一方,经常咬掉忠诚之人的鼻子,却送给凶人礼物以资鼓励;而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可以这么说,穷奇是凶兽,但同时也兼有神格,更具有人的智慧。”林岳接着说道,“要对付这么个家伙,能不棘手吗?”屋内一片寂静,四人都沉浸在苦思之中。晖儿

                      装满食物的货架,不论什么食物,只要是现成的可以吃就行,无须烘烤,无须到厨房里去烹制,时间不允许她想入非非。她刚刚前进了几米远,恐惧又偷偷袭来,也许她产生了错觉,也许真有一条恶龙潜伏在那里,张着大口等着她,或者是一个幽灵把手伸过来,要把她带到死人的世界,那些死人永远死不了,因为总有人让他们再生。随后,她又回到凡人的世界,一阵无可奈何的巨大忧伤袭来,她觉得所在的地方不是什么食品仓库,而是一个停车场,而她仿佛真的闻到了汽油味,这时候精神可能产生幻觉,向自己造出的妖魔俯首称臣。就在这时候,她的手摸到了什么东西,不是幽灵黏黏的手指,不是恶龙滚烫的舌头和咽喉,而是冰冷的金属,垂直平滑的表面,她猜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是货架的金属结构。估计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货架,按习惯应当一个个平行地摆放着,现在的问题是搞清食品在哪里,这里不会有,气味骗不了人,是洗涤剂。顾不上再想难以再找到楼梯,她开始沿着货架走,一个一个地摸,一个一个地闻,一个一个地晃动。有些硬纸板包装箱,玻璃瓶和塑料瓶,各种细口瓶,大号的中号的和小号的,还有罐头,各种各样的容器,管子,口袋,铅管。她随手装满了一个塑料袋。这些都是能吃的东西吗,她惴惴不安地问自己。她朝另一些货架走去,在第二个货架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手胡乱摸着,看不到摸到了什么地方,把一些小盒碰到了地上。小盒落到地板上时发出的声音几乎让医生的妻子心脏停止跳动,是火柴,她想。她激动得浑身颤抖,蹲下来,双手在地上来回摸索,找到了,它的气味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摇一摇,里边的小棍发出声响,盒盖可以滑动,两侧是涂着磷的粗糙的砂纸,火柴头在砂面上一蹭,终于一个小小的火苗亮起来,像浓雾中的一颗星星,在她周围照出一片半明不暗的球形空间,我的上帝,有了光亮,我的眼睛看得见了,赞美光明吧。从现在开始,收集东西就轻而易举。先从火柴开始,几乎装满整整一个塑料袋,没有必要带走这么多火柴,理智的声音对她说,但她不肯听理智的劝告,后来,火柴摇曳的火苗照到了一个个货架,这边,那边,在很短时间里所有塑料袋都装满了,必须把第一个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里边没装什么有用的,而其他口袋里的财富足以买下整座城市,对这种价值的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消回忆一下曾经有一位国王想用他的王国换一匹马的故事就会明白,如果他现在饿得要死,如果人们给他看这些塑料袋,他还有什么不肯奉送呢。楼梯就在那里,径直向前就能走到。但是在此之前,医生的妻子坐到地上,打开一包香肠,一包黑面包片,还有一瓶水,吃起来,心中毫无歉疚。如果现在不吃,就没有力气把这些东西带到需要的地方,她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员。吃完以后,她把口袋挂在胳膊上,每侧三个,举起手,一边划着火柴一边前行,到了楼梯处,然后开始艰难地往上爬,食物还没有通过胃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达肌肉和神经,在这种情况中,最难受的要数脑袋了。门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响动,要是走廊里有人呢,医生的妻子刚刚想,那我该怎么办。一个人都没有,但她又问自己,现在我怎么办呢。到了超市门口,可以转过身来朝里边喊,走廊最里边有食物,有道楼梯通向地下室里的仓库,你们去吧,我没有把门关上。可以这样,但她没有这样做。依靠肩膀,她把推拉门关上了,并对自己说,最好不要声张,否则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盲人们像疯子似的朝那里涌过去,如同在精神病院宣布着火时那样,沿着楼梯往下滚,被后边的人踩伤压死,后边的人也会掉下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往下走和踩在滑动的身体上不是一回事。等食物吃完以后我还可以再回来取,她想。现在她改为用手提着塑料袋,深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走廊朝前走去。盲人们看不见她,但是,她吃过的东西的气味呢,香肠,我太笨了,香肠会成为活生生的足迹。她咬紧牙关,用力紧一紧塑料袋口,我非快跑不可,她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膝盖被玻璃片扎伤的盲人,如果我遇上那种事,如果我不小心踩在玻璃上,也许我们早已经忘记,这个女人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时间到鞋店去,城里的盲人则不同,他们虽然不幸失明,但可以凭触觉挑选合适的鞋穿。必须快跑,现在她跑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还在一群群盲人中左躲右避地穿行,尽量不碰到他们,但这样速度不得不放慢,有时还要停下来确认路径,这足以让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形成类似光环的东西,因为光环并不都是芳香缥缈的。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盲人喊起来,谁在这里吃香肠呀,话音未落,医生的妻子便把谨慎抛在脑后,开始疯狂往前跑,绊在这个人身上,撞倒了那个,把另一个推到一边,这样做理应受到严厉指责,因为不该这样对待盲人,对他们来说失明已经够不幸的了。她来到街上,大雨倾盆,这反而更好,她喘着粗气,两条腿不停地哆嗦,心里想,这样人们就不容易闻到气味了。不知道什么人把她腰部以上难以遮体的破衣烂衫扯掉了,现在她赤裸着上身,用个文雅的字眼说,天堂之水顺着她的胸脯流下来,闪闪发光,但这并不是一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因为有幸装满的塑料袋太重了,她无法把它们像一面旗帜一样举起来。但这样也有不利之处,令人兴奋的香味正好在狗鼻子的高度前行,街上怎能少得了狗呢,现在它们没有主人照顾喂养,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的狗几乎成了群,但愿这些动物不要伸嘴用牙齿试一试塑料袋结不结实。这样的大雨差不多能酿成洪灾,也许人们会躲起来等待天晴,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处都有盲人仰起头张着嘴解渴,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贮存水,另外一些盲人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明智,拿出桶和锅,举向慷慨的天空,可以肯定,上帝根据人们干渴的程度行云布雨。医生的妻子还没有遇到过水龙头流不出一滴这种宝贵液体的情况,这是文明的缺陷,我们习惯于在家里用自来水,但往往会忘记,这需要有人打开和关上阀门,需要水塔和水泵,需要电力,需要计算机调节和管理贮水量,而做到这一切,眼睛都必不可少。同样,正因为没有眼睛,人们才看不到现在的场面,一个女人带着一堆塑料袋在积水的街上走着,到处是腐烂的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是弃置的小汽车和大卡车挡住公共交通道路,有些车轮四周还长出了青草,还有盲人们,盲人们张着嘴,也睁着眼,面向白色的天空,而这样的天空似乎不可能下雨。医生的妻子一边走一边查看街道标示牌,有一些她还记得,有一些忘记了,这时她觉得转了向,迷了路,无疑,真的迷了路。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既认不出街道的样子,也认不出街道的名字,她绝望了,坐在肮脏的地上,弄得满身黑泥,她没有力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放声大哭起来。那群狗围着她,嗅嗅塑料口袋,但一个个都显出没有多大兴趣的样子,也许是过了吃东西的时间,其中一条舔了舔她的脸,大概它从小就习惯于舔干主人的泪水。医生的妻子摸摸它的脑袋,伸出手搂住它湿漉漉的腰,后来的眼泪是抱着狗流出来的。最后,当抬起眼睛的时候,千遍万遍地赞美十字路口的神灵吧,她看见眼前有一幅巨大的地图,就是市政旅游部门在城市中心竖起的那类地图,主要供那些想知道已到过哪里和现在身处何地的旅游者使用,让他们放心。现在,所有人都失明了,似乎很容易说这笔钱使用不当,但我们应当有耐心,让时间说话,我们早就该学会并且永远记住,命运要到任何地方都必须走许多弯路,只有命运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才在这里竖起了这幅地图,告诉这个女人她现在位于什么地方。她离目的地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远,仅仅在一个地方走错了方向,只消沿这条街往前走,到一个广场,从广场向前,过两条街后左转,然后在遇见的第一条街右转,就是要找的那条街了,门牌号她没有忘记。狗一只一只地留在后面,要么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吸引到了另一条路上,要么就是已经在这个街区住惯了,不想离开,只有那条舔泪水的狗跟着流泪的女人走了,可能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个女人与地图相会的场景中也包括一条狗。他们确实一起走进了商店,舔泪水的狗看到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人们并不奇怪,它已经习惯了这种景象,有时候还在他们当中睡觉,等到起床的时候,那些人几乎全都活着。醒醒吧,如果还在睡就醒醒吧,我带食物来了,医生的妻子说,但在说话以前已经把门关上了,防备从路上走过的人听见。第一个抬起头来的是斜眼小男孩,他只能抬起头来,他身体太虚弱了。其他人稍微迟了一会儿,他们正梦见自己变成了石头,没有人不知道石头们睡得多么沉,只要去田野走一遭就能看到,石头们在睡觉,半陷入泥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把它们唤醒。但是,食物二字有神奇的力量,尤其是受食欲折磨的时候,就连舔泪水的狗也一样,它不懂人语,但开始摇动尾巴,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使它想起来,有一件淋湿的狗必做不可的事还没有做,于是它用力抖抖身子,水滴落到周围人的身上,雨水对狗来说算不了什么,身上的皮毛就是大衣。最有效的圣水,直接从天堂落下的圣水,这水滴能让石头变成人,而医生的妻子把塑料袋一个个打开,也参与了这场变形记。里面东西的气味并不都像最初被生产出来时那样,但一块硬面包的香味就是生命的精髓,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大家都醒了,一个个双手颤抖,脸上露出焦急的表情,这时候医生,正如刚才那条舔泪水的狗那样,忽然想起自己是干什么的,他说,要小心,最好不要一下吃得太多,不然会有伤身体;饥饿才有伤身体呢,第一个失明者说;要听医生先生的话,妻子申斥了他一句,第一个失明者不再说话,心中却冒出一股火气,他想,那医生先生连眼睛都不会治,不用说别的了。这话说得有失公允,我们应当考虑到,医生和其他人一样瞎,有证据在此,他甚至没有发现妻子进来的时候从腰部以上全都赤裸着,还是妻子要过丈夫的外衣穿在身上遮羞的呢,其他盲人朝她的方向看了看,但为时已晚,要是早一点看又会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讲述了她的冒险经历,讲述了遇到的一切以及她的应对方式,只是没有说她把仓库的门关上了,她对给自己找到的人道主义理由也不太相信,不过她讲了膝盖扎进玻璃的那个男人的笑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但并不是所有人,戴黑眼罩的老人只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而斜眼小男孩则只能听到自己咀嚼发出的声音。舔泪水的狗也得到一份食物,并且立刻报答了众人,正好此时外边有人过来用力摇晃商店的门,它怒气冲冲地叫起来。无论来的是什么人,他没有再坚持,说起来外边到处是东游西逛的疯狗,走在街上,让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已经足够把人逼疯了。商店里又恢复了安宁,当大家不再饥肠辘辘,医生的妻子才讲了她和从这个商店出去查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的男人进行的谈话。后来她说,如果那个人的话属实,那么,即使找到了我们的家,它也不一定仍然像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我是指那些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钥匙的人或者把钥匙丢了的人,比如我们,我们就没有,留在大火里了,现在不可能从瓦砾堆里找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仿佛看到火苗吞没了那把剪刀,正在烧干上面残留的血迹,接着又咬噬它的双刃和两个锋利的刀尖,剪刀渐渐钝了,软了,变了形,人们不会相信它曾刺穿一个人的喉咙,大火过后,不可能在一团熔化了的金属中分辨出哪是剪刀,哪是钥匙。钥匙嘛,医生说,钥匙在我这里,说完,他艰难地把三个手指伸进靠近腰带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裤袋里,取出小小的金属环,上面挂着三把钥匙。怎么会在你那里呢,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了,应该一直在那里呀;我拿出来了,怕丢掉,觉得一直带在身上更保险,也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家里的一种方式;有钥匙就好了,不过我们可能看到门被撞开了;也可能没有人去撞呢。一时间,他们忘记了别人,现在该问问他们的钥匙在不在了,头一个说话的是戴墨镜的姑娘,救护车去接我的时候我父母在家里,不知道后来他们出了事没有;接着是戴黑眼罩的老人,我是在家里失明的,他们来敲门,女房东来告诉我说有些护士在那里等我,当时顾不上想钥匙的事;只剩下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了,但她说,我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她知道,也记得,只是不想明说,当突然看到自己失明了的时候,奇怪的表达,但却深深根植于语言之中,让我们无从回避,她喊叫着冲出家门,向还在楼里的女邻居们求救,但她们坚决不肯帮忙,不幸降临到丈夫头上的时候她表现得那么坚强,那么能干,此刻却心乱如麻,竟然让家门敞开着就离开了,没有想到请他们让她回去一下,只一分钟,我把门关上马上就回来。谁也没有问斜眼小男孩有没有家里的钥匙,可怜的孩子连住在什么地方都还想不起来呢。于是,医生的妻子轻轻拍了拍戴墨镜的姑娘的手,我们从你家开始,离这里最近,但我们必须先找到衣服和鞋子,不能这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回去。她动动身子,要站起来,但发现斜眼小男孩吃饱喝足以后又睡着了。她说,我们休息休息吧,稍稍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再看会遇到什么情况。说完,她脱下湿漉漉的裙子,贴近丈夫,暖暖身子,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也这样做了。是你呀,丈夫问,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家,很难过,不过没有说你安慰安慰我吧,好像只是在心里想了想。人们不明白,是什么感情促使戴墨镜的姑娘把一只胳膊搭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肩上,不过她确实这样做了,并且没有挪开,姑娘睡着了,老人却没有。那条狗横卧在门口,在不舔泪水的时候,它是只性情暴躁难以相处的动物。14他们穿上衣服,穿上鞋子,只是还没有办法洗脸,但已经与其他盲人大不相同,至于衣服的颜色,虽然可供选择的不多,像人们常说的,这水果被挑过多次了,但都能相互搭配,这得益于身边有人给他们提供建议,你穿这件,与这条裤子正好相配,条纹与斑点不谐调,如此等等的细微之处都想到了,至于男人们,他们不大在乎,能咚咚响的都是鼓,但是,不论戴墨镜的姑娘还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锲而不舍地追问,她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这样,就能靠想象力看到自己。关于鞋子,他们一致同意,应当考虑舒适而不注重美观,绝对用不着饰带和高跟,也不要小牛皮或者磨砂之类,街道处于这种状况,讲究那一套实在是胡扯,橡胶靴子就很好,完全防水,半高筒,穿和脱都方便,在泥泞地上走路再实用不过了。可惜没有为所有人找到这种样式的靴子,例如斜眼小男孩,没有大小合适的,他穿上靴子就像双脚在里边游泳一样,所以只得穿双运动鞋,至于用于哪项运动就说不清楚了。多么巧呀,他的母亲,不论身在何处,要是听到有人告诉她这件事,一定会说,如果我儿子看得见,也正好会挑这一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脚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穿上了一双特大号的篮球鞋,身高两米的运动员们穿的那种。当然,他现在看上去有点可笑,好像穿着白色软底绣花拖鞋,但不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之内这双鞋就会脏得一塌糊涂,生活中的一切莫不如此,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雨停了,盲人们不再张着嘴。他们还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在街上游荡,但从来不走很长时间,对他们来说走路和停着是一样的,除了寻找食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音乐没有了,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寂静,电影院和剧院只对那些没有家也不想再寻找家的人有些用处,一些演出大厅,那些最大的,早已被用作检疫隔离场所,当时政府或者后来陆续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推油少妇久久99久久9q久久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的,打个电话就完了。在天津后来就有电话了……反正《那桐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吃张治”注276,这没人能懂。其实张治是个厨子(众笑)。今儿晚上把张治请来做饭,这就叫吃张治。请厨子来家给他们做。厨子是各家都去做。后来我们家的厨子就是张治的侄子。注277定:就是说他不是你们家固定的厨子,你们家要做饭的时候就把他从外边请来做?奎:对。原来张治那会儿是这样,后来他侄子不是了,就是跟我们这儿做饭了。那样的厨子很多,都不是北京的,是天津的了。定:《那桐日记》还有一说,说今天送谁谁一桌席,或者谁谁送来一桌席,注278这个您知道吧?怎么个送法啊?奎:这送一桌席啊,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有几种做法。在天津就有一次,是那家(那桐家)他们做好了,铁扒牛肉,大铁扒,装在一个圆笼里头,提搂着,上我们这儿来。这种送也有。或者是花钱请张治,上你们家做去。不过那时候一般送席不是这样,是送席票。大红纸儿,写着席一桌,什么什么席一桌,多少多少钱。子:这省事这个。奎:你拿着这席票去,庆丰楼的票,你到庆丰楼去吃,贵宾楼的票,你到贵宾楼去吃。定:就跟咱们现在送餐劵似的。奎:对对。一般是那样,送实物的就比较少了。这送席票太普通了,生日啦,娶媳妇聘姑娘啦,什么都可以送席票。大宅门谁家里都存一大摞。定:(笑)也就你们家存一大摞,人老百姓家肯定不会存一大摞。奎:这网(指关系网)不是还有嘛,互相传。都不太贵,好像一般都是四块钱一张,那会儿四块钱哪儿值钱了。定:这四块钱一张是什么概念呢?奎:四块大洋。子:四块大洋能买多少东西呢?奎:这我不知道,不管。不过那席票也是越来越不值钱。开始的时候吃得好。子:开始吃鱼翅,后来就变成胖头鱼了。定:你们家跟京剧界的关系也挺密切的?注279奎:很密切,没跟您说么,梅兰芳他爸爸他们都来。梅巧玲那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都来。注280我这儿还有梅巧玲的照片呢,明老太爷(明善)不是内务府大臣么,就管他们。他们都得进宫里唱戏呀,这种关系。后来就散了,没那么多的关系了,就是有几个人,贯大元注281这个,来还给磕头,念旧,保持旧的一套。后来其他的人来,富连成的,张君秋啊,马连良啊,就不是那个关系了。那是因为我六叔在银行,一块儿吃饭啦,跟我们就不照从前似的了。定:你们家有戏台吗?奎:没有,就为了宫廷排演搭临时的,拿木板搭一个小戏台,那不是演戏,是唱八角鼓注282的。八角鼓班啊,也不是一个人唱这八角鼓,包括很多,唱一段八角鼓,唱一段大鼓,说一段相声,曲艺嘛,什么都有……定:您家信佛吗?奎:信佛不是我们这支儿,是我三祖父那支儿,天天念经有佛堂,我三祖父跟喇嘛来往多,上雍和宫,雍和宫喇嘛也来。我祖父也见他们。他不是照三祖父那么信,可是对佛也敬。我也受一点影响,崇拜喇嘛,藏传佛教。到我这儿我到雍和宫去也还是很恭敬的。这也是几年前了,现在也去不了了。从小我们供的就是三座佛。定:三世佛?奎:不是。三座大佛,怎么讲我说不上来了。是从我祖父那儿下来的。不是像咱们庙里供的药师佛什么,是一个红脸的,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定:度母啊?子:对对,白度母,什么度母。奎:“文化大革命”时候毁了。

                      7.关于索家的传说

                      定(问子):你们家这么多逸闻你都听说过吗?子:我20岁就参加工作了,一直在轮子行,就是民间运输业,这帮人的嘴啊,是不饶人。我一进厂,胡同口这三轮车社的工人就开始说起来了,说这可了不得这个,他们家怎么着怎么着,是地下金砖三尺,玉瓦溜溜溜溜,是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再加上我一填简历,我奶奶是爱新觉罗,好家伙我是没好日子过呀,“文化大革命”你猜我干吗去了?让我管给车加油,拿根管儿,得先搁嘴里吸一下啊,开始吸的时候一喝喝一嘴,一打嗝三天都是那汽油味儿!定:反正你们家故事挺多的,不是说宫里最高级的翡翠最后都流落到你们家吗?注283奎:说我们家有玉玺吧?玉扳指儿?玉镯子?我没见过。定:对(众笑)。说是从宫里赏的还是拿的就不知道了。奎:那就不知道了。我跟您说啊,这分两部分,我祖父确实有一部分,可是我祖父跟古玩商一点联系都没有。跟古玩商有联系的,是我五爷爷那边,我五爷爷会倒腾古玩。定(问子):您现在也玩玉器?子:我喜欢看,我没有啊。说我们家的玉器多,说价值连城连宫里都没有。问题是我没看见过啊。谁知道分家分到哪儿去了。定:你们可留神点儿,别哪天来个打劫的。子:早劫完了!奎:全抄完了……说到我这辈吧,我如果有存的东西啊,恨不能就赶快把它卖了,它在咱们这儿也不会生利也不会生财,它长价,长什么价我也不懂,您没上我那屋,我那屋破着呢,墙皮都掉了,我说拾掇也没用啊,我不是住得挺好的吗。它不妨碍我吃,不妨碍我喝,没必要。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定:你们家是阔过,好东西见得多了,所有的富贵就看得都淡了。奎:我们由大房子搬到小房来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定:不用扫地了。奎:对(众笑)。子:这跟人生的实践还真有关系,你处在这种环境你就这么看问题,你处在那种环境你就那么看问题。角度不一样还真的不一样。定:这都是大家子弟才有的……子:豁达。我们认为最没用的事是老头最关心的事儿(众笑)。我们认为好东西他都无所谓。现在最惦记的是孙子,这是一心病。奎:就这事跟我有关,别的都跟我无关,一蹬腿儿就完了。子:这可是心里话。定:其实真是,您父亲的想法就对,过眼烟云。奎:不过这些话啊,有人不懂,听不懂。定:这我能理解。奎:所以我今天才跟您说。
                      附录一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节选)注284[访谈者按]奎垣先生提到,他父亲存耆在解放后为北京市政协、区政协等处写了大量材料,但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是硕果仅存的几篇之一,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如今热衷于追究光绪死亡原因的人不少,此文也经常被人转抄采用。而我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在这里的原因,倒不是对光绪之死有多少兴趣,而是可以从中透露增崇家与内务府诸大臣如奎俊、景丰、继禄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中的情况。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注285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迟疑异常的神色。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叔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府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注286吗?”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注287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注288我的姑丈、内务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注289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注290医士“终日不得闲”。注291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生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颜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回事?偶尔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注292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注293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一进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注294熬白菜”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注295,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词,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祛祛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下略)
                      附录二“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理)参与新政,后又调袁世凯进京,触动了顽固派敏感的神经。顽固派的领袖们在慈禧面前告了他一状,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慈禧警告他:如果再跟着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如此激烈的改革,那么你的皇位就将不保!接下来,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写了一道旨意,秘密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让他把意思传达给康有为等人,希望能缓和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经过康有为精心篡改,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关于这个类似汉献帝衣带诏的密诏内容一直有多个版本,康有为的版本如下:……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看这意思,明摆着要老康这几个人起兵勤王嘛,可这是光绪的原话吗?其实,光绪密诏的原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才将原件交还给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密诏内容特别长,简化下来的大意就是——光绪皇帝把慈禧威胁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讲,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将不保,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康有为你先到上海去避一避。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版本是伪造。不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康有为如何为自己辩护,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什么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在此提一句,为什么后来慈禧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多年的反复“炒作”,大大败坏了她的形象。变法第九十八天:1898年9月16日。天还没有亮,袁世凯就来到了皇宫门前等待皇帝的召见,为朝廷工作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接见时间并不久,接见内容仅仅是皇帝给他升了官,从直隶按察使升到了候补工部侍郎,连升两级,地方官变成京官,官阶也从正三品升到了正二品。连升两级的荣耀在和平时期十分难得,光绪的这个动作又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顽固派意识到袁世凯的到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皇帝想动手!顽固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未雨绸缪,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军事安排。他们安排了聂士成、董福祥两员大将堵在了袁世凯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上。升了官的袁世凯也嗅到了不好的味道,直觉告诉他京城的局势很危险,他在宾馆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了点实际内容。光绪皇帝说:袁世凯你可以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多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马上领悟了光绪的意思,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荣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光绪的言外之意是很犹豫的。但嘴上还是说:为臣遵旨。然后唯唯而退。变法第一百天: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诏复制版,这是杨锐秘密通过人辗转带给他的。康有为失望了,这份密诏意味着他的“围园劫后计划”是谋反!但康有为不想就这么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经不起失败,一定要让变法成功!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失控,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他要让“围园劫后计划”正大光明。他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结束了变法的历史。之后康有为找来谭嗣同,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当然他也知道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所以还留了一手,早就找好了一个叫做毕永年的绿林好汉,要这位好汉在万不得已时带人进入颐和园捉拿慈禧。晚上七点左右,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来到了颐和园。他向慈禧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代表顽固派请求撤销戊戌新政。他说:康有为这帮乱党现在把大清朝搞得乌烟瘴气,别看他们现在只顾着整我们这帮老臣,一旦他们修理完我们之后,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大家伙都觉得他们这是在威胁大清的根本……慈禧并不关心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对她而言,权力才是关键,她要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她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谁影响她掌控权力,她就不让谁好过。可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而现在维新派的改革步伐又太大、太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对于这些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正是靠驾驭这些人来统治天下,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权杖就失去了支撑。显然,非要从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前者更利于她的统治稳定,所以慈禧答允了杨崇伊,并下令明天从颐和园回宫。晚上九点左右,谭嗣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让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至于袁世凯给谭嗣同的回答则永远是一个谜了。变法第一百零一天:1898年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让维新派措手不及,毕永年入园的计划已不可行,康有为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慈禧通知光绪:你从明天起迁居瀛台。这实际上就是要软禁光绪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逃到了天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开始了十六年的逃亡生涯。光绪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政的最后一天了,但还是按照计划接见了两个人: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是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很婉转地对光绪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您变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应该由老成持重的大臣出来主持。比如张之洞就很好,人家办洋务很成功啊,应该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变法。现在新进的这帮人,资历太浅,太冒进,没什么真本事。袁世凯明摆着就是不看好老康他们这帮人。光绪听了这番话后更是彻底心灰意冷,因为他看重的袁世凯居然也不支持他。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早朝结束后,慈禧又回到了颐和园。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自己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八天后,9月29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我自横刀向天笑”如此豪气冲天、充满大无畏革命气概的诗句,出自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之手。此人就是本书中的超级反面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苗沛霖同志。现附上苗沛霖于三十年前所作的《秋宵独坐》一诗: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也就是说,梁启超属于借用,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可是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袁世凯告密与否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答案应该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他们“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这可能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政变已然失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北京实行宵禁,他即便夜里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而且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别人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理由三,有人记载了袁世凯的告密过程。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托来到天津告知其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计划”的事情会不会败露?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袁世凯经过短暂的激烈思想斗争,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牺牲大家。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做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得失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关于“戊戌变法”: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极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变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坚持。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据史料反映,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都没有开会弄个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拿。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如果有几位稳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折》)。就冲这个奏折,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啻螳臂当车!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没呢。”“有山鞠穷吗?”“也没有。”“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看到枯井就有救啦!”“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也感叹道:“一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又有什么错呢?”于是释放了解扬。收到晋景公开出的空头支票之后,商丘城内的士气明显高涨起来,居然又支撑了几个月。楚庄王本来想打一场歼灭战,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掐指算来,楚军出国作战已经大半年,而商丘城仍然屹立不倒。加上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形势对楚军极为不利。楚庄王将几位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有可能给晋国可趁之机,不如撤军回国。楚庄王于是下令收拾家当,准备拔营起寨,文之无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车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色凛然地说:“我父亲虽知必死,却不敢放弃王命,反倒是大王没有遵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

                      推油少妇久久99久久9q久久?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范雏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而攻打齐国的计划,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范雎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范雎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在遭受秦昭襄王冷遇的一年里,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思想。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一: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在上书中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下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我愿意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范雎说的是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才立即召见了他。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呵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的事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秦昭襄王呵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等了一会,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又说:“嗯嗯。”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哪里话!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范雎听了后举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伏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秦昭襄王接着问: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范雎答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则又会损伤秦国的力量。大王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秦国征伐。韩、魏两国是真的亲秦,您要越过他们的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请问怎么才能拉拢魏国?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秦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主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相国,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于是废了太后,把攘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任命范雎为相国。秦昭襄主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路线,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它们屈服。其次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魏两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是犬牙交错。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到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它可以看做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也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魏两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楚。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即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分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昭襄王让他作了将军,王稽则作了河东郡太守,并且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向上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将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有力地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第9章异人奇缘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太子宝座的?王孙落魄邯郸城上轻下慢无礼遇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主孙。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他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而且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也正因为地位的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是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为了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是泄愤的最佳首选。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派往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待为上宾。但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秦国也是强国。这是因为赵国一向作为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又不停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是如何的不值一提。秦国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秦国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往异国或他国派往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满足。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异人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心目中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是没有受到礼遇。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份。如果说他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落魄的异人恰在此时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奇缘。召不韦贩贱卖贵秦王孙奇货可居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自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今河南禹县一带)昌不韦。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象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能够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他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N倍。当然,一项一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他要把他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就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和政治非常接近。《史记》里记载了两个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反过来,一个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虽然经商与从政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的是什么?靠三个要素: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靠这三个要素。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个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作为一个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安国君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没呢。”“有山鞠穷吗?”“也没有。”“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看到枯井就有救啦!”“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也感叹道:“一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又有什么错呢?”于是释放了解扬。收到晋景公开出的空头支票之后,商丘城内的士气明显高涨起来,居然又支撑了几个月。楚庄王本来想打一场歼灭战,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掐指算来,楚军出国作战已经大半年,而商丘城仍然屹立不倒。加上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形势对楚军极为不利。楚庄王将几位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有可能给晋国可趁之机,不如撤军回国。楚庄王于是下令收拾家当,准备拔营起寨,文之无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车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色凛然地说:“我父亲虽知必死,却不敢放弃王命,反倒是大王没有遵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积聚了足够多的钱财,就可以理解最富有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K.D.的婚姻如此热衷的原因。反正帕特是这么看的。不过,这九个完整家庭的姓氏后面,她都记下了自己挑选的小记号:8-R。这是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的简略名称。这些黑人肤色蓝黑,身材高大而优雅,他们清澈的眼睛毫不流露对那些不像他们这些八层石头的人的真正看法。就是那些曾经住在路易斯安那的人的后裔,那块土地开始属法国,后来属西班牙,后来又属法国,后来被卖给杰斐逊,最后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他们始终住在那地方,说的是由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混在一起的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是那些在南北战争之后,尽管白人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留在路易斯安那充当佃农去干活,却蔑视和躲避白人的黑人的后裔。就是那些德高望重者的后裔,他们有三个孩子被选进州立法机构和县办公室:在未经法律程序也没有劣迹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无缘无故地被逐出政府时,拒不相信他们所猜测的是导致他们找不到别的脑力工作的真正原因。几乎所有被逐出或请出办公室(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佐治亚)的黑人在一八七五年的清洗之后,找到了虽然影响较小但还算白领工作的活计。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黑人以街道清扫工的职业终其一生。可是他们(撒迦利亚·摩根和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在路易斯安那,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在密西西比)却沦为赤贫阶层,成为农工。在重建一个国家的五年辉煌岁月之后,是十五年祈求在棉田、伐木场或稻田干汗流浃背的辛苦活的生涯。他们大概猜疑过但没敢说出口,他们不幸之不幸就在于他们有别于同种黑人的唯一特征:八层石头。在一八九○年,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百二十年了。于是他们便分别背负着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以及他们腐蚀不掉的价值,走上了“出逃”的道路。他们从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走到俄克拉荷马,来到了他们仔细地叠在鞋里或塞进帽檐里的广告上描述的地方,结果却是被轰走。这一次他们总算彻底清醒了:他们十代以来始终相信,他们力求弥合的分界线处于自由与奴隶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通常,但并非总是:白人与黑人。如今他们总算看到了一个新的区分:浅肤色和黑肤色。噢,他们原先就知道,在白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区分,但他们以前从未想到,这会在黑人中间产生后果,严重的后果。严重到他们的女儿在当新娘时会被别人回避,他们的儿子成了挑剩下的,有色人种被人看见与他们的姐妹交往会感到尴尬。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族纯净的标志反倒成了污点。那种分裂让撒迦利亚感到惊悸,是因为他相信那样会掏空他们,而如今已成为更加危险的邪恶,因为如果他们分裂,并被不是纯种的人轻视,那么,如同死亡一样确定无疑的是,前十代人定会搅扰他们子孙的安宁,永不停息。帕特确信,当八层石头的后代男性恰如撒迦利亚所担心的,确实分散了,进了军队,也就此一了百了了。应该一了百了嘛。他们称作“不承认”的拒绝,无异于一次灼伤,到一九四九年其疤痕该不痛不痒了吧?噢,不然。那些在那场大战中幸存的人一回到家乡,马上看到了黑文变成的样子,听到了其他黑人士兵被割掉睾丸的事件,以及勋章被红脖们(对美国南方农民的贬损称呼。)和南部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政权。)的子孙们从胸前扯下的例子——认为这就是“不承认”的续篇。简直就像看到一支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厌战的士兵们!不欢迎你们回家!于是他们再次行动。恰如当年的跋涉者在第一次遭到冷拒之后绝不再找另一个黑人居住区一样,这一代人不参加组织,不进行城市战斗。他们巩固了八层石头的血统,并如以往一般高傲地进一步向西迁徙。新一代的父辈:迪肯·摩根、斯图亚特·摩根、威廉·卡托、爱斯·弗拉德、阿伦·普尔、内森·杜波列斯、摩斯·杜波列斯、阿诺德·弗利特伍德、奥西·比彻姆、哈珀·朱里、萨金特·波森、约翰·西赖特、爱德华·桑兹和帕特的父亲罗杰·贝斯特——他是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没人承认他的存在,是在密西西比那伙人注意并记住“不承认”来自浅色皮肤黑人之时被承认的人。蓝眼睛或灰眼睛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穿着优质西装。不过,如故事所说,他们心地善良。给过他们食物和毯子,为他们凑过钱,但在拒不让八层石头再多歇一夜这一点上却是毫不动摇。故事接着说,撒迦利亚·摩根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禁止妇女吃那些食物。朱普·卡托把毯子留在了帐篷里,上面整齐地堆着他们凑下的三美元九美分。但索恩说,她奶奶塞列斯特·布莱克霍斯偷偷溜回去,拿了吃的(但是没动那钱),又悄悄把吃的传给她妹妹萨莉·布莱克霍斯、比蒂·卡托和普蕾斯·康普顿,再分给孩子们。规矩就这么立下了,并且默默地历经悸动的生活,因为人们从不提起它,只在撒迦利亚铸在大炉灶上的词句中有所暗示。不仅仅是一个规矩,还是一个谜:“当心他皱起的眉毛。”句中的“你”(被视为)这个呼语,不是对信仰者的命令,而是对不承认他们的那些人的威胁。他一定是花费了数月的心思才想出了那句话——不过如此——有着多重含义:显示严厉,敦促遵从上帝,却狡黠地不明指不言自明的代词,也不特指皱眉可能会引起什么后果或者这后果发生在谁身上。因此米斯纳组织的那帮十几岁少年想把它改成“是他皱起的眉毛”,其实比他们更具洞察力。瞧瞧他们对米努斯都做了些什么吧:强迫他退回或送还他带回家来结婚的女人,那个从弗吉尼亚来的沙色头发的漂亮姑娘。米努斯失去了(或者被迫放弃了)他为她买下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尽管他们都把他周末酗酒归咎于他对越南战场的记忆,尽管在让他给他们理发时拿他取笑,但帕特知道绝望中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她亲眼看到的。她相信她曾经在米努斯的眼睛里,也在她父亲的眼睛里看见过,那被他生意上的冒险可怜地掩盖着。帕特在翻过K.D.的那些页之前,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写下:“有人打了阿涅特。据乡亲们说,是女修道院的女人吧?要不,就像人们缄口不语所表明的,是K.D.打的?”随后,她拿起了记载罗杰·贝斯特情况的档案。内封上的标注是:罗杰·贝斯特娶狄利亚为妻她写道:“爸爸,他们不恨我们,因为妈妈是你的第一位顾客。他们恨我们,是因为她的模样像南方穷白人,而且注定会有像我这样白人长相的孩子。尽管我嫁给了比利·卡托,一个像你、像他们一样的八层石头,我却把肤色传给了我的女儿。你和大家都知道会是这样的。注意看看,许多与西赖特家的男孩结婚的桑兹家的女孩,多么在意要他们的孩子一定要与别的八层石头家庭成婚。我们是第一批看得出来的肤色突变的人,但还有与肤色无关的看不出来的东西。我知道所有相恋的男女都愿意有教士主持的婚姻,而且许多人办到了。但也另有许多人采用的是费尔里·杜波列斯所谓的“接收”办法。一个年轻的寡妇可能接收一个单身汉的住房。一个丧偶的光棍可能询问一个朋友或远亲,他能不能接收一个没什么指望的年轻姑娘。就像比利的家庭。他母亲弗恩生于布莱克霍斯家,被他外祖母的叔叔奥古斯特·卡托接收了。或者换句话说,比利的母亲成了她自己叔祖父的妻子。或者也可以说:我丈夫的父亲奥古斯特·卡托也是他外祖母(比蒂·卡托·布莱克霍斯)的叔叔,因此也就是比利的曾叔祖父。(比蒂·卡托的父亲斯特尔·卡托接收了一个叫奥尼斯蒂·琼斯的女人。应该是她坚持要给她女儿命名为弗伦德希普,听到那孩子后来一直叫比蒂大概很生气。)由于比蒂·卡托嫁给了彼得·布莱克霍斯,而她女儿弗恩·布莱克霍斯又成了比蒂叔叔的妻子,而且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比利·卡托的外祖父——唉,你能看出血缘规矩出的问题了。我知道,乱了辈分,何况,奥古斯特·卡托在接收小弗恩·布莱克霍斯时已经是老人了。要是没有布莱克霍斯家点头,他是绝对娶不成这门亲的。而如果他因为婚外配偶而名声不佳,或者接收这种方式不仅令人不满,还可能造成彻底驱逐,让私通双方打点行囊离开也是活该的话,他也是绝对得不到点头的。伊坦·布莱克霍斯——德拉姆最小的弟弟——和一个叫索拉丝的女人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可以通过他的姓氏来解释家族谱系),而米努斯的母亲玛莎·斯通的案例(尽管哈珀·朱里说不准他认为他妻子跟谁好而背叛了他)则被坚信是如此。所以奥古斯特·卡托不受诱惑或不想在两家之外去寻亲,便向托马斯和彼得·布莱克霍斯兄弟俩提亲,要娶彼得的女儿弗恩。很可能是由于他的高龄,她只有一个孩子,即我的丈夫比利。不过,布莱克霍斯的血统存在着,这就使我女儿比莉·狄利亚成了索恩和多薇的第五代表妹?因为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托马斯·布莱克霍斯和萨莉·布莱克霍斯的兄弟,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正是索恩和多薇的父亲。好了,萨莉·布莱克霍斯嫁给了阿伦·普尔,并有了十三个孩子。阿伦本准备给其中一个取名叫迪普,可是萨莉刚好犯了一阵病,于是阿伦就以别人想不到的更可怜的幽默,给他取了迪帕的名字。(“迪普”原文为Deep,意为“深的”,“迪帕”原文为Deeper,意为“更深的”。)十三个孩子中另有两个是比莉·狄利亚所爱恋的,其中的不对劲不仅在于数量和血统规矩,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帕特在最后几个字下面画了线,然后便写下了她母亲的名字,也在下面画了线,并用一个心形圈起来,继续写道:“妇女们真的尝试过了,妈妈。她们当真试过了。凯特的母亲凯瑟琳·朱里,你记得她的,还有费尔里·杜波列斯(她去世了),以及娄恩、多薇·摩根和查理蒂·弗拉德。但当年她们谁也不会开车。你大概相信,她们内心深处是恨你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说不定没有一个人呢,因为她们请求男人们到女修道院去求助。我听说过她们所做的。多薇·摩根边哭边出去找人,挨家挨户地找:凯瑟琳的丈夫哈珀·朱里,查理蒂的丈夫爱斯·弗拉德,萨金特·波森(那个无知的黑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姓是皮尔森呢)。所有的借口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哪怕他们的妻子请求他们,他们也会找到借口,因为他们看不起你,妈妈,我知道。而且他们也鄙视爸爸娶了个没有姓的妻子,没有亲人的妻子,长着阳光般肤色的妻子,有损种族的妻子。两个接生婆都遇到了麻烦(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孩子的腿朝下呢),而她们只想在女修道院找到一个修女。费尔里小姐说,她们当中有个人曾经在医院工作过。凯瑟琳·朱里到索恩家去看迪克在不在。他不在家,倒是多薇在。是多薇去了西赖特家,又到了弗利特伍德家。去了步行可到的每一家。摩斯·杜波列斯住得很远。内森(他会跨上“硬货”,飞驰到耶稣那儿去求救的)也是。斯图亚特、普尔、桑兹和别的人家也是。最后他们得到了普立安牧师的同意。但在他把鞋带系好时,已经太迟了。费尔里小姐从你的床边跑到普立安家,隔着门大声叫嚷——她累得敲不动门,气得不想进屋——并且说:‘你可以把鞋再脱掉,牧师!还可以把你的布道袍备好,这样你就来得及赴葬礼了!’说罢她就从那儿走了。“爸爸回来前,大家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尸体能存放多久,而不管有没有父亲、有没有丈夫,你们俩都得下葬。但爸爸第二天回来了。来不及像样地守灵了。于是你就成了他的第一件工作,而且也是他做得很出色的工作。你很漂亮。臂弯里抱着婴儿。你准是挺为他骄傲的。“他没有埋怨别人,只是责怪自己,为的是出席殡葬学习毕业典礼一事。我们曾经争论过,他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些八层石头不愿意带个白人进镇子,也不肯开车出镇到一个白人家里求援;可以说,他们对你的白皮肤恨之入骨,想出了各种不能去的理由。爸爸说了很多,说不只是一个妇女死于生产。我说,谁呢?那位母亲不是一个人死的,还有一个婴儿:要是女孩,你们打算给她取名弗斯汀;要是男孩,就按爸爸大哥的名字叫理查德。婴儿也死了。那是个女孩,妈妈。弗斯汀。我的小妹妹。我们本该一起长大的。帕特丽莎和弗斯汀。也许肤色太浅了,但我们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了。我们会结伴。我没有姑姑或叔叔,记得吧,因为爸爸的兄弟姐妹全都死于他们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但实际上那应该是一九一九年的流行性感冒。所以,我嫁给比利·卡托,一方面因为他长得漂亮,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使我开心,还(主要地?)因为他有卡托家和布莱克霍斯家黑夜一般的皮肤,以及布莱克霍斯家笔直的头发。就像索恩和多薇的头发一样,还像伊斯特和斯考特的一样。可惜他死了,比利死了,我便带上我的浅肤色但不是白肤色的婴儿,搬回到你的漂亮小房子,房后就是殡仪馆和你的墓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教着孩子,他们跟别人一样,用爸爸的姓氏称呼我为贝斯特小姐,我叫帕特·卡托的短短日子就此结束了。”她的这些话早已写满了那页纸的背面,于是就换了张新纸,继续写下去:“我还可以告诉你,除去你和K.D.的母亲,住在鲁比的人都还健在。请注意我说的是住在鲁比的人。他们当真骄傲地相信他们有福气,这全是因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后,人全都死在欧洲、朝鲜或镇子以外的什么地方。连斯维蒂的孩子们也都还活着,而上帝知道,他们本来没理由活下来的。嘿,这事虽然听起来荒唐,我却相信这种永生的要求是这个镇子与爸爸的殡葬生意格格不入之处。因为他只能干等着人在战场上阵亡,或者死在女修道院那边或在别处发生的事故中,除此之外,他的汽车只能用做急救车而不会充当灵柩车。(比利死的时候,除去‘影响’没什么可埋葬的,那还包括一枚金戒指,扭曲得无法伸进一根手指。)他们认为爸爸理应遭到非难,因为他率先破坏了血统规矩,而他们若是为了阻止爸爸成功就拒绝死亡,对此我也认为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阵亡事件和发生在其他镇子的死亡事故(费尔里小姐死于回黑文的路上;爱斯·弗拉德死于丹比的医院,但葬在黑文)就是爸爸接下的所有的活,可远远不够。急救车的活儿也不多,所以我就努力工作,让他相信,镇上为我教书付的钱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他不必以他的股份向迪克的银行借款,也应该忘了加油站这一切。”帕特把两手叠在脑后,靠到椅子上,心里琢磨着,当更多的人像内森或娄恩一样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那时,她父亲的手艺会不会派上用场?或者,他们会不会做他们走出路易斯安那后在路上做的事?一倒下便就地埋了。也许他们是对的?死神是不是被拒于鲁比之外呢?帕特丽莎此时已经累了,想要睡觉,但她一时还不能不去想狄利亚的事。“从天上到这里,妈妈,有很长一段路呢。你和我,妈妈,身处那些瘦得皮包骨、皮肤黑得发蓝的人当中,无论他们还是他们的妻子都不看你长长的棕发,你有蜜色亮斑的眼睛。爸爸和你说过没有,不必担心你的头,那没问题?记得他们怎样需要你吧,利用你到商店去买日用品或是一听奶,而他们却挤在店外墙角处躲着?那是你的肤色唯一可以利用的长处。别的场合都只能惹麻烦。提醒他们黑文何以存在,一座新镇子何以建起来取代它。白人制定的‘一滴血法’(1910年被列入田纳西州法律,规定任何人身上只要流有一滴黑人血液即被视为黑人。),如果没人告诉你它的存在,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遵循。我们开车穿过一座镇子或者有警车在附近时,爸爸就让我们从座位上下来,趴到车子的地板上,因为对一个陌生人讲你是有色人种是没用的,说你是他太太只能更倒霉。索恩或多薇也是新娘子的时候,跟你有过女人间的谈话吗?你觉得你又怀孕了,她们也怀孕了,你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推油少妇久久99久久9q久久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责问抱怨的众人都不由一愣。“屋子的水缸里……”晖儿被问得有些莫名,伸手指了下屋角的那口大缸。我急步走到缸边,双手探入水里搅动了几下,之前闪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似乎比先前清晰了许多,但依旧是一些残缺的画面片断。那悉窣的耳语声已渐渐能够分辨,汉人、别动、小心……“缸里的水是从水池取来的。”莫炎明白了我的行为,“拾水的话你该去楼下。”楼前的水池边,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我将双手缓缓伸入水中,搅动中静心搜寻着那些画面和声音的信息……似曾相识的夕阳,楼前一片树林茂密,四个装束各异的男子在林中聚集。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不同的几个民族,但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油腻痕迹,头上裹着各色宽大头巾,垂下的巾脚遮去了大半个面孔。曼林!其中一个侗族打扮的男子正是曼林,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正在向他说着什么,言语间曼林不住点头。我极力看去,却无法窥见瘦小男子的样貌,于是只得仔细分辨那细微的语声。渐渐地,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晰了起来。“你盯好那四个汉人,弄点麻烦拖住他们。”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大,四个汉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今晚我就弄了他们的脑袋。”曼林满是不适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最近没弄到新鲜人头,只能顶着猪头混日子,神蚕开始不听话了。”“那两个汉人男子不是寻常人,凭你是动不得的,一切小心为上。”沙哑的声音继续道。“哦,属下明白。”曼林的声音有些不快。“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连我的话也敢阳奉阴违。”沙哑的声音有些怒意,“是不是想我灭了你的神蚕?!”曼林一时慌了神,声音变得卑下异常:“老大,属下不敢,属下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沙哑的声音似乎十分满意,语气缓和了不少:“你一向机灵,知道该怎么去做。竹楼上有三个人头可以选,就是别动那四个汉人。”曼林连声应承,那沙哑的声音又道:“务必将他们拖延到戌时,我们先回天……”话语突然中断,景物和语声一片晃动,完全模糊扭曲开来。一切再度平静时,眼前却是我掬水畅饮的画面,耳畔尽是S和晖儿的对话声。该死,看来是我自身的影响过于强大,干扰驱散了原本承载在水中的信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我抽回双手,原原本本地将所得到的信息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众人各自沉思了起来。“那个沙哑声音的瘦小男子应该就是刑天营头目。”S挠头道,“它们藏身的地方肯定是天字打头的地方。”“说得很对。”莫炎点了下头,又摇了下头,“地球人都知道。”S被他抢白得一阵语塞,气鼓鼓地坐到一边和晖儿商议去了。“为什么会特别注意我们四个?”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点。“也许它们害怕。”莫炎看了下手掌,“也许是想利用我们。”“两位兄弟,老汉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咯。”老田在一旁说道。“老田,你说吧。”局外人的看法有时最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应该是午时的样子咯,那些搬头尸戌时才会过来地。”老田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挤作一团,“不如先做好准备哈,对付了搬头尸再找答案也不迟咯。”莫炎和我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一齐同意了老田的说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搬头尸,至于那些疑问也只能等到之后再说了。曼林和岩虎的尸体早已处理干净,竹楼上的血迹被清水冲刷清除,完成了一系列的扫尾工作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安排着下一步的行动。鬼丝蚕制造的越人鬼丝必须通过人的口鼻才能进行传染寄生,莫炎的灵火可以有效地融解鬼丝,因此它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很大。刑天营出身的搬头尸狡诈阴狠,而且身手间异常敏捷,又具备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小心戒备防范之下,我和莫炎再加上三把猎枪应该可以对付它们。可现在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1+1>2的理论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任凭怎么推敲思考,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我烦躁地走出楼门,点上了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大脑不觉有些晕胀,我放眼望向四周的山石树木,分散着自己的意识,借此缓解压力和不适的感觉。竹楼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四面山丘环抱的平地,竹林树木错落有致地在周围成片生长。突兀群起的山石遍布整个地区,但在平地间却多出了许多土壤。这些土壤的质地松软得宜,行进时脚下的感觉很是舒适,云南少数民族居民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开垦田地,播种一些适宜的农作物。这里的条件照理应该符合,却似乎没有被利用起来。心中一时好奇,在竹楼上观望一阵后我来到了楼前的平地,阳光透过树梢竹楼缕缕投下光影,竹楼所处之外的地面在树荫的作用下阴凉舒适。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脚步惊动了树荫中的什么东西,悉窣声接连响起,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壳的长翅膀的,大大小小的昆虫四散逃窜,这里的虫子还真多。环视周围的植物,冷杉、红松、巨龙竹……居然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疯长植物!“山石如龟甲,黄土嵌中生。丛荫似绿被,谷粟总无存。”原来是荫生虫豸局,这里犯了农垦风水的大忌,四周的植物遮阳蔽日滋生虫豸,加上山石困扰无法彻底清除这些植物,所以也就无法将此地作为农垦之处了。虫豸?我呆滞了一下,虫豸局是百虫会聚之局,百虫共存则彼此互相钳制,其中必有虫豸之首!欣喜间立刻叫来莫炎,将这里的局势理解和他解说了一下,莫炎听后没有言语,转身立即钻进了身边的林子。“庄稼稻谷最怕这山沟沟里的虫子咯。”老田看着地上爬动的昆虫道,“六八年的时候,就闹过几次虫灾,哈尼的追玛说是树妖作怪咯,砍了几片林子才搞好的哈。”看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云南的一些地域肯定也与这里类似。枝叶晃动中,莫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伸至面前的手掌完全摊开着,指间夹着三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好大的蜘蛛~~”S一脸恐怖的闪在了晖儿身后,后者的脸色也不好看。“虫豸局百虫共存,这就很容易造成某种昆虫的霸主地位。”我看了看他手中的蜘蛛,“这和原始的养蛊原理相同,所以虫豸之首或许可以作为蛊虫的克星。”“运气不错。”莫炎接道,“这里的虫豸之首是蜘蛛。”“怎么说?”他是虚灵和生物方面的大行家,这话里似乎另有深意。“这种狼蛛喜欢捕食软体虫。”莫炎在狼蛛的尾部拉了一下。“它可以对付鬼丝蚕?”虽然有些振奋,但我心中却也不住担忧。莫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老田:“山上哪里蜘蛛网多?”老田眯眼想了会,伸手在蜘蛛的尾部摸了几下,两指夹着拉出一截蛛丝,细看了一会之后眉头一展,似乎想到了什么。“要这种蛛丝哈?有得好多咧。”老田咧嘴笑道,“老汉认识山边边的苦聪人咯。”“苦聪蛛衣?”莫炎语气间有些舒缓,“那更好,现在就去。”两人回屋收拾了一下行囊,在和我对过手表之后,莫炎便跟着老田向西侧的山边出发了。留守在竹楼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用驭金能力做出了一些锯齿钩链埋在了竹楼周围,又在竹楼的地板和墙壁缝隙间藏下了几十条金属丝,接着我和晖儿、S又做了些尖头的短木棍布在了四周。一般活尸性属土,以木克制它们是最好的方法,搬头尸或许会例外,但至少能够给它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威胁。就在我们将一切布置停当的时候,莫炎和老田已赶回了竹楼。老田笑呵呵地从背囊里拿出了两件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误认为是土纺的毛衣,做工虽然粗糙简陋,但却致密地看不出任何的缝隙。莫炎解开手中的一个小袋子,几十只狼蛛从袋子里冒了出来,纷纷爬上他的手臂。一片柔和的火光在他身体上泛出,那些狼蛛都是一抖,转而安静地伏在了他的衣服上。莫炎轻嘘一声,狼蛛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各自迅速爬下地面,一部分隐藏在了屋子的四角,其余的则沿墙而上用蛛丝将自己吊在了屋顶的角落。“蛛衣你我各穿一件。”莫炎丢过一件蛛衣给我,“鬼丝射出时用身体去挡。”接过蛛衣我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那就是我们俩做诱饵抽取鬼丝。”“还要你转的快才行。”莫炎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公孙、晖儿和老田和尸獾坐在炉边。”五只灵巧的尸獾已完全现身在众人面前,乖巧机灵地在晖儿等人身边蹲伏了下来,看样子它们准备和这三人形影不离了。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时间已是傍晚时分,莫炎到围炉边上点起炉火,双手搓动几下直接伸入燃烧的火焰中。一股乌色的火焰隐约地在熊熊炉火中晃动了两下,渐渐隐入围炉的木炭里。莫炎又拿出了一些干粮和食水分给大家,估计是对屋里的食物有些不放心。老田不知从哪里弄了些草来,又从草叶的中心部分摘下了一些圆粒状的东西,逐一递给大家。“坐拿草的草心,这东西可是黑曼陀罗的克星咯。”老田笑着将一颗草心丢入口中。我试着也吃了一颗草心,那股苦涩酸麻的味道直冲大脑,整个脑部立刻处于兴奋状态,四肢间有些轻微的麻痹,但很快就觉得手脚灵活了许多。“这东西也有麻痹作用。”莫炎提醒道,“不要多吃,闻到花香后再吃一颗。”中药药性,我最头痛的东西,如果林岳在的话估计又能给解释上半天了。想起这小子,好像最近一直没有来电话骚扰我和S,难道他转性了?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和莫炎不住地警惕着周围的变化;S和晖儿填好子弹,将短柄猎枪放在身旁隐蔽的位置;老田则向我讨去了巴查的砍刀,铜炮子猎枪也已掖在了屁股下面。一阵奇诡的闪动在眼前飘过,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聆听,屋外的树丛中蹲伏着五个诡异的身影,彼此没有交谈,只是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瘦小的身影挥了下手臂,其中两个猿猴般地爬上了楼旁的大树,余下三个则悄悄地钻进了竹楼的下部。我一边聆听,一边轻声向众人说明了情况,S和晖儿小心地端起短柄猎枪注视着地板,老田则仰头观察屋顶的变化。猫腰起身,我正想发难,却被身旁的莫炎一把拉了回来。“屋顶那两个是新鲜脑袋。”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柔和的笑容。十一、饬金之灾自从在家里见过这种笑容之后,莫炎便一直没有笑过,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居然笑了出来,难道是有什么发现?“老田和王亦凡对付屋顶上的两个。”莫炎快速吩咐道,“记得要打烂头部。”接着他示意晖儿和S用枪瞄准地板上的两个位置,自己则盯住了第三个方位。“鬼丝蚕喜欢新鲜人脑。”莫炎用胳膊碰了我一下,低声道,“别发愣,先解决两个。”原来他嗅出了屋顶两具搬头尸的头颅是新鲜的,之前曼林刚换上岩虎的头颅时,那条鬼丝蚕就是在头颅里的。一股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味道十分地轻柔,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睡意。众人立刻又吃了一颗坐拿草心,这帮搬头尸应该准备动手了。心念一转,屋顶的锯齿钩链突地飞出,蛇行盘绕下遍布倒刺的链条将两具搬头尸瞬间捆住,链条上锐利的勾尖死死嵌入它们的身体。钩链牵动猛拉,几下便将搬头尸勒切成了数块,两具没了双手的上半截尸身被拉下房顶掉在了地板上。轰地一声,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开了火,喷射的弹药将尸身头部轰成了血团。两块金属片悄无声息地包裹住了尸身,咯咯扭响中,将它们扭碎挤压成了肉沫。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的情况下,楼顶的两具搬头尸就这么被解决了。我心头涌上一阵喜悦,正想转身去帮晖儿,却看到竹楼的地下突突几声破开了三个大洞。三道人影从洞中飞射入竹楼,身形轻巧怪异,衣衫飘然有如鬼魅。这帮家伙还练过轻功?心下不及多想,锯齿钩链立刻缠绕了上去。“不对!”莫炎脱口叫道,“别打……”我一愣神,钩链却已飞速收缩绞动,接着砰砰几声枪响,晖儿和S也相继击中了人影。撕裂声下,衣服的碎片落了一地,许多黑褐色的碎块夹杂其中,耳边则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是虎头毒蜂!”莫炎冲我吼道,“小心毒刺,蜇上就死!”这种毒蜂的大名早有耳闻,台湾曾经震惊一时的登山者毒蜂事件就是这群小煞星干的,中毒的人救治不及会因肾衰竭而迅速死亡。当时只是数百只便摆平了十多人,而现在屋内黑压压的足足聚集了上千只。竹楼间埋藏的金属细丝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我的控制下,众人身旁围起了一道交错的金属细网,凶猛而来的虎头毒蜂被挡在外面,黑压压地蒙了厚厚的一层。金属细网的网格虽然很小,但那些虎头毒蜂却拼足了劲儿地往里挤,那种疯狂的攻击欲不禁让人骇然。必须速战速决,心念一定金属细网闪电般地反向包裹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虎头毒蜂严严实实地被网了起来。我双手虚抓一拉一拧,金属细网顿时拉长扭动,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噗噗声,上千只毒蜂变成了无数的碎片掉落一地。毒蜂尽灭,我刚喘口气,耳边却传来两声枪响,子弹在脚下激起一片竹子碎屑。抬眼间,晖儿和S正忙不迭地填装弹药,脚下有古怪?身子向前一滚,我头也不回地闪到一边,与此同时脚下原本站立的地面喀嚓一声碎开了一个大洞。四周一阵死寂,除了围炉中细微的噼啪声和众人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暗暗咬牙,这帮搬头尸简直就是偷袭的祖宗,什么阴损招数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一击不成便销声匿迹,让人防不胜防。莫炎一直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两脚跪伏,双臂下垂,食指中指支出,抵在地上。方才的攻击是他查觉叫破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冷冷的脸上已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窗棂一翻,两个紧身短打扮的男子自两侧掠入屋内,落地一滚,身躯有如弹簧一般反弹跃起,空中交错间彼此单手对抓,一个回旋将对方反抛出去。杂技般的高难度动作在几秒内完成,我来不及惊叹对方身手的敏捷,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牵拉着的绳索。两人落地时借力猛拽,楼顶一抖发出阵阵怪响,想拆楼顶混水摸鱼?我不由冷笑,嗖嗖几声,惯用的半月弯刀飞斩绳索。绳索应声而断,两人一个趔趄跌了出去,就地一滚翻出了窗外。铜炮子猎枪轰然开火,骨肉撞击声中一个人影飞撞在墙上,倒地呻吟间却是一旁看守地板洞口的老田。其余三人一下没了动静,回望间一个瘦小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晖儿与S的中间,双手各持一支尖竹,环扣在两人的脖子上,尖端直直抵住她俩的咽喉。“两位聪明的就别动。”瘦小男子阴笑道,“我胆小,受了惊吓手会不听使唤。”晖儿和S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莫炎则一动不动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五只尸獾围在瘦小男子的身边,浑身毛发立起,却不敢近前半步。“挟持她们有意思吗?”我心中一震,脸上却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别无聊了,有种放马过来较量一下。”“嘿嘿,阁下还不是很清楚形势嘛。”瘦小男子继续阴笑,手下用力,殷红的血痕顿时出现。“住手!”我立刻软了下来,这家伙的确不好缠,“听你的就是。”瘦小男子口中呼哨一声,方才两名男子狸猫般地窜入竹楼,一左一右地挟在了我的两侧。抽勒几下,一根坚韧富有弹性的绳索捆住了我的双手。看来是早有准备,连牛筋绳都用上了。“这位怎么一直跪着不动啊?”瘦小男子怪声道,“别想玩什么花样。”莫炎依旧不动,抬头望了望他:“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身边两名男子立即闪了过去,瘦小男子一副猥亵的样子:“你就不怕我杀了这俩小妞?”“杀就杀,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朋友。”莫炎居然悠然了起来,“和我有什么相干。”瘦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嘴上阴笑不止,摆头示意两名男子制服莫炎。那两名男子似乎对莫炎有所顾忌,在身旁迟迟没有动作,只是不住发抖。我这才发现,围炉的火焰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紫色,几道火焰沿着地面蜿蜒地形成了一组奇怪的环状图形,而那两名男子的脚下正踏在环状火焰中。瘦小男子查觉有异,面色一寒,手中尖竹正要刺穿晖儿和S的咽喉,却不知为何手软了下来,晖儿和S趁机掰开他的手臂,快速逃离。惊讶中他发现了脚下盘绕的火环,怪叫着试图挣扎,但却丝毫不起作用。莫炎的渐渐直起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推油少妇久久99久久9q久久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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