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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99久热re在线精品99 6热视频 发布时间:2024-01-31 14: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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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精品肏屄视频一区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卷五)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明史·袁崇焕传》)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九)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文皇(皇太极)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啸亭杂录》)总之,虽然各种记载多有所出入,但此事在乾隆年间的《清太宗实录》和《明史》里是有记载,在清朝原始资料《满文老档》也有记载,明朝这边《崇祯长编》《石匮书后集》等也都有记载,清朝时大学者、治学严谨的昭梿《啸亭杂录》有记载,所以反间计的问题是靠谱的,可以采信。以崇祯之精明,单凭这两个太监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但结合这些天来的情况,再加上这个证据,使得崇祯最终认定袁崇焕是暗通后金。十二月初一,崇祯决定利用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的机会拿下袁崇焕。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此时城门紧闭。因为崇祯怕袁崇焕带兵冲入。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下来,袁崇焕和祖大寿坐在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以后,崇祯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提了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袁崇焕沉默,这个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袁崇焕沉默,这个事更复杂,没有地图的话我解释不清。“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满桂不是袁崇焕打伤的,是被德胜门上的守军用火炮误伤的,怎么也怪我?这三个问题袁崇焕一个也没答,崇祯以为袁崇焕是默认了,于是一声令下:“来人!脱去袁崇焕官服,押入大牢!”袁崇焕入狱后,他带来保卫北京的关宁铁骑备受歧视,城上的明军用石头打,甚至用箭射广渠门外的关宁铁骑,致使不少人死伤。本来城外是三支勤王部队:袁崇焕、满桂、侯世禄,侯世禄所部溃败,袁崇焕被押入大牢,于是崇祯命满桂来统率这三支部队,满桂跟祖大寿过去在辽东时曾经有矛盾。他的军队因为没有粮食就在京郊地区抢掠,却谎称是袁崇焕的军队,使得京师百姓多误认为是袁崇焕军来抢他们的粮食。本来百姓就认为是袁崇焕把后金军队带来的,于是对这支关宁铁骑更是人人喊打。处境不妙,遭人误会,长官被捕,祖大寿决定率部出走。十二月初四日清晨,祖大寿带着关宁铁骑离开京师,向山海关进发。敌人兵临城下,你去山海关干什么?一句话,祖大寿反了!其实,就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二天,十二月初二日,当时也在平台受召的兵部职方司官员余大成就提醒兵部尚书梁廷栋(明朝同时担任一个部门尚书的有时不只一人):“现在敌寇如此嚣张,关宁铁骑的主将被关押,再打下去不是战败也是溃退了,现在应该释放袁崇焕以安军心,让袁崇焕戴罪立功。”梁廷栋:“关宁铁骑有祖大寿在,祖大寿很能打,怎么可能溃败?”余大成:“覆巢之下无完卵,袁崇焕一开始入狱时,祖大寿可能以为是误会,没几天袁崇焕就会被释放,几天下来他就会知道上意不可挽回。袁崇焕与祖大寿功罪都分不开,袁崇焕已经被关押了,祖大寿能放心吗?他不造反还等什么?”(余大成《剖肝录》)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崇祯得知消息后,深为震动,余大成提议说祖大寿就是怕袁崇焕的事牵连到自己,此时只要有袁崇焕的手书,就能让祖大寿回来,崇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袁崇焕已经被押入大牢了,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所以不愿意写,余大成说:“袁公您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靠的都是命,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之人,莫不佩服袁公您的忠义,体谅袁公您的爱国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死于敌人之手与死于国法之下,哪个更好?现在圣上并没对您的情况定性,请您好好考虑吧!”袁崇焕最终还是写了这封信,劝祖大寿回来,祖大寿看了老长官的信,最终回心转意。崇祯得知后更不高兴,袁崇焕的部下只听袁崇焕的不听我的,这更坚定了他除掉袁崇焕的决心。就在袁崇焕被押入大牢的这些天,皇太极在干什么呢?皇太极制造了反间计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城下撤走了,他派阿敏率兵攻陷了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其中攻永平时守将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他以父母年老为借口请求回故土。皇太极居然恩准。陈此心说:“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臣决心彻底跟随您。”然而不久陈此心要逃走,他被抓住后,群臣都主张杀他,皇太极却平静地说:“朕不杀你,随你去吧。”与其父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显然是个宽容而不好杀的人,在此赞一个。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失守后,崇祯派孙承宗带兵收复,孙承宗毕竟原来是袁崇焕的领导,指挥祖大寿当然更好使,接受孙承宗指挥收复永平四城的部队除了祖大寿的关宁铁骑外还有一支由一个川妹子所带领的部队——白杆兵。白杆兵是因为手持白杆枪而得名,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蜡树(天津的市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白杆兵的统帅是重庆女人秦良玉,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在列女传出现的(她出现在《明史》将相类列传)称得上女军事家的人。关于一个女人从川妹子到军事家的涅槃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此处先说她与后金的作战。此番已不是她第一次跟后金作战,前文沈辽之战中,秦良玉派其兄秦邦屏、秦邦翰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从重庆出发,参与保卫东北的战役,沈辽之战,秦氏兄弟率白杆兵血战八旗兵,大战中杀八旗兵数千人,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秦邦翰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此番己巳之变,崇祯召天下各路兵马进京勤王,秦良玉从重庆星夜兼程赶往京师,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在收复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的战役中,孙承宗用红夷大炮炮轰城池,几十炮下来,城墙就被炸塌了,然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秦良玉率白杆兵冲锋。秦良玉手舞白杆长矛,好似瑞雪飞舞、梨花纷飘,锋刃所过之处,后金骑兵纷纷身首异处,一战即胜,就这样把这四座城池全部收复。阿敏在城池即将被明军收复前把城内投降后金的汉人全部杀死,然后带兵逃跑。皇太极一看,据守城池是没戏了,孙承宗和祖大寿太厉害,干脆咱们趁着孙承宗和祖大寿一时半会儿无法回师北京城下(红夷大炮太重,不方便运输),咱们再杀回去,于是皇太极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起永定门之战,此时孙承宗和祖大寿都没能赶回来,崇祯慌了。还好此前袁崇焕还在广渠门作战时,翰林院官员推荐一个叫申福的游僧,说这个人会制造战车,崇祯就让他来造战车,此时战车造得差不多了,崇祯便让他出战。申福带着许多和尚、流氓、乞丐组成战车队出城,战车队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突然间皇太极一声令下,八旗铁骑冲向战车队。申福催促战车前进,可是推车的这帮人见铁骑冲来,赶紧撒腿就跑。八旗铁骑从马上挥舞大刀和战斧将战车纷纷砍倒,把申福手下这帮人就像削瓜切菜一般纷纷砍杀,申福也战死。这些人太不靠谱,崇祯急忙派满桂、黑云龙率军四万出战,杀得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天黑。皇太极看一时难以取胜,便让部下穿上明军军装,趁着黑夜混进明军军阵。满桂不曾防备,误以为来的是城内援军,结果满桂被杀,黑云龙被俘,但后金军最终也没能攻破北京城。永平、遵化、滦州、迁安被明军收复,皇太极有被断后路的危险,而眼前北京城显然不可能攻下,于是皇太极下令撤退,此次北京保卫战结束。在城下,皇太极临撤兵前说:“城中痴儿,朕取之易如反掌,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我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啸亭杂录》卷一)皇太极班师沈阳后,以阿敏在临撤退前将永平四城投降汉人全部屠杀为由将他终身圈禁,后阿敏死于狱中,至此四大贝勒还剩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三人。这次北京保卫战,后金十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后金十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后金也必定元气大伤。假如崇祯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让祖大寿戴罪立功,告诉他只要率辽东兵北攻下后金老窝,就释放袁崇焕。祖大寿带兵北伐,引后金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也就是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捅进后金心窝,后金势必一战即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朱可夫就是指挥苏联红军先守住斯大林格勒,然后派兵抄德军后路,最终把斯大林格勒城一带的德军困死,歼灭德军三十三万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绝非朱可夫。皇太极走了,该论功行赏、论过斩杀了。崇祯亲自接见秦良玉,封她为一品夫人,并赋诗赠给她。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孙承宗、秦良玉等功臣受封赏后,该收拾袁崇焕了,袁崇焕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在监狱中写了几首诗。其一是《狱中对月》: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囹圄中,袁崇焕更忆亲人,故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读书多年终成进士,机缘巧合效命辽东,最终却也因辽事而丧命,他也知道由于杀了毛文龙,自己“国法难容”,此时母亲已经不可能与自己见面了,思前想后,自己与母亲只能黄泉再见了,昔日郑庄公黄泉认母只是模拟一个叫黄泉的地方与母亲再见,而自己却真的只能跟母亲黄泉再见了。想到此,袁崇焕作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从崇祯将袁崇焕逮捕,到最终处死袁崇焕,其中隔了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九个月崇祯在干什么呢?本来崇祯还在犹豫如何处置袁崇焕,此时,想加盟内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为了扫清障碍——内阁大学士钱龙锡,于是就拿袁崇焕下手了。钱龙锡跟袁崇焕关系不错,此前咱们交代过,袁崇焕就是跟钱龙锡最先说自己要杀毛文龙的,而袁崇焕此时在狱中,只要往死里整袁崇焕,钱龙锡必然受牵连,然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就能成功加盟内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于是他们组织御史言官集体弹劾袁崇焕、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相互勾结,袁崇焕贿赂钱龙锡几万两银子,等等。其实在明朝,大臣收受贿赂,除了朱元璋时期必死外,剩下的时候就那么回事儿,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可是,袁崇焕是边境大将,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边境大将和朝廷重臣走得太近意味着什么?可能要谋反啊,要里应外合啊!最终崇祯下定决心杀袁崇焕。之所以崇祯从逮捕袁崇焕到杀他用了九个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皇太极此番虽然撤兵,但他留了一部分余部在关内,直到袁崇焕被逮捕七个月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才全部退出,在此期间崇祯还要用祖大寿的关宁铁骑来抗击敌军,所以一时不能动袁崇焕,直到后金军完全退出长城,祖大寿领兵回到辽西,崇祯才对袁崇焕定罪、动刀。崇祯以如下罪状给袁崇焕定罪: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那么袁崇焕这些罪名都是真的吗?咱们逐一分析。一,付托不效。这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按:这个事嘛,崇祯的确苛责了袁崇焕,因为后金军是绕过了袁崇焕的直接防区杀向北京的,而袁崇焕在得知了皇太极大军杀到之后,就立即阻截,先后在遵化、蓟州、通州拦截后金军,可惜的是都没碰上,或曰都失败了。因此这一条不算数。)二,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按: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是“专恃欺隐”,在己巳之变时,袁崇焕上奏说:“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结果皇太极却成功突破了这些地方,袁崇焕的“拨兵防守”形同虚设,这条可坐实。)三,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袁崇焕提出要救济蒙古人,说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但崇祯不让。因为崇祯认为把粮食给蒙古人相当于“资盗”。那么此事究竟是谁正确呢?袁崇焕认为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而事实上蒙古人此时已经倒向后金,看看蒙古喀喇沁部跟满人的盟书吧: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可见此时蒙古已经完全倒向后金,因此袁崇焕给蒙古人粮食就是资敌。而且袁崇焕的观点也并不对,他认为如果给蒙古人粮食,他们就会不倒向后金,事实上,谁强他们就听谁的,按袁崇焕的逻辑,实际上连努尔哈赤起兵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国产精品肏屄视频一区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2人确实都比这位第五子惇亲王更受重用。注184黄带子,清朝的宗室均在身上系黄带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后者俗称红带子。注185冯玉祥逼宫,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注186和硕亲王是清朝宗室的第一等爵,并非专属代善一支,和硕礼亲王才是代善被封(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爵位,是清代铁帽子王之首。所以何先生祖父改姓和(何)是相当随意的。注187清代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是佐领,佐领下设骁骑校(原称分得拨什库),每佐领一人,正六品。注188“八佾舞于庭”出自《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8人,八佾八列64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9吴晓邦(1906—1995),中国舞蹈家。1906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太仓,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是当今中国舞坛公认的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代表作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罂粟花》《虎爷》等。1949年以后曾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搜集整理中国传统舞蹈的多种资料,先后对江西傩舞、山东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等开展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第一次对古曲和舞蹈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带领他的学生们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一批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却在30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仿唐乐舞》等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延伸。注190据光绪《大清会典》卷25,以“祀分三等、斋戒、陈玉帛、荐牲、用乐、佾舞、祝版、祭器、祭品”9项来分述,佾舞方面并没有提到群祀,而在用乐上明确指明群庙不设悬,乐由乐部和声署预备,曰“庆神欢”。可知这并不是专门奏哀乐用的。注191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注192安双成,锡伯族学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满汉大词典》和《汉满大辞典》主编。注193北京话,指双胞胎。注194张莉珊,又名张寿蓉,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子绍曾的女儿,嫁给庆王奕劻的孙子。按奕劻的长子名载振,载振有2子,长子名溥钟,溥钟之子就是毓定,即张莉珊的丈夫。详见本书下面“宅门儿”中张寿蓉(即张莉珊)的口述。注195即今鼓楼西大街149号。原为清醇亲王宅内,依例改建的醇亲王祠,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914年改祀关羽、岳飞,遂称关岳庙。1939年重修庙宇,改称武庙。新中国成立后,因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曾在关岳庙原址上,现作为西藏驻京办事处。注196旧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333页)。注197“一贯道”与先天道、天理教等,都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其名始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自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2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1951年2月21日,中共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8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3年以上徒刑。”至此,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台湾却有所发展。注198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比汉语数目字简单易学,比汉语大写数字更为简便易行,故能长时间在民间流行。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在我国南方农村有些地方,在年长的会计人员中,也仍有人在使用这种数码。苏州码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注199这里也感谢为我推荐并多次联系秉钧先生的安双成老师和他的夫人。同时感谢帮助我完成这篇访谈的张莉女士。注200张莉珊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那桐不姓爱新觉罗,并非皇族,张莉珊所谓皇族,当指她嫁过去的庆亲王家。参见下篇张莉珊与其弟张寿崇的口述。注201爱新觉罗家族初入关时并没有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定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祺”。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注202善耆确有一弟叫善旌(第4子),为副都统、镇国将军,在《爱新觉罗族谱》甲册1699页上。注203燕守平,男,1941年生于江苏,徐州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20世纪70年代以《杜鹃山》一剧的伴奏成功享誉全国。燕守平的妻子马小曼是京剧旦角演员,马连良之女。注204怀塔布(?—1900),清末大臣。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历任大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注205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0页。注206中堂是宰相的别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仅为大臣的荣典,习惯上仍称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拜相,都称为中堂。注207那家花园今已经不存,对此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一个星期后,我们虽没有搬出,购房单位已经开始兴工建设。回家后,全家就投入到搬家的准备之中。院内的租户和亲属纷纷搬走,大批的名贵花木及百余只花盆廉价卖给了颐和园。原在家中管理花木的刘师傅也被安排到颐和园管理花木。交房的期限为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收拾东西,一方面要处理家具。很多木器家具或就地拍卖,或存放到闲置的房里(2008年年底,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提到慈禧赐给那桐的紫檀木镶嵌象牙万字不到头的大条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搬家忙乱中流向民间的)。同时,等西堂子胡同三号院的租户迁出后,再抓紧时间安排那里的房屋修缮。紧张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950年5月22日,我们举家迁入西堂子胡同三号,从此结束了在‘那园’的生活。这一天祖母哭了……”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未公开出版),2011年版,21—23页。注208引自《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09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王谢堂前”,此次因重在叙述宅门生活,故未将蒋家姐妹的口述收入本书,而是放在另一部即旗人妇女的口述《胡同里的姑奶奶》中。注210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的社会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注211主要参照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和何丽:《寿崇张老政协工作四十年》,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98年版。注21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章嘉的记载仅有如下几句:“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生员……以上俱系世居叶赫地方,系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卷22,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叶24下)注213裕禄,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仓,裕禄自杀。注214这里说的三家,指那桐一家、裕禄一家和庆王奕劻一家。清代将皇族女儿均称为格格,四格格是庆王奕劻之女,深得慈禧太后宠爱,慈禧命她长年在宫中陪伴自己。据说奕劻以支庶而能晋封亲王,发迹就从四格格受宠开始。四格格的丈夫是裕禄的第九子,当时皆呼她为熙九太太,张寿蓉姐弟呼她为九姥姥,确实是差两辈。注215据《那桐日记》记,那桐的第一个夫人赵氏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同年十月,那桐“定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库郎中祥霭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为继室。”(66页)注216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那桐长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即崇厚)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可知这些家族相互间作媒通婚的关系。注217据《那桐日记》,那桐的第三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许字成竹铭之子钟山。”(435页)成竹铭即成允,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布政使,他是清朝远支宗室即觉罗,所以这里说那桐之女嫁给了皇族也是对的。注218这里指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室改组的皇族内阁中,奕劻任总理大臣,那桐任协理大臣之事。注219铁良,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光绪朝曾去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注220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同治举人。历任驻美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俄、奥、荷三国公使等职。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东北,翌年1月杨儒出任全权大使赴俄谈判,谈判中俄人提出侵占东北条款,他不受逼迫,拒不签字。1902年死于俄国任所。注221张家姐弟之父绍曾,是那桐的独子,乳名宝儿。曾在中国银行任职,为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据《那桐日记》光绪十八年(1893年)八月廿六日:“今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大小人均平安,母亲命乳名宝格;”廿八日:“宝儿三朝,贺客甚多。”(92、93页)注222张寿崇有文章记述:“民国初年,我祖父那桐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路176号)购地数亩建一德式楼房,全家移入,息影津门,但每年春夏仍多回北京居住。”(见张寿崇:《那家花园往事琐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25—226页)注223引自《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24这里指的是巴金(1904—2005)的小说,即《家》《春》《秋》。注225奕劻于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时年80岁。奕劻生6子,第三、四、六子早殁,载振为长子,系大侧福晋合佳氏所生。凭借奕劻权势,他14岁就被赏给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时任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到法、比、美、日等国进行访问,有《英轺日记》4册12卷传世(一说为别人代笔)。归国后历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民国六年大总统黎元洪代替已经逊位的清室下令命载振承袭庆亲王之爵,世袭罔替。注226载振有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那桐的第五女、第六女即分别嫁给了溥钟与溥锐,那桐的孙女即张寿蓉又嫁给了溥钟之子毓定。这就是所谓的“姑做婆”。注227溥仪逊位后庆王携眷避居天津,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该住宅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璧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120多间。1949年1月被军管会接管,后来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参见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1—216页。注228老北京婚俗,新娘起轿后要派新娘的兄弟二人随行于花轿两旁,称为扶轿杆儿。注229张寿蓉的二姐嫁的就是增崇之孙奎垣,详见下篇奎垣的口述。注230卓王,即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卓哩克图亲王,什锦花园是卓王色旺端多布的在京府邸。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是色旺端多布之子。注231世续,字伯轩,生于咸丰三年(1835年),内务府满洲正黄旗人,索勒豁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命留京办事。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首赞清帝逊位,并参与磋商优待条件。注232岳潜斋的女儿名岳维珍,详见后文刘汝舟口述。注233据张寿崇先生解释,这个“贫”并非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不大气”“抠抠唆唆”,当时也称为“民气”。注234《那桐日记》中多次提到茂如、子言,如记子言,第6页:“午后箴嫂、明大姑奶奶、子言兄嫂来”、第7页:“子言兄来,未得晤”等。记茂如,如87页:“约古香、茂如、锡侯同饭”、270页:“茂如处出分四十金”“茂如处送圣”等。注235即上篇张寿蓉口述提到的姓邓的夫人。注23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张。注237这里所说的大侄女,指的是那桐的堂弟那晋之子绍荫的孙女。其父名张润帘。按,张寿椿在这篇口述中谈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国产精品肏屄视频一区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醒道。我回过神来,转眼用十数支吴钩短刃钉住了来不及起身的恶魈。说也奇怪,那恶魈在地上只是不住挣扎,完全失去了方才的凌厉凶猛。莫炎抢上前挥出一团灵火,恶魈在火焰的灼烧下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吱声,顷刻间化作数块卷起的焦皮,在山风的吹动下片片飞散而去。“我刚才就在猜想,它们是不是对空气流动十分敏感。”晖儿对我说道,“你用金属针之类的武器慢慢接近它们,应该可以对付。”“瘪了不能飘,似乎有道理。”莫炎望了一眼圈外剩下的恶魈,“照晖儿的办法试试。”“好,你吸引它们的注意。”我低声招呼莫炎,环视着辨别了一下周围恶魈的位置。火圈蓬然升起,五色的光焰不断交替闪烁,圈外的恶魈果然被吸引,各自漂浮在空中不住观察着圈内的动静。莫炎在火圈上动了点手脚,自外部看去虽然十分耀眼,但圈内的人却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外部的动静。四根尖锐的金属丝自地下悄然升起,缓慢地接近漂浮着的恶魈,我稳住呼吸尽可能地让金属丝不引起它们的注意。恶魈们并没有查觉慢慢接近的危险,在莫炎的全力施为之下,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火圈上。在即将触及恶魈时,金属丝伸长的速度突然加快,尖锐的一端猛地穿透了恶魈的身体,恶魈在空中频频抖动,发出一片吱吱怪叫。金属丝穿出之后速度继续加快,尖端向下一转直往下冲,深深地扎入了地面。就这样,四只恶魈被倒“U”型的金属丝牢牢地固定,虽然怪叫不停,但却都没有大力挣扎,唯恐穿透的金属细丝将它们的薄皮身体撕碎。“砰”,S瞄准其中一只恶魈开火,全无躲避之下,子弹射中了它的手臂,一蓬火光闪过,手臂顿时干瘪下去,化作一块破烂的薄皮随风飘动。“哈哈,晖儿真聪明!”一击得手,S兴高采烈地转向莫炎,“你那种会爆炸的灵火可以借用吗?”莫炎点点头,翻手间掌中多出四个不住闪烁的小火球递了过去,S像个拿到糖果的小孩兴高采烈地接过火球,转身向圈外的恶魈走去。“凶,再给我凶……”S嘴里一边嘀咕一边将手中的火球用力抛向恶魈,那火球有粘性似地贴在了恶魈的身体上,但却没有如她预期般地爆炸。“你给我的是不是次品啊?!”S急了,冲着莫炎喊道,“怎么一个都不炸?”莫炎看着S,无奈地摇摇头,挥手示意她退后,右手缓慢有力地捻了一个响指。“轰……轰……”一串猛烈的火团爆裂开来,空中的烈焰直冲云霄,人皮恶魈在爆炸的高温中立即烟消云散。“夸张~~”S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火云,转而怒道,“这么大的威力,你想害死我啊!”“我没必要得罪你。”莫炎摊手道,“至少得为自己的鼻子考虑。”众人一片绝倒,看来莫炎还是记得之前S的“配药事件”。“莫炎,刚才的那个假警察是你师侄?”晖儿对莫炎道,“听你们的对话,似乎有很大的不合,他这么做是冲你来的?”莫炎的脸部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中掠过一丝怒意:“教他的混蛋是个败类。”“这是派系家事,我们不便多问。”看神色我觉察到了些隐意,“我只关心他的出现是冲你还是冲大家。”“他们师徒认钱办事的。”莫炎轻叹了一声,“应该是冲着钱。”“那他就是冲大家来的,雇用他的人和这次龙脉事件肯定有关。”我沉思道,“找龙脉的富商和了然那些前后相悖的邮件,这些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莫炎没有答话,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块人皮,仔细端详了会,又放在鼻尖细细闻了闻,眉头不住重复着聚紧和放松的动作。“还是先回老田家再说吧。”晖儿建议道,“这里不是太安全。”一旁几乎已经站立不住的老田立刻点头称是,忙不迭地收拾起我们散落的背囊物件,一头钻进警车,在后座上缩作一团。……回到老田家中,我向莫炎要过他的手机,将之前署名了然的几份疑点邮件传到了晖儿的笔记本电脑上。晖儿接驳手机上网,十指如飞地查询了起来,黑底白字的界面中攒动着大排的数据,看得我不住眼花。“邮件不是一个地方发出的。”晖儿看着查询结果道,“预言危险的邮件来自丽江,而取消预警的邮件则来自蒙化。”“两小时之内飞越云南?”S看着自己电脑上的地图疑道,“他有私家飞机还是会瞬间转移?”“筑壤一派的确会遁术。”莫炎古板地答道,把S的玩笑当成了话题,“但速度绝对没那么快。”他的话让我不禁有点犯晕,转而问晖儿:“会不会是用了代理之类的伪装?”“绝对没有代理,我先前也担心有代理跳板之类的伪装,但对方似乎很有把握,丝毫没有伪装自身信息。”说道这里,晖儿下意识地看了看莫炎,“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方有恃无恐,二是吃准了收件人不懂计算机知识。”“我只管实用,对电脑不感兴趣。”莫炎板着脸老实道,“查下雇主发来的邮件。”这次的查询时间比刚才长了很多,晖儿发现这份邮件的发出时间较早,存储信息已经残缺,再三比对查证后得到了数个残片信息。“残片信息需要处理一下。”晖儿仔细地对比着那些令人头大的数字编码,时间已近深夜,疲惫的感觉袭来,我不觉有些担心她的身体。“改日再查也可以。”莫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晖儿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并没有回答莫炎,我冲莫炎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劝解。晖儿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查出结果,只怕今晚她是不会睡觉的。“Bingo!”一声欢叫,晖儿兴奋地抬起头,“头几份邮件是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发出的,最后一份的发出地则是在云南省蒙化县。”“蒙化……绥德县……”莫炎看着屏幕上的显示,脸色一阵冰寒,“看来我是被人利用了。”“那人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我还是有些疑问,“但你又是怎么会选这条龙脉的呢?而且一开始你是约我去丽江的。”“了然提供的龙脉线索。”莫炎望着窗外的夜色道,“在我发邮件询问后回复的。”“那份回复邮件也是绥德县发出的,但要你自丽江改道玉溪的邮件却是在丽江发出的。”晖儿查证了一下,“照之前发生的情况来看,对你提供有利建议的邮件都来自丽江,而迷惑你的邮件则来自绥德和蒙化。”目前的局面已是相当清楚,莫炎的雇主不但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并且还第一时间截获了他与了然之间的电子邮件,伪装了然给莫炎提供线索。了然似乎对这件事情也有所查觉,同样也用邮件给莫炎一些有帮助的建议,但却不知为何没有道破其中的秘密。“照你说的,了然没有可能会害你,那他为什么不向你说明这个骗局?”S歪着脑袋道。“这倒是他的作风。”莫炎摇头道,“王亦凡应该也领教过。”这话的确没说错,在之前与了然的联系中,他始终一付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架势,说话向来只说半句。莫炎虽然言简意赅,但与了然的滔滔不绝比起来倒还显得清晰明了,似乎了然很乐衷于引发他人苦思。“管他那么多呢!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毫无顾忌了。”S拍着桌子不耐烦道,“既然知道是陷阱,索性散伙不找龙脉就是。”莫炎看了S一眼,没有答话,转头又望了望我,眼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毫无顾忌?唉,你未必太过乐观了吧。这一路上都被人抢在前面,而且对方似乎很了解我们。”我叹了一声,冲S道,“他们在暗,我们在明,现在是聚在一起才能守望相助,如果散伙,单是莫炎的那个师侄就足够将我们逐一击破。”“那……”S一时语塞,低头默许了我的看法。“那个小子不难对付。”莫炎缓声道,“人皮恶魈是他师父的,他只懂操控。”老田在一边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也大致清楚了情况的严峻,见大家的谈话暂缓,他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汉不懂啥法术哈,不过,年轻时倒也跑过云南各地咯。几位不嫌弃的话,老汉愿意给你们做个向导,在地方上老汉还是认识不少朋友哈。”我感激地冲老田笑了笑,这位热心的老人说的不无道理,但之前的几次遭遇却也没少让他受罪,带着他虽然便捷许多,不过在紧急关头我们未必能保证他的安全。见我犹豫,老田又道:“老汉吃的盐巴不少,懂得看人,各位都是好人哈。莫要担心咯,老汉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反正这条老命也是你们救的,能帮得你们,不怕掉脑壳。”说话时,他挺起胸膛,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豪迈,众人不禁对这位老猎手产生了一种敬意,眼神交流之下,都已是默许了他的加入。“在哀牢土司府的时候,文鳽曾经提到秦始皇派蒙恬押运物件埋进龙脉,是不是?”晖儿看着电脑屏幕问道。“没错,文鳽的确说过。”莫炎点头道。“看来那些人在这方面的线索并不比我们少。”晖儿将电脑屏幕转向大家,“绥德县的文物古迹很多,最著名的要数这两个墓。”“扶苏墓和蒙恬墓?蒙恬因为支持秦长子扶苏,当年被秦二世赐死”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这两个古墓的介绍,我不由一愣,“他们去追查蒙恬墓,难道认为胡亥是在灭口?”“这可说不定,我刚查了一下,史料记载上蒙恬的弟弟蒙毅先被胡亥杀死,而蒙恬则是后来被逼服毒的。”S在电脑上也列出了几个窗口,“因为蒙毅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两兄弟又出奇的相似,因此野史上有很多关于蒙恬假死的记载,有推断说蒙家兄弟是偷梁换柱。”大家的眼睛都是一亮,这个发现无疑将线索推进了许多,虽然野史未必可信,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古史本就扑朔迷离,何况蒙恬之死史书上早有质疑之说。“单凭这些不可考证的野史记载也不能找到龙脉。”晖儿仔细看着资料道,“不过倒是可以从蒙恬和蒙化县这两条线索入手,或许可以打开缺口。”“说到蒙恬将军,老汉年轻时听得老人们说过,唐朝云南六诏的时候有个蒙舍诏。”老田眯缝着眼睛道,“诏里做了云南王的那个说是原本就姓蒙的汉人哈,祖上是做过将军的咯。”“越国公蒙归义?”莫炎似乎也知道这段历史,“他祖上好像是哀牢夷。”“对咯,就是这个蒙归义,哀牢山的土司据说是他们的家臣哈。”老田不住点头道,“不过,蒙家消失地很快哦,最后一批好像就是在蒙化哈。”“蒙化县……”我恍然道,“他们果然在挖蒙恬这个口子。”“茶马古道上的血案终于可以解开了。”莫炎突然冒了一句。“什么?”他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父母的血案。”莫炎淡然地说道,眼中透出一片无尽的空洞。从他淡淡的神情中,我能感受到一丝别样的忧伤,听话里的意思他父母是在茶马古道上遭遇了毒手,但怎么会令他与今天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无从可知了,至少现在我不会去主动问莫炎,那应该是他心中一块很大的疮疤。“那时我只有十三岁……”莫炎似乎沉浸在了那段回忆中。饲虚一派的人过着游侠般的生活,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虽然在现代听来有些奇怪,但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捕捉饲养虚灵,收钱做事为生。莫炎的父亲叫莫念非,是饲虚一派中顶尖的好手,许多棘手难办的生意多数都是经他解决的,加上精通巫蛊之术的妻子,可以说没有什么生意是他不敢接手的。三十年前国内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很多港澳海外华人纷纷与国内恢复联系,而莫念非这次接到的就是一个香港神秘富商寻宗的委托。刚看到委托时,莫念非并不很重视,甚至感到有些被侮辱,象寻宗这样的小事根本用不着他出手。但对方再三申明要派内的顶尖高手接办此事,饲虚一派在生意上一贯守信,于是他才勉为其难地接了下来。既然没有什么危险,那么让两个儿子见见世面历练一下的念头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莫念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接下生意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儿出发了。一切都很顺利,沿途打探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按照富商提供的线索要求莫念非很快便查到了有关他先人的情况和资料。按莫念非的调查结果,富商要找的先祖应该就是越国公蒙归义一族,蒙氏曾建立和统治着赫赫有名的南诏国,政权稳固程度与当时的唐朝并驾齐驱。不过,在第十三位蒙氏皇帝统治时期,皇帝连带太子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丞相郑买嗣的手里,事后蒙氏皇族八百人一夜之间惨遭灭族,南诏蒙氏从此便销声匿迹了。莫念非不但找到了富商的先祖资料,还查出了蒙氏一族乱葬堆的位置,照理来说所有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可接下去的事情却让这笔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意变得奇怪了起来。情况查明之后,没等莫念非联系,富商的代理人竟先一步找到了他。这人对蒙氏一族为富商先祖的调查结果不屑一顾,说是已经查明富商的先祖其实就是灭了南诏国的郑买嗣,并对莫念非的办事不力深表遗憾。莫念非哪里肯给自己的金字招牌抹黑,当即便和那人言语冲撞了起来。一阵争辩之后,那人却又软了下来,加付了一笔丰厚的报酬,要求查找郑买嗣墓葬的下落。收钱办事向来是饲虚一派的风格,莫念非虽然有气,但也不愿和钱过不去,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不知道是郑买嗣性格多疑,还是心存顾忌,他的墓葬地在云南历史上一直是个迷,几番查找居然都没有墓葬的消息。莫念非发了狠,召集了饲虚一派的骨干精英,人、兽、虚灵轮番上阵,最终将目的地锁定在了被称为“茶马第一重镇”的蒙化。“郑买嗣灭了蒙氏一族,蒙化则几乎断送了饲虚一派。”莫炎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十七、古道惊魂莫炎平时并不多话,但却将这段往事叙述得十分生动,屋内的众人在他那缓慢的语调中都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父亲的本事应该比你厉害吧?”S听得有些入迷,唐突的问话脱口而出。“超出我很多。”莫炎的语气中带着崇拜和佩服。“你都那么大本事了,他为什么还……”S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不合时宜,后半句话直接咽了下去。“只有那个混蛋知道答案!”莫炎恨道,“如果当时我不病倒……”与结实健康的哥哥相比,莫炎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到了蒙化的当天便因劳累而发起了烧,趁大家停歇休整的时候,莫炎的母亲特意为他采了些药来。一碗药汁还没喝完,屋外就冲进了一个浑身紫胀的男子,进门后便倒在地上不住地打滚脱衣,不多会便脱了个精光。可脱完衣服之后,那男子的动作还在继续,他脱的是自己的皮肤和肌肉,就像是在除去衣物一般,直到变成一具残留着脏器的骷髅,两只挂在颅骨上的眼珠中满是惊恐。莫炎吓得连碗都丢了,一头钻进被子死活不敢再看。莫念非一众人等虽然见多识广,看到如此的惨状也不免一阵寒慄。那人进门时样貌早就肿胀走形,眼下更是已成白骨,众人从衣着和缺落的牙齿方才辨出他就是负责先遣查探的弟子——陈子浩。这陈子浩最是熟悉土性虚灵,对墓葬风水方面也小有研究,经常混迹于蜀滇闽一带做些摸金倒斗的缺德活计,并用盗来的老金包了一嘴金牙。饲虚一派最忌偷鸡摸狗,为此陈子浩被莫念非活拔了满口金牙,吊在太阳下晒了足足三天。为了将功补过,这次他主动请缨查探郑买嗣的墓葬地,莫念非见他积极,又是专长此道,便应允了下来,却不成想他会死得如此之惨。陈子浩的衣袋里有一张画得十分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个重要地点,莫念非估计那里便是郑买嗣的葬地所在,而陈子浩大概是在探墓时故态复萌着了道。原本和陈子浩同行的还有一名弟子,此刻两人不在一起,看来也是凶多吉少。莫念非当即将众人分为两队,自己带第一队前往地图标注的地点,第二队留在驻地作为后援。莫炎的母亲将一对雌雄蛊的雄蛊交给丈夫,自己则带着雌蛊留守了下来。第一队出发的一个小时后,雌蛊突然躁动起来,翻腾了没几下便爆成了一滩酱汁。莫炎的母亲见状大惊,知道丈夫一定遇到了危险,嘱咐莫炎的哥哥照顾好他,匆忙地随着第二队赶往营救。莫炎心急之下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哥哥已不在身边,他支撑着唤出遁鬣,一路循着气味追踪而去。走出没多远,一股奇怪的皮肉味传来,莫炎随即发现荒凉的古道边躺满了死尸,尸体的头颅被剖开,皮囊般地敞着口子,颅内空空如也,大脑已被人取走。更让他惊恐的是,满身黄白汁液的哥哥正拿着一把短刀不紧不慢地切割着父

                      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国产精品肏屄视频一区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国产精品肏屄视频一区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那桐官服照注208张寿蓉、张寿崇为姐弟,他们的父亲绍曾是那桐的儿子。对金鱼胡同那家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宅门,我选择5人做了3份口述。这5人分别是那桐的孙子孙女、五服以内的堂孙女,以及这个堂孙女的亲戚蒋家姐妹注209。这就好像一颗石子入水泛起的涟漪,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观赏水纹的时候,如果能在看石子入水之余,也看看由它激起的整个水波动态,方才有趣。何况它的边缘,很有可能是另一波水纹的中心。注210张寿崇(1921—2002),生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其父绍曾(1892—?)一直未任过高职,与其祖父那桐共同在那家花园生活。张寿崇也在祖父家的这所花园里长大成人。在天津公学、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中学。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燕京大学停课后,1942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未谋职业。其间曾出资兴办福兴汽水厂,后因资金和管理问题停产,1951年转让。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这样的经历在北京市各区县政协中罕见。张先生在东城区政协工作的40年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和民族古籍等工作。1984年又积极筹办北京市第一个满文班,该班于1984年开课。张先生曾发表《那家花园话旧》《满族史料拾零》《有关满族的社团组织回顾》等文。编辑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晚年整理出版祖父那桐的日记并将日记捐赠给北京市档案馆。该日记在他去世后,是由他的子女完成捐赠仪式的。我与张先生相识于1985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上的关系,又因我母亲与他是大学同学,于公于私都有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委拟编写民族志时,他指名令我加入,因此而往来频繁。我曾跟随他到北京香山的健锐营和大兴南苑的满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成果都未能发表。注211张寿蓉、张寿崇姐弟在清华园(图中牌坊上“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所题)(张寿崇提供)张先生一直跟随祖父在那家花园长大,经历自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因为与他过于熟稔,因为总觉得会有很多与他长谈的机会而一次次地拖延,直至有一天听到他溘然长逝的消息,才意识到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了许多他生前从未与我讲过的、令我感叹唏嘘的坎坷隐忍的经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这篇口述是本书诸篇口述中较早的一篇,本以采访张寿蓉为主,我是在张寿崇先生的陪伴下到张寿蓉女士家中做的,谈话间二人多有互相提醒互为补充之处,所以一并罗列于此。张寿蓉(以下简称蓉):我1919年出生,今年80了。我没有满族的名字,就有个小名叫“枣”,小枣。那桐是我祖父,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刚记点事儿吧,他就半身不遂了,我就记得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就“嘞嘞嘞”地说不清楚。我就是早起来请安去,下了学以后过去作个揖,看一眼,就出来了。张寿崇(以下简称崇):我家不算贵族,算官僚。我家的老姓是叶赫那拉,老家谱上说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我们说姓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名字是那琴轩那桐,到我父亲就姓绍了。实际到我们这辈应该用“寿”,我家不论男女都按寿字排。姓张是民国以后改的,其实应该姓章,因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边,叶赫那拉氏第一个出名的叫章嘉,注212我们家谱里是章嘉,后来民国时期排满,汉人里姓张的不是比姓章的普遍么,就用了这个张。蓉:我母亲家里的事就不太知道了,就知道姓奚,那阵儿最出名的,反正后来自杀的那个裕禄注213不是她大爷就是她叔叔,好像是差两辈儿,不是直系下来的。崇:好像满族有个姓是喜塔腊,所以她娘家就姓奚。其实按官位说,裕禄比我祖父高,他们哥儿仨都是大官。他们是真正的八旗,不是内务府。我们家多少是内务府后来抬旗,我祖父已经做到一品大员,当然就抬旗了。蓉: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了。我的姥爷我就没见过,他做什么官我也不知道,他庚子时候殉了,自杀了。姥姥也是我很小就病死了,那时候觉得这殉了不是什么好事,就都不提。我们也不上姥姥家去,我母亲也不常去,因为父母都没有了,就知道有一个婶儿,就是庆王的四格格,陪着慈禧的,相片里老有。她是我爷公的妹妹,从这边说是我姥姥,叫九姥姥,从那边又等于是我的姑太太。我上我母亲家去也就是去见这个九姥姥。崇:这说的就是三家儿了,四格格是我母亲娘家的婶儿,也是我三姐(指张寿蓉)结婚以后庆王府的姑太太,这三户都是一品大员。注214蓉:我祖父的前一位夫人姓赵,大概就是民人,汉人。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第二个太太就是续弦的这个,就是我祖母,姓邓,是汉军旗人,家里也是有名的,盖动物园的诚玉如那是我们的舅姥爷。注215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就是我父亲,跟着下边也生了四个女孩。两个都是正太太,我祖父没有姨太太。崇:我家没有姨太太,没有丫头,没有抽大烟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要有就不行了,反正一抽大烟,再有姨太太,再有使唤丫头,就完了。我们家是从困境中起来的,经过一段波折,咸丰时候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个科场案,我曾祖父就被牵涉,所以我家就很困难,到我祖父才又起来。我祖父那时候上朝连靴子都不肯穿,先走路到那儿然后再穿靴子,生活困难到我家老姑太太在家里打带子。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家。蓉:我这八个姑姑,大姑我就没怎么见过,那时我很小。注216二姑嫁给蒙古八旗人,言菊朋他们家的。三姑嫁给皇族了。注217五姑爷是我公公,五姑就是我婆婆,那时候可以亲上加亲,姑做婆婆。六姑就是我婶,姐儿俩嫁给哥儿俩。崇:那时候庆王是总理大臣,我祖父是协理大臣,在外交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在朝里最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注218我们七姑嫁给铁良家的,注219八姑嫁给杨儒,注220到俄国当钦差的,那是汉军旗。蓉:我父亲那阵儿在中国银行做个不要紧的事儿,接电话,好像接线生似的。崇:他主要是股东,董事,中国银行就是接着大清银行,一脉承下来的,我家是大股东。注221我曾祖父哥儿好几个,就都不在一块儿了,我们家三代同堂,也算大户了吧。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帝制以后变化很大。蓉:反正那些事也不让小孩儿知道,小孩儿也就是吃喝玩乐而已。那阵儿军阀打仗,是不是炸张作霖哪?我们就往外跑呗。崇:军阀混战嘛,跑过两三次。我们是天津有个家,注222北京有个家。我们家在(北京)苏州胡同也有房。苏州胡同也算是好地方,离东交民巷近,中国兵不能进,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到苏州胡同就不能派兵进去了,外国兵放哨就放到苏州胡同。我们主要就这仨地儿,金鱼胡同假如说不安定了,就跑到苏州胡同,还不安定就奔天津,奔天津租界里住。我们是如此,北京这些个大户差不多也都是如此。上到溥仪,下到铁良,没有说天津没有家的,再往上肃王什么的就去大连、青岛了,摄政王也到天津去,都是这样。真正不进租界的那很少了,除非他没落了。蓉:我们小时候也跑过。乱了,没有客车了,就坐运兵的铁皮车,也钻过铁道。那时的房子也不算贵,家里有钱的主儿都买得起,就置一所,两边跑呗。解放以后就都卖了。我们家姐儿7个,4个男孩4个女孩,中间死了一个女孩,所以女孩是3个,都是一个妈生的。我大哥是属耗子的,比我大3岁。二哥现在还有,在天津,比我大一岁。一个弟弟属猪的,比我小4岁。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大姐完了是二姐,我是女孩里最小的。没了的那个是我姐姐,两三岁时得传染病死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可能是虎列拉什么的。1920年那桐的全家照注223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家里就跟《春》了、《家》了那种书注224里头很像,大家庭。父母都忙自己那点事,我母亲要管理家里的事,还要出去应酬红白喜事,一天见不了两次面,早上请个安,晚上说个明儿见,一天就完了。孩子多,也管不了,生下来就雇奶妈子,吃奶妈的奶,不像现在跟父母这么近。奶妈抱走就归她了。所以奶妈是太要紧了,好像就是受她们的教育。我们管奶妈叫嬷儿,就比叫老妈子强多了,府门都叫嬷儿,谁是谁的嬷儿。长辈的用人叫“达”,是宫里的叫法。我奶妈是顺义县的,她二十几岁来的,比我母亲大一两岁吧,自己的孩子让人给看着,一年也就回去一趟,十几天。她从我小时候到我结婚,一直跟着我,那阵儿叫陪房。我结完婚以后她又给我哄了3个孩子。后来得心脏病死的。她一辈子,跟我的时候比跟她丈夫多。像我这样一直到结婚生孩子还跟着的太少了。崇:像我的奶妈就不行了,反正奶妈走了以后有看妈,老有一人跟着。蓉:我虚岁6岁就念书了。那阵儿我哥哥他们上学校,也让我去,我一听就害怕就哭,家里说那就甭去了,就在家里读私塾,请老师来。哥哥是在学校念完了还得在家里念。我那阵儿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按老式规矩,9点钟上学,11点半才下课,下午一点半上学,5点下课。开蒙在北京,几年后上天津,老师也跟着。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儿念“四书”。我们头一个老师是山东人,简直就是哄小孩儿。后来的高老师学问好点儿,就教点诗什么的。还学过几天英文。我父亲三十几岁就半身不遂了,我就陪着他,也没上学也没出去,一直到结婚。崇:我们中学全在天津念的,只有暑假回北京玩儿来。蓉:我13岁就订了婚了,13岁就等于12岁,我生日又小。等了这么几年,到虚岁17岁就是现在的16岁就结婚了。我先生是庆王府毓字辈的,溥字辈完了不就是毓字辈嘛,他比我大两岁,结婚时虚岁是19岁。那阵儿都是19岁就结婚了。他1984年死的。他就是上学,完了高中毕业就工作,没上大学。先在外国公司做点事,然后就在保险公司,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照相机厂。我结婚时公公上头还有爷公呢,爷公就是庆王爷载振。崇:农工商部尚书,出使英国的那个。注225蓉:他们家那派头!原来好几个姨太太呢,死的死走的走,我结婚时就剩一个了。我公公哥儿仨,一个小的是姨太太生的,这哥儿俩是一个母亲的,就娶了我们家那俩姑姑。注226他二婶就是我六姑。那时候讲门当户对,没有悬殊太大的。我丈夫就哥儿一个,有俩妹妹,他们这支挺稀。那阵儿他们的王府还在北京,定阜大街,我结婚以后在那里住过一阵儿,还有宝座,就是皇上过去坐的那椅子,那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摆设了。天津的那是住宅,老宅子很大,光地窨子就好几十间呢。注227我们在天津结的婚,他们的房和我娘家的房离得不远,就隔一条街,两处一说合就给了。他们家境那时候也挺好,清朝倒台了也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人家十分之七。还有渤海大厦。府门跟我们普通的门不一样,他们家规矩礼数特别多,丫头也特别多。咱们这儿随便磕头不是磕仨头么,他们得磕六个头。我那阵儿是个小姑娘,16岁,什么都不懂,结婚时规矩也不懂,就找懂这种事情的一个老太太,胖赵。今日的天津庆王府(定宜庄摄于2009年)崇:就好像伴娘,她就懂这个,对于两家的情况都熟,规矩礼数她全都知道,到时候就提醒新娘子: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行什么礼,儿媳妇过门早上应该什么时候请安去,晚上应该什么时候回屋,都得听那胖赵的,她都给你递话儿,等于听她导演。胖赵一肚子没有别的学问,就是这个。北京有名的府第她都去,溥仪结婚她就陪着皇后。蓉:她一递话儿呢,甭管对不对,人家也就都觉得对了。她像司仪似的,在旁边搀着你,该请安的请安,该磕头的磕头。各家她都去,你可以给她钱,找她,用一个月还是多少日子。府门的规矩,普通人家的规矩,民家的规矩,她都懂。我和我大嫂都请的她。崇:长得就像电影里的胖黑奴,嘻嘻哈哈,人非常聪明,见的也多。大家门儿,你找我也找,越来越熟,她肚子里就像有本经似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女的就这个胖赵是最厉害的。新娘子遇到谁捣乱,她也能给搪(搪塞)一气。她也待不了多长,也就待一个月,报酬也相当高。蓉:我结婚时还按老式规矩,坐轿子,他(指弟张寿崇)还扶着我那个轿杆儿。他和轿杆儿高矮差不了多少。注228崇:弟弟得送姐姐去,扶着轿杆儿。我就等于到我姑姑家。蓉:我婆婆就是我姑姑,多少也好点儿,怎么也有个原谅劲儿吧。不过那大家庭也够呛,磕头请安、抽烟倒茶的事特别多,还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坐,老得站着,出门也得说一声儿。虽然是姑姑也还得按规矩走。不过我那爷公对我特别好,老拿我当小孩似的,老说你下去吧,别跟这儿站着了。老头每天起得很晚,到下午三点多才起,吃饭还得递漱口水什么的。后来就好多了。第二年我就有小孩了。我4个孩子,17岁生我大女儿,我年龄太小还难产。3年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又3年以后生了第三个,俩男孩挨着。我一直也没工作,就这么样下去了。十年以后了,到1952年又有了这女儿。崇:大的变化是解放战争。天津解放和北京解放不一样,天津是战争解放,这些户在解放前已经很紧张了,国民党到处占房,这些人就都被由老宅子里撵出来,再租一间房住,我们也是这样。国民党就进驻,算是给赶出来了吧。跟着就解放了。我们家房就卖了。庆王府就没算卖,移交给共产党了。蓉:也说不清楚,房子都交了,那时候就兴这个,就像现在兴人人买,那阵儿就兴人人交。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我大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十三公子袁守安,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们离婚了。二姐夫是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后人。注229我大嫂是卓王的后裔,姐夫的哥哥叫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注230就住在什锦花园,已经没什么蒙古人样儿了。二嫂是杨儒的重孙女。我姑姑嫁的那个是庶出的,杨四老爷之子杨朗之。崇:我爱人是军机大臣世续的后人,就是保溥仪的那个世续,他家姓索勒豁金,注231属朝鲜。四弟媳是汉人,大银行家岳潜斋的女儿。注232蓉: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先要尽可能找满族,然后就是门第。那时候汉人不愿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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